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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陈毅之子、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原独立董事)

陈小鲁(1946年7月2018年2月28日),出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曾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8年2月28日,因病救治无效,在海南三亚301医院辞世。 [1]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 [2] 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62岁的陈小鲁还记得父母讲的关于自己出生时的故事。母亲在怀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两个哥哥。父母一心希望生个女孩,结果他又是个男孩。原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的夫人,当时是军部负责家属工作的助理员,来探望刚生产完的母亲和他。看到他包着被单被放在屋门口,就问母亲:“这孩子怎么放门口啊?”母亲说:“这孩子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抱走。”陈阿姨数落了母亲一通,把他抱回了屋里。

这个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却成了父母最疼爱的孩子。到他长成20多岁高高大大的男子汉,父母对他最经常的称呼还是“小羊”因为他是吃羊奶长大的。

父亲给他起名小鲁,一个是取自孔子那句有名的“登东山而小鲁”,另一个则蕴含着全取山东的雄心。陈毅当时是山东野战军司令员。

8岁时,陈小鲁跟着父母迁到北京。10岁时,他每天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学生时代的他没戴过手表,总是穿着两个哥哥穿剩的旧衣裳,直到成了高中生也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国家决定废除高考。老师在班里宣布这个消息,陈小鲁和同学一起欢呼,笑着跳着把课本扔上了房顶。40多年后,他为当年自己的这个举动笑了又笑。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道陈小鲁这个名字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他是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他以北京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发布过“解散民主党派”的通令。他组织的西城区纠察队,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动组织”。可直到40多年后,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才知道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红卫兵。

不过他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而他内心的矛盾和迷惘,却随着“革命”的深入,一天天强烈起来。一批又一批老干部被打倒,这里有许多他熟悉的叔叔伯伯。到了1967年2月,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的一些现象,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从此,陈小鲁淡出运动,改名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1968年4月14日的晚上,周总理把他叫到西花厅,对他说:“这样对你和你父亲都有好处。希望你表现好一些,干好了,可以入伍。否则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总理告诉他:不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他走。母亲又掉泪了。父亲对他说:“我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的问题就看中央了。不论打倒不打倒,你都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永远见不到我们。”身处于政治的旋涡之中,大家都无法预知彼此的命运,虽是生离,犹如诀别。

部队生活,对在城市长大、从校园里走出的陈小鲁,真正是个锻炼。这个部队农场是个水稻生产基地,方圆30里内没有人烟。这里的水,因为含有过多的碱,味道是苦涩的。平时连队最好的菜就是海蛎子炒鸡蛋。陈小鲁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一样出操、训练、下田、做班务,干得比一些老战士还努力。他常常累得晚上上床后,翻身都困难。

转眼陈小鲁来到部队已近两年。两年间他都被评为五好战士。可他仍然不在编制。部队既没有他的津贴费,也没有他的口粮。刚到时发的一套军装,早就穿破了。离家时他带了100元钱,两年来用了16元,花在买牙膏肥皂上。连里把这种情况向团里做了反映,团政治部主任找陈小鲁专门谈了一次话:“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细,我们没想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从团里补助你200块钱。”还给陈小鲁发了一套新军装。1970年3月8日,陈小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被正式批准入伍。

对父母的牵挂,对家的思念,时时搅痛着陈小鲁的心。两年多来,他只能从报纸上得到父亲的零星消息。“九大”之后,父亲的名字再没有见报。

而在北京,父母也在想念儿子。1970年末,陈毅被查出患了直肠癌,做了手术,对儿子的思念就更强烈了。1971年春天,陈伯达倒台后,在一次批陈整风会上,带病出席的陈毅遇到了陈锡联。他对陈锡联说:“陈司令员,我的三儿子在你那个地方呢……”陈锡联立刻明白了老帅的心思,满面笑容地说:“是啊是啊,他表现很好,已经提干当指导员了。我马上让他回来!”

一个多月后,陈小鲁获准回京探亲,到中南海门口,他首先问警卫的,是自己的家还在不在中南海。他走进中南海里那个熟悉的庭院。父母相互搀扶着走出屋门迎接他。手术后的父亲苍老了,瘦削了,却和久别的儿子开起了玩笑:“哎,指导员来喽!”陈小鲁一头雾水:“什么指导员?”“陈锡联司令员说你提指导员了。”“没有,我没提干。”他说着让父母看他穿的军装:“还是两个兜!”

大家都笑起来。笑着笑着,母亲搂着儿子大哭起来。历尽沧桑的元帅父亲,也是老泪纵横。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把陈小鲁请到了自己家里。周总理对他说:“你很守纪律,很讲信用,三年没给家里写信,不容易啊。部队的同志对你反映很好,特别打了个报告给我,请示能否让你正式入伍、入党和提干。你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我告诉他们,不论是谁,只要够标准,就可以。这样的事情还需要请示吗?!”一股暖流涌上陈小鲁的心。

1972年元月4日,陈小鲁再一次从部队回到北京,已是父亲弥留的时刻。张茜俯身在丈夫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昏迷中的元帅终于看见了自己最小的儿子了,他的眼睛闪现出一丝奇异的光彩,嘴唇动了动,但到底没有说出话来。

1972年元月6日,陈毅元帅与世长辞。11日,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他的追悼会。

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部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

他在1975年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叫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他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真正的原因却是: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他不愿意。他在写给岳父的信里说:“道不同,不与为谋。”军长找陈小鲁谈话:“军区组织部最近对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做了调查,你表现最好。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陈小鲁却坚持要走。他调到总参二部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1985年,陈小鲁从英国回国,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遇到了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杨尚昆特别对他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他说:“谢谢杨叔叔,我在这里挺好的。”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曾对他说:欢迎他到证监会工作,他也谢绝了。

陈小鲁虽然是元帅的儿子,从小就是一个活跃的、颇具号召力的“孩子头”,但他却从来没有“当官”的欲望。“我一直认为,我不比别人高明多少。”他此生信奉的第二句格言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文革”结束后,他还下了一个决心:不再讲违心的话,不再做违心的事。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他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他在1991年转业,之后下海,在商海里涉足过多个领域。他相信在商品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一个人归根结底,要靠自己。今天的陈小鲁,和已退休的妻子,平静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里。

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期间批斗校领导道歉

2013年8月20日,网上现陈毅之子陈小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他在信中表示, [3] “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 [4] 、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向“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 [5]

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 向老师鞠躬道歉

陈小鲁已经67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POLO车向北京八中出发。几天前,他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反的是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白色长桌的一边坐着8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头发白了;另一边坐着15名曾经的学生,头发大多也已经白了。2013年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对面一间茶社的会议室里,空间局促,暗淡的灯光照在老人们的脸上。

“在座的,张显传老师80岁了,大部分老师也都70多岁了。连我们这些学生年龄最小的也有60岁了,已经过了耳顺,而你们都是古来稀了。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穿着蓝格布衬衫的陈小鲁第一个发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皱纹也深陷在脸上。

此前他曾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际上已经有点迟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开道歉,因为你过去不愿意面对这个历史。”那时候他的语气还显得很平静。

但在这一天的道歉会现场,他的情绪则有点激动。陈小鲁放下手中备好的讲稿,大声地致开场词:“‘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2]

会议快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发言者轮到了当年的生物老师赵荣尊。相比于其他坐下发言的人,只有她站了起来。她向坐在他斜对面的陈小鲁深鞠一躬说:“谢谢小鲁当年对我的保护。”显然,她更愿意回忆那些年里人性中的温暖。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确实我们没有资格大包大揽‘文革’错误,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原谅自己。”陈小鲁对记者说,“对待自己的错误,无非就是几种,一个是否认,一个是忘掉,一个是推脱,还有一个,是反思。” [6]

2018年2月28日,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301医院抢救无效辞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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