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郢都

郢,古地名。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国都。楚人有将都城命名为郢的习惯,由于历史的原因,楚国的都邑曾几经迁徙,其所迁的都邑之多、迁都之频繁,是其他周初诸侯所难以比拟的。 [1]

由于历史的原因,楚国的都城曾几经迁徙,其所迁的都邑之多、迁都之频繁,是其他周初诸侯所难以比拟的。而楚人有将都城命名为郢的习惯。

1、丹阳:熊绎始居于此,在今湖北省枝江市或河南省淅川县。

2、郢都:楚文王自丹阳迁于此,在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故江陵)西北,今纪南城。

3、都:楚昭王自郢迁于此,在今湖北省襄阳市宜城东南。

4、鄢都:楚惠王曾居于此,在今湖北省襄阳市宜城。

5、陈都:楚顷襄王二十年自郢迁于此,在今河南淮阳。

6、巨阳:楚考烈王十年迁于此,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北。

7、寿春: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迁于此,在今安徽省寿县。 [1]

丹阳是古代楚国初兴之地.据《世本》(见《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及《史记楚世家》所记,早在商周之标,楚禽熊已居丹阳,并服属于周文王;到西周初年,成王时,胃熊的后人熊绎始受封为楚子,仍居丹阳.下至春秋初年迁邓为止, .丹阳”作为楚国早期都城名称,前后共达三百余年。 [2] 而对于其所在地,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其一,丹淅说,该观点认为在丹江口和淅川一带。淅川楚墓群的发现、发掘在向人们提示:楚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湖北没有早期楚墓而多战国楚墓,且楚国宰相的墓出现在淅川下寺,这说明楚国的始都在丹阳,即今天的淅川境内。考古发现印证了史书记载:“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即楚都于武王时才从丹阳迁往湖北江陵,楚文化的发展有一个从中原向江汉平原迁徙的过程。此外,在淅川春秋楚墓东约20华里的丹江口水库内,在水位下降时,曾发现一座群众称之为“龙城”的古城遗址。城址的规模有七八万平方米,但遗憾的是这个城址没有进行过考古挖掘。 [3]

其二,枝江说。该观点认为在宜昌枝江一带。

楚国最早的国都在丹阳(今湖北枝江或河南省淅川),后因与其他小国争夺汉中之地,从丹阳迁到郢。楚国何时迁都至郢,后世人们争执不休,大概有如下四种说法。

其一,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O6)说。清人宋翔凤《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根据楚武王伐随、代郧的时间,断定迁都时间应在武王三十五年,也就是楚武王熊通大力向外开疆拓土,侵随并开始经营汉东之地时。此说显然在观念上过于陈旧,没有分辨“居丹阳”与“始部郢”的区别,实难信从。

其二,楚武王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初(前7O3一前699)之间说。石泉《楚都何时迁郢》一文,根据《左传桓公十三年》“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刘昭《读汉书补注》引《荆州记》(江陵)县东三里余,有三湖,湖东有水名苌谷,又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以及《水经注沔水篇》“江陵城西北有纪南城。……三湖合为一水,东通荒谷。荒谷东岸有冶父城”的记载,推断出上述结论。可是此三条材料,均未直接提到郢都,很难推断出此时楚国已确立国都的结论。

其三,楚文王元年(前689)说。《史记楚世家》载:“文王熊赀立,始都郢。”范文澜在师国通史》第一册中亦言:“东周初期,楚愈益强大,前7O4年,楚君熊通自号武王。熊通子文王熊赀迁都郢,有地千里。”此说只是没有具体说明都郢于文王元年罢了。

其四,楚武王五十一年(前69O)武王崩、文王即位之时说。虽然《左传桓公十一年》(楚武王四十年)中,有“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寥伐楚师”,楚莫敖屈瑕“次于郊郢”的记载。但这时的郢,还只是楚人在几次伐随战役中开辟的根据地,尚非楚之国都。《左传庄公四年》载,楚武王五十一年,武王死于代随军中,楚人与随人“为会于江油而还,济汉而后发丧”。发丧的地点当在郢或郊呈卜一带。文王此时继武王立,以后就可能一直住在郢,并未回丹阳,郢这才正式成为楚之国都。

由上观之,武王徙郢说和文王都郢说,似异而实同。诸说中唯《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比较明确,但司马迁的记载是否符合史实,尚待考古材料的证实。 [4]

自楚武王至楚昭王年间的郢都究竟在何处?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在今湖北江陵的纪南城。 [5]

始都郢的地址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史家意见是不一致的。自杜注为湖北江陵北纪南城起,一直成为流行的说法,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近人根据史籍与考古发掘材料,进一步考证了郢都的地址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

襄阳籍石泉认为:春秋、战国的楚郢都及秦汉江陵城应在当时的沮漳二水间(今蛮河流域下游)、汉水以西不远处。今楚皇城遗址(指今湖北宜城西。笔者注)应即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江陵城故址。

对于春秋春秋时期的郢都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郢都的地理位置,因为荆州市境内没有大型春秋时期的楚墓。但《左传》中有一段几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一、楚武王时期莫敖屈瑕兵败自杀于“荒古”(今江陵);二、楚国兵败屈瑕自杀,诸将自囚于冶父(今沙市);三、楚昭王说过“楚国之望,祭祀不过江、汉、睢、漳”,就是说楚国的地望在长江、汉江、睢水、漳河之间,结合楚国曾以“方城为城,汉水为池”的典故看,纪南城所处的地理位置是绝佳的,因为纪南城南临长江,西滨睢水和漳河,北方在汉江之南有纪山屏卫一马平川的纪南城,东临云梦泽,有古夏水直通章华台,这样的地理位置是理所当然国都之地。事实上,战国时的郢都及秦汉时期的“江陵城”,就没有迁徙过,考古成果“荆州纪南城遗址、凤凰山汉墓(汉文帝时期)、松柏(汉武帝时期)及张家山(秦末汉初)出土文献都有明确记载,其中荆州凤凰山男尸随葬《地书》记载大意是:江陵丞转告地下丞,江陵县西里五夫遂少言(男尸),不幸于文帝十三年5月13日去世,望地下丞给予他在阳间的待遇;无论是地点、时间点、主持官员等,还是丧葬风俗均明确提及“江陵”,古人有“叶落归根”的习俗,就连不再江陵任职的安都丞去世了,也迁回江陵安葬,这无疑是具有“合法证明”江陵城位置的证明,所以楚国及秦汉时期的江陵城的位置,与襄阳方面的石泉教授所谓的“楚国及秦汉时期江陵城在宜城楚皇城”说法是不同的,这些文物与历代史书基本吻合,对于江陵城及前身郢都具有定位性的历史依据和权威价。

而且,张家山(秦末汉初时代)汉墓出土《二年律令轶律》、荆州松柏汉墓(墓主周偃,汉武帝时期)出土文献“南郡免赋薄”均没有“宜城”县,却有“宜成”县;而且南郡最近的县是江陵,与江陵县最近的“显陵”,显陵是临江王的守邑,临江王的国都就是江陵县;另外,南郡文书传到各县均是由近及远相传阅的,唯独江陵县是“另书以邮驿相传”,秦汉时期五里一邮十里一亭,可见江陵与南郡仅一邮之。而荆州境内有纪南城、郢城和荆州城,这三座城池均符合“邮距”。

更具近四十年的考古依据,纪南城起于春秋中叶,以纪南城为中心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群多达七个,墓葬封土堆直径规模超过100米多达数百冢,其中荆州龙山(今八岭山)国家重点文保单位就有大型楚墓(熊家冢类型的超级大墓)接近500冢,这其中包含春秋中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末期的,为什么没有春秋早期的呢?我个人认为早期楚墓随着时间推移,有的可能被“占用”,或与早期并不富裕所以没有大兴土木有关。

当然,宜城作为楚国腹地,有一些楚国早期墓葬与纪南城作为楚国都城及秦汉江陵城的地理位置并不冲突,要知道纪南城巅峰时期人口总数多达40万,16平方千米的纪南城有这样大的人口基数,墓葬需求明显比宜城要大得多,而以纪南城为中心的周边20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几乎是楚国墓地,这一数据绝对绝冠先秦,这是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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