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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体小说

笔记体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是具有小说性质、介于随笔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体。笔记体小说多以人物趣闻轶事、民间故事传说为题材,具有写人粗疏、叙事简约、篇幅短小、形式灵活、不拘一格的特点。起源可以追溯到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代表作如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此外还有《干将莫邪》《宋定伯捉鬼》等

另有《太平广记》,《洛阳伽蓝记》、《郡国图志》、《博物志》、《酉阳杂俎》、《考工记》等。

姜亮夫先生的分类

姜亮夫先生在其编选的《笔记选》中,概括笔记的特点是随笔而记,篇幅短,本质比较松闲、安雅,简练而且能够显露一点“事实的真”。他将古代笔记分为六类,即一、论学的笔记,如《困学纪闻》、《日知录》;二、修身养性的笔记,如《论语》、《退庵随笔》、《容斋随笔》以及理学家的语录等;三、记事的笔记,如《隋唐嘉话》、《开元天宝遗事》、《朝野佥载》等;四、闲话的笔记,属于游戏隽语小说等,如《世说新语》、《衍世说》等;五、记人的笔记,如《海岳志林》、《栾城遗言》等;六、小说的笔记。其中第一类相当于中华版的“学术笔记”,第三类相当于中华书局的“史料笔记”,而后三类则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笔记小说”。

王季夫先生的分类

1940年,王季思先生发表《中国笔记小说略述》一文,认为笔记小说出于文人手笔,跟出于说书人口说的诸如《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三言”、“二拍”之类的平话小说和白话小说分道扬镳,也与纯学术的讨论与考订的笔记不同,可分为轶闻类、怪异类、诙谐类。该文没有提到唐传奇与笔记小说的关系,从文章的论述来看,似乎传奇亦属于笔记小说的范畴。

刘叶秋先生的分类

1980年,刘叶秋先生所著《历代笔记概述》,给予笔记较高文体定位,并将其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辩证类等三类,其第一类即是“笔记小说”,后两类则与中华书局版“史料笔记”和“学术笔记”相合。这样的分类照顾到了现代小说观念,也合理处置了非小说作品的归属问题,但他同时也将唐传奇作为一支纳入了“笔记小说”范畴之内,如此则所谓的“笔记小说”就成为包罗宽泛的文体概念,这自然不利于古代小说的分体研究。

陈文新先生的分类

陈文新先生《中国笔记小说史》问世于台湾,作者认为中国文言小说可以分为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两大类,前者脱胎于子、史,并形成了独立品格,与后者热衷“文辞华艳,叙述宛转”所不同的是注重哲理和知识的传达;轻实用而重情趣、篇幅短小;笔记小说以随笔形式写作,其首要任务是议,可以虚构;笔记小说是小说前形态,并非成熟小说。重要的是,作者为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给出了明确的类型划分:即笔记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前者又可分为“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三类,轶事小说即志人小说,可分为“世说”体(琐言体)、“杂记”体(逸事体)、“笑林”体(排调体)。其研究特色在于并不套用现代小说观念,而是立足实际,对笔记小说的文体分类和渊源的学理阐释。

苗壮《笔记小说史》始在大陆出版,此著于笔记小说的收录范围和取舍标准均较为严格,作者认为笔记小说的特点是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杂”与内容的丰富性、“小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

其一,传奇体作家更热衷于生命力的弘扬,笔记体作家则较多关心智慧与伦理的健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视内在智慧的时代,风度、言行作为内在智慧的外现才成为众所欣赏的对象。绘画艺术中的“以形写神”,语言艺术中的“言不尽意”,都强调“神”、“意”即思辨智慧的主导地位。魏晋风度的具体形成如药、酒、姿、容等,概由带玄学色彩的人格生发出来。所以,这时期的轶事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乐旷多奇情”、“类以标格相高”。就著述方式言,以类相从,体例严谨;笔墨简约,风格一致;这种对于笔记体小说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的讲究,正是内在智慧向艺术世界拓展的第一步。至于作者以空灵的胸襟、玄学的眼光所体会、所观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于“静”的哲学气质,这就与传奇体多“动”而少“静”大不一样了。甚至轶事小说中笑话类作品如《笑林》也以“举非违,显纰缪”,从反面启迪智慧为主。

宋以后的笔记体小说,在智慧、伦理二者中,似对伦理更看重一些。比如清代纪昀就说他写《阅微》“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若干畸形的笔记象金捧阊《客窗偶笔》、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订奉恩《里乘》,“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其实,宋以后的笔记体小说还是以智慧为主。但已不是魏晋那种基于名理思辨的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掌故意味鲜明的智慧。或为“史官之所不记”的朝廷遗事,如欧阳修《归田录》;或多载“嘉言韵事”,如宋王谠《唐语林》;或详于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如宋庄季裕《鸡肋编》、周去非《岭外代答》;或记岁时娱乐、市井琐细,如宋周密《武林旧事》;或“上自廊庙实录,下逮村里肤言,诗话小说,种种错见”,如元末陶宗仪《辍耕录》;或将“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点染成篇,如明末张岱《陶庵梦忆》。总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并能对读者的情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臻于儒雅。

连志怪也有明显的偏重智慧的倾向。魏晋南北朝志怪,其美感魅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可以“广异闻”;宋以后的志怪,能向读者提供的新鲜“异闻”看来不多:奇奇怪怪的事经过反复讲述就成了陈辞滥调。要出新,就要另辟蹊径。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将生命力和“孤愤”注入其中,这是一条路;笔记体作者如纪昀等则是将智慧注入其中,以“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为核心,目的在于益人神智。

其二,笔记体小说写生命力的弘扬,重视雍容的气象,力戒虚浮骄矜,虚张声势。《世说新语》在《汰侈》、《任诞》、《惑溺》等门以皮里阳秋的手法批评了过度的任性放浪与挥霍豪奢;东阳无疑《齐谐记》叙薛道询“服散狂走,犹多剧,忽失踪迹,遂变作虎,食人不可复数”,意在嘲笑那些无节制地服五石散的名士。《阅微草堂笔记》更经常对虚浮骄矜、虚张声势的名士风度予以针砭,如卷十一指出:“伪仙伪佛,技止二端:其一故为静默,使人不测;其一故为颠狂,使人疑其有所托。然真静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伪也。真托于颠狂者,必游行自在,凡张皇者伪也。”而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正有大量“狂生”,在蒲松龄笔下,使酒骂座的灌夫尤其受到推崇。比较起来,笔记体风格平易,易为读者接受,但也不免减弱了力度。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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