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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方言记

汉族的先民开始时人数很少,使用的汉语也比较单纯。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居民逐渐向四周扩展,或者集体向远方迁移,或者跟异族人发生接触,汉语就逐渐地发生分化,产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汉语方言分布区域辽阔,使用人口在9亿以上。《钟祥方言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汉族的先民开始时人数很少,使用的汉语也比较单纯。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居民逐渐向四周扩展,或者集体向远方迁移,或者跟异分布区域族人发生接触,汉语就逐渐地发生分化,产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汉语方言辽阔,使用人口在9亿以上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跟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息息相关,只有密切联系汉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了解汉语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为三千,西周初期还分封八百诸侯,那时候汉语及其方言的情况到底如何,因史料很少难以具体论述。但中国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汉语的方言差别已可以从先秦古籍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左传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这段记载说明当时黄河东西的汉语方言已有差异。《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这里说到齐语、楚语,表明在公元前3、4世纪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北方的汉语方言跟南方的汉语方言已有相当显著的差异。

秦始皇消灭了各诸侯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实行“书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种规定标准字体、使

表 1把汉语七大方言在语音上的特点勾划出了一个粗略的轮廓。方言的特点往往交叉出现,有的特点覆盖面很大,有的特点覆盖面小一些。不同特点在区分方言中所起的作用不一。例如古塞音b、d、g的演变,官话方言和粤方言就完全相同,而古塞音韵尾-p、-t、-k的保存,南方粤、客、闽诸方言又或多或少有近似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单凭一两条特征就难以把汉语方言划分清楚。这时不妨再找一些普遍性不那么大,但对于鉴别某一方言却能起作用的特征来补充,使各方言的面目更为清晰。例如古知彻澄母今读t-、t-这一声母上的特征对于确认闽方言就有作用,古入声调演变成为3个或4个入声调的特征,在辨认粤方言时也有作用。有的覆盖面很小的语言特征,却往往能在厘清方言区界时发挥它的作用。例如古匣母字有少数白读为舌根塞音k,如“糊、猴、寒、含、行、厚、汗、滑”等,从福建到广东到台湾,凡是通行闽方言的地方,都具有这个特点。又如古微母字与明母字合为m-,古溪母合口韵的字一部分念f-,这样的语音特征虽然覆盖面很小,也可用来作为辨认粤方言的参考。典型的语音特征对于划分任何一个层次的方言都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官话方言区中几个方言片的划分,古入声字的今调类如何就是很重要的语言条件。向来语言学界把官话方言中“古入声字一律念阳平”作为西南官话的一个突出标志。近来有的语言学家认为山西部分地区、陕北部分地区和河南黄河以北部分地区的方言可以考虑另立晋语方言区,其主要根据也是着眼于这些地区古入声字仍保留入声一类,有别于邻近没有入声的官话。又如在考虑广东省内闽方言应该划分几个支系时,首先应该注意“有没有把送气塞擦音读为擦音”和“有没有出现鼻化韵母”这样的语音特征,因为这正是海南岛闽语和粤东潮汕闽语分立两支的重要依据。海南闽语送气塞擦音念为擦音,没有鼻化韵母,而潮汕闽语则恰恰相反,送气塞擦音不念为擦音,有一系列鼻化韵母。以这类突出的语音特征来衡量雷州半岛的闽语,发现那里的语音特色恰恰介乎海南闽语和潮汕闽语之间,因此,根据语言实际情况,可以把雷州半岛闽语另立一支,作为广东省内闽语方言的三大支系之一。

在选取语音特征来区分方言时,除了声、韵、调三方面的特征外,还要注意某些整体性的特征。整体性的语音特征往往能在区分方言时产生显著的效果。例如音节结构上的特征,什么样的声母能和什么样的韵母拼合,各地方言很不一样。又如口语音和读书音在某些方言中异读现象很丰富,文读和白读几乎形成双轨的局面,这一语言特征无疑可以作为辨认闽南方言的重要依据。再如连读时声母、韵母必然产生变化,这是闽东方言独有的特色,可以作为辨认闽东方言的一个依据。语言特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划分方言时,除了考虑语音方面的依据外,也要同时考虑词汇、语法方面的因素。例如闽方言常用词中的“厝”(房子)、“鼎”(铁锅)、“”(宰杀)、“冥”(夜晚)等,在别的方言中没有,而在闽、粤、台、浙各省的闽方言中却都普遍存在,可以用来配合语音方面的典型特征,作为确认闽方言的重要依据。又如人称代词复数加""(我、你、)这一点,可以作为确认粤方言的语言条件之一, 因为迄今为止, 还没有发现别的方言也用“”来表示人称代词复数的。量词和名词、动词的配搭,各地方言也颇为不同。称人用“只”(一只人、两只人)是客家方言区独有的习惯,这也许可以作为确认客家方言的语言依据之一。总之,语言特征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只要具有典型性,能够对方言的划分产生积极效果的,都可加以利用。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近50年来,语言学家们陆续运用语言材料对现代汉语方言进行分区,有的分为九区,有的分为八区,有的分为五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最流行的是汉语八大方言的分区,即把汉语方言分为: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粤方言区、闽南方言区和闽北方言区。70年代以前出版的汉语教材及有关论著,大都采用上述“八大方言”说。后来方言工作者根据日益增多的汉语方言调查成果,感到七大方言中的闽南、闽北两区宜于合并为一个方言区,再在第 2层次中区分若干不同的闽方言片,其余六区仍然照旧,于是就形成了现代汉语七大方言的分区法。这七大方言区是:官话方言(又称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粤方言区,闽方言区。

方言的分区随着方言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方言资料的不断增加,今后会有新的调整。近年来有的语言学者认为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可以合为一个大方言区:客赣方言区,这样就有了六区之说;还有的方言工作者认为皖南一带徽州方言应该独立一区,则又有了新的八区说;最近有的语言学者提出晋语应从官话方言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方言区,如果原有的七区不动,加上晋语和徽州方言,则可构成新的“九区”说。目前我们暂时采用国内比较通行的“七大方言”说,以便和大多数现代汉语教材及有关汉语方言的论著取得一致。

汉语方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方言之间相似的程度和互异的程度不尽相同。大致说来,汉语方言中差异较大,情况较复杂的地区多集中在长江以南各省,特别是江苏、浙江、湖南、江西、安徽(皖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尤其是华北、东北地区,汉语方言的一致性比南方要大得多。总的格局是:北方各方言一致性大、差异性小;南方各方言差异性大,一致性小。就七大方言比较来说,闽、粤两大方言和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差别最大,吴方言次之,客家、赣、湘等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别要小一些,官话方言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各地官话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别自然要小得多。方言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下面扼要介绍汉语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主要特点。

语音特点汉语七大方言的语音系统各具特色。联系历史发展来看,官话方言的音系比较简单,反映了汉语语音从繁向简的发展趋势;南方各大方言音系比较复杂,更多地保存了古代语音的因素。就声、韵、调三部分来说,官话方言的韵母和声调要比闽、粤、吴、客家诸方言简单得多,唯有声母方面,南、北方言各有繁简,官话方言并不从简。某些整体性的语音现象,例如音变现象、异读现象等,南方各方言大都比北方方言复杂一些。

声母方面北方方言声母分类较细,南方方言声母分类较粗。官话方言中的北京、西安、济南等地声母都在20个以上,而南方六大方言中,除了吴方言以外,闽、粤、客家、湘、赣等方言,声母一般都不到20个,只有湘方言中的老湘语才有20个以上的声母。闽方言素以语音复杂难懂著称,而声母系统却大都是所谓十五音,即15个声母,如厦门、福州都是十五音。现从几个方面联系古声母来看各大方言声母的特点。

①古全浊声母的保留与演变。古并、定、从、澄、崇、船、群、匣、邪、禅等声母都是声带颤动的浊声母,有别于声带不颤动的清声母。这一清、浊声母对立的现象在现代汉语七大方言中,除吴方言和湘方言中的老湘语外,其余大都已经消失,官话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等古浊声母字都合并到清声母字中去了。合并的情况不尽相同,大致有 3种类型:一是古全浊声母平声字合到送气清声母中,古全浊声母仄声(上、去、入)字合到不送气清声母中,官话方言属此类,粤方言也基本上属此类;二是古全浊声母字不论什么声调大都合到送气清声母中,客家方言、赣方言属此类;三是古全浊声母字不论什么声调全部或大部合到不送气清声母中,湘方言中的长沙话(新湘语)属此类,闽方言大部分古浊声母字也念为不送气清声母,但仍有部分古浊声母字念为送气清声母。闽方言中有带鼻音性质的浊声母b、g,这在来源上与古全浊声母并、群无关,是从古明、微母和疑母来的(表2)。

②塞擦音和擦音的分合。古精组声母和知、照组声母发展到现代官话方言的代表点北京话中仍然分为两类,形成、‘、s和、‘、这两套发音部位不同的塞擦音和擦音,加上精组声母在细音(i-、y-)前舌面化,又和见组(舌根音)声母在细音(i-、y-)前舌面化合流而为另一套舌面的塞擦音和擦音 、‘、,这就使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有了、‘、 s,、‘、, 、‘、共3套塞擦音和擦音。这3套并存是北方官话声母数目较多的重要因素。南方赣、客家、闽、粤诸方言则 3套塞擦音和擦音大都只有一套,或为舌尖的、‘、s,或为舌叶的、‘、∫,至于、 、,不但只有一套的方言很少见到,拥有两套塞擦音和擦音的方言,如吴方言、湘方言(新湘语)以及官话方言中的西南官话等,一般也只有、‘、s和 、‘、而缺少、 、。与此相关,闽方言和客家方言(部分字)由于保存了“舌上归舌头”的上古语音特点,古知、彻、澄的字与端、透、定的字有合流念为t、t的现象;而 、‘、在只有一套塞擦音和擦音的方言中,一部分精组字仍念、‘ 、s,一部分见组字仍念k、k‘ 、x(或h),粤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都如此(表3)。

韵母方面比较汉语各方言的韵母,可以看出官话方言的韵母比南方各方言的韵母简单得多。官话方言区各地一般都只有30多个韵母 ,如北京、济南、西安都是38个韵母,沈阳、成都都是36个韵母,只有江淮官话韵母超过40个(扬州46个,合肥43个)。官话方言以外的六大方言中,吴方言、湘方言的韵母数目比较少:长沙38个,上海43个,苏州49个,其余客家、赣、粤、闽等方言区各地方言韵母都在50个以上;韵母特别多的,如闽方言潮汕话有76个,泉州话有72个,比官话方言韵母数多一倍左右。各方言韵母繁简如此悬殊,主要体现在韵母中韵尾的保留和消失上。和古音相比,南方各方言较多保留古音中的系列韵尾,特别是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而官话方言则保留韵尾比较少。此外,在韵腹方面,各方言拥有的主要元音虽然差别不很大,但当两个以上的元音组成复合韵母时,各方言各具特色。有的方言有比较特殊的组合方式,有的方言还有复韵母和单韵母相互转换的现象。韵头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古代汉语语音中所谓两呼(开、合)四等(一、二、三、四)发展到现

代汉民族共同语,成了开、合、齐、撮四呼。以四呼来衡量各地方言,也可看出方言韵母的不同特色。下面从四呼的分合变化、元音韵母的组合、辅音韵尾的保留和分合等方面来看汉语方言韵母的一些表现。

①四呼的分合。四呼的分合在各地方言中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四呼不齐的现象,这在闽方言、客家方言都有所表现,官话方言中的西南官话部分地区,如云南昆明也存在四呼不齐的现象。不齐主要是缺少撮口呼y、y-韵母,有的与齐齿呼i、i-合流,如广东梅州、云南昆明,有的与合口呼 u、u-合流,如厦门(表4)。二是四呼转换的现象。表4中无撮口呼的方言点已显示出有转呼的情况。转呼的突出表现为有些古音属合口呼的字在北京音仍是合口呼,而在某些方言中却转念为非合口韵。常见的如北京念uo韵的字,在南北各地方言中,包括湘、赣、客家、粤、闽等方言和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以及西北官话的部分地区,都有念为开口呼的现象,以古果摄合口一等的字为例(表5)。

却只由单元音独自组成单韵母,显示出复合韵母简化的趋势。例如古蟹、效、流三摄的字,官话方言大都念为ai、ei、au、ou等韵,但有的方言却念为单元音韵母,吴方言表现最为突出,湘方言中的老湘语、闽方言、客家方言和官话方言区的部分方言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表6)。与此同时,另一种相反的现象也显示出方言韵母的特色。某些单元音韵母在个别方言中转化为由元音和元音组合而成的复韵母。例如“毙”字粤方言广州话念为pi,闽方言福州话念为pei。又如“具”字北京话念为y, 广州话念为k┐y,福州话念为ky,也是由单元音韵母转化为复韵母。


  

③辅音韵尾的保留和分合。古音中的辅音韵尾有鼻音韵尾-m、-n、-和塞音韵尾-p、-t、-k。这 6个韵尾在现代汉语各方言中保留和分合的情况很不一致,总的来说,南方方言保留较多,北方方言保留较少,官话方言大多取合并和脱落的方式:鼻音韵尾合并为-n、-两个(有的地方合并为一个),塞音韵尾基本上脱落,只有个别地方把-p、-t、-k合并为-;长江南岸的吴方言一般是鼻音韵尾只保留一个-n或-,塞音韵尾只保留一个-;湘方言鼻音韵尾保留-n、-两个,塞音韵尾已脱落;客家方言代表点以广东梅州市区(含梅江区、梅县区)梅城口音的梅州话完整地保留了-m、-n、-和-p、-t、-k6个辅音韵尾;赣方言南昌话则少了-m、-p韵尾,留下-n、-和-t、-k;粤方言是-m、-n、-和-p、-t、-k齐全;闽方言各支系情况不一,闽东福州话鼻音韵尾合并为一个-,塞音韵尾合并为一个-,而闽南厦门话除保留-m、-n、-和-p、-t、-k外,还多一个-,成了 7个辅音韵尾。在汉语方言的辅音韵尾中,鼻音韵尾-n、-的覆盖面最广,从南到北各地方言几乎都有,或至少有其中的一个。与鼻音韵尾有关的还有鼻化韵。鼻化韵由鼻音韵尾弱化而来,湘、吴、闽诸方言以及官话方言中的华北、西北一部分地区都有鼻化韵;有的地方鼻音弱化以至于从鼻化韵进一步转为开口韵,这在吴方言中表现最为突出(表7)。

声调方面现代汉语方言的声调,总的说南方方言调类多,北方方言调类少。官话方言一般以 4个声调为多,少数5个声调,西北有的地方少至3个。长江以南只有属于官话系统的西南官话仍保持 4个声调,其余各方言的声调都在5个以上:湘方言5~6个,吴方言一般7~8 个(只有上海是 5个),客家方言、赣方言都是 6个,闽方言7~8个,粤方言8~10 个(个别地方少于 8个)。声调数目的多少是反映方言语音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声调中有没有保留古音中的入声调类,又是南方各大方言和官话方言的重大差别。粤方言的调类是汉语方言中最多的,它的入声有3~4个调类(图8)。

音变和异读方面汉语方言的语音特点除了分别从声、韵、调三方面加以分析以外,还可以从音节结构的特点,声、韵、调配合的规律,语音在语流中的变化,字音在实际运用中的异读现象等方面作进一步考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方言中连读音变和文白异读的现象。总的说,连读音变和文白异读在南方各方言中普遍存在,官话方言区的方言,音变和异读现象没有南方方言那样复杂。以连读音变中的变调一项来看,南方各地几乎每个方言都有独自的一套,规律性都很强。例如变调内容非常丰富的吴方言和闽方言,就各有自己的规律:闽方言两字组连读时主要由后一音节决定前一音节的变调,吴方言两字组连读时主要由前一音节决定后一音节的变调。闽方言的连读变调使得每一个字(音节)都有单字调和连读调两种不同的调值,闽东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连读以后不但声调有变化,连声母韵母也要发生变化,形成声母、韵母在运用中的一系列变体,这些变体正是最能体现闽东方言个性的语音特征。文白异读即通常所谓读书音和口语音的不同。南北各地方言都或多或少有所表现,其中闽方言的闽南一片表现特别突出,以厦门话为例,读书音和口语音各司其职,几乎各自形成一个语音系统,成为体现闽南方言特色的重要内容之一。

词汇特点汉语方言之间存在着词汇上的差别,具体表现为各地方言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方言词,这些方言词有的只通行于某个方言区或某几个方言区,有的只通行于某一个方言片,甚至只通行于某个方言小片,某个方言点。方言词汇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源流差异有的方言较多地继承了古代汉语的词汇,这些词汇在别的方言已不用或少用,自然就形成了某一方言的词汇特色,南方闽、粤、吴等方言都有不少这类词语。例如粤方言常用的“睇”(看)、“企”(站)、“行”(走)、“着”(穿)、“镬”(铁锅)、“饮茶”(喝茶)、“”(他)……,闽方言常用的“鼎”(铁锅)、“目”(眼睛)、“惊”(怕)、“厝”(房子)、“箸”(筷子)、“索”(绳子)、“头毛”(头发)……,这些都是“自古有之”的古语词,应该说是同源异流。此外,异源的差异也显示出方言词汇的特色,粤方言中较多借入

以上所举汉语方言词汇的差异大都体现在日常生活用词中。总的说来,南方闽、粤两大方言在词汇方面跟官话方言系统各方言之间的差别最大,有人作过粗略的统计,常用语词中,闽、粤方言和共同语不同的,总数大约在30%以上(表9)。

语法特点语法结构是语言体系中最稳固的。相对来说,汉语方言在语法上的差异性要小一些,但综观各地方言,仍反映出各种各样的语法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 4个方面。

实词的形态变化实词中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变化,即语法学上所谓构形法的手段,在方言中有不少独特的表现,拿重叠来说,闽方言莆田话单音名词有的可以重叠,重叠后作谓语用,例如“目珠柴柴”(眼神呆滞);陕西话单音名词重叠后又可用作定语,如"盒盒粉”(用盒子装的粉);单音动词重叠表示动作概遍性的意义是闽南方言的特色,如厦门话“ 出出去” (全部出去)、“收收起来”(全部收起来)。形容词在各地方言中都可重叠,但形式各异,吴方言就有前加成分重叠(AAB)、后加成分重叠(ABB)、双音形容词重叠(ABAB、AABB)、嵌词重叠(A头AB、A里AB、A透A透)等多种不同的重叠方式。普通话和多数方言里的单音形容词只重叠一次,如“红红”、“白白”,而闽方言的单音形容词却可以重叠多次,并且一次比一次表示的程度更高,如“红-红红-红红红”,必要时甚至可以重叠至 5次之多。再从附加前缀和后缀来看,各地方言也有不同表现,例如"阿"是南方方言常用的前缀,“子”虽是南北各地方言普遍存在的后缀,但使用的范围却很不一致,四川话有“树子”、"羊子"的说法,吴方言用得更广,"车子"、“镬子”、“学生子”,甚至表示时间的词也可以加“子”,如“昨日子”、“明朝子”等。利用语词内部语音变化来表示语法意义,这种内部屈折在方言中也不乏例子。如粤方言用声调的变化来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Ιkla"我食啦”和∫ΙΚ1a“我食(过)啦”,后句意思是“吃”的行为已完成,用变调(∫ΙK的调值由22变35)来表示。闽方言许多地方都利用音素的变化表示人称代词的复数,如厦门话:gua“我”、1i“你”、i“伊,他”,变成复数时是:gu(a)n"我们"、lin"你们"、in“伊们,他们”。

虚词的不同用法虚词的运用是汉语语法的特色。汉语方言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特点。拿助词来看,各地方言的助词跟普通话差别很大。表领属关系的结构助词“的” 在官话方言中大体上都以舌尖音 t 开头,如t、ti之类,而在南方各方言中,大体上都以k、g等舌根音开头,如上海话g、南昌话ko、 梅州话ke、广州话kε、福州话ki。俨然分成南、北两派。又如表示时态的助词,各地方言也很不一样,动作的完成苏州话用“仔”,如“去仔一趟”,广州话用“”,如“去广州”,四川话用“倒”,如“ 吃倒饭”,湖南双峰话(老湘语)用“解”,如“他上解课就回去”等等,各有特色。再拿语气词的运用来看,各地方言有很多独具一格的语气词,如吴方言苏州的“哉”、“哉”、“哚”、“”、“ 阿”,粤方言的“ 咩”、“”、“”、“”、“”、“”、“”、“之嘛” 等等,其中有的语气词所表达的语气很复杂 , 不容易用共同语对译,如粤方言的“”,有时有提醒对方的口气,有时有轻蔑的意味,有时又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口头禅。形形色色的语气词表达了丰富多采的感情,对增添方言的特色很有作用。例如介词、连词等虚词,在方言中也都或多或少有独特的表现。

语序的特点语序在汉语语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各地方言的语序跟普通话差别不大,一些最基本的结构,如主语-述语-宾语、定语和状语在前、中心语在后的格式,各地方言的语序大都相同。可是,大同中仍有小异,例如状语的位置,粤方言有一些常用的词作状语时经常后置,例如:“你去先” (你先去),“食多”(多吃一点儿),“买两斤香蕉添”(再买两斤香蕉),“呢条裤长得滞”(这条裤子太长)等;补语的位置在方言中也有特别的现象,例如“我打不过他”在粤方言中既可说成“我打唔过” ,也可说成“我打唔过”吴方言的绍兴话有“打伊败”(打败他)的说法。双宾语中两个宾语的次序在普通话中一般是指人的宾语在前,指物的宾语在后,但南方粤、闽、客家、吴、赣等方言中都存在着另外的格式:指物的宾语在前,指人的宾语在后。例如“给他一本书”这句话,广州话说成“畀”(给)一本书(他)”,上述其他方言也都类此。

几种句式的不同结构有几种汉语中常用的句子,方言中存在着特殊的结构方式。比较句中的不等式:客家方言用“甲-比-乙-过-性状词”,如“比过大”(他比我大),粤方言用“甲-形容词-过-乙”,如“今日冻过琴日”(今天比昨天冷),闽方言用“甲-较-形容词-乙”的格式,如台北话“台南较细台北”(台南比台北小)。被动句:不少方言中的被动句跟普通话不同,由于没有专用介词“被”,大多采用表示“给予”意义的动词来兼表被动,如广州话的“畀”,厦门话的“互”,梅州话的“分”,上海话的“拨”等,如广州话“畀狗咬亲”(他被狗咬了),厦门话“伊互人拍一下”(他被人打了一下)。被动句的结构有些方言也与众不同,如青海话用“给”表示被动,但却置于动词之后, 如“他的书看给了” (他的书被人看了)。普通话被动句中的“被”字后面不一定要引出主动者来,而在南方一些方言里, 却非把主动者引出不可, 例如“茶杯被打破了”,上海话说“茶杯拨伊(或某人)打破了”,“伊”是不能少的。处置句:就是把字句,汉语各方言结构大致一样,但在介词的选用上各有特色,有用“将”(闽、粤、客家),有用“拨”(吴)等等,有的地方处置句跟被动句完全一样,同一句话可以有两种解释,如鄂东楚语“我把他气死了”这句话,既可以是我“把”他气死,“我”是主动者,也可以是我“被”他气死,“我”是被动者。疑问句:普通话的疑问句可以单纯用语调表示,可以在句末加疑问语气词,也可以在谓语部分肯定与否定相叠;南方各方言在运用肯定与否定相叠时,结构上有独特之处,粤方言常把宾语提到肯定与否定之间, 如“你去学校唔去”(你去不去学校);闽方言和吴方言则采取在句末加否定副词的办法表示疑问,如海南闽语“你去看电影无?”(你去看电影吗?)除了上述几种常用的句子在汉语方言中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以外,有的方言还存在一些独有的特殊句型,也很引人注目。闽方言中有一些用“ 有”、“ 无”带上动词(或动词结构)、形容词组成的句子,在其他方言中就很少见。例如厦门话“者久伊有来我无去”(这一向他来过我没去过),台北话“去新竹有远无?”(到新竹去远不远?)潮州话“伊有睇戏,我无睇戏”(他看了戏,我没看戏)等。

汉语方言的研究源远流长, 历史悠久。大体说来,从扬雄的《方言》到章炳麟的,古代汉语方言学经历了1900年左右;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现代汉语方言学又经历了近70年的发展过程。

古代汉语方言学先秦古籍中已有方言的著录。相传古代帝王为了体察民情风俗,博通天下名物,在每年秋后的农暇季节,派遣使臣乘坐轻便的车子到各地去搜集方言异语。这大概就是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上所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的情形。但这些都还不能说是方言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言文字从先秦发展至汉代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人们阅读古籍已有许多困难。为了适应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的需要,汉代便兴起了以诠释词语为主要内容的训诂学。扬雄《方言》(全名《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汉代训诂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比较词汇集。它的问世表明中国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已经由先前的萌芽状态而渐渐地发展起来。《方言》被誉为中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在世界的方言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从汉末创制反切以后,中国古代语言学在发展训诂学的同时,又渐渐地兴起了音韵学。汉语方言研究跟训诂学和音韵学都有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许多韵书,如李登的《声类》、吕静的《韵集》、夏侯咏的《韵略》、周思言的《音韵》、李的《音谱》等,它们大都是“各有土风”的方言同音字表。到了隋唐时代,中国社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加上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实行,反映在语言文字上,对共同语规范的要求十分迫切,着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土语的风气相当突出。因此隋代陆法言编撰之后,方言韵书不仅很少有新著出现,就是原有的一些也都因被忽视而先后亡佚。从隋唐到宋元之际,汉语语音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正音为目的的《切韵》、《唐韵》、、《集韵》一系韵书,由于跟口语相距日远,渐渐失去了语音规范的作用,只是作为诗韵而被文人沿用。这多少为音韵的研究转向从实际语音出发的道路创造了客观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元末周德清以14世纪初期反映北方口语语音的北曲为依据而编成的《中原音韵》,而且以它为先导,以后产生了一系列北音系统的韵书。这在汉语音韵学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革新,也给汉语方言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比如明朝晚于《中原音韵》 100多年兰茂编的《韵略易通》,晚于《中原音韵》 300多年毕拱宸编的《韵略汇通》等韵书,反映了北方话即官话方言中某些地点方言的语音系统。这一类北音韵书不仅对研究某些方音的历史演变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当地方音跟其他官话方言音系的关系等也都有一定的作用。除韵书以外,某些字书和笔记杂谈性质的著作也有方音材料的著录。如唐代颜师古的、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张位的《问奇集》等书中都谈到各地的一些方音。从魏晋迄于元明时期,方言词汇的研究专著很少,零星的材料大多散见于笔记、杂谈之类的著作之中。如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扬慎的《丹铅总录》、胡应麟的《庄岳委谈》、郎瑛的《七修类稿》等书中都有方言俗语的记载,但其规模和成就远不及扬雄的《方言》。东晋的郭璞继承了扬雄重视活的方言词汇的传统,为扬雄《方言》作了第一个注本,他以晋代方言来跟扬雄所记的汉代方言相比较,指明某些汉代方言词语保存在某地,转移到何处,或已发展为通语,因而《方言注》保存了汉晋时期语言流变的不少材料,正如王国维所说:“读子云书,可知汉时方言;读景纯注,并可知晋时方言。”(《观堂集林》卷五《书郭注〈方言〉后一》)。

清代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鼎盛时期。汉语方言的研究这时也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开展,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就: ①撰写了许多调查、 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其中有的以比较通行的一般性的方言俗语作为调查、辑录和考证对象,如钱大昕的《恒言录》、陈的《恒言广证》、孙锦标的《通俗常言疏证》、钱坫的《异语》、翟灏的《通俗编》、梁同书的《直语补证》、张慎仪的《方言别录》、钱大昭的《迩言》、平步青的《释彦》、胡式钰的《语窦》、郑志鸿的《常语寻源》、易本的《常语》、顾张思的《土风录》、梁章矩的《称谓录》、罗振玉的《俗说》等;有以某个地点方言或区域方言的方言俗语作为调查考证对象的,如孙锦标的《南通方言疏证》、李实的、张慎仪的《蜀方言》、胡韫玉的《泾县方言》、胡文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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