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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阔泉

朱阔泉,男,著名相声大师,数来宝相声演员。别称“大面包”,第五代相声艺人。师承焦德海。同门师兄弟有张寿臣、李寿增、富寿清、叶寿亭、于俊波、常连安、汤金澄、于妨江、尹凤歧、彦瘦辰、路彩祥、白葆亭等,曾与汤金澄长期合作。

朱阔泉,共生三女。夫人朱蒋氏1900年生人,家在北京西郊,解放前去世。朱早年收养侯宝林,后收为徒。朱阔泉,在小女儿3岁那年-1940年,便意外辞世。据后人回忆,因蹲坐热血上涌,血栓发作。

朱阔泉,奠定了现代相声艺术的根基,广收门徒。马志明,天津市曲艺团一级相声演员,幽默大师马三 立之子,相声前辈朱阔泉之徒,是马派相声艺术的主要传人,很好地继承了马派相声的精髓。侯宝林(1917-1993),北京人,幼年家境贫寒,12岁时学演京剧,后改说相声,先后拜常宝臣、朱阔泉为师。

启明茶社相声师承关系-《相声师承关系总表》,相声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 一般认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形成。它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较广,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曲艺表演形式。(相声大师刘宝瑞弟子--殷文硕先生,经过详实考证,理顺出包括自清末相声诞生至八十年代初,师承八代,传艺八百多人,对其中的五百九十人的生平,别名,艺术特色等,都作了简要注解。)

外号大面包,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京城著名的“相声五杰”(高德明、张杰尧、朱阔泉、绪得贵、汤金澄)之一,当时,他们在西单相声棚使活儿,享誉京城。1933年初夏,京剧大师周信芳进京在广德楼献艺,演出拿手戏《萧何月下追韩信》、《徐策跑城》等戏,一时轰动京城,三天的票预售一空。周信芳艺名麒麟童,当时就已大红大紫。朱阔泉慕名去广德楼拜会周信芳,一则与大师结交朋友,二则观摩大师演出,学习京戏风格,来丰富自己的相声活儿路。

这天,朱阔泉匆匆前往广德楼,不料,因没买上票,被门房挡了驾,尽管朱阔泉左右说明、解释,亦无济于事。门房说:“这是‘麒老板’定的规矩,请先生多多包涵。”朱阔泉说:“我是朱阔泉,是麒老板的朋友”。门房说:“那好,请朱先生稍候,待我去禀知麒老板。”说完,急匆匆来到后台,报知周信芳,周信芳沉思了一会儿,说:“在北平,我没有叫朱阔泉的朋友?”门房说:“朱先生胖胖的……”周信芳说:“不敢认,请回吧。”

门房回到门口,对朱阔泉说:“麒老板不认识你,没你这个朋友,请回吧。”朱阔泉一听傻了眼,心里说:周信芳好大的架子,于是,又恳求门房再去禀知麒老板。谁知门房一听就火了;“再禀知,麒老板也不认识你,还是花钱买票看戏吧。”这句话,只羞得朱阔泉无地自容,气冲脑门儿,一跺脚,好!这个朋友不交了!朱阔泉越想越窝囊,好你个麒麟童!我收徒弟就叫“麒麟童”!非羞辱羞辱你不可!

后来朱阔泉收了三个徒弟,大徒弟姓李,起名“李宝麒”;接着收了“小酉儿”为徒,起名“侯宝麟”;后又收了姓王的徒弟,起名叫“王宝童”,结果“宝麒宝麟宝童麒麟童”全齐了,遂了朱阔泉的愿。解放后,侯宝林为了消除这场误会,便将“麟”改为“林”了,这便是“侯宝林”的由来。

朱先生师承“相声八德”之一的焦德海,说学逗唱,无一不精,捧哏逗哏样样全通,既有“相”又有“声”,艺术造诣颇深,在曲艺界声誉也很高。在朱先生的精心指教下,王凤山的相声艺术长进很快,由于他有唱数来宝的功底,因此,说起相声来字正腔圆,吐字有力,手眼身法步,喜怒哀乐惊,得心应手,融会贯通。

他的捧哏,尺寸准,搭口严,不摧不坠,不搅不支;既不节外生枝,又能铺平垫稳。给朱阔泉、赵玉贵、罗荣寿、关少曾、汤金澄都捧过哏,特别是他与师弟侯宝林、李宝麟合作,真称得上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受到相声界一致的推崇。王凤山和李宝麟、侯宝林哥仨曾被当时曲坛誉为:“麒麟山”三兄弟。

我二十一岁那年,正式拜朱阔泉先生为师,学说相声。朱先生长得胖,外号“大面包”。拜师得上饭馆,请一桌客。按照说相声的规矩,得请说评书的、唱莲花落的、变戏法的、练把式的这四门的师傅,一门各来一位。为什么?因为这几门分不开,单口相声里有评书的因素,评书里面也有相声的因素。唱莲花落前面有“说口”,就是上面提到的“前脸儿”。我们也把莲花落里有用的部分改编成相声。练把式也有说的部分,北京有句土话:“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那就是说“说”的成分很大,因为光练的话,一趟拳、一趟刀,两分钟 就练完了。变戏法的也是如此,前面必须有“说”的部分。

当相声演员有几样小道具:手绢、扇子、醒木、唱太平歌词的小竹板,还有白沙子口袋。按传统说,拜师的时候,老师应该给徒弟两样道具:一把扇子、一块醒木。师娘给一件:手绢。白沙子口袋自己准备。我不用师傅、师娘给,早就准备了这些道具。我还在唱戏的时候,第一次唱太平歌词,我就做了副小竹板。后来我成天带着这些道具,哪儿有机会我就在那儿说相声。

据说,以前说相声的道具还多,我发现和清朝著名相声演员“穷不怕”同时(也许更早些)的西城的相声演员“马麻子”,说相声时用鼓和铃铛。这恐怕是暗春相声传统中遗留下来的东西。

生活中有两种使用铃铛的情况:一种是每家门上有铃铛;一种是串铃,即驴、马脖子上挂一串铃铛,牲口走起来发出响声。说相声学到驴叫、马叫时,也把铃铛挂在脖子上发出响声,这是口技的传统。口技和相声本来是有密切联系的。用鼓作道具是为了招人注意。

据说“马麻子”当初用的可能是太平鼓,文字记载说,他在开场以前,右手拿鼓打了个“丹凤朝阳”,“丹凤朝阳”可能是种打击乐的牌名,也可能泛指他的形体动作。从历史资料上看,还有一种打人的道具,那是唐朝参军戏的道具,“副净副末打参军”。一直到相声,还保留着这种道具。这种道具很有名,我们叫它“托板”,托是假托的意思,说明这里有假。打人的时候听起来声音很响,很厉害,可是不太痛。

董每戡先生在《说剧》一书中,称这种道具叫“磕瓜”,“磕瓜”不是对外名词,是同行术语。“磕”是打的意思,“瓜”是头的意思,脑袋瓜嘛!“磕瓜”的样式可多了,谁用谁做,打上去很响,但不太痛。解放以后,我们极力反对使用这种打人的道具,以打人引人发笑是不道德的;作为艺术形式来讲,打人的形象也是不能令人喜悦的。如今好多人已经不知道还有这种打人的道具了。

拜了老师,我就能在正式的相声场子演出相声了。朱阔泉先生介绍我到西单商场北场(就是现在百货商场旁边存车处那地方)的相声场子去说相声,当时跟我们一块说相声的有高德光(高德明的哥哥)、高德亮(高德明的弟弟)、张少棠、戴少甫、我的老师朱阔泉和我六个人。我从那时起专门说相声,渐渐的就有些名声了。

在西单商场说相声的日子里,我们艺人互相帮忙,很讲义气,这就更加养成了我关心穷朋友的好习惯。比如我正在场子里说相声,有几十个人在听,有说相声的同行,像聂文治、常宝臣(比我们老一辈的)、牛连生(平辈的)等过来一看,说一句:“辛苦,回头我说一个。”那就是说他今天没场子说相声,有了困难,要借这地方说一段,回头挣的钱归他,我们的行话就叫“沾光”。这样说相声连地租都不给,挣的钱都拿走。这是为了帮他够一顿饭吃,我们乐于帮助这样的穷朋友。你说的时候,需要我给你捧哏,我给你捧哏;需要我给你逗哏,我给你逗哏;你要一人说个单的,我们就帮着你敛钱,看场子。相声艺人都是这样互相帮忙过日子的。

这时,我结婚了。我从春节起进西单这场子,干到十月,天一冷,商场没人,我们的生活混不下去了。就在这时候,老师的一个老伙伴何玉清从沈阳到北京来,邀我老师去东北演出,我老师拖家带口去不了,就对我说:“你去吧!”我说:“唉。”反正我正没有辙,我就跟我师弟李宝麒一起闯了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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