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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

字致祥,号孝怀,原籍浙江诸暨县,随父宦游来川,遂定居。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学校、警校、实业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带学生20名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

不久,赴泸州任川南经纬学堂学监。1902年任警察传习所总办。后赴粤,任督署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锡良任川省总督后回川任警察局总办。先设巡警教练所,仿效外国在城市设警察,维护治安。每省设巡警道一名。四川第一位巡警道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周孝怀。他开办巡警教练所在此,街亦因此得名。周爱题字补壁,杜甫草堂内现存的青花“草堂”影壁的“草堂”二字,就是周题写的。 继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厂、乞丐工厂、老弱废疾院,并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破除封建迷信。1908年任川省劝业道总办,通令各属普设劝业局,培训劝业员,大力资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还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这些措施推动了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倡导和督促成立川江轮船公司,参与讨袁护国运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抗战初期在天津设电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刘湘对外联络。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周易杂卦正解》及回忆录《辛亥四川争路记》等。(巴蜀网)

作者:章立凡

金陵清凉泰钦禅师,性豪逸,众易之,法眼独契重。一日眼问众:“虎项金铃,是谁解得?”众无对,师适至,眼举前语问,对曰:“系者解得。”

明瞿汝稷《指月录》

国号之铃 至今无解 

一九一九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团由陆征祥率领,成员包括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其中王正廷系广州军政府所派,由北京政府任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一九四五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华民国代表团中,宋子文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以上国民党)、胡适、吴贻芳、胡霖(以上无党派)、李璜(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董必武(共产党)为代表,并共同在《旧金山宣言》上签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不同政治势力共享中华民国名器的历史就此终结。此后大陆与台湾(背后是统治这两块中国领土的党派)分别使用两个国号,并为联合国的“CHINA”席位争斗了二十五年,最终大陆取胜,但国家至今分裂依旧……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统一障碍,皆与国号问题有关。“台独教父”李登辉于一九九一年六月在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说:“毛泽东最大遗憾是改了国号,如果他们还叫中华民国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关于更换国号的故事,《黄炎培日记》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记载:“夜,在毛主席住处颐年堂小组讨论……年号改从公元(一九四九),但不禁用(三八)”。此处“三八”即指中华民国纪年的“民国三十八年”。次日又有如下记载:

午,周恩来、林伯渠邀餐六国饭店,会集征求人民政协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下应否去掉原稿简称中华民国一个括弧。

此前,《共同纲领》草案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写法,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写上的。黄的日记过于简略,另一当事人司徒丙鹤(司徒美堂的秘书)曾详述午宴上关于国号问题的讨论。

当日出席者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孝怀)、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以耆老居多。率先发言的黄炎培、何香凝表示希望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但轮到第三位发言时,形势很快逆转:

再是前清进士周致祥,据说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司徒丙鹤:《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辑,第三十页)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带头抵制之后,反对的意见就“一边倒”地占了上风,最终否决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意见。

李敖在二OO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一六八集里,谈到了国号问题的另一版本: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说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四九年不应该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四九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

那么为什么要改呢,当时就在大家投票决定继续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的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一个清客,周善培(浙江诸暨县人也)向毛旁敲侧击地说:“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于是,共产党把中华民国这个臭招牌砸掉了,而十六年以后毛后悔了。

李先生讲的这段古,我在少年时代就不止一次听长辈谈论过,看来也不像空穴来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查过很多资料,都无法证实此事。中国的政治往往在密室中决策,若此事属实,则六国饭店的午宴,不过是走一个过场而已。这种私下说的话,正史也不会记载,当是作俑者自己对外吹嘘,才以口碑流传至今。

官场商场 轮番投注

周善培,政声鹊起;他是近代中国警政的先驱(任提法司),在成都首创开辟红灯区的先例;他还是地方官员中最早剪掉发辨的一位(四川人称“周秃子”),其思想之新锐可见一斑。入民国以后,他虽以遗老自居,但长袖善舞,仍系“与时俱进”的人物。上述小传称他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显然遗漏了不少重要历史情节。

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周善培出任大总统黎元洪的顾问,并于1916年11月与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等人在北京发起“政学会”,此即所谓“旧政学系”之由来。1922年春,他南下撮合孙中山与张作霖、段祺瑞组成倒直“三角同盟”。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22年3月20日“伍朝枢偕张作霖之代表朱庆澜、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香港,邓铿、谢持自广州来晤。”

周善培因此卷入一宗历史血案:邓是粤军参谋长,谢是大总统府秘书长,二人皆周之学生,陪老师甫抵广州车站,邓即遭遇刺杀。而周自述此事,则有另一版本:他因投资于戴传贤(季陶)、张人杰(静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而受到损失,听说张人杰电求陈炯明借一百万元为交易所复业,立刻电知邓铿即日赴粤,不料抵达后发生血案。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前夕,周善培曾与韩国钧、张一等耆宿,奔走调停于两省督军齐燮元、卢永祥之间。1925年,这位不甘寂寞的前清遗老,又卷入宗社党人的政治阴谋,企图利用白俄将军谢米诺夫帮助废帝溥仪复辟。其间一位名叫王式的投机家,曾在给溥仪的奏折中密陈:

倘蒙皇上召见臣,更有谢米诺夫、周善培诸臣密陈之言,并臣与郑孝胥、罗振玉、荣源诸臣所商筹款之法,谨当缕陈,请旨定夺,谨奏。(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24页)

到了50年代,周善培对在战犯看守所中关押的故主痴心不改,曾于1956年5月致函老友黄炎培,为溥仪开脱说:“此公真是伤心人,丁巳误于康(有为)、沈(曾植),辛未误于罗(振玉)、郑(孝胥),皆自许为臣,共推为学者、为诗人。旧书真有毒,可叹!”。丁巳指1917年张勋复辟,辛未指1931年溥仪出关投靠日本人。周在信中还拜托黄炎培:“对于溥公,我却有几件永远忘记不了的事实,写如别纸。请阅后转呈毛、周二公,以备参考。”

在“别纸”中,他提到两件事:一是1930年至1931年间,溥仪捐款支持朱庆澜为陕西和长江灾区募捐的义举;二是1932年2月18日(旧历正月十三日)赴旅顺为溥仪祝寿时,溥仪曾对他指天画地说:“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下之不敢得罪国人”,故其出任伪满“摄政”绝非本愿。黄炎培接到此信后,于1956年5月21日致函周恩来,转呈周善培来信并有所关说。

历史可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遗老周善培为故主求情,将视线引到了密筹伪“满洲国”的历史关节点上,也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且看溥仪对这位旧臣的回忆: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从东北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照他们的话说,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份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71页)

溥仪这段文字还有一个更早的版本,谈及罗、周二人“说他们可以凭此去联络那些热望我‘复位’的日本军方人士和东北的军政要人” 。(爱新觉罗溥仪《我怎样当上的伪满“执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第102页)

原来“自许为臣”并将故主推上认贼作父之路的,不止郑孝胥和罗振玉,周善培也在其中,不过是各怀心思,争当拥戴的功臣而已。最后郑孝胥凭藉日本人将溥仪抢到手,“躁进之人”罗、周被排斥在外,没有当成“开国功臣”,才侥幸洗脱了历史罪名。

从以上这些历史片断中,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周善培,一个不断用商业法则进行政治投注的周善培……

遗老善舞 信之不祥 

进入民国以来,以遗老自居的周善培,已先勾挂后过黎元洪、段祺瑞、孙中山、溥仪、刘湘,与政学系、皖系、奉系、孙系、宗社党、白俄、关东军、四川军阀也都联络过感情,当然不会忽视日益壮大的中共。

国民党元老谢持父子,与周善培有两代师生之谊。谢持的孙子谢幼田,曾有如下回忆:

我祖父和父亲都受教於周善培先生,周以眼光远长出名,以周的地位,他庇护了中共的最重要的盟友张澜和罗隆基,与周恩来也有往来。他告诉我父亲,中共将会需要我父这种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我父对家人讲,他“一生不问政治,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就研究过,不过凭本事吃饭,不必怕。”於是就留下来了,并且返川侍候老祖母。

谢持这位不问政治的儿子谢德堪,回到四川富顺老家后,很快在土改镇反中被捕。谢家人十万火急地跑去恳求周善培,请他出面找陈毅营救:

周郑重告诉我大哥转家母:“不必急,你父亲迟早会受欢迎的。”周没找陈毅。当时,周很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即由他取,毛泽东到上海数次登门请益,周到北京也被毛请吃饭。于是我母亲没找在北京教大学的姑父,他可以找李济深和周恩来,周在法国与我父亦有交情。(谢幼田:《我父亲的一张判决书》)

由于“周很忙”,而谢家人又过于信任这位两代恩师,放弃了直接找李济深、周恩来求救的机会,结果谢德堪于1951年3月14日以“恶霸罪”判处死刑。

周善培是川江航运的前辈,与“船王”卢作孚的交谊非同一般。新政权成立之后,周力劝卢及其民生公司船队从香港来归,功不可没,他还出任了民生公司董事长。

1952年“五反”运动中,高压下的卢作孚于2月8日夜间自杀,西南当局严密封锁消息。据《黄炎培日记》记载,2月15日从周善培的来信中得知卢的噩耗,次日即招民生公司驻京代表何乃仁盘问详情,接着往访张澜磋商,下午便将周的来信交给了统战部长李维汉。其后数日间,卢作孚自杀的内情在北京上层逐渐传播开来。

周善培同时将消息透露给《大公报》记者张蓬舟,22日该报二版披露卢“病故”消息后,当即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春桥的严厉责问,总编辑王芸生被迫做检查并受记过处分,该报副总编辑李纯青、编辑主任孔昭恺、副编辑刘克林、采访课主任周雨分别受到警告处分。

亲朋好友不断触霉头,周善培却始终安然无恙。素以“眼光远长”著称的他,常在不经意间给人瞎马骑。他表字致祥却多致不祥,友人从卢作孚到王芸生,弟子从邓铿到谢德堪,主子从溥仪到毛泽东,都不同程度地招致了某种不祥。

另据《张元济日记》记载,1949年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周培善两位前清进士到中南海晚餐,陈毅作陪。毛谈及章士钊欲居北京经营商业,并为老东家杜月笙说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马上反对,张元济也认为杜月笙的名声不佳,门徒众多,恐地方受扰,陈毅表示将对此事慎重处置。周在席间主张读经,张则认为不能向大众普及,“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一科,听人研究”。

由是可知,在对待杜月笙的问题上,周善培颇有见地,因为伟大领袖肯定不会喜欢帮会领袖;他的“读经”主张固然迂腐,倘若活到今天,也必定成为“圣之时者”。而张元济别立经学一科的倡议,如今已在大学中现身……

敌人的敌人即朋友,前清遗老支持新政权,毛泽东也显得特别敬老尊贤,盖因国民党乃共同宿敌也。遗老周善培对中华民国“毫无好感”、卷入复辟密谋不奇怪,但揣摩新主的心思,把更换国号的理由点拨得如此到位,可不是一般的老辣。相形之下,后人的熊猫式和亲及施琅式意淫,越发显得稚嫩可爱。

周善培晚年终于过了一把“开国功臣”瘾,于1958年寿终正寝。新国号满足了毛泽东的历史舞台感,却令他在统一大业上抱憾终生。

系铃人去矣,周善培拴在历史虎项上的金铃铛,至今犹未能解……

2006年清明节 风雨读书楼

《凤凰周刊》2006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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