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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1]

1885年1月,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寿,字星杓。后因应考,改名奎绶。 [3]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

1901年,受国内新学风潮影响,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校间,根据“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名为作人,号朴士。 [3] 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等人留学日本。

1903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 [1] 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日本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鲁迅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虽然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是《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4]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

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

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

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5]

留平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6]

神秘枪击案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杀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当年是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手。

实际上,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他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辗转搬到香港。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学(美国基督教背景)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客座教授职称。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在客观上加速了其“落水”的进程。 [7]

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

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

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作人的朋友和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967年7月发表)一文写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8]

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

他曾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湾,1948年起在台湾大学教书)表示有意到台湾,在北京大学修过周作人先生2学期2学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在《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中回忆:“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

他不到台湾与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不无关系。

胡适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见《知堂回想录》)。

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说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毛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但“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这样的批示,学界目前尚有争论”,但毛泽东很早就与周作人来往却是事实,同文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毛泽东君来访。”君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旁听了许多课程,并造访了多位老师,《胡适日记》1920年1月15日有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周作人的学生在台湾的有许世瑛(许寿裳大儿)、张我军(板桥人)、郑骞、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张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来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上书毛主席

周作人在1951年给毛写信,毛的秘书胡乔木1951年2月24日给毛泽东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毛泽东批了:“照办。” [9]

翻译

周作人从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

反右运动中,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让他的经济负担大增,只好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在康生和周扬的过问下,稿费从1960年1月起,调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币。

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其稿费又减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币,当时他的爱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1966年5月,文革开始。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

1966年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儿子周丰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周丰一和爱人张芳照顾周作人度过晚年。

祖父:周福清(1838~1904年)

父亲:周伯宜 (1861~1896年)

母亲:鲁瑞 (1858~1943年)

长兄:周树人(1881~1936年)(即鲁迅)

三弟:周建人(1888~1984年)

儿子:周丰一1997年病逝 儿媳:张芳

长女:周静子

次女:周若子1929年夭折

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周作人受到剥夺政治权利 (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决)的处分,在首都北京的家里专事翻译和写作,但不允许以本名出版。

这段期间,他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多部,同时应邀校订别人的译稿。有些没有结集的日本文学中短篇译作散见中国和香港传媒。

他每个月开销颇大,在写给香港曹聚仁的信件里面曾说:“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他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这项任务(胡乔木提议,毛泽东主席批准),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

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翻译);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滑稽短剧《狂言选》、平安时代随笔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风吕》)和《浮世理发馆》(日文《浮世床》)等。

他应邀校订北京翻译社的《今昔物语集》本朝部译稿和丰子恺的《源氏物语》全部译稿(与钱稻孙合作)。

他觉得毕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译作是用古希腊语(和罗马帝国希腊化地区当时流行的新约希腊语;通用希腊语不同)写作的古罗马叙利亚作家、哲学家路吉阿诺斯的作品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

1936年

山本书店

《北京の果子》

1938年

改造社

《周作人随笔集》

1939年

文求堂

《中国新文学の源流》

1940年

山房

《周作人文芸随笔抄》

1940年

创元社

《瓜豆集》

1944年

业之日本社

《结豆》

1955年

筑摩书房

《鲁迅の故家》

1973年

筑摩书房

《日本文化を语る》

1998年

骏河台出版社

《水の中のもの—周作人散文选》

2002年

平凡社

《日本谈义》

2002年

新风

《鲁迅小说のなかの人物》

日语

《现代小说译丛》

《黄蔷薇》

《陀螺》

《现代日本小说集》

《乌克兰民间故事集》

《古事记》

《狂言选》

《枕草子》

《浮世澡堂》(日本语《浮世风吕》)

《浮世理发馆》(日本语《浮世床》)

《现代日本小说集》(与鲁迅合作)

《如梦记》

《石川啄木诗歌集》

《两条血痕》

古希腊语

《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希腊拟曲》

《财神》(古希腊喜剧)

《希腊神话》

《伊索寓言》(全译本)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古希腊悲剧)

英语

《域外小说集》(与鲁迅合作)

《红星佚史》

《现代小说译丛》(与鲁迅合作)

《欧洲文学史》

周作人散文全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另一项重大的贡献是撰写《鲁迅的故家 [11] 》、《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些回忆性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在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后辑成《木片集》。

经曹聚仁介绍,在香港传媒连载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后结集出版。 [12]

周作人一生当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钱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着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生命所在,它正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而这种难以言传的情调或者境界,就是“物哀”。周作人的文章,字里行间,深深浅浅的情思当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绪。对日本文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在不同的层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叶渭渠所指出: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 [13]

周作人在情感处理方式、讽刺修辞运用、语言以及文体诸方面均一定程度地受到日本审美经验的影响,与这种影响相关,他形成了一种近似于日本传统文学的文风,以温和、冲淡之笔书写个人的闲适、寂寞与不平,把玩人生的苦趣。其实,他看似有闲而心无暇,不只是由闲适透出淡淡的哀绪,而且在闲适背后隐有无限忧愁;他不是以创作去体验生活的寂趣,乃至玩味这种寂趣,而往往是借创作排解寂寞、忧愁,由此与日本文风区别开来。 [14]

“兴趣型”翻译家周作人,兼顾当时的国情,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者化的翻译,其文艺观和创作在多方面受到了所译原著及作者的某些影响。他缺席“抗战”翻译,在“受命”翻译时显得规矩正式了很多。

周作人在《现代日本小说选》中讲了他不选日本自然主义的理由。在给沈雁冰的一封信中指出:“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 [15]

在现代中国周作人是最早提倡研究性科学、性心理学和性教育的人之一。他提倡对于性问题的健康的正常的态度,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因此,对森鸥外《性的生活》的翻译和发表,超出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周作人在1938年译出时用的是英文VITASEXUALIS而非汉语标题,也考虑了当时的国情,虽然是先进,也总不是“明目张胆”。 [15]

钱理群说过:“对于周作人,他也许并不否认,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积极追求译书的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于一己的兴趣,他是以兴之所至的态度来从事译作,不可能那么严肃认真,也只愿自然、自在地过着消闲的生活。不愿以任何外在的东西哪怕是译书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活动来束缚自己。” [15]

周作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伪职后,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译,然而他却在历史发展中沦为汉奸文人。另外,他在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做出过贡献。在《周作人传》中就能看到3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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