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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财政是政府的“理财之政”。“财政”一词,二层含义:1.从实际意义来讲,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即财政部门,它是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综合性部门,通过其收支活动筹集和供给经费和资金,保证实现国家(或政府)的职能。2.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理解,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支出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 [1] 财政学是研究“财政”的学说,它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财政,就是指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选择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货币),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行为。显然,此定义中包含着以下几个要素,或者说,财政是由财政主体、财政客体、财政形式和财政目的四大要素构成的 [2]

“财政”一词,主要有二层涵义:

一是从实际意义来讲,财政是“理财之政”。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即财政部门,它是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综合性部门,通过其收支活动筹集和供给经费和资金,保证实现国家(或政府)的职能。

二是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理解,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 [1] 其本质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

“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过程,财政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部分。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国债,支出主要有社会消费性支出、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支出。

综观我国几千年留存下来的古籍,可以看到“国用”、“国计”、“度支”、“理财”等一类用词,都是关于当今的“财政”即政府理财之道的记载,还有“治粟内史”、“大农令”、“大司农”一类用词,则是有关当今财政管理部门的记载。我国使用“财政”一词,如今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该词出现在中文词汇中至今却只有百年的历史。

据考证,清朝光绪24年,即1898年,在戊戌变法“明定国是”诏书中有“改革财政,实行国家预算”的条文,这是在政府文献中最初启用“财政”一词。“财政”一词的使用,是当时维新派在引进西洋文化思想指导下,间接从日本“进口”的,而日本则是来自英文public finance一词。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宣传三民主义曾多次应用“财政”一词强调财政改革,民国政府成立时,主管国家收支的机构命名为财政部。美国政府相应机构的英文用词为"Department of Treasury",本来的意思是金库或国库,在我国也译为:财政部。

根据财政功能和性质的不同,在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又把“财政”称作“国家财政”、“公共财政”等。

财政学是关于“财政”的学说,它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按财政分配主体不同,“财政学”可分为:

(1)以资本主义国家财政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财政学;

(2)以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财政学;

(3)对各个国家财政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比较财政制度学。

2.根据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背景的不同,“财政学”可分为:

(1)以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为研究对象的“计划财政学”;

(2)以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为研究对象的“市场财政学”。

在当代中国,对“财政”这一范畴有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是由国家分配价值所产生的分配关系,这种价值分配,在国家产生前属于生产领域的财务分配,在国家产生后属于国家财政分配;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对剩余产品进行分配而产生的分配关系,它不是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而是随着剩余产品的产生而产生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形成的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看,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财政活动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济现象。

财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国家产生以前,原始公社末期已经存在着从有限的剩余产品中分出一部分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经济现象。

但这只是集体劳动成果由集体分配,属于经济分配,还没有财政分配。国家产生以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国家的存在,依靠政治力量,强制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从而便从一般经济分配中分离出独立的财政分配,于是产生了财政。

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及由此决定的国家类型不同,财政经历了奴隶制国家财政、封建制国家财政、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和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历史演变。

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以前的财政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对劳动人民进行的额外剥削,反映了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超经济剥削关系。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消灭了剥削制度,它是服务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财政,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型分配关系。但是,不同类型的国家财政,一般具有下列共性:即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无偿性、强制性和社会基金性。这些特性之间相互关联,使财政分配与其他经济分配相区别。

财政是一种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行为。“财政是政府经济行为”和“财政是国家经济行为”两种说法的含义是一致的,说“财政是政府经济行为”,并不意味着忽视财政法制化和立法监督。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和企业、居民共同构成市场的经济实体,在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时,说“财政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对表“财政”的含义则更为明确。

财政是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这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从起源上考察,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出现私有财产,社会分裂为阶级才产生了国家。

国家一旦产生,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实现其职能,于是才产生财政这种特殊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对财政与国家的关系都有明确的论证:“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195页。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2页。被恩格斯誉为创建了财政学的亚当斯密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其中专门论述财政问题的第五篇冠之以“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的标题,另一本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约翰穆勒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其中专门论述财政问题的第五篇的标题是“政府的影响”。

财政首先是作为经济范畴加以研究的,所以财政学是一门经济学科,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但是,经济与政治本来就是不可分的,而财政这种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紧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财政是一种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行为,财政学则是一门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学。

综观当今西方国家的财政学,也都是十分重视财政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甚至将财政学等同于“政府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将政府经济活动视为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一个特殊的经济领域加强研究力度,特别是从政治角度研究政府经济活动的特殊规律性,从而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财政的基本特征

1、阶级性和公共性:由财政或政府的关系产生了财政的两个并存的鲜明特征,即阶级性和公共性。

2、强制性和非直接偿还性:财政的强制性是指财政这种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时凭借国家政治权力,通过颁布法令来实施的。财政的非直接偿还性是指国家征税后,税款即归国家所有,对纳税人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也不需要偿还。

3、收入与支出的对称性:财政的运行过程是有收有支,因而收入与支出的对称性构成财政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

由于市场存在失灵,市场自发形成的配置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效应,因而需要政府介入和干预。财政的配置职能是由政府介入或干预所产生的,这的特点和作用是通过本身的收支活动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提供经费和资金,引导资源的注射,弥补市场的失灵和缺陷,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状态。财政配置的机制和手段有:

(1)根据政府经济职能确定财政收入占GDP的合理比例,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总体效率。

(2)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支出,压缩一般支出,提高资源配置的结构效率。

(3)合理安排政府投资的规模和结构,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

(4)通过政府投资、税收政策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带动和促进民间投资、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提高经济增长率。

(5)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本身的效率。

经济稳定包含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多重含义。发展是通过物质生产的不断增长来全面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基本需要。财政实现稳定和发展职能的机制和主要手段有:

(1)经济稳定的目标集中体现为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大体平衡。

(2)在财政实践中,可以通过一种制度性安排,发挥某种“自动”稳定作用。

(3)政府通过投资补贴和税收等多方面安排,加快公共设施的发展,消除经济增长的瓶颈,并支持第三产业的兴起,加快产业结构的转换,保证国民经济稳定与调整发展的最优结合。

(4)财政就切实保证前面提到的那些非生产性的、社会的公共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经济主体或个人所提供的生产要素不同、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同以及受各种非竞争因素的干扰,各经济主体获得的收入会出现较大的差距,甚至同要素及劳动投入不相对称,而过分的悬殊将涉及社会公平问题。

因此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主要是确定显示公平分配的标准和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特殊机制和手段。财政实现收入分配职能的机制和主要手段有:

(1)划清市场分配与财政分配的界限和范围。

(2)规范工资制度。

(3)加强税收调节。

(4)通过转移性支出,如社会保障支出、救济金、补贴等,使每个社会成员得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

在财政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调控经济各项职能中,都隐含了监督管理职能。

财政参与分配社会产品,必须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决定财政,财政来源于经济,它在一国经济发展和分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1、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2、促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

3、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4、为巩固国防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

5、可调节资源配置。

6、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

7、促进经济机构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财政,是实现国家各个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任务的重要工具。

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基点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形成与发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确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任务。

在财政经济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概括和发展了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和理财思想1954年,邓小平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阐明了国家财政必须建立在经常的、稳定的、可靠的基础上的观点;逐步增强财政后备力量的观点。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国家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要以农轻重为序,要改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管理体制,改进国家和企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制,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更多地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1956年9月周恩来提出在制订财政收入计划时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不能搞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计划的观点。

1957年陈云在《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文中提出用坚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来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的观点。这一系列论点和原则,成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的指导思想。

1956年4月3日,毛泽东在听取财政部的工作汇报时强调指出要成立研究机构和培养研究人员的问题。当年5月,财政部正式成立财政科学研究所稍后又制订了十二年财政科学研究工作计划纲要在国民经济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顺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纠正了比例失调,重新走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轨道的历史实践中,中国财政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财政在宏观经济中的调控职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框架,即“本质、职能、作用、收入、支出、平衡和管理”,简称“收支平管”。

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创新与繁荣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断了十年的中国财政理论研究逐步展开。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路线,对于正确总结社会主义财政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纠正“左”的思想和错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会议决议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围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生产力,阐述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的理论观点。主要是:

①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②关于社会主义必须把握本国国情,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观点。

③关于改革是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的观点。

④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相互结合的观点。

⑤关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

⑥关于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要始终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观点。

⑦关于40年来中国经济工作最重要的教训是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的科学总结,等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各个领域的理论建设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979年中国财政学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财政理论研究工作的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建设繁荣发展的新局面。理论研究的深化、创新和繁荣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财政改革理论和方向的研究建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为从更高的理论层次探讨财政理论打下了基础,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学同政治经济学紧密结合的趋势。

②在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上,从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的研究,深入到财政分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从现有的生产看,经济结构决定分配结构,但从发展变化看,分配结构及其调整,决定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财政是分配结构的基本调节器,从而成为调整经济结构的基本手段;在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的相互关系方面,总量平衡应以经济结构平衡为基础;调整分配结构,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必须在国力范围内进行等观点。

③对于财政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主导地位的研究,由过去侧重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方面进行论证,提高到财政对三大基金即补偿基金、积累基金、消费基金的形成、分配和使用起着主导作用的分析,从而更深入地阐明了财政在分配领域和宏观调控上制约着所有的分配杠杆,并作用于微观,影响和调节微观经济。

④在财政研究的方法上,由过去以定性分析为主发展为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现代数学模型在财政科研和实际工作中有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使理论研究日益介入和渗透到决策领域,为财政经济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在综合财政理论、国债理论、财政投资信用理论、财政效果理论等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都充实了财政学的内容。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学和财政学科体系建设。

中国财政学界对社会主义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国家分配论”“货币关系体系论”“再生产资金运动论”、“社会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分配论”“价值分配论”等多种学派。80年代以来,这些学派先后出版了各自的学术专著,以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设计了自己的财政学结构和体系,具有新的特点和进展。

主要表现为,力求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宏观分析方法与微观分析方法相结合。与此同时,财政学科体系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按研究对象分为:

①财政学(其中包括理论财政学、比较财政学、财政管理学)

②税收学

③固定资产投资学

④企业财务学

⑤财政政策学

⑥财政信用学

⑦综合财政学

⑧地方财政学(包括区域财政学、城市财政学、民族财政学、农村财政学)

⑨财政史和财政思想史,等等。

根据经济体制背景的不同,“财政”可以分为:计划经济财政和市场经济财政二种类型,“财政学”相应也可分为:“计划财政学”与“市场财政学”。

毋庸置疑,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财政学将在不断地探索中取得新的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的主要任务是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争取革命的胜利。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1942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了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的实践经验,具体分析了当时革命战争所处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并确立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和控制赤字、力争收支平衡的财政政策。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成为社会主义财政的必要准备,并对中国财政理论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家财政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运用财政的分配、调节、监督等职能,在贫穷落后的基点上逐步建立、巩固和完善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支持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和配合推进其他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推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国家面临的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实现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财政一方面集中大量资金,兴建国营大中型企业,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根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不同性质,灵活地运用税收和投资政策,促进三大改造的完成。

在农村,通过运用税收减免和稳定税负政策,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从资金上支持农业和手工业实现合作化,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则通过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采取不同税率的政策,和对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税收政策,顺利地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的和平赎买过程。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国家财政不断深化改革预算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实行减税让利,鼓励技术进步,扩大企业、单位和地方自主权的政策;改革了税收体制,增强税收的调节作用;改进了资金管理方式,逐步完善了全民所有制内部分配关系,并有力地推动价格工资、金融和计划经济等体制的改革。

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  在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下,财政收支平衡与否基本上决定了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状态坚持“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方针,能够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为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反之,财政发生赤字,表明财政支出形成的社会需求超过了国家集中的社会产品,必然引起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影响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

在统收统支体制下,银行信贷收支一般会出现一定的逆差,因而信贷资金的收支平衡,主要由财政通过规定银行结益留成和由预算增拨信贷基金来保证。因此,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主要由财政调控。

1979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预算外资金的急剧增长和人民币收入的不断增加,使银行的存贷规模以大大高于财政收支规模的速度增长,加上银行可以利用派生存款进行贷款,使得调节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状态远比过去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表现为:即便财政收支是平衡的,银行如果通过信用膨胀对国民经济投入没有物质保证的货币购买力,也会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使总需求超过总供给。

在财政有赤字的情况下,从财政角度来看,固然是一种国民收入超分配,但若银行能够相应地紧缩信贷投放规模,仍然可以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如若银行还是按照可动用的全部资金来源发放贷款,那么财政赤字就会直接转化为财政发行。

因而,财政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调控作用,必须通过财政信贷来统一平衡,通过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才能充分展现出来。

调节产业结构 财政对产业结构的安排和调整起着直接的调控作用。在统收统支体制下,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财政提供,因此,预算拨付的建设投资在各产业部门的分配比例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有了一定的投资权和资金来源,国家预算内投资占社会投资总规模的比重大大下降,财政调节产业结构的手段和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主要内容是:

①调整财政支出中的投资结构,主要用于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重点建设,以支持“瓶颈”产业发展;

②运用税收手段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方向,如开征建筑税,提高长线产品税率等;

③运用贴息手段,支持短线产品和高科技产业发展;

④通过“加速折旧”,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⑤通过建立各种周转金和运用财政性融资支持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支持老企业挖潜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⑥通过综合财政管理,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促进地方政府、部门、企业合理安排资金投向等。

调节社会各类基金的比例  社会总产品分为补偿基金、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是保证社会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宏观要求。财政作为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主导环节,对各类社会基金的形成及比例关系起着极其重要的调控作用。主要表现为:

①制约企业财务分配。企业创造的总产品通过企业财务分配形成补偿基金、职工工资基金和企业纯收入,财政通过规定成本开支范围和固定资产折旧率,制约着企业补偿基金的形成。

②国家财政通过规定流转税税率、所得税税率或利润缴款,以及规定企业的利润留存率、留用利润的使用范围和方向等,决定企业纯收入上缴国家的比例和企业在利润中可以留用的数量界限,并制约着企业留存利润的使用。

③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财政通过对价格工资、利息、劳务等再分配杠杆的综合统筹,通过支出、税收、补贴等手段来完成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经济过程,并形成社会各类基金的比例关系。

财政就是通过调节各类社会基金的形成、分配和使用,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等,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进行、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以及社会安定团结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1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2136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693亿元,增长16.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5985亿元,同比增长16.9%;地方财政收入(本级)6151亿元,同比增长15.5%。本月中央财政收入增幅进一步回升,主要受经济逐步回暖、贸易形势好转、以及一次性收入缴库等特殊因素影响,扣除特殊因素后中央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约10%。
  10月份主要收入项目情况如下:
  1.国内增值税2449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中央增值税1716亿元,增长6.3%,主要受工业增加值增速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收窄、以及结构性减税力度加大等因素综合影响;地方增值税733亿元,增长29.5%,主要受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全部属地方收入因素影响,其中实行营改增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值税175亿元,增加138亿元。
  2.国内消费税741亿元,同比增长7.5%。
  3.营业税1629亿元,同比增长5.9%。其中,受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影响,交通运输业营业税下降7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税下降3.6%。
  4.企业所得税3094亿元,同比增长19.5%,扣除一次性缴库收入等不可比因素后增长约14%,与企业利润增长逐步回升态势基本适应。
  5.个人所得税452亿元,同比增长17.2%。
  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209亿元,同比增长17.9%;关税222亿元,同比增长18.6%。增幅回升,主要受一般贸易进口增幅回升及上月末人行系统升级使部分收入延至本月初入库等因素影响。
  7.出口退税684亿元,同比增长1.3%。
  8.车辆购置税227亿元,同比增长28.9%。
  9.其他地方税种情况:契税268亿元,同比增长36.6%;土地增值税229亿元,同比增长8.6%;城镇土地使用税191亿元,同比增长23.3%;耕地占用税109亿元,同比增长34.3%。
  10.非税收入1244亿元,同比增长17.1%。扣除从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中央公共财政预算收入65亿元特殊因素后,增长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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