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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应鹿

朱应鹿,1934年1月生,江苏昆山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1月在北京外国语学校法文系学习。

1954年7月至1959年11月在外交部情报司、欧非司、西亚非洲司工作。1959年11月至1963年8月在驻几内亚使馆工作。1963年9月至1970年1月任外交部非洲司科员。 1970 年1月至1978年5月任驻阿尔及利亚使馆随员、三秘。1978年6月至1982年7月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处长、处长。1982年9月至1983年7月在中央党校参加第三届中青班培训。1983年7月至1987年7月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处长、副司长。1987年9月至1991年8月任驻突尼斯大使。1990年7月兼任驻巴勒斯坦大使。1991年10月至1993年11月任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1994年2月至1998年6月任驻挪威大使。

朱应鹿大使回忆1996年江泽民访问挪威

2008年5月20日下午,中国前驻挪威大使朱应鹿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讲述挪威生活的“小事情、大触动”。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网]:在1996年时,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曾经访问了挪威,就您刚才说的人权和西藏问题也做了广泛的交流和沟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且您当时也是在场的,您是陪同人员。我们想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朱应鹿]:是的,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这次访问是1996年6月举行的,这次访问挪威可以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挪威举行了欢迎仪式,这个仪式非常隆重,议长、首相都出席了,当地华人也说很少有这样隆重的欢迎,而且也进行了友好的讲话。江主席和夫人在奥斯陆参观访问,国王和王后亲自陪同。江主席在此次访问中会见了挪威的议长格伦戴尔夫人和首相夫人(革论坦)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之前,除了双边关系以外,重点介绍了中国对人权问题的看法,以及我们对西藏问题的立场。

我记得他当时讲话非常深刻,因为我参加了这个会谈。他说中国有12亿人口,现在还有6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中国来讲最大的人权和生存权和发展权,由于国家情况不同,各国的发展模式、思想和人权方式不一样。像对西藏问题,介绍了西藏这几年来的发展情况,特别说明我们很珍重西藏的文化。他也特别指出达赖喇嘛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但是只要他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央政府还是愿意与他进行谈判的。

所以,江主席讲话非常深刻,所以我们表示很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中国人权有比较大的进步,他们愿意进行交流。而且他们表示在西藏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二年1997年与挪威进行人权对话。我们的这次交谈,国王听了江主席讲的,中国人多,事情难办印象很深。所以第二天他就访问中国,他访华以前见了我,跟我讲:我们的国家这几百万人,你们这么多人口,情况又这么复杂,我这次到中国要亲眼看一看,你们是怎么样解决问题的。所以江主席的访问还是很有效的。当然,这次访问不仅仅是人权、西藏问题,主要是谈双边合作的问题。

[中国网]:我们也听说在江主席的这次访问中受到了一些反华的骚扰,是这样吗?

[朱应鹿]:是的。在访问期间,那边有两个组织,一个叫做西藏委员会,一个是国际人权组织机构组织了少数人对江主席进行围堵,的确发生了问题。比较严重的有一个流亡在国外的所谓民运分子,我们在参观奥斯陆的雕塑公园时,这个人甚至冲到前面,当然挪威人把他带走了。

总的来讲,江主席对反华的干扰处处泰让。他与陪同人员进行亲切交谈,谈笑风生。后来江主席到外面参观有名的格里格纪念馆,他是一个挪威人。江主席在坐船游览海湾的时候,即兴唱了几段京戏。所以江主席走了以后,挪威人反映很好,说你们主席非常大度、潇洒、随和。

[中国网]:虽然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但在您在任期间,有没有感觉到挪威人对中国的态度在不断转变?

[朱应鹿]:对。我还要讲一段插曲。刚才讲到雕塑公园发生的一幕,我当时也在场。挪威方面对于江主席访问的安全还是很重视的,警察还是进行保护的。当时我在场,现场的确很紧张。但是我想说背景是这样的,那天上午是国王陪着江主席参观海盗博物馆,我得到消息,说有二三十个人堵在公园门口。当时,我与江主席的几个随行部长商量以后,由我向挪方提出来,由于江主席的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是不是放弃参观项目。结果他们问了国王以后,国王讲我要陪同去。

在这种情况下,江主席马上拍板同意,所以就去了。当时我一直跟着,因为是大使,总不离江主席。当时反对中国的人冲到边上,我也是很紧张,捏了一把汗。江主席回到使馆,很风趣地与使馆的官员说五:当时你们的朱大使比我还紧张,我清楚,因为大使带着风险。他马上安慰大家:我在国内见过风浪,而且当时国王要去,如果我不去,把国王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经历让我回忆起三十几年以前,当时我很年轻,陪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当然,不是这种反华骚扰。那次我们访问几内亚,几内亚的总统叫多尔,陪着周总理到外来参观。回来的时候,几内亚方表示要坐直升飞机回来。直升飞机是苏联人开的,是老式的直升飞机。所以我们随行的部长和大使想与对方交涉,是不是不要坐这种飞机。结果对方告诉我们说,总统也陪着在飞机上。周总理听了以后马上说:可以,我们要坐直升飞机。

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我们坐汽车回来,他们坐直升飞机。几个部长跟我一样心里非常紧张,与这次一样。所以我感到,做什么工作都要冒一定的风险。这是我讲的插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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