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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方旦

朱方旦,清康熙时湖北汉阳人,号尔枚,自称二眉道人,名医,幼攻读经史,又苦练气功,皆有所得。曾入大将军勒尔锦幕府。后游历江浙各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诡立邪说,煽惑愚民”罪被捕处死。

康熙年间,湖广地区(湖北湖南的合称)有一个叫朱方旦的人,原籍湖北汉阳,自称二眉山人。妖言惑众,聚合门徒随便议论,常达到数千人。为别人卜凶吉。湖广巡抚董国兴指控朱方旦使用旁门左道迷惑群众,把他抓去北京审查,被皇上从宽处理。

及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起兵反清,第二年,清朝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顺承郡王”勒尔锦驻师荆州,朱方旦以占卜的名义,出入军营,巡抚张朝珍亦称朱方旦为异人。皇上秘密告戒勒尔锦不要被迷惑。朱方旦被请离开,避走江、浙,王鸿绪得到了朱方旦所刊发的《中质秘书》,就向朝廷报告,列举了“诬罔君上、悖逆圣道、摇惑人心”(欺君、邪教、煽动)三大罪。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诡立邪说,煽惑愚民”罪被捕处死。

朱方旦,有人写做朱光旦,他的死,也被后人归入康熙朝的“文字狱”。

李光地《榕树语录.二十道释》记载:京官史子修的妻子卧病三载,药石罔效。该官员便慕名去请朱方旦为其妻诊治。朱方旦道:“不须我的形去,而是神去,病者自知。”当夜,朱方旦在寓所发功,至次日凌晨,京官之妻果然痊愈。一时间,朝野上下风传朱方旦能预知未来,神得不得了,玄得了不得。在湖广一带广收门徒,以气功、符水为人治病,地方官吏和平民百姓奉若神明,聚集待医者的“粉丝”日以千计。

李光地一代大儒,一般语不涉怪力乱神,居然如此描写朱方旦,气功虽然飘渺,至今无法合理解释,想必其人也一定有过人之处。

不久,湖广巡抚董国兴以朱方旦左道惑众劾奏,将朱方旦逮往北京。解送时,前来告别辞行者尚有数百人。朱方旦信誓旦旦云自己不日将回,众人将信将疑。朱方旦到京后刑部议以妖术惑人罪拟斩首,押入大牢。恰巧当时正是康熙帝祖母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六十寿辰,朝延颁布大赦恩诏。由于朱方旦并无煽动叛逆诽谤当朝的言行,朱方旦理所应当在赦免之列。据王应奎《柳南随笔》记载,朱方旦被释后,还受到康熙帝的召见,因“言事皆奇验”,康熙命他住在内城,待之如上宾。更奇的是,时北京城裕亲王福全妃难产,福全求朱方旦诊治。不料,朱却携福全之手走进另一殿堂静坐,用“意念”发功助王妃安全分娩。再次轰动了京师。

朱方旦返回湖广后不久,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在云南反叛,康熙帝恐其被吴三桂罗致而去,对朝延不利;于是驿召他进京询问时局发展,朱答以“再等二三年,情形定有变化。我受本朝的大恩,决不敢背负。”获康熙更加礼遇。当时原湖广巡抚董国兴解任在京,见朱方旦受如此宠待,害怕他会借前嫌报复,竟忧郁成疾。朱方旦闻讯去探望,并用无根水一杯,以朱笔在水面上画符,董国兴一服后即全愈。

朱方旦声名大噪的同时,一些地方大员也对他也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如康熙十三年,进讨吴三桂叛军的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由于指挥失误,退守荆州之机,就常找朱方旦问卜战机,猜测局势发展趋向,并赠其“圣人里”、“圣人堂”匾额。巡抚张朝珍也认为“朱方旦果一奇异神人”,赠给“圣教帝师”匾额。“超男”朱方旦到达事业辉煌的顶峰。康熙帝闻听此事,十分可笑恼怒,当即谕旨:“军机大事,万不可听其蛊惑”。及时制止了这股热衷崇拜朱方旦的浪潮。

事后,朱方旦退避而漫游,从湖广到江浙,沿途接受信徒们的朝拜,好不威风。但他考虑到演讲的能力毕竟有限,而“著书则可以垂之后世,传之海内”。于是,此后几年,朱方旦埋首著书立说,先后写出了《中补说》与《中质秘书》两部书,并加以刊刻广为传布,公然向当时的传统观点理学提出挑战。朱方旦从运气坐功的实践中,提出意念、思想、记忆藏在人的脑子里,并从那里释放出来的观点,引起了朝廷大臣的关注,如明史纂修官汪懋麟、大学士熊赐履、侍读学士王鸿绪等,他们认为东汉的张角、元代的刘福通,便是利用为人治病发展信徒,直至聚众造反的,由此推断朱方旦是“阳托修炼之名,阴挟欺世之术”,“摇惑民心”,对此决不可放任自流。

朱方旦下狱,对他奉若神明的勒尔锦十分着急。他爱惜朱方旦的本事,极力向康熙帝进言,以求有所赦免。勒尔锦越是求,康熙帝越是怒。一想到这个满洲大将与近支宗室都被朱方旦洗了脑,康熙帝杀机更深。他索性革除勒尔锦的官职,又下令加快查办进度。其实康熙帝最初并没把朱方旦所谓能预知未来一事放在心上,但随着朱方旦及其信徒的甚嚣尘上,尤其是发生过顺承郡王勒尔锦事件,康熙帝早就对朱方旦反感不满了,于是,康熙帝决定解决朱方旦的问题。

七月初九日,康熙帝问几个满汉大学士:“你们觉得如何处置朱方旦呀?”明珠、李蔚等人纷纷说:“朱方旦悖逆招摇之事,都是事实”。康熙帝说:“王鸿绪所奏很对。我素知朱方旦这个人,完全是欺世盗名,蛊惑愚民,应该重加惩治”。明珠又补充说:“应该下令凡是收藏朱方旦书籍的人,也要严惩不贷。”康熙帝又叹息地方官和御史们没有进行举报,愤怒之情,见于言表。同时给朱方旦一案定下基调:朱方旦当流放“外东北”的宁古塔,君臣几人就处置朱方旦这个异端达成了初步一致。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九卿詹事科道等议复:经湖广巡抚王新命审实具题,朱方旦应立斩,顾齐弘、陆光旭、瞿风彩甘称弟子,造刻邪书,传播中外,俱应斩监候。康熙于是下旨将朱方旦严拿追究。结果朱方旦被斩,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亦被判为斩监秋后处决,并将其著作尽行销毁。

以言定罪

要了性命的是朱方旦居然写了大量文章,指摘朱程理学的荒谬与迂腐。而朱程理学是清朝科举考试解释“四书五经”的权威!这样的“妖言怪论”一出,闻者莫不惊讶。大儒们,文官们,议论纷纷,又惊恐又气愤。因为涉及到士大夫的高官俸禄赖以保持的精神支柱,立即遭到他们的围攻。

朱方旦冒天下之大不韪,创立新说,胆敢藐视孔孟,诋斥理学,在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这个太岁头上动土,处于封建专制禁锢思想这样的国家,即便是康熙帝那样的开明君主,也是绝对不准许的。

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时任翰林院编修的王鸿绪,看到朱方旦的反儒书籍后,第一个跳起来参劾朱方旦,认定朱方旦犯有“诬罔君上,悖逆圣道,摇惑民心”三大罪行。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安定人心,恳求皇帝将朱方旦及同党绳之以法。似乎抓了朱方旦,思想就纯净了,天下就太平了。

同族的知识分子仇视到这种地步,够让人齿寒心痛。

在康熙帝眼里,朱方旦是一个让人不怎么放心的汉族怪才,他能预知事情,能召唤大量信徒,还曾插手军队,实在是聪明得可怕。接到奏折,康熙帝高度重视,马上下令严查。现在早不是三藩之乱的时候了,毋须隐忍,毋须收买人心。但他也不想背一个杀读书人的罪名,于是问诸大臣,有没有罪名可以强加?

这位造诣有素的气功大师、哲学大师,竟倒在以康熙帝为首的卫道者屠刀之下。

朱光旦写道:“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所谓“中道”,指的是人的意念、记忆,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意识;头脑是人体思维最重要的部分,称为山根,亦即思维中枢。他认为:“中道在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就是说意识是在脑子里面的,意念存在于脑。这是朱方旦在多年的行医实践中悟出来的一个朴素的科学结论。

“ 脑”才是思维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此说一出,闻者无不惊讶,社会为之震动。儒生、官吏们,议论纷纷,大张挞伐;医学界也是人云亦云,莫衷一是。“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所以把思维器官、思想感情等都归结于心及心的功能。“头脑是思维中枢”之论,岂不是与祖宗之法、天朝之制、传统之训背道而驰?否定“心之官”即心的功能,岂非妖言怪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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