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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

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1948年2月28日),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镇窝溪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早年留学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国民党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周佛海于1946年11月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次年经蒋介石因其抗战中期有功签署特赦,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狱中。

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于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乡。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败落。 周佛海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

1917年,他在好友和学校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

1920年暑假,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定回沅陵探亲。同年,又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11月初,离沪,返回日本读书。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仍赴日本留学。

1922年3月,周佛海从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

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教官。

1929年,出席国民党三大,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训练主任。

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

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

1939年8月,起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0年3月,后又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 、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

1939年12月和1940年11月,曾两次与日本签订秘密和正式的卖国条约。

1943年,被戴笠秘密吸收入军统。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

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 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

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中。 [1]

随着台湾方面解密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情报作战内容和戴笠部分档案,以及2011年10月8日三卷本《戴笠与抗战》的出版,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加入军统为国民党政府服务。

在这次出版的《戴笠与抗战》中,一项惊人的发现是证实了周佛海在抗战中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关系。之前,被盖棺定论的汉奸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汪伪政权中重要卧底。周佛海于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

解密档案显示,周佛海经军统敌后组织策动其反正,以伪职掩护敌后工作,军统局地下电台曾架设在周本人和其妻弟杨惺华的私宅,照常工作;周佛海提供有关汪伪政权的军事、经济以及日本与东北的政治情报。此外,军统局特选派熟悉军事参谋业务的谍报人员,经周佛海推荐担任汪政权军委会作战科长,联络控制已接受策反的伪军部队。当时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任伪军委会副委员长,负责指挥税警部队、保安部队,及伪军第十二军等。而在抗战结束前夕,中国共产党方面也曾策反过周佛海,以和周组成“联合阵线”对抗国民党政府,但未成功。

抗战胜利后,周佛海因汉奸罪被判死刑,后特赦为无期徒刑,1948年死于狱中。这一结局可能与戴笠过早去世有关,因为很多策反人士只与戴笠单线联系。所以在戴笠飞机失事后,许多被军统吸收的汉奸最后均被枪毙。

1921年7月23日晚,党的一大在李汉俊家中开幕,各地党的早期组织13名代表及2名共产国际代表,总计15人,出席了会议,这次开幕式又被称为一大的第一次会议。随后,从7月24日至29日,在李汉俊家召开了4次会议。据周佛海回忆,到了7月30日晚,会议开了好几天之后,“究竟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换个地方。我们在此地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当第六次会议也就是会议的闭幕式即将召开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后就急忙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此情景,机警地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这次会议周佛海并没有参加,因为当天下午,周佛海忽然闹肚子,肚子很痛而且不停地上厕所,根本不能出门,所以就一个人在租住的地方躺在地板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据周佛海回忆说,大约晚上12点,他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走进房间,经毛泽东说明,才知道是出了大事。

被法国巡捕搜捕后,在上海租界内继续开会显然是不行了,周佛海忽然想起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嘉兴离上海很近,何不去嘉兴开会。经过商量后,代表们决定,李达的夫人第二天乘早班车赴嘉兴,先雇一艘大船等着,其他代表乘第二班车去,然后乘船游嘉兴南湖,周佛海也抱病前往嘉兴。当地的人以为他们是游南湖的,也就没有注意他们。他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他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会上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据周佛海回忆,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还选举了陈仲甫(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但据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李大钊、周佛海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大代表陈潭秋也回忆说:“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中央委员。”看来周佛海有可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不是“为副委员长”。至于“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中央局书记一职,一大代表张国焘回忆说:“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包惠僧也回忆说:“陈独秀没回上海以前,书记由周佛海暂代。”由此可见,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周佛海确实代理过中央局书记一职。

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的行踪早被日本警察知道了,回到日本后的周佛海即被日本警方严密监视,警方还通过学校对周佛海施加压力,老师多次警告周佛海,学校方面也以开除学籍威胁周佛海,这些让周佛海惊恐万分。而且,周佛海还带着第二任妻子杨淑慧一起生活,当时杨淑慧与她的父母失去了联系,他们二人的生活十分清贫,靠领取周佛海一人的官费生活。1924年5月底,周佛海回到广州,就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月薪200块大洋。同年9月份,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的教授,别的教授月薪是220块大洋,邹鲁给周佛海月薪240块大洋。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周佛海应按累进额每月交纳、党费70多元,杨淑慧认为丈夫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每月交这么多钱太可惜,就鼓动周佛海脱党。于是周佛海就给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广州区委执行委员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找周佛海做思想工作,都被周佛海拒绝 [2]

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沅陵人。在上中学的时候,他便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曾在龙兴讲寺墙壁上,题上这样一首诗: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甘为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那时,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所以诗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气概。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后仍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1924年脱党。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即蓝衣社)。 [3]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身为卧底的周佛海随同汪精卫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

1938年,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等,沦为时人眼中大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汪伪营垒中,周佛海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早在1921年,周佛海就由于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杨淑慧,而抛弃了为他已生育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郑妹。其时,周佛海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常常去李达家做客,李达比周佛海大7岁,同周佛海是湖南老乡,李达1913年赴日留学,1917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也是官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回到上海,李达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物,陈独秀一见李达就抓住李达的手说:“你搬到我家住吧,帮助我编《新青年》杂志。”,就这样李达住进了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不久李达就认识了在上海启明中学读书的女生王会悟,后来李达与王会悟在陈独秀家里由陈独秀的夫人主持结了婚,王会悟在启明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叫杨淑慧,杨淑慧是湖南湘潭人,与李达又是同乡,杨淑慧的家住在卡德路富里106号,与李达住的老渔阳里相隔很近,所以杨淑慧常去李达家里串门,就这样与周佛海相识了。

杨淑慧并非寻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是当时大上海的闻人,杨淑慧也算是有钱人家的富贵小姐,从小又受过良好的教育,绝非一般的女子可比的。但她十分清楚站在她眼前的这位穷酸的留学生,虽然身穿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瘦瘦的、高高的,但关心政治,她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她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王会悟是一位热心的女人,她见杨淑慧与周佛海颇有几分意思,她决定给二人做媒人,她先找杨淑慧。杨淑慧毕竟长在开放性的大城市里,接受过五四的洗礼,她曾经多次对父母讲,将来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选中意中人后,再带回家让父母过目。王会悟先向杨淑慧称赞周佛海有才华而且将来大有前途,杨淑慧当即就同意了。接着王会悟又找到周佛海,这时周佛海才向王会悟说明自己在湖南乡下有老婆,而且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想到为了自己留学妻子郑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顾母亲及两个孩子,周佛海竟然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这件事,周佛海深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结了婚。聪明的王会悟立即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对周佛海说“杨淑慧可以在你未来的事业上给你提供帮助,而郑妹仅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你可以写封休书给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经王会悟这番鼓动后,当即欣然同意,于是他也不顾在家吃苦受累、照顾老小的妻子是何感受,一纸休书寄了回去,从此便与杨淑慧坠入了爱河。

周佛海很快向杨淑慧求婚,杨淑慧当时才20岁,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的前几天,一位消息灵通的《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在报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条新闻,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已早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当杨淑慧父母看到这则消息后,他们呆若木鸡,父亲杨卓茂顿时感到名誉受到伤害,于是,他拿着报纸找周佛海算账,恰巧周佛海外出,刘仁静就把杨卓茂带到张国焘的住处,刘仁静刚刚向张国焘介绍完,杨卓茂就跳起来大骂周佛海,说周佛海犯了诱骗良家妇女罪,并声言要到法庭上控告周佛海,只有24岁的张国焘与19岁的刘仁静,二人还都是北大的学生,他们从没有见过这场面,连忙紧张的走过去,苦口相劝,让他不要告到法庭上去,他们了解情况后再说。

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就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杨淑慧对周佛海温柔体贴有加,并与其生有一子一女。

然而周佛海好色成性,积习难除。1939年10月,周佛海第二次秘密赴日时,遇东京帝国大医院护士金田幸子。金田幸子年方十九,能歌善舞,后成为周佛海在日本的秘密妻子。

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金融界巨头、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三省经常帮助周佛海寻访名媛供其淫乐,潘三省亦因此而被提升为上海市储备银行总裁。不久,此事即被杨淑慧得知。当她发现牵线的竟是潘三省,更是气上加气,把潘三省叫来一阵打骂,吓得潘三省抱头鼠窜,以后一见杨淑慧就直哆嗦。

事过不久,周佛海又遇名伶筱玲红,一见就倾心,很快就与其姘居。这自然难以瞒过深知丈夫好色之心的杨淑慧,藏娇地点很快被杨淑慧查出。杨淑慧一定要周佛海与筱玲红断绝来往,而周佛海不愿意。两人每天总为此争吵,甚至大动干戈。杨淑慧一怒离京,到上海打算聘请律师办理离婚手续。谁知周佛海已事先指派专人找到密友金雄白。那时金雄白开办了律师业务,周佛海希望金雄白赴车站去接杨淑慧,争取包揽这一案子。杨淑慧见到金雄白,果然把离婚一事托付于他,写了委托书,要求他与周佛海谈判,谈判不成即向法院起诉。金雄白当夜赶到南京。周佛海坦白地告诉金雄白:“我要你还得为我想一个两全之道才好。”

两人商量对策。第二天,金雄白匆匆赶回上海告诉杨淑慧,他已把周佛海说服,周愿意放弃筱玲红。金雄白说:“不过周先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她一些费用。”杨淑慧兴奋地说:“钱无所谓,不论多寡,你随便代我做主。”当天,杨淑慧把准备好的抚养费全数交给金雄白。第二天下午,筱玲红在她名字下按了手印。后来,周佛海悄悄把筱玲红藏到法租界中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田酉次的家里,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周佛海才骗过杨淑慧,仍与该女伶长期悄悄保持姘居关系,经常在此暗渡陈仓,直到抗战结束。周佛海的家丑在当时成为京沪一带传闻的笑柄。

周佛海荒淫之余,仍时时不忘发财。虽然他的财产无资料披露,但他在日记中也不打自招道出了部分事实。周佛海先后以耐劳、慎独、宁远、百忍等二十多个化名在上海数家银行存款近3000万元(约合当时黄金7500市两),据周佛海自谦估算存款“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完成卧底使命的周佛海向蒋介石表态:“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周佛海的“功绩”及忠心使其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一个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在杨淑慧的奔走以及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说服下,1947年3月26日,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的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下令对他特赦。其公馆作为伪产被接收,改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招待所。

周佛海逃脱一死,喜出望外,但庆幸之余,惦量一下“终身监禁”的份量,想起将要在监狱里打发未了的岁月,看看四周的破壁,阴森森的铁栅栏,还有苦于下咽的饭菜,再忆起位于上海西流湾8号的自己公馆里的风景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一种说不尽的凄凉、哀怨、忧伤、绝望顿时涌上心头。窗外秋风萧瑟,黄叶遍地,周佛海挥笔写就《忆西流湾故居四首》:“暮蔼苍茫夕照斜,饮烟缕缕万人家。四围山色红如血,独立高楼看晚霞。”“青草池塘绿柳堤,淡烟漠漠草萋萋。庭花也改人非旧,故向东风怨别离。”“柳映池塘竹映窗,月华依旧白如霜。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负残花院角香。”“月明人静柳丝垂,彻耳蛙声仍旧时。底事连宵鸣不住,伤心欲唤主人归。”

从这些诗作看,周佛海还是颇有才华的。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2月28日,在一阵哀号之后,周佛海口鼻流血,毙命于老虎桥监狱。尸体草草葬于汤山的永安公墓。荒烟蔓草,将一代巨奸彻底埋葬,“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924年春,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时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银元)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戴季陶,邹鲁都是国民党右派,是反对国共合作的人。是后来西山会议派反对共产党的首要分子。周佛海受了他们的影响,革命思想不坚定,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与党离心日益加重,周佛海不缴纳党费,不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活动。还四处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

这年9月的一个深夜,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工作,劝他三思而后行。但周佛海一意孤行,第二天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声明退出共产党。1924年秋,在对其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组织,准其脱党。

脱党后,周佛海逐渐蜕化为国民党右派分子,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周佛海以右派分子戴季陶为“榜样”,积极开展反共宣传。标榜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周佛海连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几名教授,创办了以反共为主旨的《社会评论》。发表:《反共产与反革命》,《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一系列文章,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摇旗呐喊。 周佛海就是通过反共去投靠蒋介石的。周佛海以反共理论家自居,他以他的反共理论和对蒋介石的忠诚,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与重用,负责为蒋介石起草讲话与命令等。周佛海终于挤进了蒋介石智囊团,为蒋介石内战、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之一,颇得蒋的宠信,而周佛海的地位也节节高升。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二九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一九三一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此外, 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先后建立两大特务组织。在国民党建立“中统特务,其核心组织为“清白团”,成员有陈果夫、陈立夫、周佛海等九人。建立第二个大特务组织,就是以黄埔军人为核心的“复兴社”,后改为军统组织。周佛海被指名为该组织最高级干部之一。周佛海身兼两个大特务组织负责人,成为蒋介石最亲信的大红人。

一九三五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趁着蒋介石发表抗日讲话时候,逃离重庆,飞抵昆明,周佛海受戴笠秘密指派,随汪精卫及汪的老婆、亲信等人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逃到越南河内。20日,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陈公博也尾随而至。

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中央政府。周佛海夺得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要职,后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

汪精卫的伪中央政权成立时,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产生的,伪政府实际上是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他甚至狂称:“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在形式上,周佛海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但是由于周佛海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并且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因而其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握有实权的人物。

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

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指挥所属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及警察,以及杭州地区伪十二军等,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阻止新四军武装收复沪杭地区。后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全权指挥驻沪杭伪军。就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为抗战的有功之臣。上海的老百姓不明底细,都被搞得稀里糊涂,不知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九四六年四月,国民党当局先后开始了对汉奸的公开审判。首先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死刑的是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接着,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陈璧君等汉奸,一一受审判,分别被判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受到应有的惩处。但周佛海逍遥法外,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质问当局为何在大小汉奸受到审判时,“独头等汉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无消息?迫于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审判周佛海。由判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周佛海病死在监房中。

周佛海为民国时期最活跃的政治投机分子。其个人政治色彩随着政治投机活动而变化多端,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大”代表之一,一度是政坛大红人物,之后投入蒋介石幕府,抗战爆发后又以卧底身份与汪伪政权合作,为国民党的抗战做出了幕后贡献,但同时也做了一些有愧于历史和人民的勾当。

著有《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往矣集》、《物价问题》、《周佛海日记》等。译有《互助论》、《社会问题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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