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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治中

胥治中(1917年-1994年),湖北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鄂西苏区反“围剿”、长征、中原突围、进军西南等战事。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海军炮兵学校政委、海军文化速成中学学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等职。

胥治中同志1917年10月27日出生于湖北省石首市,父亲为雇农,家境贫寒;在红二方面军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他自7岁起就随父亲接受党的教育,参加儿童团和少先队的革命活动。

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初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二军团通讯员、宣传员、侦察员、卫生员,湘鄂川黔边区保卫局保训队学员,二方面军卫生部特派员,五师15团特派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和指挥了保卫苏区的数十次战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方面军团独立团、第四师、第七师宣传员、侦察员,红二军团卫生部特派员,第五师十五团特派员,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胥治中同志历任陕甘宁边区警卫四团特派员,中央社会部三边情报站站长,鄂中区党委社会部兼鄂豫纵队社会保卫部部长,中原三地委社会部部长兼三专署公安局局长,中原三地委常委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胥冶中同志历任江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鄂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参与指挥了我中原军区江汉部队突围,冲破国民党三十万军队的层层包围,在鄂西与一纵会合,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与刘昌毅司令员一起率一支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蒋介石嫡系整编六十六军和两个整编师及当地保安团全部,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和正面战场,支援了我军兄弟部队粉碎国民党部队的进攻。为了保存我军实力转移,开辟新区继续坚持斗争,经过千多里的紧急行军,胜利地抵达鄂东皖西。在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配合下,消灭不少保安团并开辟出一个包括黄山、岳西、霍山等七个县在内的游击根据地,并在斗争中不断使自己的队伍得到补充和发展,建立起我军较稳定的被服厂和医院,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实施全国大反攻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建立了牢固的游击根据地。1949年初,胥治中同志参与解放重庆战役的指挥,在成都附近配合一野消灭了胡宗南的南逃部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胥治中同志历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海军炮兵学校政治委员、中共烟台市委委员。1961年调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长,1965年任六机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六机部党委委员。他按照中央部署,协助院长刘华清同志进行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的组建工作。在当时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他同组建七院的领导同志一道,组织大力协作,狠攻科技难关,为发展海军的装备技术、为七院的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队伍建设和一批重点工程科技项目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文革”期间,胥治中同志遭到打击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坚持真理,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文革后恢复工作,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胥晓琦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父亲去世后,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和80多岁的老母亲会沦落为访民,为那间住了40多年老房子的所有权走上漫漫的抗争之路。

胥晓琦的家,在北京市朝阳区双泉堡甲2号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家属院。1994年,胥治中去世后,胥晓琦和年迈的母亲李静,就一起住在这个大院的9号楼,一栋独门独户的双拼小楼里。

“双拼”的意思就是两家一栋楼,你在东边,我在西边,各自有门。这栋楼是国防部1962年成立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时所建,当时胥治中为现役军人,按职务分配,分到了这座小楼的东半边。而另外半边,一直由两个职务级别较低的家庭合住,此后这两户人家搬走,现在改成了临时工宿舍。

尽管,胥治中给李静、胥晓琦母女俩留下的住房,年久失修,到处破旧漏雨。不过好歹这个房子也让母女俩有了栖身之所。但是,一切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决定在9号楼前修建21号楼开始,就变得不一样了。

2000年,国家启动了部级干部的房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规定对于享受部级待遇的干部现住房,“可租可买”,“除四合院、独立小楼、按照规定规划近期需要拆除的住房、国管局和中直管理局认为不宜出售的住房外,原则上均可出售。”

已经租住在这栋双拼小楼里将近40年的李静,觉得自己应该有购房的权利,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要求。2001年7月9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回复第七研究院说,“9号楼等属于二层独立小楼,且住房面积、占地面积超大,按照房改政策,属不可售公有住房。但考虑到住房在你院职工住房集中区中,如你院认为可以出售,请在考虑同意规划的情况下按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独立小楼”这个说法,李静和胥晓琦并不认同,自家的房子只是占了东边的半边房,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小楼。于是她们多次向研究院要求购买现住房。

2002年9月,政策出现了松动。国管局印发《关于发放购房补贴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在“不可售公房”的定义中,去掉了“独立小楼”。于是,母女俩再次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念想,但是3年过去,第七研究院依旧答复说不可售。

从2002年到2005年,北京的房价已经处于攀升阶段,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平均单价从4066.7元涨到了6725元。

2005年,第七研究院决定在9号楼旁边,建造一座高35.4米的21号楼。

施工队在21号楼的施工现场,贴出了一张局部施工图。胥晓琦才发现,自己家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片空白。空白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保留建筑,那应该是一个方框;如果是拟拆除建筑,应该是方块边上打叉,如果是空白,那只有一个可能,这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竣工后也将什么都没有。

这让胥晓琦感到奇怪。2006年,她去北京市规划委申诉,表示拟建21号楼的北墙,距离北边永久性建筑即20号和20B号楼,分别为52米和48米,这中间事实上并不是空地,而是位于此地面的9号和8号楼。当年5月,北京市规划委回复说,“现您所反映的问题为拆迁问题,您所居住的9号楼为拟拆除建筑,故许可证规划总图中未进行标注。建设单位应按规定予以拆除。”

但既然是拆迁问题,按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胥晓琦认为,规划拆迁前,公有住房应卖给个人,再进行拆迁。胥晓琦想不通,既没有卖,也没有拆,怎么能开工呢?她开始采取行动阻止盖楼,要求先拆迁,后施工。2006年11月,施工队终于写下保证书,答应在胥与甲方达成协议前,不会动工。这个保证很快被单方撕毁。2006年11月18日,施工队突然来了上百名工人,将9号楼围住,强行开工。

胥晓琦说,当时近80岁的母亲和她,还有邻居家的老人及子女一起,连夜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上访,要求与第七研究院谈判,说,“你们盖楼可以,要先拆迁我们。”但结果,被信访办的人拦在大门外的传达室内。胥晓琦的母亲跪在地上哭着求信访办的人,不要把他们从这个家赶出去时,信访办的人大声叫喊:“我管不着,你们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滚出去!”并带着保安在寒冷的冬夜,从零点开始,大开门窗冻两位老人。胥晓琦的母亲在那里呆了一天一夜,连气带饿、连冻带无法休息,突然抽搐、昏迷,被送到医院急救。

交涉无果的情况下,2007年年初,与胥家有相同遭遇的邻居,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胥晓琦说,政府的回复是,“规划没有问题,竣工的同时拆迁。”

但2007年21号楼竣工后,第七研究院并没有提竣工后拆迁的事,而是一再发出选房通知,以“房改”为名,要求胥家搬到旁边的安置房。

胥晓琦去看了安置房。“我家的面积是297平方米加上20平方米自建,安置房的套内仅209平方米,相差100多平方米,安置房还得公摊面积,这太离谱了。”2007年1月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10563元,到了当年12月则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月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达每平方米15454元。

胥晓琦认为,按照国管局2006年9月的《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答》,安置房应该不低于原住房使用面积,拒绝搬迁。“再说了,那个楼明显一看质量就达不到部级干部楼的标准,墙皮手指一碰就掉了。”

于是,胥晓琦再去规划局上访。规划局回复说,院方一直没有报竣工验收。这与“竣工同时拆迁”,形成了一个死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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