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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布特

波尔布特(Pol Pot,原名Saloth Sar,1925年5月19日─1998年4月15日),原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总书记。1976年至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总理。他是一个极左主义者,其极左政策普遍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波尔布特曾组织抵抗法国殖民的运动。1975年,他发动红色高棉运动,推翻原来亲美国的朗诺政权,建立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后使其被迫“退休”,并将其软禁。

他在执政期间实行农业集体化,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到农村的集体农场劳动,并下令屠杀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的统治下,货币被取消,但共产主义的理想并未实现,反而造成国家经济全面崩溃。执政期间的发动“红色高棉大屠杀”,造成柬埔寨170多万人死于非命,是柬埔寨历史上的大罪人。为纪念大屠杀的结束,即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每年的1月7日,终于成为柬埔寨的公众假期,称为“大屠杀逾越日”(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 [1]

因为1979年越南占领柬埔寨,他逃到山区,建立游击队抵抗越军,曾有一段时间他不知去向,还有他死亡的传言。 [2] 期间逐渐失去共产党人支持。1997年7月22日,波尔布特在红色高棉基地安隆汶成为阶下囚。他因6月下令杀害“国防部长”宋成及其家属以及“对人民和国家犯下严重的屠杀罪行”而受到红色高棉的公开审讯,被判终身监禁,次年病死。

波尔布特1925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49年以良好的学习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读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推翻了朗诺军人政府,1976年1月5日,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后,同时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同年4月,西哈努克亲王辞去国家元首后退休,接着召开了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乔森潘任国家主席团主席,波尔布特任政府总理。

红色高棉执政时期,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红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对其邻国民主柬埔寨发动战争。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和1976年7月南北统一后,黎笋集团地区霸权主义野心急剧膨胀。1975年6月4日,越军强占柬埔寨的威岛。从1977年起,越柬边境不断发生冲突事件。同年9月和12月,越军先后两次入侵柬埔寨。1978年6月,越南加入经互会。11月上旬,《越苏友好合作条约》签订。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迅速增加。

12月25日,越南出动10多个师,20多万正规部队,分兵7路,向民主柬埔寨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1979年1月7日,占领金边,并拼凑韩桑林为首的亲越政权。越南的侵略行径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强烈谴责。联合国大会从1979年以来,每年都通过决议,要求越南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军,恢复柬埔寨的和平、中立、不结盟地位。柬埔寨人民奋起抵抗。1979年8月成立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1979年10月成立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1981年3月成立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1982年6月22日,三方爱国力量组成柬埔寨联合政府,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和支持。越南速战速决占领柬埔寨的计划破产。

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23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柬将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但作为柬国内重要政治派别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对此,强硬派领导人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波尔布特对外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对内他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的绝对领导,清除不同意见者,结果激起内变。1996年8月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率领两个师投降政府军,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

1997年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红色高棉官兵忍无可忍,第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为部下抓获,随后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红色高棉希望通过此举改善形象,寻找出路,但因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灵魂和象征,对他的审判显然更使民柬群众士气涣散。

波尔布特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诚浪潮。最后是1998年12月5日肯农等8位将军率数千余部的投诚,以及民柬前主席乔森潘和前人大委员长农谢的回归,红色高棉作为一段历史正式画上句号。

1970年3月朗诺发动政变,西哈努克亲王抵达北京后,当时正在河内的柬共领袖波尔布特曾随范文同总理来华。虽然他在北京始终没有露面,但却从范文同与周恩来就柬埔寨问题及印支局势举行的会谈情况中,了解到了柬民族统一阵线成立及如何开展抵抗运动等一系列问题的协商过程。由于中国和越南坚决支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民族统一阵线领导的抵抗斗争,柬共中央作出决定,停止攻击西哈努克亲王,与之联合起来,打击朗诺政权。柬共领导人乔森潘等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毫无保留地支持西哈努克亲王3月23日在北京发表的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至此,柬埔寨左派力量集合到了西哈努克亲王举起的抵抗旗帜下;乔森潘等柬共领导人也成为柬第一届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成员。

1970年6月美国宣布撤出入侵柬埔寨的军队,实施“战争高棉化”的方针后,以柬共领导的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为骨干的柬埔寨爱国力量开始集中打击朗诺集团,在短短几年内,即使朗诺政权陷入了政治上孤立、军事上难以自保的境地。1974年4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乔森潘、英萨利和西哈努克亲王时,双方已谈到了柬埔寨解放后的政权建设问题。

这次会见是在既轻松又不无沉重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问乔森潘和英萨利:“你们对两位亲王,还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团结他们?”在座的人闻言都笑了起来。乔森潘连忙回答:“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西哈努克则隐含深意地点出:“主席阁下是指将来。”参加会见者于是又都笑了。当英萨利解释说“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不排斥任何阶层。我们有一切理由把大家团结起来,而没有理由排斥一个阶层”时,毛泽东指出:“要排斥朗诺集团,要团结两位亲王。我赞成你们的方针。”同时指着英萨利和乔森潘对西哈努克说:“你们两位亲王呢,也不要打倒他们。”并要乔森潘与英萨利直说自己是代表共产党的,不要吞吞吐吐的;而西哈努克和宾努则是代表另一个党。

“两个党联合起来就是为了打倒朗诺反革命党”。西哈努克表示:“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吵架。宾努亲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柬埔寨共产党人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接着,他又多少有些无奈地说:“国内的政权已经转交给人民了。我已经把政府、行政、军队和警察都交出来了”。“战争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将来独立的、拒绝任何外国统治的柬埔寨由共产党来掌权是完全正常的。”毛泽东听后赞许道:“这样好嘛。”西哈努克只得一面表示“谢谢主席”,“柬埔寨共产党人对我也很好”;一面不失时机地强调指出,柬共说“不需要改变政体,改称柬埔寨共和国”。他们“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正统形式”。随即他又表白道:“实际上柬埔寨已经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并保证“以后不会发生内部动乱,我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吵架总是要吵的,不过不要分裂。小吵架,大团结。”

会见中,英萨利深有体会地谈道:“过去我们只是看主席的书,现在正通过亲身经验体会。”毛泽东指点说: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十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要减租减息;要给农民分土地;可以没收买办资本,但不要忙于没收民族资本;不仅要让富农与你们站在一起,还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

他还特别向西哈努克建议:“我还是劝你读一点马克思和列宁”。说,“我总是希望你进步”。并嘱咐道:你们两位亲王“不要学中国出林彪这类人。朗诺就是林彪。朗诺亲美,林彪亲苏。”在西哈努克表明自己“是亲柬埔寨的”后,毛泽东高兴地说:对了。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帝国主义怕呢!此后,柬埔寨抵抗力量对朗诺政权的攻势日趋强大,到9月末,领导抵抗运动的柬埔寨共产党已能够充满自信地,在距金边仅20英里的地方举行庆祝柬共成立23周年大会了。庆典结束不久,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尔布特即发出了总攻的动员令。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爱国力量收复金边。新政权的电台宣称:柬埔寨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毛泽东发去贺电,宣布: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共同前进。波尔布特说他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与实践”。

当柬共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以哪种模式为样板建设新政权的问题摆到了柬共领导人的面前。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进行访问,并一直逗留到次年的2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波尔布特说,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等一些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理论和经验。可以说,对于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实际在那时即已成为他心中的治国依据。

1975年4月19日柬埔寨全国解放后,在新政权领导层的会议上,波尔布特提出:我考虑了很久。我想了两句口号,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方向,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看是不是可以用“建设国家,保卫国家”来概括我们今后的任务。波氏绘成的这一建国蓝图就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彻底摧毁旧的政府机构,由柬埔寨的“无产阶级”执掌各级政权的大印。在经济体制变革方面,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改造方面,鼓励普及教育;挑战作为国教的佛教传统,视宗教为精神鸦片,动员僧侣下田参加劳动;暂时终止邮政通信联系,以防反革命的串联活动;废除主仆关系;提倡纯洁朴素,禁止佩戴首饰、穿华丽服装。在保卫新生政权方面,集中力量镇压反革命,坚决将“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甄别全社会人员的阶级属性,明确阶级阵线,分清敌我友;同时高度警惕外国帝国主义和敌视柬埔寨革命的反动势力的进攻,8万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加强备战,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此后,仅仅几个月内,波氏的蓝图便已席卷全国各地。一场中国人民曾经经历过的革命运动,在柬埔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了。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等人。毛泽东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波尔布特则激动地表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毛泽东谈道:你们的作战、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并指着邓小平说,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路线斗争问题,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并告诫说: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毛泽东的指点,波尔布特深表认同,他说: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当波尔布特谈到我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时,毛泽东提醒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说:他们说得比我好。波尔布特高兴地接受,并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月23日和27日,周恩来也两次在医院会见波尔布特。8月26日,周恩来又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等人,他特意谈道: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其后,毛泽东也于8月27日晚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等人。他希望乔森潘能够转达他的意思,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亲王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与纳林卡朋,不要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希望西哈努克不要辞去柬民族统一阵线主席的职务。毛泽东说,红色高棉与西哈努克之间只有一点分歧,但是却有四点一致。因此,亲王不应当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而是应在高棉人民和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对这个新生政权的坚决支持。对此,西哈努克礼貌性地微笑着没有作答。不过,当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西哈努克亲王都没有想到,西哈努克一家回国后即遭到软禁,被迫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周恩来病逝后,西哈努克不能获准前往北京与他的老朋友做最后道别;毛泽东逝世时,他更是连一封唁电也发不出去。波氏政权甚至还将他与自己的子孙分开,在他的14个孩子中,即有5个死于红色高棉执政时期。

1976年1月5日,柬埔寨公布新宪法,将国家正式更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2日,柬埔寨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宣布退休。6日,柬首相宾努亲王率原政府成员辞职。柬共向西哈努克表示的,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保持王国正统形式的承诺已是过眼烟云。4月14日,民柬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农谢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立了以乔森潘为主席的国家主席团和以波尔布特为总理的民柬新政府。柬埔寨历史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两天后,毛泽东即致电乔森潘和波尔布特等人,祝贺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指出: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地看到,柬埔寨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相信,柬埔寨人民在柬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但是事实上,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赞许与鼓励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波氏要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场被柬共领导人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波尔布特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定,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这些病菌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

1977年,波尔布特政府于取消货币、市场,实行供给制等一系列违背国情的举措之外,又开始实施一项“四年计划”,其核心就是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并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口号。8月,波尔布特在柬共中央会议上指出: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能通过集体化运动在四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从而进一步发展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为实现柬共领导人所描绘的“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越往后走,情况会越变越好”的美丽前景,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在全国全面推开,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都定得过高,难以完成。于是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民口粮的减少,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悲剧在柬埔寨重演了。

与此同时,波尔布特为防止柬埔寨如毛泽东所提醒的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着手在其革命队伍内部挖“病菌”,揪“叛徒”。他告诫全党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定,但它一定会冒出来被我们发现。我们寻找病菌的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它们隐藏在党的肌体内部,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这些病菌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在波尔布特等柬共领导人看来,要保证民主柬埔寨始终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清除革命队伍中的敌人和异己分子是当务之急,毕竟革命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于是,一个纯洁党组织的运动应运而生,党内、军内一次次的大清洗,来势凶猛,颇似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揪“走资派”、揪“叛徒”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结果许多柬共元老、民柬政府高级官员以“叛国”、“反党”等种种罪名被捕入狱,十余万人遭处决。一些军队干部和党的干部逃往越南寻求政治避难,这其中即有后来另立炉灶与民柬政府相对抗的韩桑林。

1977年10月27日,波尔布特在庆祝柬共成立17周年大会上宣布,柬埔寨共产党从此在国内和国际上正式公开。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和“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问题,指出:敌我矛盾的存在,是由于“国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特务还潜伏在暗地里进行破坏革命的活动,还有一小撮反动组织继续反对和破坏我们柬埔寨的革命。这些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据此统计,全柬埔寨敌特的数量应还有14万人左右。

此后,西方反对柬共的势力谴责波尔布特说,在民柬执政期间,被处死或因疾病、饥饿而死的人达200万之众。波尔布特的名字已成为恐怖和杀戮的代名词,而其领导下的民柬社会则被称作“杀戮之地”。至于柬埔寨国内,许多人已将红色高棉等同于波尔布特,甚至把他看作是实行“种族灭绝”的罪魁祸首。对此,柬共领导人的回答是,从1975到1977年,由于民柬政府的错误,导致大约3000人死亡,另有1.1万人的死亡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是越南人的特务。波尔布特推行极左路线的初衷是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违反客观实际,超越国情,强化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波尔布特四面树敌,政权的社会基础已经动摇,这即注定了它的短命。

1975年4月越南南方解放以后,越南在苏联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调整对外战略,在印度支那地区推行扩张政策,力图全面控制老挝,同时向柬埔寨施加压力,出兵侵占柬的威岛,并不断派兵进犯柬境。翌年,越南在同柬埔寨举行边界谈判时,进一步向柬提出了领海和领土要求。1978年12月,波尔布特的老部下韩桑林背叛民柬,成立了“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中央委员会”,并发表声明,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波尔布特英萨利叛徒和暴逆集团”。越南军队随即大举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撤离金边,诞生仅三年的民柬政权陷落。波尔布特后来回忆说,“1979年,我们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一年,西哈努克亲王也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2月13日晚,他偕夫人莫尼克从美国纽约飞抵北京。邓颖超与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机场迎候。邓颖超安慰西哈努克说:我们之间不是才几年的朋友,而是二十几年的朋友了。请亲王相信,我们中国人说话算数,对朋友是讲信义的。西哈努克则激动地答道:我完全相信。我热爱中国,把中国当作我的第二祖国。当邓颖超允诺说“中国永远是亲王的朋友,亲王可以长久住在中国”时,西哈努克感激地表示“完全听从中国人民和邓颖超夫人的安排。”

随着70年代的结束,柬埔寨进入到了一个以韩桑林、洪森等人为首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以宋双等人为首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和以乔森潘、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几种政权机构并存的,更加复杂的历史阶段。

1925年1月, [3] 波尔布特生于金边以北130公里磅述的农民家庭。1949年他得到柬政府奖学金赴法国留学。1953年波尔布特返回柬埔寨。1963年波尔布特任柬共总书记,领导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东北部进行斗争。1970年朗诺在美国策动下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领导的王国政府。1975年4月红色高棉攻下金边,控制全国,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1978年12月,越南出兵占领柬埔寨,红色高棉又进入东北部丛林进行武装斗争。 1982年7月红色高棉同西哈努克及宋双实现三派联合,此时乔森潘出任红色高棉领导,但波尔布特仍掌有实权。 1991年10月柬埔寨和平协定在巴黎签署,柬实现和平。1993年5月柬埔寨举行大选,红色高棉抵制大选。1996年8月,红色高棉副总理兼外长英萨利率领3000余红色高棉士兵投诚政府,使红色高棉力量受到重创。

1997年6月,波尔布特以间谍罪处死红色高棉国防部长宋成和妻子云雅,波尔布特此举激起众怒,红色高棉总司令塔莫克逮捕了波尔布特。7月25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汶基地举行公审波尔布特大会,并宣布波尔布特因“背叛民族”、“杀害同志”,被判终身监禁。1998年4月15日,柬埔寨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于深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1954年印度支那和平恢复后,转入地下,领导金边等地群众运动。

1957年,参加柬埔寨共产党建党筹备工作。

1960年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委。

1961年任中央副书记。

1962年任代理书记。

1963年柬共二大当选为中央书记。会后进入丛林,领导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建军工作。

1968~1970年,兼任东北根据地党委书记,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和游击战争。

1970年任全国军事指挥部主席,领导各战场进行反对朗诺集团的斗争。

柬共二大至 1981年12月6日柬共解散,一直担任中央书记。

1976年4月任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在任期间,民柬政府把城市居民撤到农村,编入农业合作社从事生产,把工厂、商店全部收归国有,取消国内市场和货币,实行全民供给制。

1979年1月7日越南侵占金边后,波尔布特率民主柬埔寨军队退入山区,坚持抗越斗争。同年12月辞去总理职务,出任民主柬埔寨国民军最高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1985年8月24日退休后任民柬最高国防研究院院长。

历史没有垃圾箱

人们对讨厌的物品可以抛进垃圾箱,对过去的历史不论是辉煌还是灾难却都不能弃之如敝履,这是因为其正负面影响仍会制约着现在的社会生活。回避而不总结历史灾难,往往会重新引发类似的灾祸。

在“左”的思想泛滥的七十年代,波尔布特的名字在中国人中间并不陌生,一度还成为宣传媒介中的明星。据当年负责在万寿路新十八所招待中联部外宾的老人回忆,波尔布特从丛林根据地秘密到北京来时,见到服务员都握手拥抱,在住所还同种树养花的工人一同干活,与其他外宾完全不同。这种体现“劳动人民本色”的表象,给许多领导人留下极好的印象。中国革命依靠劳苦大众进行斗争的经历,使人们容易对国外的贫苦人也有一种天然的同情。

认为越贫苦的人就会越革命,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理解。革命的准确含义,是以代表新生产力的制度来代替旧的生产力。饥寒交迫者对旧有制度的确容易产生不满,易于参加革命,然而他们却不一定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代表。遗憾的是,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内对这一点才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从各种材料看,波尔布特出身一个农村的家庭,在当地家境却算中上等。据说他有一个在王宫里服务的亲戚,因此能与普遍失学的穷家孩子不同,读完寺庙小学又到金边上中学,接着考上电工技校,1949年又以官费留学法国。在那里他接触到马列主义,并于1951年加入法共,1953年回国后进入革命组织,几年后就担任了最高领导。应该说,在法国,波尔布特曾接触过现代文明,并与本国的落后面貌对比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他后来极为激进的变革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此引发。不过从波尔布特回国后几十年的种种作为来看,更多地还是受到生长环境中落后性的影响,并带着寺院神学教育的某些神秘、虚幻特色的烙印。

应该说,波尔布特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想考究清楚恐怕要专家们写一本大部头著作。我们在这里简单地概括而言,便是此等人虽然学到某些革命词句,却绝非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若是把仅有美好称号却建筑在落后社会基础上的畸形思想付诸掌权后的施政,其结果往往就不能冠以“左派幼稚病”,称为政治妄想狂才恰如其分。

神秘政党的惊世之举

国际上注意到波尔布特领导的组织,是在七十年代的印度支那抗美战争期间。不过令人困惑的是,这一组织的名称长期不公开,西方只好自己加了一个俗称“红色高棉”。

按照现代政党的基本法则,公开自己的旗帜和纲领是存在发展的前提要求。即使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时,组织虽然秘密,却仍利用一切机会以出传单、街头宣传等方式阐明自己党的名称和斗争目标。否则,群众不了解自己,又怎能让他们拥护自己?波尔布特在这方面却是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奇迹,不但进行夺权斗争时隐藏自己的旗帜,执政两年多也不宣布党名。直至1976年末,祝贺越共四大时公开发出一封电报,落款也用的是“柬埔寨革命组织”。至于其国内的广大百姓,长期只知道自己被一个神秘“组织”管理。

若是波尔布特始终不公开党名,倒也免得在世界范围败坏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的名声。然而他本人于1977年9月访问北京时,又突然向外界公开了自己已成立17年的党名为柬埔寨共产党(过去曾称高棉劳动党),并自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这个党虽有工人阶级先锋队之名,内部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却难以看到近代民主色彩,而充满了古老的秘密会党特点。波尔布特虽有书记的职务,在党内却呼为“一号兄弟”,他的副手农谢称为“二兄弟”,颇有帮会老大的气味。党内也没有代表大会选举和研究通过党纲党章之类活动,各级干部都由指派产生。虽说最高领导层有几人是留学法国的知识分子,基层干部却大多数是不识字的贫苦农民(当时柬国内民众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党内也不组织政治理论著作的学习,而只听“书记大叔”从神秘渠道发布的指令。

在地下工作时这样做,或许还有情可原。夺取全国政权后,波尔布特等人仍病态似地疑神疑鬼,强调“秘密工作是一切的关键”。这种以“不让敌人弄清我们的真实情况”为借口,所实行的举世无双的神秘措施,同样也塞住了人民的耳目。没有了公开化,实际上也就没有了民主化。待到公开党名后,马上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实行个人崇拜。波尔布特突然在世界舆论和柬国内百姓面前出现,其巨幅画像便迅速悬挂在全国所有的公共场合,并被称为“书记大叔”、“党心”,或直接被呼为“组织”(真乃“朕即国家”的翻版“我即党”!)。

波尔布特于六十年代中期进入农村时,身边不过十几人、四支枪。1970年美国策动朗诺集团以政变推翻了王国政府,西哈努克流亡北京并号召人民起来抗战,为波尔布特领导的党提供了大发展机会。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下,柬共与西哈努克等人联合,又得到中国、越南支援,武装人员曾发展到20万,党员也发展到4万,于1975年4月17日终于攻占金边掌握了政权。

从农村根据地起家占领城市后,这个神秘组织立即采取了一项“打扫干净”的惊人之举。当时金边有200万居民,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大部分是战时涌入首都的难民。红色高棉以美国飞机将要轰炸为名,将全部居民驱赶出城,只许随身带着细软。结果金边变成一座死城,三年后去看,多数房子还是人去楼空,收音机之类还留在屋内积满灰尘。

居民们徒步出城后,大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农村。沿途风餐露宿,患病者甚多又无医无药,路边遗尸枕藉。到达指定地点后,又解散家庭,按照成分、年龄、性别编组劳动,成分不好者被强迫自己动手建房以实行改造。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且不懂农村生活的城里人,包括大批过去经营商业的华侨,简直如同一下被抛到地狱。

红色高棉当时也驱赶了金边的全部外国记者,对86个承认民柬政权的国家中只许12国派来外交官,而且平时不得走出大使馆(对中国、朝鲜两国使馆还算有特例),不得用电讯联络。如此封锁信息,使柬埔寨一时被西方新闻界称为“国际政治空间中的黑洞”。不过这种驱赶所有城市居民的做法还是传扬出去,很快引起世界上的震惊。

周恩来的善意劝告

波尔布特等人把全体城市居民驱赶下乡时,正值中国大力开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高潮,有些欣赏极“左”思想且又不了解真相的人还援引柬埔寨的例子。不过真正掌握情况的领导人还是感到红色高棉此举实在过头,曾于1975年6月间善意地表示过规劝:“你们把金边300万人搬到农村,国际上很多人就不理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要利用他们……考虑经济建设就必须考虑财政、金融、商业政策,否则血脉不通就很困难。全国解放后,总得办教育,搞科学研究……”

当时的周恩来虽然已经在医院中卧病不起,对柬埔寨的做法仍表示出担心。1975年10月,柬共代表乔森潘、英萨利来华邀请西哈努克回国。临行前,他们曾向重病中的毛泽东辞别,此时还充满晚年理想主义的伟大领袖大概也预感到西哈努克一家会有不祥的遭遇,因此专门嘱托英萨利告诉国内的领导人,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她的两个儿子,不要强迫他们去干重体力劳动。据西哈努克后来一直充满感谢的回忆,这一嘱托在自称是毛泽东学生的波尔布特那里还是发挥了作用,才挽救了他的夫人和两个幼子的生命。而没有能在保护范围之内的其他家族成员,大都因无法适应农村艰苦的环境而病饿丧生。

当乔森藩、英萨利到医院向周恩来辞行时,重病中的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想对你们提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

此时的周恩来对国内极“左”政策的恶果已是痛楚在心,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又不可能真正进行总结,不过他还是语意深长地对客人说:“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周恩来这段话表达的思想,在中国三年多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终于得到肯定,而在柬埔寨则未被理睬。其原因,从这时柬共下发的文件中就不难看出。波尔布特等人已向党内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那些缺乏我们这样成就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此时,尽管民柬将中国视为惟一外援,不过可看出波尔布特已想后来居上,在施政上要超过苏俄的“军事共产制”及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这种心态,决定了在极“左”方面肯定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要像周恩来警告的那样“重蹈覆辙”,而且会为祸更烈。

“革命化”

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马上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其实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基础上,想拉平贫富差距就只能让大家都受穷。此前的战争期间,红色高棉就于1972年在解放区废除货币,只允许人民实行原始的物物交换,并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由于反帝民族战争中大敌当前,加上处于没有多少商品的贫困农村,大家还能勉强忍受。红色高棉执政后,立即在全国废除货币、商品,便造成了破坏一切正常的经济规律的大灾难。

波尔布特等人打扫城市时,只留下进驻的党政军部门和极少几座工厂(还主要服务于政府机构需要)。接着又在全国建立农村合作社,农民和下乡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其他私有财物全部充公。每个村成立一社,30至40家编为一个大组,每组成立一个公共食堂,每10人一桌吃大锅饭。外国参观者看到的景象是,合作社天天吹哨出工和下工,田间地头插着红旗,一片片黑衣人围着汗巾在挖土挑担。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有无积极性,中国的过来人肯定心知肚明,红色高棉执政时连年出现的饥馑也做出了答案。

红色高棉否认商品和货币的作用后,国内生产便不讲核算只讲需要,对国外没有贸易只要求无偿援助。保留下来的工厂也要求“亦工亦农”,达到粮食自给。工人上班之余种的粮不够吃,大锅饭供应不上只好终日喝大锅粥。合作社社员对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如盐、油和衣服之类因无法自给自足,只有由国家统一配给。民柬就此向全国老百姓和军人只发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其实从军事角度看此颜色也不利于伪装),每年一人两套内外衣裤和围脖的水布一条,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更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在国外报道中,就此把整个民柬社会称为“乌鸦队”。

在终日劳作而无业余生活调剂的合作社里,老百姓对自己剩余的少量物件又只能在本生产组内与别从以物易物。这种经济形态,简直倒退到纯粹自然经济甚至像原始公社时代。为了刺激人心,民柬在1977年提出了实行“超大跃进”的口号。在毫无矿石资源的条件下竟提出要钢铁自给,并准备建厂大炼。生活上提出奋斗目标是“今年每人每星期要吃两个水果!明天达到每两天吃一个水果!后年达到每天一个水果!”这种可怜的理想图景,最后也只能变为画饼。

令后人感到尤其荒唐的是,民柬借口防止反动势力串联,还取消了邮电和公共交通,老百姓不能通信,非担任公差外不得离开自己的工厂和合作社外出。国内的汽车、火车只供政府机关和军队使用,乘坐者必须有单位的公出证明(因废除货币已无法买票)。在此空前的封闭隔绝状况下,除了秘密外逃者,普通民众全被禁锢在固定的土地上,被拆散了家庭的成百万人不仅三年多时间里无法相聚,而且大都不知亲人的下落,只有拜托偶尔有因公外出者代为打听或捎带口信,真比古代的“鱼雁传书”更难。

波尔布特为了实现“思想革命化”,还割断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提出要破除一切旧思想,原有的学校都被取消。后来因机关和保留下的少量工厂毕竟需要用电、开车,才恢复了几所中等技校和电工学校,入校者首先要从阶级成分来挑选,在校多数时间也用于学政治而非学技术。民柬在金边虽建有一座民柬广播电台,却因民间已无收音机,只有在军队、工厂、机关和合作社集体组织收听。国内又取消了报纸和出版社,惟一的刊物是每周由中央编印下发一期的《民主柬埔寨》,供领导干部阅看和群众集会时宣读。对国内过去所出的书籍因一律看作旧社会余毒,或烧或扔,民柬自己又不出版新书,即使对他们宣称信奉的马列毛著作也未能翻译印发,结果一般民众终年不读书、不看报(非不想看乃看不到)。

柬国内当时出现文化荒漠,一方面是过去参加红色高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被当成阶级异己分子,或被打成叛徒、特务加以肃清;一方面对旧有的读过中学以上者均视为“受敌人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全部赶下乡后分配做重体力劳动,据说这样才有利于改造其思想。民柬的基层干部和士兵一般都是青少年文盲,军中也无文化教育。这些人出于原始农民对现代文化的仇视心理和少年的冲动,执行起极“左”政策一时倒有近乎狂热的积极性。

为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民柬当局又规定知识分子不许相互通婚,如男学生必须找农家女,且由领导指定。人们到举行集体婚礼时对号入座,方知“组织安排”的配偶是何等模样。已婚的青年男女又大都被分开编组,一两星期才许团聚一次。孩子七岁以上也必须离开父母,集中参加放鸭、编织一类劳动。波尔布特还不无得意地夸耀这种“创举”,称其能彻底消灭家庭私有观念。实际上中国的太平天国实行男营、女营制,就已经做过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可悲尝试,民柬境内只不过是以革命的旗号重蹈这种实际,反映了落后农民空想社会的覆辙。

以新错掩旧错

波尔布特的恶政,自然激起人民的强烈反对,也造成了民柬内部的分裂。如第四师师长韩桑林就率部投奔越南,现任的首相洪森便是当时该师的第二十一团的团长。对大批部下和民众的反抗和出走,波尔布特等人不反省自己的政策错误,反而一味归罪于“敌特破坏”(直至他1998年死前同美国记者谈话时还如此认为),于是加紧株连和追杀,又造成更多的反抗和出逃,形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当时红色高棉在民间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千百双眼睛,如同菠萝一样”,谁发泄不满言论马上会大祸临头。在金边执政三年间,民柬在党政军内部又搞了四次大肃反。据宣布破获了所谓四大特务系统,即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越南和台湾情报部门的特务组织。一人被打成“特务”,部下、亲属都遭牵连。在严刑拷打下又攀咬他人,如此依据“逼供信”而来的口供自然越追越广。结果是参加红色高棉的华侨差不多都被打成台湾特务。1954年日内瓦协定后撤到越南北方的千余名原印支共柬籍人员在七十年代初回国参战,此时也被一股脑定为越特。

更可怕的是,红色高棉不制定法律,只有内部的秘密保卫组织而没有司法机构,对惩处者无判徒刑一说,认定有罪的所谓特务、破坏者以及异国战俘只有一种对待处决。对民间犯有过失者,则采取警告,三次警告以上也是处决。当年国际上盛传波尔布特杀了300万人。这一数字接近其全国人口的一半,显然夸大过甚,不过其滥杀极多,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党政军部门清洗处决的比例更大。如民柬革命军总参谋部中除了总参谋长宋成一人外,所有人员都被捕杀。据金边陷落时被缴获的肃反机构“S-21”的口供记录,连宋成也列入了黑名单,只因他在前线指挥而得免。

至1978年遇到外国进攻时,潜在的危机终于总爆发。波尔布特在这一年内始终自吹有胜利把握,不过此刻他只有10余万正规部队可用于作战,对民众不仅不敢组织武装,还要封锁战事消息以免骚乱。同年底中国驻柬大使馆先是接通知而转移到西部的马德望,随后又被告知前线已稳定而迁回金边。沿途所见的基层干部和百姓仍在闭目塞听地正常劳作,根本不知一个星期后便会有政权覆亡的突变。

越军经过在边境的长期试探性作战,于1978年12月下旬以11个师展开全面总攻。因不久前民柬曾有过依靠民众进行五年抗美游击战的经历,此次又是抗御外敌入侵,国际上许多人都估计能抵挡得住。殊不知越军一旦大胆深入后,便轻易地以每天50公里的速度长驱突进如入无人之境,民柬大多数军队几天内便失去掌握,各省区的党政机构和合作社也一朝瓦解。干部弃职而逃后,茫然的民众先是蜂拥至粮仓抢食,接着便是寻找原来家园和亲人的全国大流动。波尔布特在金边陷落的前一天才明白大势已去,乘一架直升机仓促出逃。政府职员于1979年1月7日正常上班时发现已无领导,只好各奔东西。民柬的各种档案乃至审问记录都未来得及销毁,成为后来的主要“罪证”和国外研究红色高棉史的资料。

据越方公布的“西南战役”战果,推翻红色高棉一役仅用两星期,作战中不过“歼敌1.6万”,波尔布特却只剩下2万余人逃至柬泰边境人烟稀少的山区。这一数字说明民柬的军队大部分也是自行溃散。其人心丧尽一至于此,真可谓“人必自侮而后他人侮之”。

民柬逃到梅莱山区后,实际上已亡了国。不过因国际上反对一国出兵推翻另一国政权这种行径,联合国通过的决议承认民柬为合法政府,许多国家给予支持,泰国又提供边境的庇护所,使波尔布特在那里以游击战重新站住了脚。从民族大义出发,西哈努克等人也抛弃旧怨,重新与之联合,民柬军队还保持有2万多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波尔布特于1981年正式宣布解散柬共,自己退到幕后,从此又亡了党。此后他对属下的一批人明确说:“我们生存的基础是农村,而不是共产主义”。这个过去就以神秘著称的组织,再度回到秘密状态之中,而且还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成为只讲狭隘民族口号的农村武装集团。

从某种意义上讲,波尔布特此举此话,倒是对红色高棉这一组织恰如其分的定位。

不回归社会终告灭亡

1989年越南撤军后,柬国内几派于1991年合组联合政府。波尔布特因害怕民众重提旧账不敢重返金边,仍割据山区,从而自绝于国内政治生活又失去外援,处境空前孤立。

在盛产宝石和木材的梅莱山区活动的十几年间,波尔布特不得不放宽政策,允许官兵们经商并保留个人财产,这使一些下属安心在那里成家扎根,并出力打仗以保卫家园。到了1996年6月,他故态复萌,突然要求全体官兵把私人财产全部上缴,违者严惩。此时波尔布特已经没有了革命理想和口号,下这道“充公”的命令恐怕是怕囊中丰满的官兵弃他而逃。然而这一命令马上使下属联想到过去那段可怕的执政时期,内部积怨如同火山般地爆发,终于宣告了红色高棉的末日来临。

首先是梅莱山区发生了一连串兵变,接着是原民柬二号人物英萨利宣布“人们有权拥有自己挣来的财产”,并带领两个师于8月间正式脱离红色高棉,归顺王国政府。波尔布特一下子丧失了80%的兵力和大部分地盘,只剩下几千人龟缩在安隆汶附近。部下的不断叛离,使他更疑神疑鬼,认为跟随自己几十年的总参谋长也是“叛徒”,于1997年6月派卫兵杀死了宋成夫妻和他们的9个子女。这一残酷举动使身边的领导人和官兵群情沸腾,纷纷把枪口指向了“波尔大叔”,而保卫他的仅有200名警卫部队,经短暂战斗后投降。7月25日,红色高棉举行公判大会,以谋杀、虐待和腐败罪宣布对波尔布特实行终生监禁。翌年4月15日,在外界盛传要把波尔布特交付国际审判的时候,这位监禁中的69岁的老人突然死亡,究竟是因病还是被谋害至今仍有不同说法。他死后,红色高棉的残余人员也最终散伙,这一组织在历史上终于打上了句号。

波尔布特死前不久,曾在被监禁的木屋里会见过美国记者,自称一生“良心是清白的”。据说此人长年生活朴素,在艰苦的丛林中能以此感召部下,掌权时也不为家庭谋私利,在乡下劳动的哥哥都照样下田而得不到关照。与世界一些掌权时搜刮亿万民脂民膏,下台后跑到海外住豪华别墅的人相比,其个人品质还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在于,评价一个政治家首先要看其对社会的作用,即实践检验的标准。过去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以革命的名义”,虽有其道理,不过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最看重的不是名义而是实质。不管口号喊得如何“革命”,如果所行的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倒行逆施,结果只会玷污人们心中圣洁的名义,从长远看反而要延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进程。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要追求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的政党来领导。如果只学到几句共产主义的口号,而在极其落后、神秘的基础上靠空想随意胡为,只会出现波尔布特这样的怪胎。

波尔布特一类人视民命如草芥,进行自认为是“最革命”的试验时,曾有一个论据,便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便可以以集中意志来剥夺所有个人的自由。如果回到科学共产主义的鼻祖那里,也可以看出这种论点之荒谬。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呢?还是早在1848年就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中阐述得好

“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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