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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会

以郭重光为首的封建官僚、豪绅地主集团在革命后成立的耆老会,平刚、谭西庚、周培艺、黄济舟等主张应予取缔,而张百麟则采取了放任其发展的态势。任可澄、何麟书、张协陆合流,光复前夜向沈瑜庆献计假独立,由其组织保安会左右时局,然贵阳顺利光复,保安会未及出炉即夭折,遂另起炉灶成立耆老会,公开活动。

辛亥革命前,贵州政治势力分为以张百麟,周素园为领导的“自治社”和以何麟书、任可澄、郭重光等为首的“宪政派”。在推翻清政府时,两派尚能相容,并肩行大义。独立后,两派则由政治异见而水火不相容,乃至刀兵相见。民国元年(1912年)底,时任军政府东路巡按使的何麟书奉令讨伐“自治社”,在铜仁与“自治社”席正铭部激战七天,一度被困,幸得滇军驰援,旋脱险。

刘显世主政贵州后,在政治上倚重何麟书(字季刚,时任省政府顾问、政务厅长、黔中道尹)、郭重光(字子华,清末曾任江苏常熟道台,时任省政府顾问、教育厅长)、熊范舆(字铁岩,时任省长公署秘书长、建设厅长)、张协陆(时任财政厅长)等人为首的“耆老会”(也称“旧派”)。在军事上则倚重其外甥、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及手下将领袁祖铭、张云汉、何应钦、谷正伦等(称“新派”)。

“耆老会”诸人思想上趋于保守,主张“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国其它势力及思想染指贵州,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此前,何麟书在铜仁被困时,孙中山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调解。两代表调解未果,赴贵阳途中,在凯里炉山被害(何人所为,至今无定论)。何麟书即背上“瓜田李下”之嫌。民国政府基于贵州“耆老会”所持政治态度,主观臆断贵州“旧派”有害两代表之动机。“旧派”虽百口难辩,但贵州边远省份,民国政府权力难至,仅只口伐而已。倒是让蓄势欲动的“新派”王文华等得到了发难的借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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