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弭兵会盟

弭兵会盟是春秋时期的两次重要的外交事件。共有两次,分别在周简王七年(公元前579年)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宋国执政华元、向戌两次召集晋、楚两国在宋会盟,平分霸权。这两次弭兵会盟中比较有名的是在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7月举行的那一次。宋国大夫向戌约晋、楚两国在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开会,调停两国间的战争,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以前的会盟都由国君亲自参与,这次弭兵会盟却由各国有势力的大夫参加。晋、楚、宋、鲁、卫、陈、郑、曹、许、蔡等十四国的有势力的大夫参加了会议。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平分霸权,除齐、秦外,各国须向晋、楚同样纳贡,谁破坏协议,各国共讨之。这次大会史称“弭兵会盟” [1]

弭兵会盟后的10多年间,因为楚国专注于对付吴国,晋国则忙于应付内事,无力开战,所以会盟的10个国家没有发生过战争。然而,各国内部的争权斗争却异常尖锐。“弭兵会盟”也就成为春秋时期两个阶段的分水岭。会盟以前以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为主,会盟以后却以各国内部大夫间的兼并为主,各国社会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阶级矛盾趋于尖锐。

春秋后期在诸侯争霸过程中晋、楚协调霸权之争的会盟。首次弭兵大会始于公元前589年,楚国约集齐、秦等八国诸侯盟于蜀(今山东泰安附近)。公元前586年,晋国也约集齐、鲁等八国诸侯盟于虫牢(今河南封丘北)。晋、楚处于势均力敌的局面。晋国为了打击楚国,派楚之臣申巫臣去吴国扶助吴人,吴国日益强盛,连番伐楚。楚在吴的牵制下,力量大为削弱。同时,晋由于卿族势力强大,频发内乱,无暇争霸,而秦和白狄也合并攻晋。南有强楚,西有秦、狄,使晋国处于两面受敌的局面。在此情况之下,晋、楚都有意谋和,后经宋大夫华元奔走斡旋,终于促成楚、晋召开首次弭兵之会。这年夏天,晋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盟于宋西门之外,盟约是:楚、晋两国不再交兵,好恶同之,国恤灾危,备救凶患。晋、楚结盟后,卫、鲁、郑之君赴晋受命。公元前576年,楚首先背弃盟约,侵略郑国,兵至暴隧(今河南原阳西),又伐卫国,打到首止(今河南睢阳东)。郑国子罕率兵袭击楚国,夺取新石(今河南叶县)。

前546年宋国执政向戌代表中原各中小国家国君休战的愿望,约和晋正卿赵文子、楚令尹子木等人在宋国结盟,弭兵休和。此次大会一共是约请了14国。规定除齐、秦外,各国须向晋、楚同样纳贡。此后数十年中原战事减少。

第一次弭兵会盟 公元前579年。介于晋、楚两大国之间的宋国大夫华元,既与晋国执政卿栾武子有交情,亦与楚国令尹子重交好。华元得知晋楚互派使臣之事,便于是年冬天,“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华元奔走于晋、楚之间,以调解晋楚的关系,促成晋楚之和。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在华元的策划下,晋卿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在宋国的西门之外会盟。盟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晋、楚第一次弭兵之盟非常不稳定。晋楚两国长达半个世纪所积的仇隙并非一朝一夕或一个盟约所能化解,晋楚双方在形势对自己不利时,都希望通过暂时的休战而得以调整;而当形势好转时,就会撕毁盟约,发起新的进攻。弭兵会盟4年后就爆发了鄢陵之战,楚国失败。

鄢陵战后,战败国楚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然而胜利的一方晋国也陷入危机之中。晋厉公欲乘胜消灭晋国之大族,而立其左右近臣,杀掉氏之族。但晋厉公杀掉氏后,反被栾书、中行偃所杀,晋国一片内乱。秦国又乘晋之内乱,频频出击晋国。晋国内部有大族与国君的斗争,外部强敌压境,陷入内忧外患。

晋国、楚国两大国之间,有一个中立的力量宋国。宋国大夫华元不但与晋国执政卿栾武子是好朋友,也和楚国令尹子重交好。华元在知道晋楚互派使臣之后,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华元奔走于晋、楚之间,以调解两国的关系,促成晋楚和平相处。

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在华元的安排下,晋国的卿士燮与楚国公子罢、许偃在宋国的西门外会盟。签订的合约是:“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

晋国、楚国第一次弭兵之盟很不稳定。晋楚两国长达半个世纪所积的仇隙,是没办法在短期之内,或者只靠这一纸合约化解。晋国、楚国双方在形势不利于己时,都希望靠着暂时的休战而得以调整;但是,当形势好转时,就会把盟约抛在脑后,发起新的攻击。签订合约后不久,就爆发了鄢陵之战,楚国被打败 [2]

鄢陵之战后,战败的一方楚国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不过,胜利的晋国也陷入了危机。晋厉公想乘胜消灭晋国的一些有权势的贵族。于是,提拔左右的近臣,杀掉氏家族。不幸的是,晋厉公杀掉氏后,反被栾书、中行偃所杀,晋国大乱。秦国又在晋国内乱的时候,经常袭击晋国。晋国内部有大族与国君的斗争,外部强敌咄咄逼人,陷入内忧外患之中。

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楚国战败后,前557年,晋国在湛阪之战再次击败楚国,迫使楚国不得不参加会盟 [3]

晋国、楚国、齐国、秦国等春秋时期的强国,都想再一次弭兵。于是,宋国大夫向戌为第二次弭兵积极进行外交活动。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鲁国、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宋国、邾国、滕国等14国在宋国的西门之外结盟。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鲁国、卫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宋国、邾国、滕国等14国使者参加会盟。

签订的盟约是:“晋、楚之从交相见也。” 意思是:“晋的仆从国要朝贡楚国,而楚的仆从国要朝贡晋国。”与会14国中,齐国作为晋的盟国,与楚国实力相当,朝拜晋国而不朝拜楚国;邾国为齐国的附庸,滕国为宋国的附庸,不参与盟会。秦国,作为独霸西戎的一方霸主,是楚国的盟国,不朝拜晋国。 [4]

弭兵会上,和上次一样,杀气腾腾。楚国的令尹“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 ”楚人衣内皆裹甲,准备动武,以求做盟主,坚持在盟会时,先进行“歃血”。楚国达到目的之后,在载书上写名时,先写上晋国,第二次弭兵之盟在很紧张气氛之中结束。

结束后,春秋争霸战争暂时停止。战争减少使得中原小国承受的战争灾难与负担减轻很多。但是,这些小国此后,“仆仆于晋、楚之庭”,“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受到晋国、楚国两国的严重剥削。

公元前545年,齐景公、鲁襄公、宋平公、郑简公、陈哀公、蔡景侯、燕国君主、杞国君主杞文公、胡国君主、沈国君主、许悼公、白狄首领朝拜晋国晋平公 [5]

同样,鲁襄公及宋国大夫向戌 [6] 、陈哀公、郑国大夫游吉 [7] 、许悼公、胡国君主、沈国君主朝拜楚国楚康王。

大国对小国的穷征暴掠使小国“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郑国大夫子产曰:“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小国必须尽其土实,重其币帛,供其职贡,从其时命,贺福吊凶,对晋国、楚国承担繁重赋税。而晋国、楚国两国,牺牲了小国的利益,达到暂时的和解。晋楚两大国虽然牺牲中小国家的利益,互相瓜分霸权,形成了表面的均势,但各国也得以免去连年征战之苦。弭兵之会(公元前546年)后,晋楚大体平分霸权,晋国总体上占优势 [8]

弭兵会盟对春秋时期的变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推动春秋历史进程。而弭兵运动的成功,反映了宋国,作为弱小国家,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宋国外交的极大胜利。

弭兵盟会召开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大为减少,此后的十几年未有战事发生,而晋、楚两大国之间,在其后的40 年内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介于两大国间的中原各国,有了一个暂时和平的环境。国际间的斗争,就转入各国内部斗争。各国内部贵族之间为斗争需要,在政治、经济上都采取一些适应历史潮流的新措施,这样,就使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逐渐被新的制度所取代。所以说,"弭兵"盟会是春秋时期由诸侯国间的争霸转向国内大夫间兼并的一年,也是春秋时代由前期转入后期的一年。

争霸斗争的战场,则由中原转向东南地区的楚、吴、越间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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