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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 [1] ,汉族,湖南邵阳人,近代伟大的爱国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 [2] ,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另一件是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其遗著被编为《蔡松坡先生遗集》 [3]

蔡锷在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省宝庆府(今邵阳市) [6] 一户贫寒的裁缝家庭 [4] 。目前,蔡锷出生地有两种说法 [7] :一是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 [8] 蒋家冲 [9] (今邵阳市大祥区 [10] 蔡锷乡蔡锷村蔡锷故居) [11] ;二是宝庆府武冈州山门镇水东大坝上(今洞口县水东乡杨万村大坝组) [12] 。1887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幼年在私塾读书。13岁考中秀才。15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 [2] ,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3]

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 [5] 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贵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 “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宣统三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在就任云南都督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贵总督署 [5] 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同,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夜,蔡锷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 [13] ,次日中午,起义军胜利攻占云贵总督署。由于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故史称昆明辛亥起义又被称为“重九起义 [14] ”。

11月1日,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数日后,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统治被彻底推翻 [14] 。蔡锷在出任云南都督期间,大力推行新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深受军民爱戴 [14] ,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始终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立场 [14]

1913年10月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另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 [15] 。但是,1915年5月25日 [16] ,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2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17]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18] 。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1915年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攻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 [19]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1916年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20]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喉癌。1916年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蔡锷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

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21-22]

原配夫人:刘新英,后蔡锷将其名改为刘侠贞(有段典故,她是妹替姐嫁),生长女蔡菊莲;

二夫人:潘惠英,她接受过西式高等教育,生二子一女:长子蔡端(族谱名蔡泽琨),次子蔡永宁(族谱名蔡泽珂),女蔡淑莲;潘夫人二十几岁便守寡,直到终老,后以教书为生。 [23]

母亲:王太夫人,名再秀,约1862年生。邵阳县谷洲乡(今谷洲镇)式南村桐梓坪人。生三男二女,男名蔡锷、蔡垣、蔡墀,女名任闺、云娥。

父亲:蔡正陵,邵阳县蒋河桥(今属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人,后迁洞口山门(原属武冈)。

长孙:蔡协。

蔡锷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24] 要实行“军国民主义”,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 [25] 。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

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 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 [26] 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 [27] 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 [28]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中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

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本着维护统一的目的,是袁世凯定都北京的支持者。二次革命时,多次为袁世凯辩护。南北议和期间还曾有过呼声组阁,并曾率先在云南发行爱心公债以缓财政困难。 [29]

1913年10月,袁世凯以“准给病假三月,召来京调养”为名将蔡锷调到北京,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军权,并进行严密的监视。针对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阴谋,蔡锷与梁启超等人秘密商讨“倒袁”计划。
  为避免引起袁世凯的猜疑,蔡锷在公开场合批驳反对帝制的梁启超,并积极表态“赞成帝制”。同时,他佯装胸无大志,经常在八大胡同“鬼混”,与名妓小凤仙打得火热。然而,袁世凯对蔡锷仍不放心,曾派人扮成盗匪闯入蔡锷家中,翻箱倒柜,以探虚实,结果一无所获。在蔡锷的严词责问下,袁世凯只得从监狱里提出几名犯人当替罪羊而枪决,才搪塞过去。自此,他认为蔡锷真的沉湎于酒色之中,从而放松了监视。
  蔡锷因受到监视,乃采取深居简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与家人反目而走,减轻了袁世凯的疑虑,然后突然从北京潜回云南,并发动护国战争。

蔡锷与小凤仙结识于青云阁的普珍园。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被许多野史所记载,也曾多次拍摄为影视作品.对其真实性各自说法不一。

蔡锷将军曾在青云阁的普珍园结识名妓小凤仙,并多次在普珍园小酌,普珍园的名菜辣子凤节倍受小凤仙喜爱,从而演绎一段名流千古的爱情故事。将军逝世后小凤仙因无法忘怀,又来到青云阁找寻将军的记忆,并又在此遇到她的丈夫,因为她的丈夫长相很像将军,之后她便隐姓埋名,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八十年代在青云阁原址拍摄的电影《知音》是根据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的爱情故事改编,世人为之感怀。

蔡松坡被诱进京师,软禁跟班。后来又接受首席谋士,“愿为帝王师”的旷世逸才杨度的建议,封蔡松坡为“始威将军”,担任一些有名无实的职务,加以笼络。蔡松坡终日无所事事,内心烦闷,便到八大胡同走走,想不到第一次就碰到小凤仙。小凤仙识英雄、重英雄,两人心生爱意。后小凤仙帮助蔡锷逃离北京。

护国战争后,蔡松坡已病情沉重,来不及也无法偕同小凤仙了,急忙沿江东下,经上海到日本就医,终因病入膏肓而在福冈医院逝世,享年三十四岁。小凤仙等的是蔡松坡的死讯,小凤仙悲痛欲绝。

蔡锷治军严明,并以身作则。他在云南都督任内,曾令参谋部汇考中外律例,制颁《简明军律》四十七条,内分“叛乱”、“擅权”、“辱职”、“抗命”、“暴乱胁迫”、“侮辱”、“逃逸”、“损坏军用物品”、“掠夺”、“关于俘虏之罪”及“违令”等十一章。并制颁《军队手牒》,强调军人“宜忠国家,宜敦信义,宜重俭朴,宜守纪律,宜尚武勇”。明确规定,“自宣布之后,一律实行”。又转发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关于严禁私自劝募军饷的命令。

护国军出师时有严明的军风纪,要求“一律严守军纪,保持秩序,勿失严整”;不得“乱入民家”;“购买须要公开,不得依势估压。”这样的军队。深受人民拥护,出现军民亲如一家的动人景象:护国第一军“出征以来,未滥招一兵,未滥收一钱,师行所至,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间一草一木。”因之,在川南战斗中,所部连续“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馈一钱,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朱德也曾指出:“自滇以达蜀地,无不箪食而迎”。后来大总统黎元洪在为蔡锷国葬所致祭文中也以赞扬口吻说:“君故贫,靡有康食,而务敏于学,及御事至专阃,所入悉分赡隶军者。驭士卒严而有恩,皆乐为致死。”蔡锷这种艰苦奋斗、身先士卒的精神,鼓舞了为共和而战夺取反袁胜利的广大官兵。 [30]

《南乡子题蔡锷》

孙中山: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31]

梁启超: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32]

康有为: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33]

唐继尧:所至以整军保民为要图,众论之归,大将慈祥曹武惠;平时惟读书致用相敦勖,公言不死,秀才忧乐范希文。 [34]

丁怀瑾: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34]

杨度的一联最引人注意,杨度是楹联圣手,他一生可传的挽联甚多,可是他挽蔡的这副挽联,并不高明,这是因为两人政见立场相对立的缘故,所以他的下联可说完全是对蔡的成就唱反调: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河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34]

至于小凤仙的挽联则是在庄严肃穆的伟人事迹中的一段小插曲,小凤仙的挽联和祭文都是衡州狂士王血痕所代撰。小凤仙的两副挽联,当时传遍天下:

1、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2、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33]

1982年,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回上海老家探亲路过长沙时特拜谒蔡锷墓,诗曰:“南天剑起一麾雄,湘水麓山唱大风。十万万人今共拜,知音岂独小桃红。”

蒋方震在蔡死后,由日本拍电回国,电文说:“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35]

他的救国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梁启超在蔡锷的追悼会上,告诉大家蔡锷反袁是“为国民争人格”。他说:“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中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中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 [36]

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护国之役回顾谈》,又一次忆起蔡锷当年的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民国报人陶菊隐在他的《政海轶闻》“蔡锷”一则里有蔡锷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37]

北京西城区棉花胡同66号有蔡锷故居。

由前后两院组成,房屋由回廊相连。现基本保持旧观。蔡锷于民国2 - 4年(1913年11月 - 1915年11月)寓此。故居前院的西房系大门和三间配房、北房、南房各三间。前院和后院由廊墙隔开,后院有北房、南房、东房各三间。整体格局甚不符老北京四合院的规制,用工、用料亦显得很单薄,连正房也没建于三层石级之上,二十间房屋均是平地起房,给人以简易之感。有跨院的房屋均是后建,原为停车、养马之所。蔡锷的军衔系陆军上将,军职疆界局督办,车、马均系职务待遇,由官方提供。 [38]

蔡锷故居位于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的蔡锷乡蔡锷村(原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也称东乡)蒋家冲,1912年改为宝庆县亲睦乡蒋家冲 [11] ,1948年,属邵阳县亲睦乡。1950年3月,属蒋河桥乡。1952年3月,邵阳县析置邵东县,为邵东县第三区蒋河桥乡。1985年3月,为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1996年5月,更名为蔡锷乡 [39] )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系一悬山顶土坯墙、盖小青瓦的普通农舍,建筑面积130平方米。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出生于此,也是蔡锷童年以及少年在宝庆求学居住生活过的地方 [11]

蔡锷故居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停车场,大概长宽各20米,还是黄泥草坪地面,有些地方有积水,还可以看到明显的车辙。一部分是故居和陈列馆,占地面积约4亩,其中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故居坐南朝北,东侧坐东朝西建有两层楼的陈列馆,故居和陈列馆后面有片茂密的小树林。故居前面正对着有一条米把宽的砂石路,其余空地有稀疏的柑橘树。故居系土砖平房,正面3开间,东面一偏房为厨房。原房于1950年倒塌,后辟为橘园。1991年当地按原貌进行了修复,并将东边的民居改造成蔡锷生平事迹陈列馆。 [40]

2006年6月蔡锷故居、公馆和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1]

2013年10月30日上午,蔡锷故居保护开发建设项目签约暨奠基开工典礼在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隆重举行,蔡锷将军长孙蔡协参加了仪式,总投资约十亿 [10]

2016年11月23日,纪念蔡锷逝世100周年系列活动在邵阳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原主席周铁农等中央、省、市领导出席纪念活动并参观考察了蔡锷故居 [42]

蔡锷公馆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回龙街,地处黄泥江北岸,秀云山西麓。原为“武安宫”,始建于清康熙21年(1682)。蔡锷青少年时代大都在洞口县山门镇度过。蔡锷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

蔡锷公馆座东北朝西南,砖木结构,前后三进,各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

第一进牌楼与戏楼合建一起,正面砖筑牌门,石灰抹面,叠氏檐口,饰工笔彩绘,大门石刻对联“修文演武又能手,护国倒袁一伟人”。门上方楷书浮塑“蔡锷公馆”四个大字。

牌楼分上下二层,左边楼系当年蔡锷的卧室兼书房,底层系蔡锷父母的寝室,右边二间为当年蔡家蒸酒打豆腐的作坊。戏楼于1945年烧毁。原二进为礼堂,后修为木质结构走马廊二层楼房。

第三进为神主堂,祀有蔡公塑像,屋面为单檐硬山,盖小青瓦。1997年被公布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蔡锷公馆管委会投入100多万元,对公馆内外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收集了一批蔡锷生前使用过的生活用具,同时蔡锷小时候就读的私塾(现为松坡小学)、蔡锷父母墓也得到了修缮。

2006年05月25日,蔡锷故居、公馆和墓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43]

蔡锷墓位于蔡锷墓是护国军领袖、中华民国名将蔡锷墓地。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区白鹤泉左后方的山上,蔡锷于1916年11月8日病逝于日本,1917年4月12日自日本归葬于此。蔡锷墓占地1620平方米。墓由冢、碑、石祭器等组成。墓地周围筑有石阶,广植松柏、香樟。墓前左右有高大石级导人墓坪。冢以花岗石砌成,上为花岗石碑,碑高约6米,成四棱形,通高7米。碑正面嵌铜板,上刻“蔡公松坡之墓”。墓周嵌汉白玉或青石24块,上刻当时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广西、广东、热河、察哈尔等省军政首脑撰写之铭文和挽诗。墓前置石祭桌、石香炉、石鼓。墓坪右侧通道两边,两棵高大古枫肃立。麓山寺一侧有蔡锷墓庐,门悬孙中山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彼。”白鹤泉下蔡锷墓庐,有介绍他生平事迹的文物图片。整个墓区为古枫、松、柏掩映,1956年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4]

2006年6月蔡锷故居、公馆和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1]

护国战争后期,蔡锷将军由于艰苦征战,喉症久病不医,病情加剧以致不能发音,只能以笔代口处理军务,便到护国军司令部所在地大洲驿叙蓬溪附近的永宁河渔舟中养病将息。永宁河畔,翠竹夹岸,岩石壁立,山河依旧,顿阅兴亡。蔡锷将军感慨系之,挥毫题写“护国”三字,并撰《护国岩铭》及序文,命人镌刻于永宁河岸的峭壁之上,永为纪念。

著名的四川诗人吴芳吉在他的长诗名篇《护国岩词》中赞曰:“护国岩,护国军,伊人当日此长征,五月血战大功成,一朝永诀痛东瀛!伊人不幸斯岩幸,长享护国名。”这首《护国岩词》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被选入中学国文课本,广为传诵,护国岩也因此名声远播。 1991年,护国岩题刻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保护文物。 [45]

1974年《五大汉》凌云饰演蔡锷

1981年《知音》王心刚饰演蔡锷

2011年《建党伟业》刘德华饰演蔡锷

1976年《近代豪侠传》之《小凤仙》刘松仁饰演蔡锷

1997年《逃之恋》伍卫国饰演蔡锷

1998年《小凤仙的故事》佟瑞欣饰演蔡锷

2009年《蔡锷与小凤仙》刘松仁饰演蔡锷

2011年《辛亥革命》于荣光饰演蔡锷

2011年《护国军魂传奇》于荣光饰演蔡锷

2011年《护国大将军》王志飞饰演蔡锷

2014年《小凤仙的故事》李博饰演蔡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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