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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国文联原主席)

周扬(1908~1989),原名周运宜,字起应。作家,现代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文革”中受批判并被监禁。粉碎“四人帮”后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等。

1923年与吴淑媛结婚。

1927年5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因暑假回家未带组织关系而脱党。

1928年,在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同年冬留学日本。

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

1932年3月在上海重新入党,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参加文化反“围剿”的斗争。同年10月接编左翼刊物《文学月报》。

1933年4月,在《现代》杂志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当时国内介绍和论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早的文章。

1935年,中共江苏省委、文委等组织遭破坏后,7月成立新的文委,任书记。

1936年,随着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主张建立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赴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文艺战线》主编等职。

1944年编选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系统介绍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文艺问题的论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延安大学部分人员到晋察冀,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部长。

1949年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2年,出版《坚持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等论文集。

1958年与人合译《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等著作。

60年代初,抵制江青对文艺界的粗暴干涉和摧残。

“文化大革命”中遭诬陷,被公开点名,投入监狱。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学部委员,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1979年,主持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总结几十年来文艺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新时期的文艺任务。并诚恳总结个人工作中的失误教训,对遭受不公正批评和待遇的同志,一再表示歉意,赢得人们的敬重。

1989年逝世,享年81岁。

周扬,原名运宜,字起应。1908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新市渡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在长沙读中学时期,他受“五四”文化运动影响,酷爱新文学,阅读了大量新文学书刊,并开始文学创作。中学毕业后,周扬来到上海,曾先后就读于国民大学和大夏大学。其间、他广泛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积极投身于爱国革命活动,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散发传单,向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北伐战争的伟大意义,和组织进步学生演讲会,探讨科学救国的道路。

1927年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年轻的周扬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大学毕业的周扬,因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踏上去日本寻找党组织的旅程。在日本期间,周扬除了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还研读了大量的亚、欧、南美等外国文艺方面的著述。其中主要是俄国、苏联文学。由于他在日本呆的时间不长,周扬没有进入日本大学学习,但他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并与日本左翼文化人士有过来往。当时日本左翼文化运动正处兴盛时期,普罗文学影响极大。其间,周扬还因参加左翼运动曾被日方警察逮捕,后被人保释出狱,1930年回国。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斗争的疯狂破坏和摧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并逐渐出现了农村革命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内文化革命斗争深入发展的局面。当时,早期曾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一批进步作家、学者陆续汇集上海。其中有不少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亲身参加或目睹了辛亥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北伐革命战争,目击了“四一二”大屠杀,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假革命、真反动的嘴脸。随着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使他们看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看到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当时上海的两个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同仁都一致为倡导和建设革命文学不遗余力。他们以所属刊物《创造月刊》和《太阳月刊》为阵地,从1928年1月起,一齐吹响革命文学的号角。

1930年3月2日

在鲁迅与创造社和太阳社同仁的积极筹备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界的著名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主要为太阳社、创造社成员。会议选举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田汉等7人为左联常务委员。大会通过了冯乃超起草的左联纲领。纲领中提出了一个革命作家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扫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它庄严地宣称:“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大会上,鲁迅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演讲,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建设的许多关键问题和其建设宗旨。左联成立之初成员有50多人,后来逐渐发展到近300人。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先后建立左联小组,北平和日本还成立了左联分盟。从此,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但使它在中国人民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犹如鼓舞人心的号角,起到了重要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也使它很快成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早期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左联成立不久,周扬即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稍后,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他在《摩登月刊》上发表《约翰李特俱乐部之组织(美国无产文坛进讯)》和《美国无产作家论》。

1931年至1932年,在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中,周扬先后发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和《文学的真实性》,他与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一起,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严正立场,阐明了文学的阶级性。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并从理论上深刻揭露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鼓吹“创作自由”的虚伪性。他说:“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的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认识客观的真理,换句话,就是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的真实性。”1932年9月,周扬接替原由姚蓬子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在左联组织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周扬发表了《关于文学大众化》一文,充分体现了他的办刊宗旨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及文学观。他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文学运动开始了新的道路,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新文学要加速大众化的进程,充分发挥鼓舞人民群众斗志的作用。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职务,后来周扬升任文委书记,才由戴平万接任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一直直接领导“左联”,直到“左联”解散。

1935年春

阳翰笙被捕,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从1933年至1936年底,周扬一直负责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为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及发展壮大左翼文化事业披荆斩棘,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段时期,周扬的文学活动,仍以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作品为主,另外,还翻译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及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如:柯伦泰(苏)的《伟大的恋爱》、顾米列夫斯基(苏)的《大学生私生活》、果尔德(美)的《果尔德短篇杰作选》、库尼兹(美)的《苏俄文学中的男女》、《安娜卡列尼娜》等。此外,他还著有《巴西文学概观》、介绍《铁流》作者绥拉菲莫维奇及评果戈理的《死魂灵》作品,并编写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等等。关于高尔基的创作,周扬曾先后写有《夏里宾与高尔基》、《高尔基的文学用语》、《高尔基的浪漫主义》论文,还翻译了《奥罗夫夫妇》等作品。他在1933年4月号《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把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一篇文章。该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中国文艺界介绍并阐释了苏联文学界正在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批判了所谓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错误,论述了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并针对当时左翼文学创作的缺点,强调了艺术需要形象思维的观点。随后,在与胡风就文学创作的典型问题展开的论争中,周扬发表了《现实主义试论》和《典型与个性》等文。在这两篇文章中,周扬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阐述典型与个性的依存关系。

“左联“时期,正是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军事围剿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高潮时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左联”的工作开展起来非常艰难。国民党反动派一边采取查禁进步书刊、封闭或捣毁书店的办法,禁止左翼文学的传播,一边采取逮捕、暗杀左翼作家的卑鄙手段,妄想一举围剿左翼文化。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周扬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纠缠。那时,他和其他左翼作家一样,生活主要靠稿费来维持,因此,生活非常拮据 。后来,他的夫人苏灵扬在一篇回忆文中曾说道这段生活:“我当时被这批共产党员的精神所感召,也由脆弱逐渐变得坚强些。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周扬却有句口头禅:‘不要紧,总有办法的。’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找钱’。”1936年元旦,周扬和苏灵扬唯一的女儿即将出世,可周扬跑遍同志们的家,也没有筹集到送苏灵扬去医院生产的费用。最后好不容易找到郑振铎,才借了20元钱,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1936年

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党的斗争策略的转变,以及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周扬等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人认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克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提出新的、能够更广泛地团结文艺界抗日力量的文学口号,主张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散“左联”,提倡“国防文学”,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主流上。周扬的这篇檄文,是一篇抗日文学的宣言书,是投向日本侵略者的匕首和投枪,在一片火热的激情世界中,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再一次给不同阶层的文化工作者提出了前进的目标。“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得到全国各地文艺团体及知名人士的赞同,“国防文学”运动迅速遍及全国。许多有着不同艺术爱好和人生信仰的作家,由宣言而行动,都一致地表现了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努力的共同决心。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缺陷,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适时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革命作家的希冀和要求。

由此,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就文艺为抗日斗争服务等问题展开了近半年的尖锐争论。周扬还写了《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文章。1936年10月,这场争论的结果,促成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代表文艺界各种派别的21人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宣言的发表,不仅标志着左翼文艺界经过论争统一了认识和思想,达到了更紧密的团结,也为其后的抗战文艺运动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战文学运动亦同时轰轰烈烈地展开。随着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文艺界也建立了各种全国性的统一战线组织。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 )在武汉成立。其口号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本着“给民众以激发,给战士以鼓励”的创作宗旨,号召作家积极融入到工农兵群众中间,投入到现实斗争中去。大会选举郭沫若、茅盾、丁玲、田汉、老舍、郁达夫、巴金、张道潘、胡秋原、曹禺、朱自清、夏衍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为名誉理事,周扬等15人为候补理事。稍后,上海、昆明、广州、香港、延安等地都成立了文协分会。同年5月,周扬发表《抗战时期的文学》,从理论上阐述了特殊时期革命文学的创作方向。

1937年秋

周扬夫妇与艾思奇、周立波等12人来到延安。周扬到延安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几年来上海文化界的情况,还不满三十岁的周扬受到毛泽东的信赖,被党中央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等职,负责边区的群众抗日救亡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不久担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倡议成立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职务。从1940年到抗战胜利,周扬一直主持着延安鲁艺的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发展呕心沥血。这段时期,也是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上逐渐走向成熟和对于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尝试阶段。周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开始对“五四”前后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五四”以来的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曹禺等人的思想和作品进行研究。先后著有《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成长》、《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二三零感》、《精神界之战士》、《郭沫若和他的〈女神〉》等文。

后来周扬又多次撰文和发表讲话,提出重新认识鲁迅,重新学习鲁迅的重要性。对于鲁迅,周扬曾以四句诗来概括他和表达自己的崇敬:“横眉俯首,百代宗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曾说:“论读马列主义的理论书,鲁迅可能没有我们读得多。但是鲁迅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我们远远比不上他。他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来学习马列主义,所以他比我们更懂得马列主义的精义。”在美学上,他先后发表了《我们需要新的美学》、《“文学的美”的论辩的一个看法和感想》等文章,并翻译了俄国著名美学家别林斯基等人的美学理论方面著作。尤其是对于俄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和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周扬对他的美学思想非常推崇。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学术立场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大部分作品都知道,列宁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作家,始终站在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上。

周扬先后写过《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唯物主义的美学》等文,翻译过他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即《生活与美学》。《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当时,在欧洲的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著作以极其可贵的理论勇气给予了黑格尔的唯心美学以尖锐的、猛烈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周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十分赞同并大力宣传。对于我国美学事业的发展,周扬一生都极其关注。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在昆明召开前后,周扬还发表了《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和《重视美育教育,加强美育研究》,对青年一代的中国美学工作者提出要求和希望。对于作家如何正确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周扬身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都一再强调文学来源于生活和“美即生活”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他的《文学与生活漫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说:“我是主张创作家多体验实际生活的,不论是去前线,或去农村都好。因为这,我曾被讥为‘前线主义者’,但我却至今不以我的主张为错误。” 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周扬当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眼光,充分肯定了《讲话》的重大思想意义。他不但自己认真学习《讲话》的精神,在课堂上讲给鲁艺的学生们听,帮助他们学习和领会《讲话》的深刻内涵,也在各种文艺活动场合热情宣传和贯彻《讲话》精神。周扬一生都孜孜不倦地从事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解说和应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周扬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文章和作者以极高的评价。为贯彻《讲话》精神,在积极倡导新秧歌运动中,周扬写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并指导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一起,改造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新内容。

1943年春节期间

鲁艺排演的《兄妹开荒》等,就是这种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新秧歌剧。对群众在文化上的创造,周扬不仅重视,而且满腔热情地歌颂与扶持。次年,他又先后发表《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论秧歌》等文,并组织编选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1943年底,他亲自写了一篇报道式的文章,向大家介绍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他把孙万福带有丰富色彩、带有诗的结构和风格的言语,一字一句记下来,写成了五首真正庄稼汉的诗。最后他为孙万福祝福,祝福他第一在粮食上,第二也在诗上有更好的收成。对赵树理等人的作品,周扬也热情地评论过。

同年秋,周扬鉴于鲁艺的同学没有参加文艺座谈会,便邀请毛泽东主席给大家讲课。那天,毛主席穿了一身灰布军衣裤腿膝盖打了两块补钉,到“鲁艺”篮球场给全体师生员工讲课。号召大家: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走向社会。他一边幽默地讲,一边做着动作:“把屁股从资产阶级那边坐到工农兵方面来”。1943年,周扬任延安大学校长兼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院长,按照党中央的决定,要将该院办成为中国革命培养一批高级文艺干部的学院。他遂将延安著名作家、艺术家,聘为“鲁艺”学院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例如“鲁艺”文学系的教授、讲师就有艾青、萧军、高长虹、何其芳、陈荒煤、舒群、周立波、公木、欧阳凡海、严文并、李又然同志;萧三、丁玲、艾思奇等人被聘请为校外教授。“鲁艺”的大部分学员解放后就脱颖而出,成为又红又专的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美术家、表演艺术家、新闻骨干、文化行政管理干部。“鲁艺”这个毛泽东同志亲自关怀的艺术大熔炉,为当时各解放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文艺干部。在此期间,周扬还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1944年5月由解放社出版。短短几年中,此书由不同出版社多次再版,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随身携带的工作“指南”。周扬为该书写了长篇序言,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他在序言开篇中即称:“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课本。”在回顾革命文艺兴起和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历程后,周扬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文艺家应当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这是一个伟大然而困难的任务。我们文艺工作者一方面没有和群众紧密相结合,他不懂得、不熟悉群众;另一方面又没有完全摆脱过去文学的陈旧传统,他们比较地习惯擅长于揭露旧现实的缺陷,而还不善于歌颂新时代的光明。”正如他在结尾部分写的:“新民主主义的伟大时代也应当产生它的伟大的作品,而且我相信,只要有了正确的方向和坚持的努力,一定会产生伟大的作品……”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前进大道上,周扬这样希望着,自己也这样努力实践着。

1945年

鲁艺的师生们在他亲自指导下,创作和演出了新歌剧《白毛女》。该剧由于故事传奇、歌词生动、曲调动听、感人肺腑,立即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向全国,飞向世界,成为不朽的名剧。它是在新秧歌剧的基础上诞生的我国第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新歌剧。它一经问世,立即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崭新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千干万万的观众,成为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

日本投降后,延安大学全校师生到晋察冀解放区(张家口)工作。全校组成了一个行军大队,下辖行政学院、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中队,周扬任大队长。周扬到根据地后,历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等职。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周扬继续致力于推动和引导革命文艺的健康发展工作,持别是对创作抓得很紧。这一时期,他写了《论赵树理的创作》的长篇论文,对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和他所写的两部小说所取得的成就,热情加以赞扬。另外,他还发表了《人民文艺问题谈话》、《〈解放区短篇小说选〉编者的话》、《民间艺术和艺人》、《新的人民文艺》等文。他不仅是从理论上提出应对民间文艺的重视,更用实际行动支持着民间文艺工作的开展。

全国解放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艺术局局长。他作为第一任文化部的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肩负着相当繁重的任务。如何把国民党遗留下的旧文化烂摊子改造好,如何把新的文化事业尽快建起来、建设好,在创作上如何繁荣人民大众的新文艺,以代替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动文化,特别是如何改革旧社会保存下来的民主精华和封建糟粕并存的传统文化,使它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都是新中国文化工作者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提出首先还是要抓创作,主要是电影和戏剧,并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后抓创作要根据国内外斗争形势发展,首先要反映国家的建设、反映人民生活的变化、新事物的成长。要创作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作品,反映新与旧的斗争、前进与落后的斗争的作品,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改革旧戏曲,开创新电影事业,以及国际文化交流和为新中培养人才的艺术教育,都在他工作范围之内。

1954年

周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他主持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亲自抓高校文科教材的总体设计、人员安排和某些教材的审订出版工作。对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周扬也十分重视。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报告中提出了“出成果、出人才”的口号,要求自然科学家多出成果,多做贡献。1954年12月,周扬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发动了批判胡风的运动,使不少人蒙上了不白之冤。1958年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毛泽东看了以后,专门给林默涵致信说:“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1961年,中宣部召开了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和电影创作会议。在会议期间,周扬与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审改了由文化部拟订的《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为文化部文件发到全国文化行政部门参照执行,使全国各地剧团工作有章可循。此时他出版的主要论文集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并和郭沫若合编了《红旗歌谣》一书。1964年,在林彪、江青一伙已开始在文艺界掀起妖雾腥风的时候,作为建国十五周年的献礼,周扬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坚决主持完成了新中国革命文艺的经典杰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从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多次批评周扬政治上有些右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于手软。尽管周扬认为文艺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但看到大批文艺界优秀人才被斗倒,不能从事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周扬的心情不能说是没有矛盾的。对于毛泽东指示将“胡风集团”定位“反革命集团”一事上,尤其是跟着牵连到那么多文艺界人士,周扬当时也是有过犹豫的。1957年秋,反右派斗争最高潮时期,一些人就要不要把某某画家打成右派而争议时,周扬出面婉转地加以制止:反右派斗争不必在美术方面深入下去了,不然,会画画的都成了右派不能画画了,剩下的都是不会画画的“左”派,是不利于美术事业的发展的。他的这个意见,可以说在无形中保护了一大批人。当时,康生、江青整材料称“四条汉子”(即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专横把持文艺界,要公开批判后面三个人。1965年,毛泽东在两次批示以后召见了周扬。这一次,也是周扬与他所衷心崇拜的伟人最后一次会面。谈话中,毛泽东针对他“政治上不开展”,毫不客气地指出:“你和文化界的老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能再温情了。”周扬虚心听取了毛泽东的批评。但他却没有预感到,一场文艺界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乌云已在天际翻卷了。

1965年下半年

医生检查出周扬患了肺癌,让他在阜外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后周扬去天津休养。还在养病期间,“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一开始,周扬即被打倒。当时,报刊上到处可看见 “批倒批臭周扬”的大批判文章。林彪、“四人帮”一伙给他扣上的罪名五花八门,主要是:“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奴隶总管”,中宣部“阎王殿”的“二阎王”,“四条汉子”之一,“反对鲁迅”,“招降纳叛”等等。一夜之间,周扬从领导当代思想解放运动者。成了万恶的阶级敌人。但他相信毛主席是信任他、了解他的。他一遍又一遍安慰为他担忧的妻子女儿:“我对党的忠心,对毛主席的忠心,对社会主义的忠心,他们可以去查。事情总会搞清楚的。1967年1月,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发表长篇大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对周扬进行了大肆诬蔑和攻击,冯雪峰、丁玲、艾青、田汉、夏衍、阳翰笙等人也被其列入“文艺黑线”之内的人物。前后卷入“周扬一案”的,共有80多人,包括林默涵、刘白羽、齐燕铭、吕骥等。紧接其后的,便是对他们进行游行、批斗、隔离审查,周扬很快被投入秦城监狱。在这里,林彪、“四人帮”的爪牙们想尽一切野蛮暴行,从身体和肉体上摧残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周扬从此失去长达九年多的人身自由,并被迫与家人断绝音信。人们都以为他已离开人世,连他在北京的户口也被注销了。

1971年

周恩来十分关心文艺界被打倒的一批老同志,千方百计让这些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出来工作。1975年,周恩来病重住院,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邓小平同志便大刀阔斧进行治理整顿。1975年3月17日全国人大决议“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毛泽东亲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1975年,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住在北京西郊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养病。翌年,他根据毛泽东指示到社会科学院当顾问。

粉碎“四人帮”不久,周扬恢复了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在他生命最后十年,周扬坚持思想解放,以实事求是的作风,反思过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倡导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传统,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领导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在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化文艺的道路上,周扬不遗余力地做着拨乱反正、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奠基培土的工作。

1978年4月

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开幕式上,满头银发但仍然神采奕奕的周扬来到会场,走上主席台,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代表们无比激动。很多原来以为周扬同志已不在人世的边远地区的代表,惊喜交加,热泪盈眶。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扬发表讲话,他哽咽着,充满深情地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可惜文艺界的不少老朋友、老同志都不在人世了。有的是由于自然规律,有的却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我们今天想起他们就觉得难过,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他们所没有走完的路,我们将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往前走。”他向一些由于他的工作的失误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和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周扬的讲话,博得一阵阵掌声。这段时期,周扬先后在《人民日报》、《望》、《解放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志上发表了上百篇重要文章或讲话,具体涉及的内容包括思想、文化、文艺等各个方面。主要有《在斗争中学习》、《关于外国文学的研究问题》、《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等。

197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他说: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进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坚决摆脱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年11月,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重新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全面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他再次强调,要重视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普及,要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结束后,周扬又出面主持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从1983年开始

周扬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于次年变成了一个“植物人”。晚年的周扬,不顾疾病的折磨,仍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心群众文化事业。1985年,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即将成立,请他担任学会的名誉会长。他慨然允诺,并希望有更多的志士仁人从事群众文化的研究与工作。

1989年7月31日

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摧残、积劳成疾的周扬在北京病逝,终年81岁。

晚年周扬

周扬原名运宜、起应,1908年2月7日出生于湖南益阳莲庄湾。周扬家祖辈是远近闻名的大富户。周扬两岁,家境尚好,每年能收700多担租子,家里还有五个佣人。父亲死后,他家就日渐败落了,但还有不少土地。

周扬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前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周扬从小体弱多病,到了十岁左右,他的身体仍很弱,母亲整天把他关在屋里,什么事都不让他做,甚至读书用不用功也由着他。

由于母亲偏爱多病的幼子,娇生惯养,百般呵护,少年周扬在家里非常任性,时常当众责备哥哥、欺负姐姐。因为有母亲撑腰,大家对他都无可奈何。周扬晚年曾对儿子说:“那时我是家里的红卫兵。”大概在十二三岁时,他对闭门读书的生活感到厌烦,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母亲听说他要离开家就哭得很厉害,可是他决不妥协,对妈妈赌气说:“不让我离开家,我就去赌钱,去嫖娼。”母亲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他的。

周扬先到益阳县城进初中,后来由舅舅陪着到长沙补习数学、英语,吃住都在旅馆。几个月后进了一所中学,住学生宿舍,吃大锅饭。他上了两天课就自动退学了,因为过不惯集体生活。

1923年2月,15岁的周扬与官宦人家的千金吴淑媛成亲了。吴比他大几个月,这年刚满16岁,乳名娇娇,人称娇小姐,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原来周扬在益阳读书时在城里租房居住,房东姚仁涛是位私塾先生,吴小姐就是他的女弟子。他见周吴二人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便向双方的家长撮合。吴公馆与姚家相距不远,周扬到吴公馆相亲。当时吴淑媛正在绣花,周扬一看很满意,笑嘻嘻地回来了。没过多久就办喜事。婚后小两口子感情极好,形影不离,连喝水都要共用一个杯子一把壶。娇小姐回娘家,即使刮风下雨,二少爷也要亲自接送。

不久,周扬由新娘子陪同到长沙读书,还带着一个男佣人和一个名叫瑞云的丫环。一家四口都住在旅馆里,开销可不小。此时周扬已与哥哥分家,他分得周家大屋的一半,40担田产和一些财物。给母亲过40岁生日把钱花得差不多了,他开始卖田,不用多久,名下的40担田也就全卖完了,幸好太太的娘家有的是钱,才免受贫穷之苦。原来吴家祖上是当官的,据说吴小姐的父亲是打太平军起家的,因军功赫赫三次见过皇帝,在江苏某地当过水军提督,官居一品,人称吴军门。吴家不仅田地多,金银珠宝多,在益阳城里还有大公馆。岳母大人非常喜爱年轻的东床快婿,她让女儿到长沙陪读,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此后周扬到上海读书,赴日本留学,岳母时常给女儿一包包金首饰或者银元,供他们开销。

周扬婚后不久,太太就怀孕了,1924年生了一个女儿。周扬16岁做了爸爸,这女孩长得又聪明又漂亮,可惜在四岁上夭折了。1927年大儿子艾若出生,1931年又有了老二周迈。到1934年老三周岳(又名约瑟)出生以前,周扬夫妇关系一直很好,尤其是吴淑媛对丈夫爱得很痴心,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1930年,周扬从日本回到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吴淑媛带了三岁的艾若来上海同他住在一起。周扬后来曾对二儿子周迈说:“我那时在上海的生活全靠你妈,靠你外婆给的金首饰,一大包就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年家里人来人往,来往的人中有许多地下党和‘左联’的朋友。这么多人都靠你妈的首饰维持。”吴淑媛知道丈夫做地下工作,全家都危险,但还是不顾一切地支持他的革命事业。周扬和党内同志在楼上开会,她就和朋友在楼下打麻将作掩护。有一年,益阳的两位女共产党员因逃避特务追捕,到上海寻求周扬保护与帮助。周扬与她们扮成夫妻和兄妹,另租房子住在一起二十多天。这件事,事先征求淑媛的意见,她也不假思索地欣然同意,并且热心为她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难怪周扬后来不仅夸她“世上少有的善良”,而且赞叹她“无私,少有的单纯”。

1933年,年仅25岁的周扬当上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时常到各大学的“左联”小组去做形势报告,讲解马列主义,指导工作。1934年春天,有一次他到复旦大学,认识了一位叫苏灵扬的女大学生,她对旧社会不满,思想进步,不久就被调到“左联”任宣传干事。

1934年秋,苏灵扬与周扬结婚。而他的原配夫人身上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她原先见过苏灵扬,也曾在丈夫的衣服口袋里发现过灵扬的来信,但她没有看,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丈夫,因为她绝对信任结婚已经十一年,同自己相亲相爱的人,从不担心发生什么枝节。

深秋,吴淑媛快临产了,周扬带着她和两个儿子回益阳,到家没几天就急着回上海,说是有工作,临走前给妻子留下一本浅绿色的美术信笺,希望经常通信,又郑重表示第二年一定来接她和孩子。没想到母子等了一年又一年,亲人一去不复返了。头两年还来信说暑假回来接他们去上海,给家里的人留了一线希望。到1937年9月,周扬和苏灵扬抱着他们一岁多的女儿为了革命事业奔赴延安了。

到延安初期,他还不时地给老家的亲人写信,还寄过衣物和他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吴淑媛,但对婚变却严守秘密,滴水不漏。但此时已有风言风语传到老家,使周扬的母亲十分担心,便写信质问: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的人都忘了?周扬似乎有点紧张,很快回信告诉母亲,大意是我在肤施(延安)做了教育厅长,我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此时,淑媛的弟弟因开厂经营不善,蚀了大本,卖了田地房产抵债,吴家几乎一贫如洗了,淑媛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但她含辛茹苦抚养三个孩子,还尽心侍奉婆婆和妈妈。尽管外间传言周扬在远方做了大官已经如何如何,但淑媛就是不信,还嘱咐儿子“不要听别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种人”。她知道丈夫最爱吃自己亲手做的甘草梅子,从1935年起,每年做一坛,留着等他回来,就这样做了七坛。等到1941年,周的家人从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上看到周扬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末尾附了一句:“苏已上抗大,小孩已进幼儿园。”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周家的老老小小一个个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年迈体衰,极其宠爱女婿的岳母经受不住,很快就病故了。淑媛受到双重打击,悲痛欲绝,有段时间,几乎每天带着三个儿子走十多里路,趴在母亲的坟上哭。这时艾若已经十五岁,很记事了,他后来回忆说:“妈妈的哭是湖南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很悲凉凄惨,一唱就是一两个小时。妈妈很快就病了。” [1]

吴淑媛的病可能是癌症,开始时只是脖子上的淋巴有些肿大,一串串的,很快就像荔枝那么大,一颗颗的,接着全身浮肿,痛苦不堪,到益阳城里医院看过一次,外国医生只摇头,家里又出不起钱,只好回来了。她咽气是在半夜里,三个儿子被人叫醒,一齐跪在床前。这是淑媛看了《救亡日报》后的第二年,年仅35岁的善良女人丢下三个孩子离开了人世。艾若说:“她去世时的惨状,我永远忘不了。”母亲逝世后,他写信告诉父亲:妈妈是因为思念他而死的。又过了若干年,周扬同儿子见面,谈到他们母亲的死痛哭了一番,并说:“我对不起她!”周扬晚年回忆往事时还痛哭流涕,对儿子说:“我对不起你们妈妈”;“你妈妈真是善良啊!那是人世间少有的善良。”

左联时代以及延安时代之初,着重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美学的论述,写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关于国防文学》、《文学与生活漫谈》等,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1979年更名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59年与郭沫若共同主编出版大跃进民歌集《红旗歌谣》。《周扬文集》共5卷,自1984年历10年至1994年出齐。 [2]

写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关于国防文学》、《文学与生活漫谈》等。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1979年更名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59年与郭沫若共同主编出版大跃进民歌集《红旗歌谣》。《周扬文集》共5卷,自1984年历10年至1994年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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