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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

岑春煊(1861年1933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字云阶,号炯堂老人,曾用名云霭、春泽,广西西林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885年考取举人,以恩荫入仕。甲午中日战争时前赴战场,1898年因力主变法维新而得光绪帝青睐,提拔为广东布政使,1899年调甘肃布政使。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岑春煊率军至北京“勤王”,并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西安,因功擢陕西巡抚,次年任山西巡抚,创办山西大学堂。后署理四川总督,旋署两广总督,任内积极推行新政,大举惩办贪官,有“官屠”之称,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并称“南岑北袁”。1907年入京任邮传部尚书,与军机大臣瞿鸿等发起“丁未政潮”,反被庆亲王奕、袁世凯一派弹劾而罢官,遂以养病为名,寄居上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岑春煊被清政府任命为四川总督,未赴任。中华民国成立后,岑春煊曾任袁世凯政府的粤汉川铁路督办,1913年,他支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并被推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南洋。1916年初,广西都督陆荣廷派员迎归上海。5月,被推举为护国军都司令,并与梁启超等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任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投身护国运动。1918年排挤孙中山,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主导南北议和。1920年粤桂战争后军政府解散,岑春煊通电辞职,隐居上海,1933年逝世,著有《乐斋漫笔》。

据族谱记载,岑春煊的祖上是东汉时排名云台二十八将第六位的功臣岑彭。在宋朝时,落籍浙江余姚的岑彭后裔岑仲淑随狄青平侬智高有功,便世居广西为土司。岑春煊家原本是上林峒长官司的世袭土官,由于乾隆年间改土归流,便成为平民。到其祖父岑苍松时,始以文学起家。岑春煊之父岑毓英因平定云南回民起义有功,官至云贵总督,成为清廷的封疆大吏。

咸丰十一年辛酉三月二十三日(1861年5月2日),岑春煊出生于广西省泗城府西林县那劳村,他是岑毓英第三子,人称“岑三”,因为人性格多变,敢作敢为,又称“颠三” [1] ,原名岑春泽。岑春煊少年时就读于泗城(凌云)云峰书院,后随父亲岑毓英赴任地读书。1879年时,岑毓英考虑到 “滇桂僻处边地,弟子见闻隘陋,无所师法”,便命岑春煊到北京学习。 [2] 客居北京的岑春煊是一个有名的纨绔子弟,据汤用彬《新谈往》记载:“春煊少弛,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黄金结客,车马盈门,如宴也。”他与劳子乔、瑞澄被时人称为“京城三恶少”。 [3]

岑春煊因其父恩荫,很快就由监生加捐主事、签分工部学习行走。1881年,他因病请假回家休养,1885年参加广西乡试,考中举人,奉旨到部候差。1888年,他又报效海军经费,奉旨以郎中归本部即补。同年光绪帝大婚,岑春煊充派为办处帮总办。由于这是一个实缺,因而他备受瞩目。这时他听从算命先生的话,把名字“春泽”改为“春煊”。1889年,岑毓英死于云贵总督任上,岑春煊回广西守制,1892年再赴北京,清廷授其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卿。

岑春煊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在战事吃紧,“大臣畏葸不前”的情况下,岑春煊曾两上奏章,毅然“自请效力前敌” [4] ,被派到刘坤一营中当差,不过刘坤一因岑春煊早年放荡声名,不予重任。 [5] 当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威海告警时,他又主动请缨,被派往烟台总理营务,开掘地营,布置防务,颇尽职守。后来日军猛攻营口,他又请求率军赴援。但由于清朝腐败,中国难逃失败的厄运,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岑春煊对此愤懑难平,辞职离京,隐居桂林,甚至产生了遁入空门、不再出山的念头。 [6]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岑春煊目睹国事日非,不能不有所触动。他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中,先后参加了上海强学会和北京的保国会,并于1897年2月亲自和康有为等人筹议成立了维新变法运动中广西最具影响力的维新社团桂林圣学会。1898年夏,岑春煊陪其幼弟岑春荫进京赶考,在此期间受光绪帝召见,他除了提出兴学校、练新兵、讲吏治、信赏罚诸条外,还上专折吁请皇帝要操掌实权,不要徒有其名。 [7] 戊戌变法时光绪帝下达裁撤冗官的诏令,就是受岑春煊建言的直接影响。 [8]

1898年8月31日,岑春煊被擢为广东布政使。他抵达广东后,同以两广总督谭钟麟为首的阻挠改革的顽固派进行了相当果敢的斗争。他在广东吏治改革作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裁撤各闲散机构和人员,甚至把谭钟麟总督衙门中的文案也予以裁并。并拟对谭钟麟的亲信、贪财害命的知府王存善罢官严惩,欲杀一儆百。新旧之争,势不可免,岑、谭二人互相参奏,乃至拍桌相骂。在京的维新派人士也遥相呼应,宋伯鲁递呈了康有为代拟的《请惩办谭钟麟折》,以阻挠新政为由,请严惩褫革。光绪特命湖南巡抚陈宝箴对谭严密访查,“速行参奏”。 [8]

岑春煊的目光所及不仅仅广东一隅,他还十分关注北京的形势和全国的变法大局。于外交,他认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和康有为的联英政策均不足取。面对列强瓜分,只有“固民”才能“御侮”。于内政,他提出“苏民困”;取消“昭信股票”;查禁米粮出口,抑平粮价;防止白银外溢;设彩票招商局,集民款自修粤汉铁路,防止外资渗入;让商人“自购战舰”等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被光绪部分采纳。 [8]

由于岑春煊在变法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戊戌政变后亦受牵连,多亏“荣禄为缓颊” [9] ,方得幸免,改调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在甘肃期间,亦不忘上奏弹劾谭钟麟,最后谭钟麟被免去两广总督之职。以藩司弹劾制宪,在有清一代几为仅有,岑春煊也开始以刚直闻名于世。

1900年,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引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岑春煊在甘肃听说后,率2000兵马星夜兼程赶来“勤王”,到了北京后被调到张家口驻扎以备俄。 [10] 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岑春煊赶来救驾,被任命为前路粮台督办。在此期间,流亡海外的岑也和他的幕僚张鸣岐等人制定了一个帮助光绪夺回政权的计划,试图配合康有为等保皇势力发动政变,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而慈禧太后则因岑春煊雪中送炭而对他极为信任,授其为陕西巡抚,翌年调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审时度势,力言“山陕大灾之后,万不能再开战衅”,令娘子关、固关守军后撤,以示讲和诚意,并解决毓贤在任时的教案遗留问题,并预拨银两给传教士,杜绝联军进兵口实。后来这笔钱被传教士李提摩太捐作山西大学堂创办费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学。除此之外,岑春煊还聘请日本教员,创办了山西农林学堂。在山西兴办新式学堂是他主张变法自强的最早实践。 [8]

1902年7月,岑春煊改任广东巡抚,原拟入京陛见后南行赴任,结果四川哥老会蜂起,清廷又命岑春煊赴成都署理四川总督,平定了变乱,并创办警政,处置了一批贪官污吏。其后又为平息广西土匪,清廷令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民国时的风云人物龙济光、陆荣廷等,就是这一时期被岑春煊收编的。除了平息匪乱之外,岑春煊还在两广大力惩办贪官污吏,使“官屠”之威名远扬。另外,岑春煊不遗余力地在广东推行新政,他展开军事改革,他以常备军、续备军、巡警、州县士勇来代替绿营,分别执行作战守备、缉捕清乡、维持治安、护解饷犯的任务,并拟就了精简武员的详细计划。为了扩充军事人才,他大办军事学堂,次第成立了广东将弁学堂、军医学堂、陆军中小学堂、警备学堂等。同时,他还兴建新式学堂,在广州设立了“学务处”专管教育,创办广东法政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以及测绘、蚕业、农林等专业学校,并改两广师范学堂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又选派士子去日本留学,为两广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8]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岑春煊非常欢迎。预备立宪上谕刚一颁布,岑春煊便特派亲信到上海,写信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怂恿他们拉人结社,并捐出开办费一万元,还表示愿每年提供经费一千元。于是,预备立宪公会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由岑春煊手下的老幕僚郑孝胥充任会长,是为清末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岑春煊作为该会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纵者,其作用不言而喻。岑春煊与海外保皇党人的关系亦迹象昭然。1905年,他曾默许亲信幕僚周善培到香港与梁启超会晤。 [8]

岑春煊在两广惩办贪官,损害了庆亲王奕及其同党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利益,而朝中清流领袖军机大臣瞿鸿欲扳倒庆、袁,便与岑春煊相联结,引发了“丁未政潮”。1906年9月,庆、袁一派借口片马问题非岑春煊解决不可,使朝廷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岑春煊没有赴任,却前往上海治病,期间各方人士访谈者甚众,包括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 [8] 1907年3月,忽有旨调任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且不必进京请训。岑春煊认为这又是庆、袁的诡计,于是坐船从上海到武汉,在武汉电请入觐,又不待上谕而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径自赴京。慈禧太后四次召见岑春煊,岑春煊痛陈时局之非,并弹劾庆亲王纵容贪腐,还声称要留在北京作皇上、太后的“看家恶犬”。 [11] 慈禧虽未惩办庆亲王,但也嘉奖岑春煊的忠诚,任命他为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刚接受任命,就弹劾了袁世凯的亲信邮传部侍郎朱宝奎,使其革职,后又劝说慈禧罢斥袁世凯另一亲信段芝贵。瞿鸿也趁机动员江春霖等言官上章弹劾庆、袁,为岑春煊造势鼓劲,甚至坊间传闻庆、袁将倒台,岑春煊将接替袁世凯来坐镇北洋。

眼看岑春煊就要在京师站稳脚跟,庆、袁地位不保,立刻展开反击,对慈禧说岑春煊是康梁一派,居心叵测,慈禧便怀疑起岑春煊,将他外放为两广总督。1907年4月17日,岑春煊解职出京,他不去广州,却往上海,伺机反扑。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得此消息后,于4月23日至5月5日专程回沪等候,企图和岑春煊见面。岑、梁是否见了面,由于行踪诡秘,不得而知。但袁世凯却于此时通过上海道蔡乃煌抛出了一张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递慈禧,使慈禧震怒,将岑春煊开缺。伪造照片之事,得到了同盟会员陈少白的帮助,原因是岑春煊过去曾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省港粤路股东与同盟会极为不满,不愿他返粤莅任,因此联手袁世凯除掉岑春煊。但仅六年之后,国民党人又和岑春煊走到一起,故史家感叹“政治上离合靡常是非不一,这却又是一事例”。 [12]

丁未政潮后,岑春煊赋闲杭州,后又至上海就医。袁世凯为斩草除根,嗾使蔡乃煌散布不利于岑春煊的谣言,甚至伪造岑春煊劝浙江巡抚增韫“举大事”的信函,所幸增韫以原书寄岑,得以揭发奸谋。 [13] 1908年冬慈禧、光绪相继驾崩,袁世凯亦被罢黜,岑春煊才得以在上海静养三年。

1911年,因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南方数省爆发保路运动,四川尤烈。当年9月15日,岑春煊被清廷任命“赴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这年夏天,以国会请愿运动失败、皇族内阁成立、保路运动受压等事件为引子,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岑春煊原本就是立宪派的一员,自然也开始与清政府产生裂痕。他明确反对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并对四川保路运动力持主抚态度,发出《致四川人民各安生业电》,宣称“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甚至于9月20日致电内阁,辞职相要挟,公然要求清廷“罪己之言与特恩之诏同时并布”。 [14] 9月29日,岑春煊前赴四川时途经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澄详商,仍坚持前议,瑞澄再三劝告,岑春煊百折不回。他自知清廷不可能同意他的建议,便电请病假回沪,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岑春煊未作停留,于次日乘轮离开武昌。

清政府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十分惊恐,决定再次起用岑春煊、袁世凯,于10月14日发布了岑、袁分别补授四川、湖广总督的任命。岑春煊对这一任命再三辞却,清政府多次恳请勿再固辞。立宪派主导的四川保路同志会也宣言:“目前各衙门告示,除将军玉昆、岑宫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无睹焉可耳”。 [15] 岑春煊推辞不过,10月23日勉受川督,但同时提出扩编军队为十营,增拨枪炮子弹,发银一百万两等条件,清政府无法兑现。10月29日,岑春煊因筹划兵饷均不就手,以病情加重为由辞职。清廷只好任命端方暂署川督,虽然还给岑春煊保留位置,但他终不复出。 [8]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岑春煊公开站在了革命阵营一边,通电要求清廷及袁世凯顺应形势,实行共和。 [16-17] 这标志着他从清廷官僚到民国政客的蜕变。

1912年2月,清帝退位,紧接着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1912年5月,袁世凯让岑春煊担任贵州宣慰使,他不客气地回复,目下“中外治权,是分是合,体段全无,官制各法,甚无依据,正上无道睽,下无法守之时”,如此情形,有“何义可宣,何德足慰?” [18] 他在拒绝袁世凯的同时,又和革命党人保持一定距离。1912年3月,主要由清末立宪派组成的国民公党成立于上海,岑春煊为名誉总理,后该党与同盟会等合并组成国民党,岑春煊当即宣布退出。1912年6月,他利用同盟会员福建军政府民政部长彭寿松行为不检、遭到福建地方势力反对之机,应邀入闽任福建宣抚使,驱彭后企图控制福建未果。1913年初,他又接替了黄兴的粤汉川铁路督办职,打算借“护路为名,寄以军令”,成立两师听命于他的军队,也因袁世凯作梗而搁浅。 [8]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发生,辛亥后表面平静的政局又剧烈动荡起来,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集结。岑春煊为革命党人所关注,“西林(岑春煊)勇锐过国民党,孙、黄阴寄厚望” [19] ,特让章士钊去做他的工作。岑春煊与袁世凯素有积怨,双方在反袁问题上一拍即合。4月间,孙中山、黄兴、汪精卫、李根源、宁调元与岑春煊多次秘密会晤。 此后,岑春煊便积极开战其反袁活动,他接连发出通电,严斥袁世凯掩盖‘宋教仁案”与政府的关系,庇护凶犯赵秉钧,干涉制定宪法、擅借善后大借款等违法行径。鉴于统一党被王揖唐出卖,他和章太炎重组统一党,抵制当时大多数“中间”党派纷纷倒向袁世凯的浪潮。他力图扩大反袁统一战线,与章士钊、谭人凤专赴武昌策动黎元洪反袁,并做上海唐绍仪、广西陆荣廷、广东龙济光、龙觐光等人的工作。他与袁世凯公开决裂,6月8日坚辞粤汉川铁路督办职,并在胡汉民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旗帜鲜明地与南方革命党人居于同一阵线。 [8]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6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召开军事会议,推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两天后,岑春煊抵南京就职。22日,各省议会联合会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开会补行正式选举手续,全票通过举岑议案,“凡独立省分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 [20] 这祥,岑春煊就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二次革命中各派反袁力量的总指挥,各地分散的反袁势力有了一面统一的公开旗帜。革命党人对此极感兴奋。广东“纯粹之粤派之国民党,则欲戴岑西林为粤督”。 [21] 海外英荷属殖民地七十九埠华侨和美国国民党支部专电岑,拥护其为大元帅。 [22] 岑春煊俨然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岑春煊制定了联络广东、广西、福建三省“与南方各军一致进行誓师北上”的计划。7月29日,他偕李根源、马君武到达广州,当即发出劝旧部陆荣廷、龙济光讨袁电,邀约诸人至梧州面筹一切,并允代筹军饷,被陆、龙拒绝。8月1日上午,岑春煊在广州召集高级军事会议,举行北伐誓死大会。但二次革命的形势却急转直下,7月28日,南京战事便已失败,黄兴逃往日本。龙济光部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由梧州东下进攻广州,岑春煊固守不弃,8月4日夜,观音山已有敌“大炮震撼”,广州民军也发生哗变,岑春煊的北伐计划未及发动便宣告破灭。他本人也仓促出逃香港,转赴新加坡,流亡南洋。 [8]

岑春煊亡命新加坡以后,与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成立了“中华水利促进社”,进行反袁活动。1915年12月,袁世凯决意称帝,蔡锷等在云南掀起护国运动,岑春煊闻变后立即从南洋赶回国内,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寓梁启超处,与国内的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李烈钧,香港的李根源、柏文蔚、程潜,美国的黄兴等人保持频繁联系。一时间,梁启超在沪寓所成为海内外反袁势力进行联络的一个最重要据点。 [8]

按照原计划,岑春煊欲往护国运动的大本营云南。但当时护国军最感棘手的是“饷械俱缺”。经唐继尧电请,岑春煊于1916年1月底由张耀曾陪同改赴日本。3月20日,岑以云南军政府代表名义向日本借得一百万日元和部分枪械弹药。 [23]

云南独立后,两广成为关键。岑在促使两广独立上起了特殊作用,致书广东督军龙济光,要求他们“审机立决,迎合时势人心,起而为滇黔后劲,结成一气,据以号召全国义声”。 [24] 在各方压力下,陆、龙先后宣布独立,滇黔桂粤连成一片,护国运动的声势顿时大增。为了协调动作,岑春煊、梁启超等人打算成立一个具有独立各省联盟性质的组织。4月19日,岑春煊由香港抵广东肇庆,筹备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岑春煊任都司令,初步统一了两广军权。 [8]

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能把所有反袁势力全面联合起来的组织,但在筹组这个组织军务院的时候,独立各省内部却产生了分歧。龙济光、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甚至孙中山都认为以岑春煊出任领袖最为合适,唯独蔡锷却激烈反对。云南是首义之区,蔡锷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大敌当前,若内部不统一,于反袁斗争不利,也与成立军务院的宗旨相悖。为了打破僵局,避免内讧,岑春煊以唐继尧“首义功高,力主推戴”,最后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副之,兼摄行抚军长职。1916年5月8日,军务院几经酝酿在肇庆如期诞生。 [8]

军务院是一个各派的联合体,主要由滇桂两系地方军阀、梁启超的进步党和国民党内以欧事研究会为核心的稳健派组成。这种组合形式给岑春煊提供了绝好的活动场所,他以中介人、调停人、缓冲人和各派联系人的身份出现,成为把各派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很自然地被推为盟主而发挥较大作用。 [8]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以反袁为目标的军务院失去了维系各派团结的胶着点,梁启超建议撤销军务院,岑春煊等则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倒袁只是成立军务院的目的之一,并非全部目的。他特别提出恢复约法和国会两大问题,于6月8日又致电唐继尧等,明确指出今后新旧约法之争便成为南方义军的“生死存亡之点”。 [25] 这份文件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与6月9日孙中山《规复约法宣言》前后呼应,成为护法运动的先声。6月16日,岑春煊致电黎元洪,提出恢复约法、总统依法就任、撤军和召集军事特别会议四项为撤消军务院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被北京政府部分接受,梁启超等人更感到应该立即撤消军务院以示响应北方之姿态。岑仍坚持“现在阁员未全就职,国会未经同意,内阁尚未正式成立,吾人仍应自守条例,不必取消”。梁启超等恼羞成怒,四处散播岑春煊缓撤军务院是想“留此为交换条件,是政客逍遥海上,绝不知军中甘苦,而放言高论”。 [26] 迫于梁启超的压力,岑春煊、唐继尧于7月14日宣布撤消军务院,护国运动结束。

岑春煊本来在其就职宣言中称,袁世凯倒台后他就不问政治,惟尽力于社会事业,1916年10月回桂林扫墓后就返回上海静居。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护国运动使岑春煊的政治地位陡然增长,就不可能轻易摆脱政治。1917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掀起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西南军阀极力想把岑春煊作为一杆大旗抬出来和孙中山相对抗。在酝酿护法军政府设立大元帅时,李烈钧就向唐继尧献策:“为应付中外大势,则宜推孙中山,为消除两粤障碍,则宜推岑”。1917年11月,桂系军阀莫荣新公开通电,商量湘粤桂三省建立都司令部问题,推岑春煊当都司令,企图将护法军政府挤出广州。与此同时,唐继尧也连发两电,提出在广州成立军事委员会、政务委员会的计划,并由岑春煊总揽筹商事宜 [27] ,企图以岑春煊来取代孙中山。所有这些使岑春煊的权力欲极度膨胀,他亲自出马发起所谓“西南自主各省联合会”,“明为销融陆荣廷孙中山两派之畛域,即暗以具备南方政府之雏型”。该会网罗面极广,李烈钧、方声涛、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章太炎、陆荣廷均在其内;另外还同北方直系的冯国璋、李纯、陈光远“早通声芥”。 [28] 1918年1月15日,“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在广东成立,奉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隐然与军政府取对峙之势”。孙中山对此强烈抗议,认为该会“于约法无根据,指为督团之第二,事遂中梗”。 [29]

以岑春煊为首的反孙派见联合会不能取代军政府,便准备以改组军政府的办法来推倒孙中山,1918年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5月4日,孙中山被迫辞职。非常国会推选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7月3日,岑春煊自上海至广州,7月5日军政府宣告改组成立,8月21日,军政府举行政务会议,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他名副其实地当上军政府的头号人物,成了西南军阀的代理人。而孙中山则意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离开广州,远走上海。

其后,岑春煊开始主导南北议和。先前在1917年11月,粤桂湘三省组成联军北伐,与北洋军激战于湖南战场。战争开始不久,岑春煊便对战事进行秘密调停。他伸出两只触角,一与北京的冯国璋、王士珍密商;一与南方的直系将领联络。 [28] 1918年10月7日,北洋政府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和岑春煊以交战双方最高领袖身份发表主和通电。孙中山积极推动的作为护法战争主要方向的湘南战事偃旗息鼓,声势浩大的护法战争在岑春煊等人的出卖下只剩下陕西等省的局部战斗。1919年2月,南北和平善后会议在上海开幕,虽然不久便无果而终,但岑春煊仍未死心,继续委派章士钊、刘光烈等人在沪同北方徐世昌的代表秘密谈判。 [8]

但是,岑春煊没有自己的武装和地盘,他的得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各派势力中的“平衡”。而由于各方势力的勾心斗角,这种平衡非常脆弱,再加上岑春煊越来越偏向于桂系势力,使他作为各方都能接受的调和者的身份难以维持下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率先举起反岑反桂大旗。1919年6月,在国会中倾向孙中山的“照霞楼议员”提出不信任主席总裁案,岑春煊被迫一度辞职。同年8月,孙中山正式宣布与军政府决裂,并开始绸缪武力讨桂计划。 [8]

1920年,岑春煊在对四川的控制、南北议和中各派权益的分配和驻粤滇军的指挥权等间题上又与唐继尧完全闹翻,军政府更加风雨飘摇。3月24日,唐继尧将岑春煊秘密与北方议和的内幕文件全部公开,指责此与护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并邀约国会议员来滇。3月29日,军政府总裁兼外交财政部长伍廷芳携带款印出走。广州国会两院秘书厅也在议长林森指挥下,封存卷宗分批运往香港。军政府后院起火,岑春煊气急败坏地违宪派兵搜查国会,引起舆论大哗。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三总裁宣告脱离军政府,军政府七总裁所剩无几。8月7日,在滇国会两院召开联合会议,通过议员万鸿图等人提案,以“毁法误国”罪一致议决罢免岑春煊军政府政务总裁的职务。8月11日,岑春煊孤注一掷,命令桂军进攻福建陈炯明军阵地,粤桂战争开始,桂军兵败如山倒,岑春煊甚至还收到过装着炸弹的木匣。1920年10月23日,陈炯明部兵分三路总攻广州,桂系大势已去,当天岑春煊通电辞职,声称他是受江苏督军李纯自杀而感动,希望西南各省取消自主,北京速开国会,共图善后。次日,军政府被宣布取消,岑春煊再次离粤赴沪,他的政治生命也宣告终结。 [8]

岑春煊退居上海以后,仍与章士钊、杨永泰、李根源等多有往来,但都是私人应酬,无关公务。1922年,岑春煊与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妇同游苏州,并买宅作久居计。旋与李根源叙旧,自述生平,1930年出版为《乐斋漫笔》一书。1932年淞沪抗战时,岑春煊捐助十九路军三万元以支持抗日。1933年4月27日,岑春煊去世于上海。临终前留下遗言:

“民国初元,息影上海,窃谓共和国已立,势无可翻,理自拥护。观袁氏柄政作威,甚至称帝,前欺清廷孤寡之余,后戮民党俊秀人士。激于义愤,遂尔兴师。护国、护法两役,春煊从国人之后,以勘定祸乱于一时者。职是之故,十载以来,幸还初服,党国蔚然,与观厥成,老朽余年,冀享治平之乐。国家多故,又成鱼烂之形。道路之言,举谓一党专政,弊端绝大。党费出自国币,纵容无数血气未定、学问未成之青年,使之干涉百政,刍狗万物,欲国无乱,何啻却行求前?况乎后十年之政权,都在此辈青年之手,今以修养迫之,期用于不成熟无意识之政党运动,此其断丧社会之人材,虚耗国家之元气,预造未来国家之恶运,尤为无可恢复之损害乎!近自东北告变,国难日深,政党各有指责,春煊以为阳九之会,事属非常之原,国民党独任其艰,应须国民同情顺受之处,亦何止一二数?独至一党之樊,关系太大,如不改弦更张,足以断送国家而有余。春煊与党同一国家,各有子孙。心所谓危,何敢不告?

春煊今年七十有三,近以心脏衰弱,遂形肿胀,气息仅属,百念俱灰。儿辈叩请遗言,顿有感触。吾家三世服官素以清廉自励,既无长物,何用安排?且诸儿多不率教,后惟听其自立,生平耻怀溉犊之爱,临终安用贻谋之谈?惟国家事属一体,为首当为国,而为国之要,不外‘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语,以党限之,势难尽就,前此任潮(李济深)、德邻(李宗仁)两君来访,曾为郑重揭橥是义;垂尽之声,仍不越此。儿曹其此公布于是,供奉国贤豪长者之参考。国是有豸,无任悚惶。” [30]

岑春煊死后,安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文革时墓被毁。

在晚清官场,流行着“三屠”之说,岑春煊是官屠(或屠官)、张之洞是财屠、袁世凯是人屠。岑春煊以不畏权贵、弹劾贪污和渎职官吏而著称,时人形容:“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 [31] 他在戊戌变法期间出任广东布政使时,就敢跟两广总督谭钟麟叫板,署理四川总督时,曾准备一次弹劾300多名官员,在幕僚力劝下作罢,但也弹劾了40多人。两广总督任上,劾罢不法污吏渎职者1400多位,“上自抚院,下至典史,无皆不有” [32] ,官员们皆谈“岑”色变。

在他“屠官”的过程中,最瞩目的是周荣曜案和裴景福案。1904年,岑春煊受命兼任粤海关监督,查得海关库书周荣曜私吞公帑数百万两,并与朝中勾结,后为逃避追查,以庆亲王奕之奥援,被派为出使比利时大臣,岑春煊趁他尚未出国时,弹劾其贪污之罪,周荣曜溜到暹罗,但他的财产被全部没收。丁未政潮时岑春煊进京弹劾庆亲王时,便是举周荣曜为证。 [11] 裴景福案则是岑春煊于1903年莅任广州后,立即指控南海知县裴景福贪污24万银元,裴景福逃到澳门避难,后虽被岑春煊交涉引渡,但清政府以查无实据,未处死刑,只是发配新疆。据说,裴景福案带有很强的挟私报复之嫌,因为岑春煊在戊戌变法期间与康有为往来密切,而裴景福曾负责查抄康家,发现了岑春煊与康有为往来的书信,虽然这些书信被全部销毁,但岑春煊仍然必欲置裴景福于死地,故借口反腐而引发此案。 [33-34]

岑春煊认为教育是政治的首务,应首先振兴,必须通过教育来开启民智。他常说,欲雪国耻,要有自强,自强之道,首须培养人才。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也,故必自广兴教育始。岑春煊由此对兴办教育情有独钟。1901年,岑春煊任山西巡抚,便将兴办学堂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将原山西大学堂和外国人办的中西大学堂合并为设有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的新的山西大学堂。开创了我国近代教育中西合璧的新篇章。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又派翰林学士胡峻赴日考察学务,然后回来主办四川高等学堂。岑春煊热衷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在两广更加突出。 [35]

岑春煊为广东、广西的近代教育作了重要奠基。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早年便在家乡西林县那劳寨办了一所“南阳书院”,培养家乡人才。岑春煊在外任职时,还时时挂念南阳书院,给书院送纸张笔墨,图书资料、后来又出资扩建书院;并反复叮嘱一定要办好书院。西林到省城路途遥远、为帮助本县学子赴省城参加科考,岑春煊给县里捐了两千两纹银作应考基金。在两广总督任上,他还亲自拨款建起了“泗色中学堂”(今百色中学)。他创设两广学务处,作为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先后开办了两广实业学堂、广东法政学堂、蚕业学堂、农村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专教外语)。测绘专业学校、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令各州府设立中学堂、各县设立小学堂。他尤为重视师范教育,先后创立两广师范馆、译学馆、广东女子师范、广西速成师范科,尚德女子师范,两广游学预备科馆等。他给朝廷的奏折云:“办学以师范为先,而造就师范之师范,尤以优级为本,优级师范学堂是开办初级师范、中学堂之母。”1904年,他指示成立两广练习所,将全省各县劝学所所长(教育局长)和县立小学校长集中到省里培训。岑春煊直到退出政治舞台在上海闲居,仍想着发展教育,他还以父亲的谥号在上海创办了一所“襄勤大学”。 [35]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被载漪、刚毅等说动,安抚义和团,对列强宣战,并诏令各省勤王,但应者寥寥。岑春煊当时是甘肃布政使,他得知消息后立即向陕甘总督魏光焘请求进京勤王,随即带2000多人开拨北京,自己星夜兼程,于7月24日抵达北京,受到慈禧召见。 [36] 当时他手下人太少,尚未得到慈禧重视,正逢俄国入侵东三省将清政府搅得焦头烂额,慈禧乃林岑春煊办理察哈尔防堵事宜,着折回张家口迎候来兵,即于该处驻扎,备俄人侵入。 [10]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西安,岑春煊闻讯后前去保驾,于南口遇慈禧一行,当时慈禧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看到岑春煊来保驾极为感动,相对痛哭。当晚慈禧住在一间破庙里,岑春煊侍立庙外,慈禧梦中忽然惊叫,岑春煊则大呼:“臣春煊在此保驾!”岑春煊在慈禧落难之时尽忠竭力地护驾,使慈禧对他十分感激,她哭着对岑春煊说:“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 [37]

慈禧一行到了怀来县,受到知县吴永之接待,任命吴永为前路粮台督办,吴永因筹不到粮食,便让位给岑春煊。岑春煊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不仅通过斩杀溃兵及不法太监来整饬涣散的逃亡队伍,还逼迫沿途州县供应粮食,以致天镇知县自杀,就这样保障慈禧一行到了西安。 [10] [38] 岑春煊与慈禧一路上同舟共济,知遇日深,经常向慈禧提出自强之建言,而慈禧亦言听计从。到了西安以后,岑春煊被擢升为陕西巡抚,但他在路上因为耿直已得罪不少王公大臣,他们不愿岑春煊留在慈禧身边,便借口八国联军西进、山西告急,将岑春煊支往山西做巡抚。慈禧痛哭送别,并特拨库银百万两作为其经费。 [39] 岑春煊这段勤王经历使他成为晚清政坛上的一颗新星。

岑春煊在清末政界有“不学无术”之口碑,时人称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关于其“不学”,则是因早年纨绔无赖,放荡京师,以致返乡参加科举时难以应试,遂找人替考,才取得了举人的功名。关于替岑春煊考试的枪手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桂林前辈廖仲翼在《岑春煊事略》中称是由桂林老孝廉胡世鼎、胡世铭兄弟代写试卷,并买通考场人员“买卷入场”行其事的;第二种说法是来自晚清名士刘名誉(岑春煊老师刘玖石的儿子)之后代刘荣华的回忆,他说刘玖石不仅是岑春煊的老师,还是他的老丈人,因此岑春煊考不上会令师门名誉受损,便让已经是进士的儿子刘名誉替考。 [40]

至于其“无术”,一般理解为他行事耿直莽撞,不谙官场之术,以致在丁未政潮中被庆亲王、袁世凯击败。但历史学家桑兵通过勾稽岑春煊与保皇会之关系,指出岑春煊之“不学无术”实为误解,他很有可能是康梁潜伏在朝中的棋子,岑春煊庚子勤王的真实目的可能是配合康梁“拥帝”的计划,但他审时度势,最后还是选择了依附慈禧太后,不过继续与康梁通款,直到丁未政潮倒台为止。因此,桑兵认为“其实袁世凯固然长于权术,张之洞也是宦术甚工,岑春煊表面的粗莽之下,同样深藏心计,决非单纯恃宠。……能在吏治腐败的清末和政局诡橘的民初宦海弄舟,历经变动,几起几落,而时时跻身于权力斗争旋涡的中心,没有过人的权术,早已倾覆水底。” [34]

1907年丁未政潮,岑春煊本欲与军机大臣瞿鸿联手扳倒庆亲王和袁世凯,不料反被其算计,被逐出京师,外放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并未莅任,反而是蛰居上海,以窥伺时机。袁世凯派人加紧监视岑春煊,必欲除之而后快。由于岑春煊一向与康、梁过从甚密,袁世凯一派便想从这里做文章。正好此时革命党也不愿岑春煊去广东,于是革命党人陈少白便与袁世凯的亲信上海道蔡乃煌合谋 [41] (亦有说法称两江总督端方为主谋 [42] ),炮制了一张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时报》馆前合影的假照片,由庆亲王面呈慈禧太后。对康梁恨之入骨的慈禧看了照片后沉默良久,失望地说:“春煊亦通党负我,天下事真弗可逆料矣!虽然,彼负我,我不负彼!可准其退休。” [42] 岑春煊得知自己为合成照片所害后,行贿慈禧亲信太监李莲英以求助。李莲英让慈禧扮观世音菩萨,照了张相;自己又扮作韦陀菩萨,有照了张相,最后合称一张照片,献给慈禧说:“老佛爷何尝命奴才同照此相?足见民间伪造,藉观朝纲。从前岑春煊康有为等照片,想亦类此。” [41] 慈禧这才怒气稍解。

岑春煊晚年口述回忆录《乐斋漫笔》,与崂山太清宫道长韩太初合编了著名的琴曲《山海凌云》。

岑春煊去世后,其旧交李根源与黄元翰将岑春煊在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期间的电稿、函告和文稿700多篇辑成一集,1994年岑春煊之女岑德美将其公开,翌年由何平、李露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岑春煊文集》。该文集还包含了《乐斋漫笔》、《岑春煊遗言》、《岑春煊年谱》等内容,对于研究岑春煊及中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父:岑毓英

母:江氏

兄:岑春荣、岑春煦

弟:岑春、岑春荫

妻:刘氏(岑春煊老师刘玖石之女,1903年去世)

妾:唐氏

子:岑德固(岑春煊长子,1903年为母殉死)

岑德征(岑春煊次子,早年迁居香港)

岑德广(岑春煊三子,娶唐绍仪之女唐宝玫,加入汪精卫政权,抗战胜利后逃亡香港)

岑德麟(岑春煊四子,生于杭州,曾留学苏联,任民国中央航空少将歼击机总队长,抗日战争时期曾驾机与日本空军作战,击落日本“红缨”联队机长,立功受奖。后于1946年随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大队长陈纳德去美国定居)

岑德天(岑春煊五子,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昌农行工作,已退休,子女在西昌和成都)

岑德昭(岑春煊六子)

岑德洪(岑春煊七子,子女均在贵州)

女:岑氏(岑春煊长女)

岑氏(岑春煊次女)

岑德贞(岑春煊三女)

岑德静(岑春煊四女,嫁康有为的三子康同,共育有一子二女,1934年离婚,2008年去世)

岑德美(岑春煊五女,生于上海,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一个女大学生,曾留学美国,归国后与香港石力贸易公司董事长邓锡智结婚,育有二女)

孙中山:“岑春煊本旧官僚,见识思想均极愚陋,断不足维持中国。” [43]

辜鸿铭:“像乃父一样,岑春煊也是一个厉害角色。他是德国人所谓容克党的党员,他的家族也来自蛮荒的仍处在半开化状态的广西省,即中国的波美拉尼亚。因此,他跟俾斯麦首相一样,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岑春煊是一个坚强有力、忠心耿耿的狂热保皇派。他主张对雅各宾党人和革命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迅速处理。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威廉1848年在谈论俾斯麦时所说的那样,岑春煊在当今中国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目前中国正处在变革时期,需要的是善于妥协与和解的建设性政治人才,而岑春煊则太过强硬、不屈不挠,因此难当大任。” [44]

王照:“盖岑春煊奸人之雄,不论是非,专视多助者而助之,且素以夤缘太监得慈眷,至是因力主幸陕,得升陕抚,与袁世凯宠遇不分上下。高欢、宇文泰分道扬镳,非偶然也。” [45]

徐一士:“春煊勇于任事,时望甚隆,而不免以学养未足、气质近粗见病。” [46]

胡思敬:“春煊虽好直言,褊急不能容物,政见舛谬与世凯同,而素不和睦。唯李莲英颇左右之。……其刚可用,其智则黯矣。” [47]

台湾历史学家苏同炳(庄练):“说到岑春煊,其人大有来历。他虽然不像瞿鸿那样地具有高尚的出身与清贵华要之仕履,但因他是‘名父’之子的缘故,很早时便因他的鲠直有为而崭露头角。所以他在早年虽有纨恶少之名,到后来却俨然是一个‘社稷之臣’的重要人物模样。与瞿鸿相比,瞿稳重而岑鲁莽,瞿长于文学而岑娴于军旅,瞿文弱而岑勇猛,瞿工于筹画而岑行事粗率,在性格与行为上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若不是为了排斥袁世凯的相同目的,这两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意气相投的同志。这一层,说起来倒是很有趣的。” [48]

台湾历史学家吴相湘:“岑清劲刚直的作风,在晚清腐败的政风中是很难得的。民国以来,国民党、进步党利用其为袁世凯政敌及陆荣廷知己等关系屡与提携,实在是很难得的机会。可惜他的见识有限,又无政治理想,以致每有可为而卒无可为,终为武人政客所包围,几不能自拔。新潮激荡,旧官僚在过渡时期的作用毕竟有限,由此可见。” [49]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郭卫东则从“资产阶级化的倾向”、“爱国情绪占主调”、“风云善变”、“时势‘英雄’”、“基本肯定的历史地位”五个方面对岑春煊给予正面为主的评价。 [8]

《走向共和》(2003年电视剧),胡龙吟饰岑春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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