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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中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对此王晓毅先生在《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检索佛教经典《大正藏》的相关译名,认为“竹林”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经典的观点值得商榷。韩格平先生在《竹林七贤名义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竹林七贤”的命名与僧徒解经的格义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格义”之说不足为信。卫绍生在《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而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中认为,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人”(《宪问》)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同。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於“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省辉县西北一带。《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辉县市西北),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

传统说法认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阳的寓所附近。嵇康与其好友山涛、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因而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种说法见于《晋书嵇康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竹林七贤条。

陈寅恪认为,“竹林七贤”的活动地方实际上并没有产“竹林”,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出自《论语》中“作者七人”的事数,有标榜之义。“竹林”之辞,源于西晋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竹林七贤”。

王晓毅不认同陈寅恪的观点,从汉晋时期佛经中“竹林”这一译名的出现频率质疑了陈提出的“托天竺竹林精舍”一说,并结合史料实地考察发现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确实种植有“竹林”,之后又从时间和地点上论证了竹林七贤聚会的可能性,从而认为传统说法对于“竹林七贤”一名由来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嵇康等七人相与友善,常一起游于竹林之下,肆意欢宴。后遂用“竹林宴、竹林欢、竹林游、竹林会、竹林兴、竹林狂、竹林笑傲”等指放任不羁的饮宴游乐,或借指莫逆的友情;以“七贤”比喻不同流俗的文人。

在“竹林七贤”中以山涛年事最长,且“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都是山涛发现的,而向秀也是由山涛发现并介绍给嵇康和阮籍认识,因此,山涛是竹林之游实际的组织者和人事核心。 [1] 王西京1999年作 竹林七贤 纸本镜心

【竹林宴】李白《流夜郎至江夏》诗:“恭陪竹林宴,留醉与陶公。”又《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一:“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

【竹林欢】萧统《咏山涛王戎诗二首》之一:“山公弘识量,早厕竹林欢。”

【竹林游】萧钧《晚景游泛怀友》诗:“一辞金谷苑,空想竹林游。”储光羲《仲夏饯魏四河北觐叔》诗:“东篱摘芳菊,想见竹林游。”

【竹林会】李峤《饯骆四二首》之二:“人追竹林会,酒献菊花秋。”储光羲《奉和韦判官献侍郎叔除河东采访使》:“超超青云器,婉婉竹林会。”

【竹林兴】綦毋潜《送郑条拜伯父》诗:“奉料竹林兴,宽怀此别晨。”

【竹林狂】辛弃疾《水调歌头席上为叶仲洽赋》词:“纶巾羽扇颠倒,又似竹林狂。”

【竹林笑傲】沈约之《复挽于湖居士》诗:“竹林笑傲今陈迹,抚榇江皋涕泫然。”

【七贤】卢纶《秋夜同畅当宿潭上西亭》诗:“圆月出山头,七贤林下游,梢梢寒叶落,滟滟月波流。”李商隐《垂柳》诗:“七贤宁占竹,三品且饶松。”。 [2]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

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 [3]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

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残酷,导致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但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生命,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嵇康(223-262)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宿州市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

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著有《养生论》。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魏氏春秋》:“(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 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的朋友山涛(巨源),后来投靠司马氏 当了吏部尚书,曾劝他出去做官,他遂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加以拒绝。因“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嵇康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其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鲁迅曾多次集校过其作品集。 [4]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的儿子。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当时明帝曹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4]

山涛(205283年),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之加入竹林名士,是以其风神气度。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对他的评论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也就是说,他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而大器度,正是其时名士之一种风度。虽然山涛与嵇康、阮籍情意甚笃,但是志趣其实并不相同,这从他举嵇康自代以至引出嵇康与之绝交一事,即可说明。他走的是另一条入仕的道路。

山涛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谨慎小心地接近权力。在曹氏与司马氏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山涛看出事变在即,“遂隐身不交世务”。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将败,故隐退避嫌。但当大局已定,司马氏掌权的局面已经形成时,他便出来。山涛与司马氏是很近的姻亲,靠着这层关系,他去见司马师。司马师知道他的用意与抱负,便对他说:“吕望欲仕邪?”于是,“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郎中。久之,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开始做的当然都是小官,到了任尚书吏部郎的时候,山涛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了。

嵇康曾有《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后人因此对山涛颇多鄙夷。虽然山涛并不像嵇康那样是非分明,刚直峻急,但也只是行不违俗而已。譬如他也饮酒,但有一定限度,至八斗而止,与其他人的狂饮至于大醉不同。山涛生活俭约,为时论所崇仰。他在嵇康被杀后二十年,荐举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他告诉嵇绍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可见他二十年未忘旧友。

至于他投靠司马氏,似也无可非议。因为士人求知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他们想必也有所谓的“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但他们拥有的纯知识的地盘却是如此之少,除了天文、历法以外,其他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是“医卜星相”、“百工”的贱业。法律、经济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专利,琴棋书画之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业余爱好,他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读书与做官了。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仅有一技之长以至鸡鸣狗盗者自不必言,就是有经纬天下之术的盖世英才,舍“货与帝王家”之外也少有一展身手的。 [4]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 [5] ,魏晋间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颖慧。与嵇康等友善。向秀本隐居不出,景元四年 (263)嵇康被害后,在司马氏的高压下,他不得不应征到洛阳。此时写作《思旧赋》。后任散骑侍郎,又转黄门散骑常侍。向秀好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颇流传,但旧注“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作《庄子隐解》,解释玄理,影响甚大,对玄学的盛行起了推动作用。但向秀未注完《秋水》、《至乐》。稍后,郭象在《庄子隐解》的基础上补完《秋水》、《至乐》注释,又加发挥,成为今日所见的《庄子注》。 [4]

刘伶,字伯伦,(约221年-300年),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4]

王戎(234─305),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年龄最小、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时人并称为“大小阮”。他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山涛认为他“贞索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 必绝于时”(见《晋书》本传), 但晋武帝认为他耽酒浮虚而不为所用。

他与阮籍一样放达任诞, 狂浪不羁。他曾与姑母家鲜卑婢女私下要好,母亲死时,按礼姑姑要还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其姑认为不符合礼教。便带婢女走了,阮咸得知借驴骑上追赶,终于把婢女追回来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此事为世人所讥。

因此他朋友不多,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有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席间有人笑他如同猪贪吃,阮咸就效仿猪的样子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于是“与豕同饮”就传为笑话。

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有一种古代琵琶即以“阮咸”为名。他曾与荀勖讨论音律,荀勖自认为远不及阮咸,便极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贬为始平太守。阮咸还有著作《律议》传世,见《世说新语术解》。 [4]

玄学强调超越自然和宇宙本体之上的“道”、“无”的精神追求和哲学境界。玄学的兴起与汉末社会危机的加深、汉王朝的解体和经学的衰败有重要的联系,因受正始玄学的影响,嵇康等名士的荒诞异行实为释私显公的表现,自我意识、精神的觉醒和提升。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展现“竹林玄学”的狷狂名士风流自得的精神世界,刘勰《文心雕龙》评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肤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仙心”中显露“飘忽俊佚,言无端涯”的风格,从嵇康诗作文论中可一窥魏晋名士的玄远气度和名师风采,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玉雕上,海派玉雕师穆宇静借助竹林七贤在文学上的影响,进行玉雕雕刻,竹林七贤玉雕正反浅浮雕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竹林之下下棋,赏乐,论字画,肆意酣畅,雕工清新脱俗,2011年获得“上海玉雕神工奖”金奖,这也是古文学与今工艺的完美结合,体现了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及思维理念。

嵇康:善古琴,作品有《琴赋》《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养生论》《与山巨源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

阮咸:制作了同名乐器“阮咸”,精通音律,然而在文学方面没有留下作品

刘伶:好饮酒,传世作品《酒德颂》

向秀:竹林七贤瓦解之后,写有《思旧赋》

阮籍:传世作品《大人先生传》,风格与刘伶《酒德颂》相似,诗存《咏怀诗》八十二首,著有《达庄论》《为郑冲劝晋王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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