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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伯英

缪伯英(1899年10月21日1929年10月),女,湖南长沙人,与丈夫何孟雄两人同为革命烈士。

1919年7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20年初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参加了由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 [1] 1922年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 [2] 1925年1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27年8月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 [1]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她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概述图片来源: [3]

缪伯英1899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缪芸可受维新运动的影响,主张兴办新学,致力于“教育救国”,尤其重视妇女教育问题。父亲的开明意识,给幼时的缪伯英创造了良好的读书条件,等她稍长即送进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现稻田中学)读书,希望她长大后成为一名教师,去实现他“教育救国”的梦想。

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踏上了人生旅途新的征程。五四运动后的北京,一派“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缪伯英进入女高师不久,在北京大学组织的同乡会上,结识了何孟雄、邓中夏等一批热血男儿。为了尽快找到一剂拯救中国的良方,她中断了女高师的学习,去北大参加活动。在北京大学,她结识了李大钊,并有幸成为李大钊的学生。她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还经常到李大钊处请教各种问题。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女战士。

1920年3月后不久,缪伯英加入了在李大钊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等19人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1920年,缪伯英成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团员。11月,当年10月份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青年团的优秀分子中吸收了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缪伯英等5人入党。缪伯英不仅成为中共北方区第一名女党员,而且是“一大”前全国53名党员中最早入党的女党员。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增加,缪伯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研究、分析和思考问题,特别关注妇女的解放。在《家庭与女子》一文中,她发出“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冲决封建罗网,做时代的新女性。 [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根据党的指示,缪伯英常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及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

1922年2月,她参与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上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同年夏,缪伯英受党组织派遣到张家口,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并兼管妇女部工作和《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积极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启发工人的觉悟。

1922年底、1923年初,北京学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挽蔡驱彭”运动。缪伯英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赶赴武汉,在1923年2月6日召开的武汉各团体代表大会上严厉控诉彭允彝的罪行,呼吁社会各界声援北京学生的驱彭斗争。在武汉期间,缪伯英还前往湖北女师宣传革命真理,鼓励正在开展学生运动的学生坚持斗争。

1923年2月,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了。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等人一起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二七”惨案发生后,缪伯英与几位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向社会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及其家属。她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摆脱暗探的跟踪,把党组织的温暖带给因罢工而被捕的同志,鼓励他们与敌人斗争到底。5月1日,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在天安门召开“五一纪念国民大会”,缪伯英代表妇女界发表演讲,她列举了军阀政府外交无能、内政混乱的种种事实,号召国人改革政治,收回民权。时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的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十分满意,赞扬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2]

早在1920年底、1921年初,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就组织了妇女协会,由缪伯英主持。1922年8月,她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并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南下,帮助南京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1924年3月,缪伯英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积极领导开展北方区的妇女运动。

1924年6月,张国焘被捕叛变,在狱中供出了缪伯英等一批共产党员的名单。缪伯英在中共北方区委组织下,转移到湖南老家。1925年1月,缪伯英来到省会长沙,拜望了母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徐特立当即聘请她担任女师附小主事(即校长)。不久,她在党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管湘区委宣传工作。区委书记李维汉根据工作需要,安排缪伯英出任湘区委员会妇委书记,领导全省的妇运工作。此时,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进步妇女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缪伯英领导省女界联合会号召各县迅速组织女界联合会,积极开展为妇女和妇女团体争取权益的斗争。湖南妇女运动在缪伯英的领导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1925年5月,继青岛发生惨案后,上海又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高潮,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缪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及查禁销毁洋货的斗争。为声援青岛、上海罢工工人,长沙女学生还在缪伯英的领导下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募捐队”、“女子纠察队”。她们冲破封建思想,光着脚板或穿着露脚趾的草鞋,昂首阔步,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振臂高呼口号。“女子赤足游行”一时成为轰动长沙的新闻。

1926年1月,缪伯英按照党的安排,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并去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返回湖南后,缪伯英领导省女界联合会发起“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她亲自担任大会主席,并邀请周以栗、陈章甫等著名共产党员登台演说,到会群众数千,盛况空前,极大地扩大了共产党在湖南的影响。“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再次激起湖南民众的义愤,缪伯英主持召开“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夕,缪伯英积极参加驱赵(恒惕)运动。1926年3月9日,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集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宣布成立具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被公推为三位常委之一。5月,广东革命政府派叶挺独立团向湖南进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北伐军入湘后,缪伯英领导湖南妇女界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北伐部队。省女界联合会召开各界妇女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和慰问队、红十字会救护队,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斗。 [2]

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潜至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此期间,以华夏中学物理教师的公开身份,进行地下工作。 [7]

由于长期处于危险、艰苦的环境中,再加上清贫的生活,缪伯英的身体每况愈下。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医治无效,不幸溘然辞世,年仅30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7]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大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1月间,刚满21岁的缪伯英,英姿飒爽,意气风发,作为北京地区惟一的女共产党员,中国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在党的创建史上留下了足迹。 [8]

缪伯英是北师大党组织的创始人。1921年秋,以北京女高师和北京高师的党员为主组成的中共北京西城支部(亦称北京师范大学支部)成立,缪伯英担任第一任书记。 [9]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缪伯英积极投身于群众运动。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责人,1923年2月,缪伯英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在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后,秘密主持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 [1]

缪伯英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10]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 [10] 缪伯英从“教育救国”到无政府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为革命牺牲了家庭,30年的人生岁月一直在追求“光明的路”。 [11]

原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曾称赞缪伯英:“诚实朴素,沉着勇敢,能灵活地用公开与秘密、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策略。” [11]

早年的缪伯英喜爱接触新鲜事物,爱思考,以稳重著称。曾担任湖南省立女子师范校长的,与缪伯英同窗三载的姜国仁称在其记忆里,当年的缪伯英不爱打扮,不爱说话,但文章却写的极漂亮,有些男孩子的风度。 [11]

父亲

缪云可

早年在岳麓书院读书,晚清中过秀才。 [3] 主张兴办新学,致力于“教育救国”。于民国初期在长沙地区创办过四所学校,是位德高望重的湖南女子职业教育家与奠基人。他的诗词造诣也很深,有线装出版的《双枫补阙楼诗草》传世。

妹妹

缪仲英

弟弟

缪立三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新中国认定的第一代高级工程师。

丈夫

何孟雄

中共创始人之一,北方工人运动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政治活动家。

儿子

何重九

缪伯英牺牲后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后由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上海时,失散于战乱中,下落不明。 [3]

女儿

何小英

缪伯英故居位于湖南长沙县开慧乡飘峰村,建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坐北朝南,西阔七间,进深三间,内有天井,占地530平方米。存大小房间10间,其中正房卧室4间,其余为客厅、打米房、彩布房、杂屋、厨房等,呈三合院式布局。

2005年缪伯英故居按原貌修复,并对外开放。2011年公布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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