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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民国军阀势力之一)

北洋军阀,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世凯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历史上把长江吴淞口以北的军阀也称北洋军阀。

1912年4月,袁世凯取得政权后,由于同盟会的内部分化,于是袁世凯便趁机拉拢部分革命党人与之“合作”,实现了中国短暂的“稳定”与统一。1913年的“宋案”和“善后大借款”后,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江苏、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独立。由于国民党人仓促应战,缺乏统一领导,“二次革命”被北洋军打败。

袁世凯取胜“二次革命”后,便开始了发展实业的计划,同时也加紧复辟帝制的步伐。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发动护国战争。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因为外交的压力和财政的危机,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

袁世凯死后(1916年6月6日),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虞我诈,争斗不已。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7月,张勋应黎元洪“调停”之邀,率领五千“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权后,投靠日本,企图以武力手段统一南方军阀。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行为激起南方革命派及西南军阀的反对。

1917年8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即讨伐段祺瑞的第一次护法战争拉开帷幕。在北洋军的镇压下,北伐军受挫;加之军政府内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孙中山愤而辞职,护法战争失败。护法运动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濒临绝境。

直系军阀:分布在黄河、长江中下流域及直隶,头目是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靠山是美国、英国

皖系军阀:分布在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头目是段祺瑞、徐树铮、王永泉、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靠山是日本

奉系军阀:分布在奉天、黑龙江、吉林,头目是张作霖、张学良,靠山是日本

历史渊源:组织上孕育于李鸿章的淮军。

形成阶段: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到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

发展阶段: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起到1916年逝世。

衰落阶段:1916年袁世凯病逝到1926年7月北伐开始前。

覆灭阶段:1926年7月开始北伐到1928年东北易帜。

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内容包括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建立,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其失败。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内容包括北洋军阀的分裂,段祺瑞把持北京中央政权,直皖战争皖系战败。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年7月至1924年10月。内容包括第一、二次直奉战争和冯玉祥北京政变等。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年10月至1928年12月。内容包括张、段、冯的短暂联合,直奉联合反对国民军,北伐成功,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回东北。

1914年,袁世凯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在京师特设“将军府”,遣派将军督理各省军务,并于是年7月18日公布《将军府编制令》,建立各种将军名号。1927年张作霖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明令裁撤将军府。在将军府13年的历史上,共任命将军衔560余人,冠以将军名号300余种。

将军名号是由“大总统”决定的,都有“武”或“威”字,根据该将军的任职岗位来确定。一般说来,在1917年以前,派往各省的将军冠“武”字,如安徽的倪嗣冲是安武将军,江苏的冯国璋是宣武上将军,浙江的朱瑞是兴武将军等。留在京师将军府内的则冠“威”字,如蔡锷是昭威将军,段祺瑞是建威上将军,孙武是义威将军,张凤是扬威将军等。但东三省较特殊,奉天的张锡銮是镇安上将军,吉林的孟恩远是镇安左将军,黑龙江的朱庆澜是镇安右将军。

但在1917年之后,军阀们为炫耀自己的身份,都希望冠“威”字,因此从1917年至1927年,冠“武”字将军名号者仅为11人,绝大多数均冠“威”字,即使是派往各省的将军也是如此,如江西的李烈钧是植威将军,广西的陆荣廷是宁威将军,四川的刘存厚是崇威将军等等。

将军名号中的另一个“字”,一般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其中一些字的选用却有一定的规律。譬如有的采用地名中的某个字,像福建省的李厚基,是“建武将军”;江西的李纯,取南昌中的“昌”,为“昌武将军”;四川的胡景伊,取成都的“成”,为“成武将军”等等。有的从该将军的姓名中任选一个字,如洪兆麟是洪威将军,张学良是良威将军,潘矩楹是矩威将军,吴佩孚是孚威上将军,王栋是栋威将军,徐鸿宾是鸿威将军,樊德光是德威将军等等。有的则由姓名中的最后一个字生发出来,如石绍明称显威将军,“明显”成词;张永成称绩威将军,“成绩”成词;常德盛称典威将军,“盛典”成词等等。

北洋时期的人物,赫赫有名者便不下二三十位。时人吴虬曾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称,清廷在鸦片战争后与洋人约定五口通商,直隶总督兼为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为南洋通商大臣,“北洋、南洋”最初的来源由此而起并衍生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北洋医院之类的名目,当时有滑稽家戏称,“东洋、西洋”,“南洋、北洋”,中国之“两洋”与外国之“两洋”遥遥相对,正好囊括了整个世界。

但这里说的“北洋”,与民国史上所称的“北洋系”却是有区别的。但凡说到“北洋系”,必然要从袁世凯在清末时的“小站练兵”说起。小站原名新农镇,距天津约六十余里,原本是荒凉之地,最初由淮军周盛传所部“盛字营”屯垦于此,其间凿川引水,经营了近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盛字营”北上作战溃败,营制不再,此地便成了废垒。后来,这里又有一支新部队开拔进来,这便是长芦盐运使胡编练的“定武军”。“定武军”成立不久,胡改调卢汉铁路督办,袁世凯由此接手并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小站练兵”,也是北洋系之滥觞。

说起“小站”,原本不是地名,只因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修通后,新农镇成为其中的一个小站,而新军队伍拉入驻开始,通过铁路来往的军事及其商贸活动与日俱增,小镇也日渐繁华,以至于后来人们忘记了“新农镇”的名字,而习惯性的称之为“小站”。时至今日,当地人对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壮观场面仍旧耳熟能详:茫茫旷野,炮声隆隆,手持新式枪械的大兵们在阵地上一字排开,年青的军官们纵马驰骋……

在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地方,走出了清末民初诸多重要的军政人物,史家也习惯性的冠之以“北洋系”之名。除首领袁世凯外,当年的小站旧人几乎囊括了后来北洋军阀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后来担任各省督军或巡阅使的“李纯、曹锟、吴佩孚、王占元、陈光远、段芝贵、倪嗣冲、陆建章、张怀芝、张敬尧、田中玉、卢永祥、齐燮元、孙传芳”等等。就连闹复辟的张勋,也曾一度投身小站,而小兵出身的冯玉祥、还有孙岳等革命党,当年也都是袁世凯部队的出身。除了一干武人之外,袁世凯还在日后的升迁中笼络了一批文臣,如徐世昌、朱家宝、周自齐、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等,这些人也随着北洋系的势力消长而浮沉,并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选自《北洋野史》序言)。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1)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2)清廷在连年“内忧外患”的交迫下,把“筹饷练兵”作为救命符,袁世凯及时抓住晚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时机,发展了北洋军阀的势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侵华政策发生了改变:由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给袁以有力支持。于是袁世凯依靠外国势力的支持,并运用封建权术,由军而成阀,由军阀而成集团,稳操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政局。 [2]

但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

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注:荣孟源:《要重视西南军阀史的研究》,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关于大地主阶级方面有具体史料可证,但所谓“买办”似指北洋军阀集团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权益,我认为这是强调了它的政治内涵,而作为社会的阶级基础应该根据经济地位来判断。因此,可以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政治买办;而买办阶级似乎不能作为北洋军阀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种意见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为基础。北洋军阀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却应注意时期与阶段问题。它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大体说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所以不能把二者并列。北洋军阀集团的专制统治和连年混战,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有所伤害和触动的。商人在混战中由于运输物资被扣,厘捐关卡勒索,市面不稳,币制混乱等等而感到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即使如既是实业资本家,又是政府官员和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张謇也都怨叹其处境是“若乘漏舟在大风浪中,心胆悸栗。”(注:1914年12月家书,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卷9。)所以北洋军阀集团代表资产阶级的比重是值得研究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时希望用以挽救其政权濒临灭亡的“救世良方”。小站练兵就是“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和体现。袁世凯提出“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作为其建军的基本方针,即以封建伦常关系来团结军心,以西方军械操典来娴熟军事技能。他更明确提出“兵不训不知忠义”,“兵不练不知战阵”等主张,把训与练作为两大建军思想和练兵内容,实质上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而为当时朝野上下所重视与接受,从而使他的练兵得到较充裕的供应和装备,使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阶段能够顺利地发展和壮大。

北洋军阀不仅那些镇守使、督军、巡阅使、联帅割据一地、一省,甚至数省,就是已经掌握北洋政府权力的派系也都有一定的直辖范围,如皖系在直皖战争前,分踞河南、察哈尔、直隶、外蒙古,而以北京为中心,它还与奉系联结组编一个第二十四混成旅,把势力扩展到福建。直系在直皖战后,势力勃兴,据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地盘,其后又陆续扩展到湖北、陕西、江西、热河、察哈尔、绥远和福建等省。奉系除以东三省为主要基地外,还深入到蒙疆、京津、热察等地。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争夺,甚至混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争夺地盘。他们深深懂得:要有立足之地,如果没有地盘,那就无法存在下去。因为割据一方就可以解决兵源、财源两大问题。他们可以在辖区征募士兵,强派夫役为他们的争权夺利去卖命和服役,还可以在辖区勒索财物以供混战粮糈和私欲挥霍,如直系军阀张英华,1926年在河南一省所勒缴的捐税就有:正杂税经常收入1100万元(其中包括田赋丁漕、契税、百货厘金、牙税、屠宰税等);非法税收,如对日用必需品之盐即由引岸管理局新设盐务督销处每年增收约600万元;纸烟特税300万元;1927~1929年田税丁漕预征约1400万元。四项合计共达3400万元,再加上滥发纸币,驻地征派等,总计达一亿元以上(注:守愚:《直系军阀余孽对河南民众之剥削》,《向导周报》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其它军阀割据地区也莫不如此。

北洋军阀内部为了权力分配而各树派系。他们利用幕僚、门客、同乡、同学、师生、姻亲和结义拜盟等封建关系,结合在一起,相互依附,进行种种争权夺势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页。)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时期就有北洋武备学堂学生的纠集,显示其举足轻重的作用,至民国以后,除车庆云一人外,这一伙人都得到了省长的位子(注: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见《中国现代史论集》五,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0页。),这是同学关系的结合,但是,这种关系并非绝对牢不可破,往往随着权力的不断再分配而使原有的关系发生变化,并形成派系间的倾轧,如段祺瑞与曹锟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但分别是直皖两系的首脑,在矛盾趋于尖锐时,甚至可以兵戎相见,直皖与两次直奉战争都是明显的例证。直皖战争中,曲同丰以老师之尊被他的学生吴佩孚所俘而成为阶下囚。不过,当损及整个集团的根本利益时,又可重修旧好,如奉直的“反赤”联合。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各派系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信条。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一朝失势,树倒猢狲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北洋军阀集团派系势力消长的真实写照。如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派系明显分立。段祺瑞以资深继起,权倾中外,门生故吏、亲信爪牙无不飞黄腾达,窃居要津,平步青云,不可一世,而被目为皖系军阀。但当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直系登上北洋政府舞台,于是直系人物沐猴而冠,弹冠相庆;而皖系要员如徐树铮、吴光新、曲同丰、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则被明令通缉,身等罪犯,狼奔豕突,声名狼藉,几无立足之地。

北洋军阀集团为巩固和加强本集团、本派系和个人的权力与利益,不仅凭借军事实力,而且还耍弄政治手腕。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普及全国,得到广泛传播,即使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匹夫悍将也不得不以虚伪的姿态,盗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旗号,利用国会、议员、宪法、选举等等作为牟取集团和个人私利的工具,纵横捭阖地进行各种活动。他们把政局搞乱以从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袁世凯当政时,亲手导演了八次阁潮,无不为其走向帝制扫清道路。袁世凯始而以“政党内阁”之名,行“内阁政党”之实(注: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53页。),对盲目相信其虚伪而欲真诚贯彻“政党内阁”之实的宋教仁则视为政敌,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杀手段;继而以“府院一体”之名,行“屈天下奉一人”(注: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67页。)之实,对欲执行“责任内阁”的唐绍仪,虽属旧僚故吏也不惜罢黜;终而收买政党盗用名义,组织团体,请愿威胁,包围国会,强迫投票以实现洪宪帝制。及至帝制破灭,他又要段祺瑞“树责任内阁之先声,为改良政府之初步”(注:《政府公报》1916年4月22日。),以应付危局,保全颜面。可是, 这个一生玩弄权术,左右逢源的北洋军阀集团首脑终于心劳力拙,在自己视若股肱的亲信部属段祺瑞面前碰壁,被全国的反袁政治浪潮所吞没。玩火者必自焚,史有明训。

虽然在国内政坛,政治格局变动频繁,但也没有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甚至还开放了言论自由,否则也不会出现报社多次弹劾总统的情况,而北洋集团对工业与教育较为看重,并通过整顿军纪以求不激起民愤,而在国际舞台,袁世凯通过拖字诀成功将二十一条缩减至不到六条,并扬言与日本二十年后抬头再见,实属幸甚至哉。

(一)举借内债:据统计,自1912~1926年,北京政府共发行了28种公债,发行总额达876,792,228元,实发行额也达612,062,708元(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366~360页。)。这些都是有借无还的官债。

(二)勒征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至数十种,难以历数,而且年年增加,据统计,从1924年四川的盐税附加税竟有26种之多。1914年以后河北省创行了烟酒牌照税和印花税等(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1、586页。)。

(三)滥发纸币票券:张作霖在东三省、直隶等省滥发奉票。吴佩孚在湖北加印官票、金库券、军需兑换券(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92页。);在河南发行400万有奖库券,分配各县,强民购买,(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8页。)其恶果是通货贬值,票券形同废纸,物价腾涌,人民生活困苦。

(四)栽卖鸦片:强迫种烟征税,是军阀普遍采用的阴险毒辣手段。陕西眉县、宝鸡及西部各县,对所有农户,不论种否,一律征收鸦片税。湖南湘阴、石门等县,对违抗种烟令者,“除罚洋以外,竟有处以死刑者”(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3、625页。)。这笔收入相当庞大,如1924年,甘肃每亩鸦片烟税为8元至15元不等(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 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8页。)。陕西的烟税比田赋要高三至四倍。刘镇华督陕时,虽仅辖十数县,而烟税收入年达1,500 万元以上(注:武陵《反奉战争时期陕西省各方面之情况》,《响导国报》145期,1926年2月10日。)。尤为恶毒的是,他们还动用武装,贩运鸦片,不仅牟取暴利,还将流毒运往各地,戕害生命。

其他如田赋预征,兵差折价,临时征发,岁时犒劳等等,无不出自民脂民膏。人民陷于朝不保夕,叫苦不迭,辗转呻吟的绝境。

从上述六大特点看,北洋军阀集团无疑是一个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它在辛亥革命前后各16年的历史进程中主要是扮演了历史舞台上为人唾骂的丑角;但是,在这32年中,它曾起过的某些客观作用仍有必要作出应有的贡献。 [3]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从清末政治势力的发展变化源流来看,其本源是李鸿章洋务派的继续。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势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当权派。洋务派这三个特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不仅全部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它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团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新的因素,渗透影响及于清末社会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淮系近代军阀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

1905年以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认定立宪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遂幡然变计,连上奏折,侈谈立宪。这在客观上促成袁与立宪派的结合。1906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袁世凯极力拉拢他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笼络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举荐他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时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镇这样一支新式军队外,得到国内立宪派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民国初年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影响,决定北洋军阀集团在政治上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一定的联。而各派军阀有时因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顺毫无抵制的。现举例如下:

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已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熟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在此期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谓的“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就是由日本拿钱供给武器在幕后给予支持的。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徐树铮所说:“我北军势力的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见《徐树铮密电》第2页)。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万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元日元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见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页)。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其具体史实可参阅拙著《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

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

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

帝国主义列强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庭,号容庵,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领袖、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风云一时,叱咤近代中国政坛。1859年9 月16日,他出生在河南项城市(县级市)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袁世凯早年科举不第,又逢清季兵燹,便弃文投军,依附淮军将领吴长庆门下。1882年,清朝的藩属朝鲜内乱,求助于清政府,袁世凯即随军入朝平乱。

驻朝期间,袁世凯头脑灵活,办事机敏、干练,表现出较高的外交、军事才能,颇为清庭朝野瞩目。1894年受李鸿章保举为驻朝总理大臣。1895年受命以道员衔赴天津督练“新式陆军”。他仿造欧洲军制训练军队,取得极大的收获。同时在此基础上扶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日后北洋军阀的班底。1897年,袁世凯擢升直隶按察使,仍主持小站练兵。1898年参与镇压维新派。1899年任山东巡抚,逐步接近清廷的权力中枢。1901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主军机处、兼任外务部尚书。1908年宣统帝继位,受清皇室排挤,袁世凯被迫下野,隐居彰德府(今安阳市)洹上村别墅~~“养寿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国内外形式所迫,清庭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由其出任总理内阁大臣,主持军政。革命当前,袁世凯深知清庭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便联络全国革命势力及其旧部,倒戈一击,逼迫清帝退位,实行共和。1912年3月,袁世凯因促成共和有功,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不久,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1915年12月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内外交困,被迫宣布撤消帝制,恢复民国。1916 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王士珍(1861年-1930年7月1日),字聘卿,号冠儒,河北正定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日本陆军大学。王士珍本为清末袁世凯部,担任清朝新军要职。1911年辛亥革命起,他被清朝政府授以陆军大臣,并与革命军军队发生数度争战。1912年,袁世凯担任总统后,他复出,并于1915年重新担任袁世凯政府陆军总长。袁世凯政权垮台后,他亦于1917年间则担任国务总理,是为中国领导人。1918年2月引病告归,被冯国璋封为德威上将军。卸任后虽未再担任要职,曾任北京电车公司董事长。但是在北伐期间,亦为北洋政权与南方北伐军的调人。1930年7月1日在北京病逝。

王士珍是袁世凯时期“北洋三杰”之一,号称“王龙”,另两人为“段虎”段祺瑞、“冯豹”冯国璋。

冯国璋,河北河间人。袁世凯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冯国璋于1912年9月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厅长。二次革命爆发后,冯国璋任江淮宣抚使兼北洋军第二军军长南下镇压,于 1913年9月2日攻占南京。12月16日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同年晋升陆军上将,后又授以宣武上将。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选冯国璋为副总统。1917年7月,张勋复辟,黎元洪进入外国使馆。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通电讨伐张勋。张勋战败后,冯国璋依法将大总统职权还予黎元洪。1918 年8月13日,冯国璋通电辞去副总统,于1919年返回河间故里。1919年10月,冯国璋抵北京,12月28日病逝,终年60岁。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1865年3月6日出生于六安,数年后迁至合肥。1881年,段祺瑞怀只身前往山东威海投军。1885年,段祺瑞考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科。两年后,被派往旅顺督建炮台。1888年,段祺瑞到德国柏林学习一年半年军事,后独自留在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半年。回国后到威海任随营教官5年。1896年31岁,被调往天津小站,任新建陆军炮队统带、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还任过江北提督、湖广总督等职。他与冯国璋、王士珍被称为“北洋三杰”。

武昌起义后,段祺瑞致电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后,1912年3月段祺瑞任陆军总长。1913年代理国务总理。1915年5月,他因不满袁世凯自为帝制,称病辞职。袁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洪宪帝制,请段复出,任参谋总长。4月,段代徐世昌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实权。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败北,段去职移居天津。1924年10月,奉系联合冯玉祥部打败直系,段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他召集“善后会议”以抵制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民会议。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辞去所有职务。此后退居天津,自号正道居士。1933年2月,段祺瑞移居上海,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任第三师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因湖南督军席位为皖系张敬尧所得,吴仅获空衔,十分气愤。遂发出罢战主和通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11月吴与西南地方当局结成反段军事同盟。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1920年5月,吴率军自衡阳北撤,布置对皖军事。14日直皖战争起,在奉军配合下大败皖军。此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胜,奉军败退关外,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1923年2月,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造成“二七”惨案。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起,吴任“讨逆军总司令”,为奉军及冯玉祥国民军所败。1925年10月,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吴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派兵攻入河南,后与奉系沟通,南北夹击国民军。1926年夏北伐战争起,吴从北方赶赴前方督战,在鄂南汀泗桥、贺胜桥连遭惨败。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吴部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1932年回到北平(今北京)。吴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拒绝日伪拉他下水。1939年12月4日,日本牙医受命于土肥原贤二谋杀吴,卒于北平。

孙传芳(1885年-1935年),字馨远,山东历城人。民国时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之一,也是盘据上海,南京等东南沿海重要根据地的五省联军总司令,作为一位短时间崛起的直系新秀,以不断重创北伐军而闻名,后败给桂军,仍顽强的投至奉系与之作战,笑容可掬,处事却果断残忍,人称笑面虎将军。1899年,孙传芳的三姐嫁给山东巡抚袁世凯部下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王英楷为二房。孙时十五岁,附读于济南王家。1901年因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王英楷随袁世凯迁保定,孙家姊弟随之。1902年孙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4年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以官费留学日本。1908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并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到中国,入陆军第二镇三协第五标教官,民国后改为第二师第二辎重营营长,后调第二师第六团团长,第二师第三旅旅长。1921年,被吴佩孚任命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驻地宜昌。1923年,率第二师经江西入福建,任福建军务督理,驻福州。1924年江浙战争中,奉曹锟命进攻浙江,驱逐皖系卢永祥,兼任浙江军务督理。1925年10月发动反奉战争,驱逐上海、苏皖等地奉系势力。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成为直系后期最大的军阀。孙传芳表面笑容可掬,处事却果决凶猛,人称“笑虎将军”,处决北洋宿将施从滨时,种下日后被刺的后果。1926年9月北伐军入江西,孙传芳亲赴九江督战,其主力被歼,孙赴天津向张作霖求援。同年12月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孙被任为安国军副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1927年8月,乘宁汉分裂,蒋中正辞去国军总司令职,率残部渡江再战。于龙潭战斗血战五昼夜,被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击败,孙传芳登汽艇逃出。1928年春,被张作霖任命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介石、冯玉祥部作战,失败后回济南。6月奉系张作霖被炸死,孙部退至冀东滦州一带,被奉军收编,从此投寄于张学良门下。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孙因与杨关系密切,恐张对他不测,次日不辞而别,从沈阳逃亡大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到天津英租界寓居。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佛教居士林礼佛诵经时,被施从滨女儿施剑翘从后方以手枪击中头部死亡。葬于北京西山卧佛寺东南,现北京植物园内。

曹 锟(1862年12月12日出生于河北大沽口,1938年5月17日逝世于天津),字仲珊。幼年家贫,稍长贩布为业,1885年进入天津武备学堂投兵,参加过甲午战争,战后参加袁世凯在小站训练的新军,任帮带,次年升管带。1903年升任北洋陆军第一镇第一协统领。1906任北军第一混成协统领。1907年升任第三镇统制,同年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调该部移驻长春。

武昌起义后,移驻京郊南苑附近。1914年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驻岳州。1915年袁谋称帝,曹上书请求改变国体,被授“虎威将军”,再封一等伯。1917年7月张勋复辟,曹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复辟乱平,曹以直隶督军兼省长。孙中山南下护法,曹锟曾通电附和段祺瑞反对恢复旧国会、反对护法军政府,导致护法战争爆发。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1920年4月,曹锟组成八省反段联盟,7月直皖战争起,皖军战败,段祺瑞下野。直奉两系共掌北京政权。9月,曹任直鲁豫巡阅使。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起,直系胜,曹锟与吴佩孚等控制了北京政府。1923年10月,曹锟以每票五千银元收买国会议员的贿选手段当上了总统。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以冯玉祥反戈发动北京政变而失败,曹锟被软禁。1926年4月,冯军将领不满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曹一度去开封依靠吴佩孚,此后,长期在天津英租界作寓公。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占领天津曾企图说服曹出面组织政府,但遭到曹的拒绝。国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赠曹锟一级上将,以彰其民族气节。

黎元洪(1864年-1928年),字宋卿,湖北黄陂人。黎元洪早年在海军服役,曾在北洋水师中任广甲号管轮。中日甲午战争时被日舰击沉,飘海遇救。之后投张之洞,被派督练新军,且到多次赴日本学习军事。1906年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驻守湖北。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1912年南京军政府成立,黎被选为副总统。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接其第一任任期为大总统。1917年与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张勋以调解之名入京,之后发生张勋复辟。事后黎的总统职位为原副总统冯国璋所取代。1922年直奉战争后,徐世昌被驱逐,黎再接徐世昌的第二任任期为总统。次年由曹锟接任总统,黎下野。之后赴天津经商。1928年病逝天津。1935年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元洪举行国葬 [4]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1894年投入驻营口的毅军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

武昌起义时,张作霖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后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奉军战败。6月2日,张作霖退出北京。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

张勋(1854~1923) 字绍轩,江西奉新人。行伍出身。1895年投袁世凯,任管带,1899年升至总兵。1901年调北京,宿卫端门,多次担任慈禧太后、光绪的扈从。1911年任江南提督,率巡防营驻南京。

武昌起义后,江浙联军围攻南京,张勋兵败后退驻徐州一带。袁世凯任大总统后,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兖州,表示仍效忠清室,禁其部卒剪去发辫,人称"辫帅",所部称"辫子军"。1913年奉袁世凯命,率部往南京镇压讨袁军,纵兵抢掠。旋调往徐州,任长江巡阅使。1916年袁死后,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不久任安徽督军,扩充至十三省同盟。

1917年6月,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兵入京,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7月1日与康有为拥溥仪复辟,自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至12日为皖系军阀段祺瑞击败,逃入荷兰使馆,被通缉。1923年病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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