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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西成

周西成,字继斌,号世杰,桐梓农家子,光绪十九年(1893)生,少入明德学堂,荒于嬉,起从戎。辛亥起事,充杨荩诚卫队,随征常德。荩诚赴京,常德军解散,1913年西成入贵州讲武学堂。

1914年,入贵州陆军第六团任连长。护国军兴,随戴戡征川,取成都。明年川军杀戴戡,西成率一营人马突围回黔,始闻名。

民国九年(1920),卢焘逐刘显世,擢西成为营长,隶窦居仁旅。翌年,调随谷正伦援桂。正伦欲改西成营为警卫,西成怒,率部返铜仁,复归窦旅。翌年,袁祖铭刺死王文华,居仁感愤,欲拥王伯群主黔,王天培、彭汉章、张行玮则拥祖铭,窦部毛以宽、聂凤岗亦率部归袁。居仁愤而出走,交兵权与徐朝光。西成值此隙,以军饷逼营,逐朝光。时居仁弟居康尚在军中,惧而走,西成致电宣抚之。居康返营,竟为西成所杀。西成乃自称旅长,依川军石青阳部,入国民党。

民国十二年(1923),唐继虞挟刘显世入黔,袁祖铭败入川境。西成乃并绿林,横略黔北。已而绿林罗成三密通滇军,反戈击西成,为西成擒杀。遂取遵义。继虞遣张汝骥夺遵义,西成退至綦江,输诚于袁祖铭。祖铭知其有旧于川军,颇疑之,西成乃投熊克武,擢川军师长。未几川军阋墙,西成乘乱攻重庆,掠铜元局,满载而归。已而祖铭与杨森破克武,逐西成入黔,驻赤水。适继虞去职,黔省空虚,西成乃复取遵义,据桐梓,此西成故里也。稍定,复取毕节,自是黔之三四归西成矣。世呼之为桐梓系。袁祖铭见而惧之,与结姻亲,委西成军务会办,兼第三师师长。

民国十五年(1926),中央委西成贵州省长。时北伐军兴,西成以北洋必不能久,乃通洽于蒋公,得贵州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黔事稍平,西成多用桐梓故人,广积钱粮,整顿吏治,清除匪患,逐日坐大。有洋人献雪佛莱轿车,西成乃通公路于贵阳、桐梓之间,乡民称利,此即故古盐道也。

袁祖铭虽驻川,实贵州共主也。五月,祖铭遇袭于杨森、刘湘,退至黔北。西成恐祖铭回贵阳,乃广出说客,言黔省税收之薄,祖铭信然,遂转战湘西,旋为唐生智所杀。时王伯群、何应钦颇得宠于蒋公,西成恐其返黔主政,遂密结李济深。蒋公遣张道藩、李益之赴贵阳佐西成,西成不悦,竟杀益之。

翌年,蒋公下野,西成忖知其诈,乃说李济深曰:“彼此次下野,或不久复职。蒋之为人,有仇必报。故须趁早布置。自中央党部起以至有关各省,使其倾向公等,不能不共存亡。使蒋即复职,亦已无可奈何矣。”济深然之,会各派于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乃携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出走武汉,另立中央。宁汉旋交兵,唐生智败绩。张发奎迎精卫于广州,济深恐失广东,竟与精卫、发奎通洽,共反南京。西成蹈济深后,订黔桂之盟,互驻使节,如两国然。

胡若愚、张汝骥交恶于龙云,西成以滇省可乘,故密结胡、张,委毛光翔为司令,兴兵犯滇。黔军连战不捷,有营长名顾万武者投敌,西成戮其家小二十七口。

蒋公复职,委西成第九路军总指挥,欲争取之。又使李仲公说西南三省,皆不得其果。蒋公乃使驻鄂黔军之李部反攻贵州,西成击却之,李投龙云。蒋公不豫,遂扣押李济深,挟此以令诸侯也。西成乃致电曰:“李任公追随钧座,历有年所,不无微劳。今因到京开会,即被拘留,纵使钧天沉醉,冤雪纷飞;而公道在人,防川匪易,将何以杜天下攸攸之口。”或以其辞过激,以缓发为宜,西成慷慨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何能首鼠两端?何况李任公遇祸,举国同情,我辈若不仗义执言,则意气何在哉?”

未几,蒋公伐桂,令龙云、李陈兵滇黔之边,且致电西成曰:“十万火急。现中央决心讨桂,势在必行。望继斌兄当机立断,通电表示赞助中央,勿稍犹豫,立盼电复。”西成哂曰:“此持刀威吓耳,吾偏不惧。况滇军两师无多,吾意与胡、张并力,同他一战,斩此孽龙。然后联合粤、桂、滇、黔,组织联军,东下讨贼,以纾国难。”

民国十八年(1929)孟春,西成执锐与滇军战,指挥颇混乱。李轻取盘县,普安,袭西成于镇宁,西成死于流弹,年三十六。中央委李为贵州省主席。

周西成故去后,极备哀荣,全省民众合请公葬。1930年元月20日,各县民众代表会于桐梓,公葬周于虎峰南麓,并公祭之。国民政府暨国民党中央最高层领袖如蒋介石、谭延、何应钦、宋子文、王正廷、王宠惠、孔祥熙等均亲笔题赠像赞、挽联,对周赞誉有加。蒋介石并拨专款银洋30万元作周之丧葬及家属抚恤费用,蒋介石为周西成墓撰书华表中联为:“屈指数英雄使君是边陲健者;此间留祠墓父老思阃外将军”。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 、军政部长何应钦亲为其题书篆盖墓志铭,省官吏以全省民众及所属各部分名义致祭并题赠挽联。全省公祭后,于桐梓县城荣德山修建规模恢宏的陵墓、陵园。于其战殁地修建衣冠冢。民众乐输募捐为其修专祠、设祭奠,祠内竖立全省81县及省直机关几乎所有官吏题赠之石碑,致成碑林,蔚为壮观。遵义、平坝等县亦建专祠。黔民相与醵金,在贵阳城北(今喷水池处)铸立周全身铜像。其丧葬奠排场之铺张,为贵州历史上罕见。

在中国近代机制币史上是颇有名气的“贵州汽车银币”。这枚银币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贵州主政的军阀周西成的得意之作,它在上世纪早期的中国金融货币史上确属一件别具一格的“作品”。周西成于1926年至1929年当政期间,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加上交通闭塞,贵州贫穷凋敝。全省每年的财政收入仅700万银元。军费开支以外,早已是捉襟见肘了。周西成因此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尤为严厉,同时,他在整肃治安,整顿金融,创办实业,发展交通等方面也作了努力:修建了贵州第一条公路;创办了贵州第一家机器工厂;购买了贵州第一辆汽车…1929年,周西成购进铸币机器,在贵阳市南郊虹桥,建立了贵州省造币厂,仿铸四川军政府银币和铜币,以此摆脱战乱造成的财政困难。1928年,贵阳至桐梓省道竣工通车,周西成特命贵州造币厂铸造发行贵州汽车银币以示纪念。该银币直径39毫米,重26.2克左右,齿边,成色在78%-79%之间,铸量5万枚。正面上书“中华民国十七年”字样,正中为“贵州银币”四字,中心为“芙蓉花”,下为“壹圆”;背面上为“贵州省政府造”,中间为在草地上行驶的汽车图案,下边为

“七钱二分”字样。草地由28片草叶构成,寓示银币是1928年铸造发行的;汽车前轮12根辐条,寓示一年12个月平安吉祥、如意发达。

贵州汽车银币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它与当时流通使用的银币,有四个不同点:一是有暗记。银币绝大多数没有暗记,而汽车银币在图案的草地中隐藏着由草叶构成的“西成”两字暗记。这是周西成的高明之处,既作了暗记,又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名留后世”。作为黔地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周西成,没有发行自己的人像币,这比同期的唐继尧、陆荣廷、张作霖等军阀当仁不让地发行自己的人像币,显得“谦虚”多了。二是它的汽车图案。贵州的第一辆汽车,是周西成从香港购来的美国福特牌敞篷汽车。由于贵州没有公路,这辆汽车是拆散后,*人挑马驮运入的。银币上的汽车图案即以此车为原形。用汽车作银币图案,是近代银币中绝无仅有的,它与光绪龙、大清龙以及以人物为图案的近代银币相比,确是独出心裁而很受时人喜欢。三是使用了两种货币单位。即采用货币“元”单位,又使用已经废止了的清末货币单位“七钱二分”,这在民国银币中也是仅见的现象。这种不伦不类也反映了周西成虽颇有进取心,但其封建烙印依然十分深刻。四是银币成色不足。民国时期流通的光绪元宝、大清银币、孙中山开国纪念币、“袁大头”及外国的鹰洋、坐洋、站洋等壹圆形开型银币,含银量都在九成左右,而贵州汽车银币则不到八成,显是铸造时有偷工减料之嫌。

周西成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从投军起,他便十分注意抓住一切可乘之机建立和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就在升任营长不久,他便利用同乡、同学或亲属等关系,分别委任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王家烈等人为连长。这样,便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亲信,而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成了桐梓系军阀集团的骨干分子。

一九二一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命黔军援桂,周西成营亦开赴柳州,归属第一混成旅。不久该旅内部意见发生分歧,旅长离职。周西成乘机以全旅伙饷无着逼走参谋长,随即将第一混成旅控制在手,自称旅长,并将毛光翔擢升团长,王家烈、江国、犹国财等皆委以营长之职。

一九二二年四月,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北伐,命石青阳在四川组织讨逆军。周西成率队入川,投靠石青阳,受委为四川讨贼军第三混成旅长,并‘由石青阳、王叔度介绍全部官佐加入中华革命党(即中国国民党)’。在此期间,又收编了四川军阀杨森的一部分军队,得步枪一千多枝,实力更大为增强。

川战结束以后,贵州省主席袁祖铭曾派人对周西成进行笼络。周西成虽然拥有黔北、黔西北地区,但对兵多势大的袁祖铭始终心存恐惧,不敢长期结怨与他,同时又想借助他的支持来帮助自己夺取贵州军政大权。所以,当袁祖铭委托赖心辉向周致意的时候,周西成不但满口答应,而且对过去的种种磨擦‘慨然自承其咎’,还与袁祖铭结为儿女亲家,博得了袁祖铭的信任和器重。因此,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滇军退出贵州后,袁祖铭遂通过北洋政府委任彭汉章为贵州省长,周西成为贵州军务会办。后因彭汉章未如袁所望,袁又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明令委任周西成为贵州省长。这样,周西成终于爬上了贵州省长的宝座。后又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并第九路军总指挥,陆军上将,周西成将贵州军政大权夺到自己手中。桐梓系军阀集团在贵州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一九二三年,周西成已当上了川军边防军第二师师长,毛、王等人皆已升为旅长。这时,以周西成为首的这个军阀小集团,除毛光翔、王家烈、江国等早已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外,又纠集了如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分子。一九二三年底以后,桐梓系盘踞黔北一带,由于一面在当地大力整顿交通,发展商务,设立兵工厂;一面从四川泸县等地按月得到‘军饷若干元,军米若干石’的补给,实力迅速增强,终于形成虎踞黔北、黔西北与盘踞省城的滇军相抗衡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周西成始终牢牢抓住同乡、戚族这根封建纽带,竭力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死硬愚忠的集团。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要让桐梓系的大小官佐乃至每个士兵都懂得:‘本军 前途,即是大家的前途’,从而死心塌地地为桐梓系打天下。

在桐梓系内部,地域观念十分浓厚,整个集团如同一个封建大家族。从周西成开始,军事方面,三个师长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才,参谋长何知重,旅长车鸣翼,军官教育团团长江国以及王家烈任军长时的副军长侯之担等主要军事骨干,无一不是桐梓县人。政治方面,这个集团内凡手握实权,能对时局产生影响的政客或军人兼政客,如熊兆、黄道彬等也都籍隶桐梓。到取得全省军政大权后,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为了防止已经到手的权柄丢失,周西成更加注意排除异己和在各级军政部门中任用桐梓县人,以至发展到“有官皆桐梓”的地步。

周西成对军队和官吏控制得很严。对军队:他规定各营部队都直属军部管辖,各师、旅长,除护卫一个连外,平时无一定所属部队,有事则临时调拨队伍交其指挥。企图以这种方法来将军权集中到自己手里,防止下级军官尾大不掉。对官吏:规定县、局长以上行政官员的任命,必须由 他亲自审定,只有经他目测认可的人才能授给职衔。至于高级文武官员,则非桐梓人不用。自周西成上台以后,把桐梓县能识字的人都拉出来做了官。所有当时有人戏称“内政方针,有官皆桐梓;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形象的描述了当时贵州政界、军界的情况。

从整个贵州到湘西,匪患几百年不断,长期以来官匪一窝、抢劫不断、政令受阻……

周任省长宣布就职时,首先声言:“三个月以内肃清全省各县匪患,逾期如有人在路被劫,由该县县长负责赔偿。”并立即出示布告:“一、大小股匪,允许自新自首,携械来归者有奖,愿留的量才录用,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予以消灭;二、各地驻军,限期肃清驻地大小股匪,剿抚并用。不准株连好人,不准妄放一匪。剿匪时要与当地政府联系,不准借名剿匪扰害民众,随时呈报情况,违者论处;三、民众不准窝藏匪、纵匪通匪,发现有行迹可疑之人,必须盘查底细,弄清去向,不准招留宿食。遇有盘查不清者,及时报知当地政府。因报知而破获重大匪案者奖,明知不报,甚或招留宿食而造成严重事故者连坐;四、商旅无论在何地被匪抢劫,不论被抢财物贵贱多少,概由当地驻军及政府共同赔偿,并以渎职论处(责任人)。”布告一出,民众驻军一致行动,土匪无处藏身,纷纷自首投诚。对于顽固者,实行武力清剿,严加镇压。盘踞于广顺(今长顺)、紫云、定番(今惠水)等地的陆廉山、陆青山,自称司令,拒不投诚,周西成派杨寅亮旅前往,配合民众将其活捉,解赴省城斩首示众。对于拦路抢劫汽车者,一经抓获,即将其系予车后,拖死为止。“黔自民十而还,遍地皆匪。周兼军长莅任,即派遣军队四出清乡,限期肃清。并责成各部队分段负责。

周西成还严厉惩处恶棍地霸,取缔赌博卖淫以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风尚。遵义余鼎臣趁滇军驻遵义社会混乱之时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全城人视他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欲拔去之而不能”。周路过遵义时闻之详情,当即将其逮捕枪决。周的叔辈周廷藩,人称周幺老太爷,在周的家乡横行不法,霸占他人田产,被杨国藩具文控告到省,周接控告后,令即解押到省惩处。后因县里官吏知周法不避亲,事先透露,周幺老太爷避往四川,未抓获始罢。贵阳的私娼舵头“大公鸡”、“老黄太”二人被处以极刑,“四姨妈”、“金边茶碗”示众三天。自是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均大为好转,为百姓的生活生产创造了安定的环境条件

周西成对基层的保长和匪首采取了“重赏重罚、说到做到”的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风气为之大变,治安很快就上了正轨。

1926年8月7日,周西成下令由政务厅科员钟景贤、度支处股长、总金库委员杨丕隆、军需处军需赵体全、参谋处参谋严培俊、副处副官王天鹏等六人组织“财政厅查案委员会以”,由财政厅厅长彭峻带领,“彻查厅历年积弊并黔币总券明目及丁厘税收办法”。初时,钟景贤等以“历年二字似觉太宽,积弊种类又极繁复,清理方法实难入手”,“财厅检出档案与簿据甚不完备,办理最感困难”为词,要求“先清理黔币兑券暨各种征收方法”,“附带清理积弊”。但周坚持认为“治乱安危糸于财政”,财政厅成立十余年来,“厅员多未更换”,若历年积弊得不到清理,势必继续作祟。因此,断然拒绝钟等人的意见,并在批令中明确三项清理内容:“一、清查各厅交待册结是否符合;二、各科收入支出册结有无出入;三、收发簿具与文册对照,有无倒填年月”。并警告查案委员们“务须秉公、勿在徇饰”。在周的督促下,从8月到10月,该委员会共提出调查报告15份,历举出民国以来历届政府在财政方面的种种产,弊端。周针对以往“法制不良,办理者多视为利薮,以致归公有限,中饱居多”,“流弊不可胜言”的状况,明令各地经费局必须每月作出预算决算,查明旧库,缮写两份,一份呈财厅,一份呈省署,以备考查,“不准借故拖延”。同时,分别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历届执政者烂发钞券所遗留的各种复杂问题。并由财政厅通令各县予于冻结,不准再以任何借口强令民间承购

统一财政管理 周西成在清理财政的基础上,为克服财政管理上的混乱局面,下令取消中国银行贵州分行代理省金库。另于省政府下设贵州省总金库。将全省划为15个地区、分设15个支金库,专责全省各种款项的保管收支,决定一切税款均由金库核收,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截留。军政各费所需款项,统由总金库度支、经理二处照章办理,厉行稽核,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省外款项不得解厅即由各县拨用,到省之款不及解库即由会计处摊成分配”混乱现象。

整顿税制调整税率 周西成为解决赋税征收中杂乱情况,下令废止由各县署负责丁粮、田赋的惯例,设立征收局,划分征收范围,各行专责,以防止从中午弊。对于大宗的厘税及正杂各税,分别拟订具体办法和章则,逐步推行。并裁并各地征税局卡,明令各项税款概由征收局负责,实行实解。取消百货、屠宰、烟酒等税的包征办法,统由各地征收局兼征。调整部分税率,如屠宰税即下令“前政府所加之税一律免除”,明确各种牲畜应交税额。改鸦片窝捐为禁烟罚金;颁布《修正贵州官督商办盐务暂行章程》,重新确立四岸(仁局设仁怀;綦局设松坎;涪局设龚滩 ,后改疫小井;永局设瓢儿井,后改设毕节)认商制度;将扩商税列入正式税收项目,成立贵州省护商总所主管其事。1927年撤消护商总所,成立筹饷总局,负责护商税和鸦片通关税的征收工作。另外,在财政厅之外,“设一厘护饷捐稽核总所,以杨德衡为总长,对厘护饷捐局、征收局和县政府有稽核之权,其权力驾于财政厅之上”,“经巡员查报有午弊人员,即派稽查队前往逮捕,解押进省。

周西成清理财政,对革除积弊起了一定作用,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1926年全省财政收入仅为367万元,次年即增加到434万元。使已经濒临崩溃的财政有了转机。

对于防治腐败,他把大小官员带到花溪的城隍庙,让他们在上任之前必须立誓赌咒:“本人在职期间,如有贪污,必受千刀万剐。”并写在纸上签字画押备案,严格按“合同”办事。比如独山县县长张得鹗,因“违背誓言”被斩首示众;遵义县县长拓泽忠,被撤职并派兵“押解进贵阳”;贵阳某官员因贪污,被割去耳朵,钉在枷上,游行全省示众;周西成的侄儿因贪污被下令处死……虽说此举争议很大,但一时间贵州政坛确实干净了许多。

在军阀时代,最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还不是衙门贪腐,而是“兵灾”。行伍出身的周西成对这些都心知肚明。于是他在军中推行了“一条鞭法”:如果发现士兵和百姓有争端,无论起因如何,一律判当兵的不对,执法队马上提起鞭子当街抽打士兵。

1926年,周西成接受教育界的建议,将贵阳主要的几所中学、学院合并组建为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准备设立农林、化学、经济、土木工程、矿冶、机电六个系,这是首次提出“贵州大学”的名称。后来周西成战死,计划中途夭折。很多年后,经历了无数波折的贵州大学才正式成立。

彭汉章主政时期,因教育经费未予满足基本需要,“各学校风雨飘摇 ”。1925年冬,“各学校一齐放了年假,直到翌年5月,还未开学”。周西成就职,“立刻发款接济五校,于是乎弦歌之声洋洋盈耳”。1927年2月正式成立教育厅,以周恭寿为首任厅长。4月,《贵州省教育局暂行规程施行细则》公布实施,明文规定废止劝学所,设县教育局,承办教育行政事宜。实行“各县教育经费独立”,“通令各县清理学款,不准擅行挪移”,制定“教育人员任免及限制条例”,公私并举。于是各县中学相继兴办,安龙、兴义、黔西、天柱、大定、铜仁、瓮安、黎平、思南的县中了逐渐成立。于是“男子师范学校开办后期师范”,“女师范则增设特班”,以解决师资的不足。

1928年初,周创办贵州大学。校址设于贵阳南明河畔原省立二中所在地。任命教育厅长周恭寿兼校长。“学校设文、理、预科各一班,土木工程、经济、医事三专科各一班,约有学生二百余人”。师资一为刚从国外大学毕业回省者,如罗登义、花来峰、杜叔玑等;一为聘请学有专长的杨覃生、王疏农等。该校毕业学生,即分配充当各县厘金局长,征收局长等职。周西成死后,1931年元月,矿产专科学生修业期满,学校即宣告结束。

周还着力推进学生体育运动。1927年11月,在贵阳团坡举行全省第一届运动会,周出席开幕式。中学部竟赛项目有100码、220码、440码、880码、1500码赛跑、高低栏、440码接力、跳高、跳远、铅球、铁饼、标枪等。“篮球是首次列入贵州运动会”。次年秋又举办第二次运动会。正进行间因滇军入侵,缩时间,于第三天匆匆举行闭幕式,周出席闭幕式后即赴铜仁督战。

周西成视修筑公路为“开贵州之生路,辟全黔之利源”的前提。意识到在这地无三里平的贵州高原,交通极为不便,很难向外发展。省会贵阳,交通也十分闭塞,远途运输,全靠人挑马驮。从贵阳到四个邻省边境,步行要走7、8天以上。这种现状对于指挥全省军事和货运往来都极为不便。于是,周西成决心开辟公路。1926年9月9日,省城环城公路开工典礼在贵阳头桥举行,周西成亲自扛着锄头,夫人钱顺英抬着撮箕,向紫林庵走去。他们的后面跟着厅局长、各军政要员和他们的夫人,再后面就是军工,最后是男女学生。官太太和女学生拿起锄头上街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她们含羞带笑,锄头不知是拿着好还是扛着好,引得万人空巷,传为美谈。军政要员及其夫人、学生们的劳动只是象征性的烘托气氛的一种点缀,修路的主力当然是军工和民工。这种数千人场面在当时确实是一项创举。周与袁祖铭率先破土后,即行开工。该道路环贵阳城全城10余公里,路面宽约三丈。是贵州最早修筑的公路。修公路对贵阳人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为了扩大影响,周西成发动了全城中小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上午9时至下午4时在工地挖土方,收工时,每人发银元一枚。

1927年,下令将路政总局,直录省政府。并令各县成立路政分局,开始修筑长途公路。规定凡“公路经过地方,由路政分局督饬各区,征集全县民工分段负责修筑,限期完成”,“工程事宜一,由路政厅指派工程人员分赴各县指导工作,并设置巡员往复巡察,督促进行”。“并且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参加筑路,命令各地驻军上路做工,还采取以工代赈办法,让灾民参加筑路。筑路经费由省金库负责”。“一时雷厉风行,勘测载道,路工塞途”。先后动工的线路有:

贵赤线:自贵阳经乌江、遵义、桐梓、温水、土城而达赤水与合江的轮运相接。全长400余公里。1927年1月11日动工,次年4月27日,“贵阳北至桐梓的公路通车”。通车里程220.61公里。

贵西路:自贵阳经清镇、平坝、安顺、镇宁、关岭、安南(今晴隆)、普安、盘县而达云南平彝,全长约400余公里。

贵南路:自贵阳经龙里、贵定、都匀、独山而达麻尾入广西南丹。全长334.67公里。1928年春开工。“自贵阳至甘粑哨一段,长121.5公里,糸周氏构筑,1929年完成,工程多不标准”。此外,尚修筑陆家桥经麻哈(今麻江)至下司的陆下约40公里,于1928年春动工,当年12月通车;贵阳至定番(今惠水)的贵番支线,全长约50公里,1929年春动工,周在世时,路基修至青岩;由清镇经黔西、大定至毕节的清毕支线,全长约280公里,于1928年动工,周在世时仅修了部份路基。

从1926年8月至1930年6月,在近四年的时间内,“共计修的马路有二千余里,修筑桥梁,大桥十座、小桥有140余座”。周在世时,全省通车公路约一千里。据当时代理运输处长吕济的呈文,1930年3月28日,可知全省共有客车二辆(城镇汽车)、贷车六辆(长途洗车)。客车专作公车使用,贷车于安顺、乌江等地营业。开始筹组“贵州先导汽车运输公司”。

贵州的第一辆汽车,是周西成专门从香港购来的福特汽车。由于当时省内修建的公路还没有连接到外省,这辆汽车是被拆散后,人挑马驮运进来再重新组装的。他让这辆汽车在贵阳郊区的示范公路上一圈一圈的跑,让贵州的官民感受现代化的气息。这段往事,被历史学家传为笑谈。

随后设立了公路局,制定了《全省马路计划大纲》,首次提出了“县县通公路”的设想。周西成死后计划搁浅,解放后很多年这个目标才实现。

至1929年止,贵阳到安顺、黄果树,贵阳到遵义、桐梓的公路通车;贵阳到赤水,贵阳到毕节路基建成。公路修通后,汽车代替人力运输川盐,成本降低了许多,老百姓“吃不起盐”的现象得到缓解。今天,遵义到重庆已经是高速公路,但很多人都会专程去体验一下娄山关的那“七十二道拐”。

后来政府出资成立了“贵州先导运输公司”,作为示范,购进美国汽车10辆投入运营。其后民间资本先后成立了40多家私营运输公司(车行)。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解放前商业运输一度蓬勃发展。

山城入夜灯似豆,山城风残听梆更。山城三里荒野冢,但闻犬吠伴狼声。”这首诗,真实再现了当时贵阳的“夜景”。没有电灯,夜幕降临就是一片昏暗。周西成当政后,拨专款在甲秀楼旁建了一套发电设备。并向技术人员下令:“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发不出电来就枪毙”。1926年6月,点亮了贵州第一盏电灯。

贵州电讯设施极为落后。1926年,贵阳市内电话经扩装后仅105部。对外线路电报,仅能通达毕节、洪江、重庆、荔波、江等地。1927年,周西成从广西运来150瓦特无线电机一部,在贵阳城南观风台建无线电台。后移城西陈公祠。与南京、广东、广西等地建立联糸。经后逐渐扩充,与各通都大埠,均可相接。并设城乡电话局,由地方筹款兴办电信事业,经三次派捐收款一万余元,于1928年完成。以后“各县增设者亦日渐加多,遵义、安顺等电话局的设备较为完全。线路分达四乡”。并于同年创设城乡电话学校于贵州电政监督处。

1927年春,周西成令建设厅技正花来峰(曾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专攻电机、物理)负责技术,将袁祖铭弃置镇远多年的一套直流发电机组运到贵阳,在城南诸葛武候丞相祠和鄂文端祠创设电气局,于次年8月15日发电投入运用。该局初由刘述锡主持。“职员、工人合计80余人,机器最大马力一百匹,……,有泰来洋行75千瓦直流发电机两架,……供给全城电灯,计16支烛光有2500余盏,32支有350盏,50支150盏”。

1928年,周为纪念公路通车,在贵阳南门外设造币厂,铸造过面值一元的‘汽车银币’,铸造总额为五万枚,铸工精细美观,银币成色高于周氏1924年在黔北赤水仿四川汉版银币56%,低于当时中央政府规定标准的12%左右。

兴办模范工厂:该厂专营织布,产品达数十种,行销贵阳及省内各县。除贵阳的模范工厂外,部份县也设立了简易工厂,平民工厂。

兴办造纸厂:厂址设于贵阳南门外,其产品分别名为正、混同、双朱等。

兴办白药厂:其产品专属军用。

兴办黔隆煤油厂:龙里泡木冲发现石油,周派农工厅长付启钧矿业专科毕业生文中让前往验视后集资兴办。由于生产方法落后,不久停办。

开采朱砂、锑、铅等矿:“铜仁大喇洞朱砂,安南(今晴隆县)

锑铅之采办,均有相当之成效”。

设立威水毕矿务局:“委任专员,办理三县矿务”。

在各县增设实业局,“以努力于垦荒、森林、牲畜、蚕桑以及农产之振兴”,对于贵阳的农业试验场,“则力加整理”,这些工作都由农工厅“统筹设施,以期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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