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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日语:いたがき せいしろう、/英语:Seishirō Itagaki;1885年1月21日1948年12月23日),日本陆军大将,在日军中和以石原之智并称的板垣之胆,日本昭和时代重要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之一。 [1]

1931年与石原莞尔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因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政策,未放一枪一弹便撤离东北,故而以1万人挑战20万东北军。1937年以半个师团击溃中国军30几个师,攻占山西。1938年6月任陆军大臣。主张三国同盟。1939年9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主持对华诱降工作。1943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1945年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同英荷军队作战,直至日本战败。

1948年12月23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1891年春,板垣征四郎进入村里的沼宫内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盛冈中学,与两个兄长一起读书。中学时的板垣征四郎个子矮小,脑袋却长得很大。他的学习成绩因为不太用功而并不太好。板垣征四郎受到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加之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思想高涨,青年学生之中兴起“从军热”。板垣征四郎在盛冈读了两年后,于1899年投考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由于他个子太矮,本来可能会被刷掉。但是,他一心想上陆幼,于是和军医软磨硬缠,小小年纪的他,就坚定地宣誓要“效忠天皇陛下”,为“大日本帝国献身”,军医被他的执着所打动,最终破例关照他,才使他获得了进入陆幼的机会。

1903年12月,板垣征四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成为该校第16期的学员。这一期学生中,出过许多侵华的“高手”和“有名”人物,像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安藤利吉等。在日本军界被称为“荣耀的十六期”。

1904年10月,板垣征四郎从陆士毕业,11月1日被授予步兵下士军衔,任步兵小队长。此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刚刚19岁的板垣征四郎驰骋沙场的梦想可以实现了。1904年12月,板垣征四郎随部队开赴中国东北前线。在这场帝国主义利益争斗的侵略战争中,怀着粉身碎骨为天皇“尽忠”的信念,板垣征四郎狂热地投入到战争中。板垣征四郎因作战勇猛而闻名军中。在一次大会战中,板垣的左胫部被子弹打穿,伤势非常严重,但他仍坚持战斗。后来部下才硬把他抬下火线,送到随军医院。待伤愈合,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次“打仗立功”的目标因而没有实现。这场战争历时20个月,以弹丸岛国日本战胜陆上强国俄国而告终。1905年9月5日,俄国被迫与日本签订和约,即《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的胜利极大刺激了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

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的学监大越谦吉大尉在日俄战争中战死,被誉为日本陆军的“军神”。这位“军神”曾主张对学生实行残酷的训练,通过这种方法,磨炼学生的意志,以使他们在今后的战争中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板垣征四郎受这位学监的思想影响极大,在他的思想熏陶下,板垣征四郎逐渐成为一名狂热尚武、嗜血好战的青年军官。在这场战争中,板垣跟随部队主要在中国东北的旅顺(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等地与沙俄军队作战,中国广大的土地、丰富的资源,都在板垣征四郎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迹他想到如果日本帝国拥有这些,将会更加强大。这种想法影响了他此后一生的命运。

在日本侵略者策划成立东北傀儡政权的过程中,板垣征四郎奉命再次充当急先锋。1931年9月22日,板垣在沈阳参加关东军秘密会议。会议炮制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以溥仪为“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板垣在会后秘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促其“独立”。9月27日,张景惠宣布成立“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并自任会长,暗中策划“独立”。在板垣征四郎派人策动下,9月28日,清朝“闲散皇族”熙洽公布伪吉林省省长公署组织大纲,宣布吉林“独立”。9月30日,板垣征四郎还曾派人去天津诱骗溥仪前往东北“复位”,因内部意见分歧而未成功。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12月16日,前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省长。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

1931年10月21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在国际法顾问松木侠的协助下炮制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提出了全面控制“新政权”的具体措施。1932年1月6日,板垣征四郎携带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前往东京向政府汇报。裕仁天皇破例召见板垣征四郎。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根据汇报炮制出“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要求加速建立受日本控制的“独立国家”。1932年1月22日,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建国幕僚会议”,讨论建立“新国家”的有关条款和纲领。1月27日,板垣征四郎根据会议决定组织拟制“新国家建设顺序的纲要”。2月16日,板垣征四郎策划组织了筹备建立伪国家的沈阳“四巨头会议”(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和马占山)。接着,板垣征四郎奉命前往旅顺,以威逼利诱的手法逼溥仪就范。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可见,板垣征四郎为伪满洲国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2]

1933年2月,关东军大举进犯热河。板垣征四郎上阵,从奉天奔赴天津,建立“板垣”机关,负责北平和天津方面的“谋略”工作,配合关东军长城作战,企图策动“华北自治”,以炮制出一个和“满洲国”相似的----傀儡“华北国”。

刚到天津,板垣征四郎就立即向日本军部提交了一份分裂华北的计划。在这项“计划”中,板垣征四郎根据对中国情报的刺探,把华北的中国军政要员分为四派:蒋派、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他认为可以通过策反工作,利用后三派及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从而将蒋介石在华北的力量排挤出去,再以这些人为骨干,建立起由日方操纵的傀儡政权。获得军部首肯和支持后,板垣征四郎开始秘密实施这一计划。他先是和战犯土肥原贤二计划,策反北洋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和孙传芳,在北平成立亲日政权。但这些人物对于板垣的登门拜访要么让其吃闭门羹;要么就是嘴上答应,实际不行动;总之板垣征四郎的计划一直难以得逞。板垣征四郎后来看上了曾任湖南省督军的张敬尧。1933年5月7日,汉奸张敬尧在所居六国饭店被刺,板垣征四郎花了700万元的钞票,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关东军武藤信义司令对板垣征四郎这段期间的活动极为不满,撤去了他奉天特务机关长兼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职务。接着,命他以“参谋本部特派员”身份去欧洲、印度、菲律宾及南洋群岛等地“视察旅游”一番,先离开对华工作一段时间。

1934年8月1日,板垣征四郎调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同年12月关东军人事变动,菱刈隆奉调回国,南次郎继任,冈村宁次调到参谋本部任军事顾问,板垣征四郎则被晋升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满洲国”武官。1936年3月,升任参谋长。直至1937年3月调任广岛第五师团师团长以前,板垣征四郎在关东军任职的这两年半时间里,一方面继续强化日本对“满洲国”的统治,另一方面,不愿放弃“华北国”的梦想,伙同土肥原贤二先是策动内蒙独立,后是苦心孤诣地策划所谓“华北自治”。

关东军的内蒙古工作早在板垣征四郎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之前就已经展开,并先后在乌珠穆沁右旗、阿巴嘎旗建立了特务机关。板垣征四郎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期间,曾先后三次“不辞辛劳”地亲赴内蒙古,为日本谋求在内蒙古的“权益”而竭尽全力。

板垣征四郎不仅亲自帮助扩建蒙古军队,促成德王与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会谈,而且企图把内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阴谋策划内蒙古“独立”,制造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蒙古国” 。但这个企图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1936年百灵庙战役傅作义部大捷,蒙古军4个旅反正,板垣征四郎派到蒙古军中的顾问田中隆吉狼狈逃跑。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取得了局部抗战的第一个全胜,这一胜利推动了全国抗日热潮的迅速高涨。

1937年3月1日,板垣征四郎返回日本,本来他的好友总参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想推荐他担任林铣十郎内阁的陆军大臣的,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不能容忍板垣爬到他头上,改任日军陆军第五师团长。该师团辖第9旅团和第21旅团,号称日本精锐师团。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由广岛出发,途经朝鲜釜山,于8月间到达天津,先是板垣师团接到的命令是攻占南口,保障主力的侧翼,但先是在南口天险遭到汤恩伯军团的坚决抗击,后来侧翼和后路又遭到卫立煌军团的冲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投入牛岛满旅团才避免了板垣征四郎被合围的危险。接着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察哈尔兵团四个旅团,迅速击败了刘汝明的部队,威胁到南口汤恩伯军团的后方,汤恩伯被无奈放弃南口,在这一系列中日双方复杂的机动作战之后,板垣征四郎才完成方面军交给他保障主力侧翼的任务。

日军为了进行预定的保定涿州大会战,进行了兵力大集中,板垣征四郎的一个旅团(第9旅团5个大队)也被抽调,板垣征四郎不甘心就这样带着半个师团守在南口,随联络东条英机兵团,沿着平绥线两侧,紧追败退的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相互呼应共同向绥远发起进攻,把战局扩展到华北屋脊的山西高原,这一举动完全超出了大本营和华北方面军的计划之外。9月初,在东条英机兵团把中国军第二战区主力吸引到大同附近后,板垣征四郎突然兵锋一转,打垮了晋军刘奉滨师,飞兵直取平型关,沿着几年前借着参拜五台山就勘查好的路线,突破了内长城一线,至此山西北部门户洞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如梦方醒,慌忙调兵堵击,并杀了作战不利的军长李服膺祭旗,终于因为配合不力,指挥混乱,9月28日茹越口天险被日军突破,晋军被迫全线后撤 ,断后的姜玉贞旅以生命为代价死守原平县十天,为中央军卫立煌等部八万援军赶赴忻口赢得时间。10月13日,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加上配属的独2、独15旅团共计16个大队3万人95门炮 [3] )正面冲击20万中国军队坚固防守的忻口阵地,这是最疯狂的指挥官干出最疯狂的事。忻口战役血战23天,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中国军队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以下数名将官及十万将士死伤。10月26日,已经攻克保定、石家庄的日军主力分兵一个师攻陷山西东部门户娘子关,向太原急进,忻口中国军队腹背受敌。11月3日弃守。板垣征四郎破围而出,穷追处于崩溃状态的几十个中国师。11月9日,攻陷太原。

1938年初,板垣征四郎再次率领半个师团在山东登陆,会合自南京归还建制的第九旅团,占领山东全省,接着在临沂和西北军庞炳勋、张自忠两部五、六万人大战受阻,形成拉锯状态,在听闻第十师团濑谷旅团在台儿庄战役陷入重围后,板垣征四郎亲自带2个大队坚守汤头镇牵制张自忠和庞炳勋,命令坂本顺带来4个大队,在汤恩伯7万大军中穿阵而过,救出濑谷旅团一起撤退到峄城固守。一个月后卷土重来,参加了徐州大包围战 [4]

1938年6月3日,近卫文内阁因对华战争结束遥遥无期,罢免了叫嚣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召回了华北战场上的板垣征四郎担任陆相,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为他的次官,东条英机虽年龄比他大一个月,但军龄却比他小一岁。也被认为是他的铁杆心腹,早在板垣征四郎当关东军当副参谋长时代,东条英机就是宪兵司令,当时形成所谓军令的板垣、石原、军政的板垣、东条。板垣征四郎的个性和东条英机完全相反,板垣征四郎是阳性的,东条英机是阴性的,板垣征四郎是宽厚的,东条英机是严正的。板垣征四郎被认为是沉重的秤砣,东条英机被认为是锋利的剃刀。然而,这两种相反的性格,却促成了两者截长补短的合作。板垣征四郎也像信任石原莞尔一样信任东条,东条英机也像石原一样了解板垣,这就是他们合作的基础 [1]

这时板垣征四郎的另一个老朋友石原莞尔因反对扩大战争早就被排挤出参谋本部,过了不久,不扩大派的另一干将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又和东条闹翻,双双出局。板垣征四郎在陆军青年军官中虽颇具人望,但在陆军中央却被视为徒具热血之辈,上任不久就因为在张鼓峰事件中妄动被昭和天皇骂的狗血临头,只是最后昭和天皇放下话来既往不咎才没有立即辞职。板垣征四郎反对外相宇垣一成大将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的中日和谈,在任上扩编十个师团,发动了超越国力许可的武汉会战,妄想一战定胜负。但经过4个月的大战后,蒋介石带着300万军队完整的退入中国西部群山之中,中日持久战态势终于形成。宣扬不以中国为对手的近卫文终于自己先下台。

1939年1月5日至8月30日间,板垣征四郎在平沼骐一郎内阁继续担任陆军大臣,并兼任对满事务局总裁。在1939年2月,板垣征四郎以陆军省的名义下达《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禁止日军士兵返国后谈论日军在华暴行。6月间,他曾与汪精卫进行过两次会晤,策划扶植成立汪伪政权。内阁会议上,板垣征四郎极力主张与纳粹德国、意大利缔结三国同盟,为此和反对缔约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关系极为紧张,虽然他们俩不但是同乡,还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他还轻率的批准关东军用一个师团在诺门坎地区对苏进行武力挑衅,结果引发了日苏冲突,导致关东军23师团被全歼,这就是著名的的诺门坎事件,这当头又碰上德苏签订同盟,第四次瓜分波兰,板垣征四郎所主张的德日意三国同盟彻底流产,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欧洲局势复杂离奇宣布倒台。

1939年9月4日,板垣被赶出最高决策层。任命为中国派遣军第一任参谋长,辅佐西尾寿造大将,他为结束自己发动的战争进行了最后一搏,进行了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要求亲自飞往中国军队控制的长沙面见蒋介石,只求保住伪满洲国和日本在长城以内的商业利益,日本就撤军。但蒋介石却不为所动,板垣从此在日军中越发边缘化。1941年7月7日,板垣晋升陆军大将,调到朝鲜担任朝鲜军司令。1943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1945年2月1日日,复兼任驻朝鲜的第17方面军司令官。同年4月7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日本面临败亡之际,板垣被调任第7方面军司令,指挥第16军、第25军和第29军,设司令部于新加坡,指挥日军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等地同盟军作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间,板垣率第7方面军在新加坡向英军投降。

板垣征四郎深知自己积极参与了几乎全部日军侵华活动,又积极参与了侵略朝鲜及东南亚的活动,历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日军总司令等要职,一定会被作为战犯处理的,他想逃过英军对他的监控,逃往南美洲。于是,他向英军驻新司令官史密斯行贿了价值30万美元的白金、黄金和天然钻石。史密斯显然看透了板垣征四郎的心思,他先假意收下这份礼物,同时命令加紧对板垣征四郎的监控。

1945年12月,作恶多端的板垣征四郎终于作为战争罪嫌疑犯在新加坡被逮捕,押解至东京,关于巢鸭监狱候审。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级战犯开庭审判。地点就在东京市原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大讲堂。板垣征四郎被起诉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分裂中国”等10项战争罪行。

经过长达两年的法庭调查审理后,法庭认定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扶植“满洲国”,制造内蒙、华北“自治”运动;率军在七七事变后,扩大侵华战争,任陆军大臣期间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并扶植“汪精卫政府”分裂中国;另外,对日军侵略苏联领土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战争政策,奴役占领区人民,等等罪行,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板垣征四郎“进行了对中国、美国、英联邦、荷兰及苏联实行侵略战争的阴谋,他明知这些战争是侵略战争却积极发动,并在其实行中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时,法庭还判定他犯有“违反战争惯例和违反人道罪,对于南洋群岛占领区数千人的死亡和痛苦,犯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1948年12月22日,背负累累血债的板垣终于被送上正义审判的绞刑架,去偿还他的血债。他对教诲师沉痛吟诵道:“双膝跪拜神灵前,一心乞恕罪不浅。 朝夕待死,片刻亦是,人生之途,全力以赴。” [5]

他的祖父直作(号桑阴),是藩主讲师,神道教徒,在明治维新时隐居乡野,潜心研究汉学。父亲正德也是个神道教徒,曾长期担任地方长官,同时兼任川原家政女子学校的校长。板垣自幼随祖父母生活,从4岁起,视他为掌上明珠的祖父就亲自教他学习汉学。板垣征四郎日后成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之一,与祖父对他幼年的汉学教育不无关系。

1913年,板垣征四郎被调回国,进入日本陆军大学第28期学习,同时晋升为步兵大尉。1916年从陆大毕业。由于板垣征四郎自幼学习中国文化,深谙中国民情风俗,而且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因而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日军参谋本部以研究员的身份派往中国云南。1922年,板垣调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同时兼任陆军大学教官。这期间,他仍非常关注中国问题,寻找各方面资料,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地探析了中国问题。

从190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到1929年成为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无不了如指掌,因而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起, 被奉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 [1]

在奉天,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与旧识石原莞尔再度相逢,二人开始“联袂”出演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戏”了。上任伊始,他就伙同石原莞尔,前后三次组织关东军参谋 进行“旅行”演习。

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队,随员有加藤怜三工兵大尉、高桥茂寿庆大尉、菅野谦吾大尉、崛内一雄大尉、佐久间亮三大尉等5人,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研究”的研究课题。

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组织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板垣、石原二人率队。这次旅行的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

第三次是1931年7月进行的“北满参谋旅行”,仍由板垣、石原二人带队。研究 课题表面定作《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进行实地军事探测。

经过参谋“旅行”,他们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了刺探,以此为基础,暗中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据他们估计,张学良的东北军约有25万,其中沈阳附近有两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09万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战败,石原轻蔑的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因此和板垣等人制定了一个“以寡制众”的策略,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

制定计划后,板垣就开始着手实施。板垣的计划得到了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大佐、东条英机大佐的支持。永田铁山还亲自到东北视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制定的“关东军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并答应拨给关东军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有了陆军上层的支持还不足够,板垣征四郎又在国内四处演讲,进行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动员煽动。板垣先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讲。他不加掩饰地鼓吹日本应该侵略中国东北:“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满蒙’权益是‘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以十万日本人鲜血取得的,它具有特殊的地位,必须彻底确保。”由于“满蒙”战略地位重要,这里可以作为日本帝国的“第一道防线”,退可控制朝鲜,进可抵御俄国,并可以此为进占大陆的根据地。所以 ,在战略上“如众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中,‘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中,‘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中,都有最大的关系。”因而 ,他赤裸裸地主张:“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资源,是(日本)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日本政府尽快下定决心出兵占领“满蒙”是“帝国的现实问题”。不久,板垣征四郎又在关东军部队长会议上叫嚣煽动道:“日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最终目标,是要把‘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这样,对整个中国,日本将“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所以侵略中国东北是“当前的急务”。

在板垣不遗余力的鼓动之下,侵占“满蒙”渐成日军内部之共识。当时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就公然主张日本要“打破现状”,“谋求国运的发展”,其中“第一是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为了寻找借口,制造紧张气氛,1931年6至7月间,板垣征四郎蓄意在中国东北相继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后者直接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有了紧张事件的铺垫,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煽起“满蒙危机”的紧张气氛。8月4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对“满蒙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要求军队“随时准备尽军人的天职”。内阁首相也在会上宣扬为了保卫“满蒙”权益,国民应准备“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而且早在6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已制作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要求以一年为期,争取国内外的“谅解”,做好准备,分三个阶段完全占领中国东北,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总之,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准备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针 已定,只是寻找有利“时机”而已。

与此同时,7月,永田铁山答应支援的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运抵奉天日本守备队,秘密安装妥当,炮口对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位于今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上园路附近)和奉天东飞行场(现名东塔机场)。随着8月初日本军部内部重大人事调整告罄,组织上的保障基本形成暗中放纵和支持侵占“满蒙”的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中国通”本庄繁中将任关东军司令 官,土肥原贤二大佐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行动。然而就在这时,消息走露,传到了东京,内阁向参谋本部施压,认为此时挑起事端,时机尚不成熟。板垣等人见事已至此,只有争取主动了。于是,他们先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致电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说明关东军对“最近之暴虐侮辱实所难忍”,要求派人来满洲“视察”,以“使政府对现状有适当认识”。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接到电报后,以国内外时机尚不成熟为由,力阻他们操之过急,要他们“再隐忍一年”,并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满洲“安抚”关东军。

建川美次实际上是支持侵占“满蒙”计划的,他表面上奉命去东北劝阻板垣等少壮派军官的行动,其实,已经将参谋本部的决定透露给当时陆军法西斯青年军官组织“樱花会”头子、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桥本接连给板垣发出三封密电,急催他赶紧行动。

板垣接到密电后,立即与石原商定,将行动计划提前进行。 一切都很平静,板垣陪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辽阳检阅关东军实弹军事演习。下午,板垣奉命至奉天迎接建川美次,本庄繁则乘车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 毫无不同寻常的动静。

随后,板垣征四郎把建川美次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开的菊文旅馆,还找来艺妓陪伴这位旅途疲累的将军。安排妥当后,板垣借口有事告辞了,而建川美次也闭口不谈此行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在暗中怂恿板垣等人及早动手。二人心照不宣地分手后,板垣等人精心策划的行动计划已进入倒计时,1931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关东军按预定计划,由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引爆事先埋在靠近中国军队北大营的南满铁路线上的炸药,炸毁奉天城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早已枕戈待旦的日军在听到爆炸声后,立即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由,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顿时,东北军北大营枪炮声大作。接到偷袭成功消息的板垣征四郎,一面将这个“好”消息转告给留守关东军司令部的石原莞尔;一面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一部分日军占领北大营,并向奉天 城发起突然袭击。晚11时46分,奉天特务机关副长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封电报,谎报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郊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发生冲突。19日零时28分,花谷正发出第二份电报,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

三宅光治参谋长接到电报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尔等参谋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庄繁报告“柳条湖事件”,并请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紧急研究对策。在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本庄繁、三宅光治、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发动武力的“绝好机会”。石原主张应立即向全军下达“出动”攻击命令。本庄繁司令官开始对于这样重大的、超出关东军平时作战计划的行动尚有所犹豫。不久,又接到土肥原请求司令部派兵增援的紧急电报。石原莞尔着急地催促说“如不立即增援奉天,关东军将蒙受失败之辱。”本庄繁才最后下定决心,命令关东军主力 投入进攻奉天的战斗。奉命前来“阻止”的建川美次,在夜里的枪炮声中,被“好意”的卫兵守护在旅馆的客房内,以免被“暴戾”的中国军队袭击。于是乎,这个“消防员”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屋子里了。

奉天城的枪炮声终于平息下来,一夜之间奉天城成了日本兵的天下,成群结队的日本兵扛着太阳旗,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关东军司令部也在占领当日迁至奉天城,驻扎在板垣事先安排好的中央广场前的东拓大楼。19日上午10时,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关东军关于“柳条湖事件”的报告。在内阁会议上,若礼次郎首相和陆相南次郎均认为关东军发动武力是为了“自卫”。对此,内阁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会后,日本陆相和参谋总长马上分别向关东军发了电报,传达内阁“不扩大”方针,同时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宜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这无疑纵 容和支持了关东军的行动。

在日本国内的纵容下,关东军乘胜出兵吉林。继奉天落在日军手中之后,不久营口、凤凰城也被攻占,长春以南的重要军事重镇悉被攻占,很快地,吉林省全境已在关东军囊中。日军占领吉林后,板垣又置日本大本营关于“鉴于目前国内外之大局,暂不实行对北满积极作战”的命令于不顾,坚决主张继续进攻齐齐哈尔,进而占领黑龙江省。由于张学良对日本意图判断错误,命令东北军对日军所作所为不抵抗,近20多万东北军在日军的进逼下节节败退,奉天东飞行场200余架战斗机,步枪8万支,机枪4000挺及各类军工厂均落入日军之手。由于丧失制空权,东北军最终退至关内。短短不到5个月的时间,从此,100多万平方公里的白山黑水,3000万的手足同胞,被日寇蹂躏与奴役达14年之久。 [6] 由于板垣在事件中的突出表现,得到了日本民众的一致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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