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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属国

藩属国是名义上保有一定主权,实际上在内政、外交和经济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从属并受制于他国的国家。最典型的藩属国形式为附庸国或半殖民地。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从西汉开始就有藩属国,中国历代王朝多对藩属国采取怀柔政策,厚往薄来,很少干预其内政,却无偿为其提供保护。

雍正皇帝认为:“凡臣服之邦皆隶版籍。”清末编纂的中小学校历史教科书中,周边的册封国家沦为欧美各国及日本的殖民地,或被纳入其版图的过程,并非作为世界史,而是作为“中国(本国)史”的一部分被描写的。孙文等人认为,较之帝国主义的挟武力胁迫屈服、建立殖民地,宗藩关系不诉诸武力即可使对方诚服更显文明。有关中国在21世纪经济快速发展的讨论也是对这一观点的沿袭。 [1]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名义上拥有主权,实际上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方面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大国并受其控制的国家,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占有许多殖民地 [2] 的同时,为了自身的利益,有时让一些落后国家在政治上、形式上维持独立,但在金融、外交上从属 [3] 于自己。

藩属国是藩国和属国的合称,从刘邦开始有了“藩国”这一称呼,汉高祖刘邦设定在中央周围,京畿地区,即首都周围这个地区,实行郡县制,就是秦朝的制度;在边远一点的地方呢,则实行周朝的封建制,依然再封一些王国出去。这就是一个王朝两种制度,也可以看作是“一朝两制”。那么分封在京师周围的这些国家呢,就称做藩国。为什么叫做“藩”呢?藩就是篱笆、藩篱,意思就是说你们像篱笆一样在周围保卫中央,所以这些王侯都被称为“藩王”。他们回到自己的王国去,叫做“归藩”,也叫‘之国“。这些分封出去的王国是各自为政的,是有自己主权的,也是有自己财源的。 [4] 属国的设置始于战国,如秦兵器铭文中已有属邦一词。汉避汉高祖刘邦讳而改称属国。据《汉书》卷6《武帝本纪》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汉书》卷6《武帝本纪》颜师古注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后汉书》卷118《职官志百官五》又云:“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可见“属国”是中央王朝为安置归附的边疆民族而依缘边诸郡设置的一种行政建制,“主蛮夷降者”,与郡同级。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到汉末为止,北、西、东三边诸郡:定安、天水、上郡、西河、五原、金城、北地、犍为、广汉、蜀郡、张掖、居延、辽东都有属国的设置,大者领有五六城,小者一二城。大郡割边远县置属国,如割广汉北部都尉所治为广汉属国,割蜀郡西部都尉所治为蜀郡属国,割犍为南部都尉所治为犍为属国,割辽东西部都尉所治为辽东属国。小郡则属国置于本郡之内,不另标名称,如龟兹属国只作为上郡的一个县而存在。

属国设有都尉、丞、侯、千人等官,下有九译令,又有属国长史、属国且渠、属国当户等官。各官由汉人或内属胡、羌的首领充任。属国都尉秩比二千石,与西域都护同一级,直属中央,其治民领兵权如郡太守。

属国官掌属国兵,称属国骑或属国胡骑,又称属国玄军(玄军即铁军)。张掖属国有精兵万骑。

明《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晋秩兵部右侍郎夫妇诰》:“察属国之情形,务令受我戎索。”

清政府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宗维翰,怀德维宁”的思想,实行“布恩信、怀远人”的政策,和藩属国建立了松散的政治联盟,确立了“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的“天子守在四夷”的疆土防御体系。 [5] 民国时期国民党提倡大中华联邦应该圈入安南、泰国、缅甸、朝鲜甚至南洋群岛。 [6]

藩属国其形式可分多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8年)前夕,除半殖民地形式如波斯、中国、罗马、奥斯曼帝国(1299年—1922年)等外,阿根廷和葡萄牙是附属国 [7] 的另一种形式。

当时的阿根廷共和国,在金融上完全依赖于英国,以致有的经济学家把它看成是英国的商业殖民地。

葡萄牙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从18世纪初期开始,就处于英国保护之下。英国为了巩固它在反对西班牙和法国斗争中的阵地,保护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英国以此换得了商业上的利益,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还换得了利用葡萄牙的港湾、岛屿、海底电缆等等的便利。

这种小国依赖于大国的关系,一向是存在的,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宗藩关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宗藩关系是通过宗主国文化、教育、外交等手段间接影响藩属国。这种宗藩关系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周边国家要向中国“称藩纳贡”;受中国的册封,并由中国赐予印玺。而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和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并且,作为宗主国的中国统治者,是以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态度对待外国的、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中国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所以,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有时中国统治者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也对各国来华朝贡的时间和规模作出种种限制和规定。虽然有些国家有时不按规定而提前来华朝贡,中国政府也都给予了热情接待。再者,各国在来华朝贡的同时,也与中国进行了贸易往来。

由此可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这种宗藩关系和近代西方国家间那种表面上平等而实质上却是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和西方殖民国家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控制与被控制、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更是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天壤之别。 [8]

从西汉开始,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就是中国的藩属国。在清朝兴起以前,朝鲜与明朝保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明洪武元年.朱元璋遣使至朝鲜赐玺书,从而确立起两国间的宗藩关系)。 [9]

朱元璋曾欲效仿元朝与高丽王朝联姻一样和李成桂联姻,但朱元璋为什么出尔反尔?原来,高丽王被篡位时有几个高丽大臣逃到南京告诉朱元璋高丽内乱请求出征高丽,明太祖认为其人性狡伪而不信,但却把他们留下了,这些儒家的文人大臣没事就在背后中伤李成桂。朱元璋性格多疑至晚年更重,他认为李成桂爱用小人,没诚意「事大」,不值得做亲家。

永乐元年(公元一四零三年),明成祖两次派使出臣往朝鲜,传达了他想和朝鲜国王结亲的信息。朝鲜太宗李芳远的反应却与父亲截然不同。李芳远当时已经通过朱允得到了册封成功稳住朝鲜境内儒生加强了统治不需要再受朱棣制约,李芳远千方百计婉拒大明天子的好意,不愿与「上国」结成姻亲之家。最妙的是,他还急不及待要把第二女庆贞公主下嫁给仍然在服丧期的护军赵大临,此事引起朝鲜朝野极大的非议。李芳远不得不向谏院解释:「谏院所论,固合于礼。然向者使臣黄俨今来石等偕言,帝有结婚于我之意。此非予所愿,故如此其急。予志已定,宜勿更言!」他宁愿匆忙择婿,也不愿与明成祖结亲。

但拒婚一事,仍遭到朝鲜大臣的强烈反对。李芳远一意孤行,并且镇压了反对之声,甚至几年后,还把一些反对者关进大狱。永乐五年六月,李芳远「下参赞议政府事赵璞等于巡禁司狱,命杂治之。」究竟他为什么反对明成祖的提亲?撰写朝鲜《太宗实录》的史臣就此事作了详细的报道:

「初,黄俨之奉诰而来也,大臣等欲因俨请于帝,以帝女为世子妃。以为『傥得联姻帝室,虽北有建州之逼,西有王狗儿之戍,何足畏哉。若得大国之援,同姓异姓,谁敢作乱?前朝厘降公主于大元,百年之间,内外无虞,此已往之验也。』上不愿与中国结婚,使人言与俨曰:『世子已娶。』大臣私相议论,上怒,命下狱鞠之。乃言曰:『结婚中国,予所愿也,而虑夫妇相得,人情所难。又必中国使者往来络绎,反扰吾民矣。昔奇氏入为皇后而其一门杀戮无遗,安足保乎。』既而私自言曰:『世子未婚而予汲汲与使臣言已婚者,正恐其联姻上国也。傥若许婚或非帝女,虽或亲女,语音不通,非我族类,而恃势骄恣,压视舅姑,或因妒忌,片言只辞,私通上国,不无构衅。』」。稍后李芳远之子朝鲜世宗李脱离汉字创建谚文,历代朝鲜国王设置了许多东女真羁縻州,如文宗时期的东北边十五州、东北六镇等并逐渐向东北境内移民。

万历年间的援朝之战中明朝军队对后勤问题非常头疼,明朝君臣只好向朝鲜政府表示了希望在朝鲜屯田的打算。明朝政府的逻辑是既然你们征收不上来粮食,那么我们借你们的土地种地收获粮食帮你们打仗不行吗?万历皇帝,毕竟是给邻居小弟帮忙是尽义务,花费太大吃不消。朝鲜政府上下却一反常态,所有政府官员无论东人党还是西人党都一反常态的一直反对这个建议,据朝鲜古文献载是怕明朝在朝鲜设行省。

朝鲜孝宗搞反清北伐计划时,还和宋时烈等亲信认真研究过光复大明江山之后,是复辟明室后裔(当时永历已灭亡),还是由他当皇帝。最后众人一致认为殿下理应登基为中国之帝 ,朝鲜这种行为和动机其实和甲午登陆旅顺的日本人打反清复明旗号是一样的,不一定是有多怀念大明。 [10]

1636年,皇太极率兵新征朝鲜,攻占朝鲜京都汉城,朝鲜国王李在国家存亡之际,迫于无奈,接受了清军的条件投降,停用明朝年号,断绝与明朝的一切交往,并奉清朝为宗主。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双方使节每年往来不断。朝鲜方面,每年除有贺冬至、贺正朔、贺圣节、纳岁币的四次固定朝贡使节外,还有多种不定期使节来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把侵略予头指向朝鲜。1876年1月,日本一方面派远征从对朝鲜进行侵略,胁迫朝鲜订约通商。另一方面派人来华交涉。当时总理衙门答称:中国向来不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日本趁此借题发挥说,中国既不过问朝鲜事务,所谓“属国”只是空名,日本决心以“自主之邦”对待朝鲜,遂于1876年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了朝日“江华条约”。“江华条约”明显暴露了日本排斥中国在朝鲜“宗主权”的野心。此后,日本加快了侵略朝鲜的步伐,先后酿造了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虽然由于清军的迅速行动平息了这两次事变,但日本还是趁此使朝鲜签订了1882年的《仁川条约》和1885年《汉城条约》,扩大了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权益。

袁世凯始终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他在担任驻朝通商大臣期间,在上李鸿章的《朝鲜大局论》中,主张坚决同日本力争朝鲜。他说:“越缅僻处海荒,朝鲜近在肘腋,北则咫尺盛京根本之地,西则控扼津烟咽喉之冲,无朝鲜则无东壁也。……故缅甸可容,越南可缓,而朝鲜断不可失。”袁世凯这种对朝鲜之于中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深刻精到,远超时人。甲午战后,国际形势大变,袁世凯对国家安全又有了新的认识,危机意识更强烈了。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吴长庆军队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同时张謇还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向清廷建议,废除朝鲜王国,设置郡县。与此同时,朝鲜大院君也秘密建议,清朝政府应效仿元朝,在朝鲜设行省、派监国,“则国自保,民自靖”,朝鲜大院君就是朝鲜国王的生父。清流党人邓承修、张佩纶等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以维护琉球、朝鲜等藩属,乘机完结琉球案。

从此,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重申“朝鲜永列藩封”,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展“洋务运动”,加强了宗主国的权力。但是对于朝鲜是否仿效新疆和台湾设立行省一事,清廷则犹豫不决,李鸿章痛斥张謇的建议是“多事”。后来中国对朝鲜政策,采用的是将朝鲜问题国际化、中立化的“和平发展”政策,一方面极力维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在朝鲜半岛施行“以夷制夷”的方针。希望通过软性的手段缓解朝鲜半岛的危机。

无疑这种保守的政策,事实上使清政府错失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最佳时机,吞噬了自己本来充裕的外交回旋余地。此后的对朝政策实际上使得清政府陷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朝鲜作为藩属国,清政府处理朝鲜事务之时,地位等同于其它列强,在朝鲜人看来,中国也是列强之一,他们甚至还设法引入俄国人和美国人的势力来牵制清政府。由于日本并不满足于这些利益。在其准备就绪之后,就发动了侵略朝鲜继而侵华的甲午战争。清军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确认朝鲜“独立”,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结束。

琉球是今天日本的冲绳。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有五百多年之久。自明初以来,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就很密切,琉球不断向中国进贡,琉球历代国王都接受中国册封。

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对中山王察度发布诏谕。山北、中山、山南三王向明政府朝贡。琉球成为明帝国的藩属。明朝皇帝还赠送闽南人三十六姓给琉球(闽人三十六姓)。 [11]

清朝建立以后,琉球使节于1646年来华,受到顺治帝的接见。从此,琉球使节与清廷往来不断。1662年,清廷派遣兵科副礼官张学礼为正使出使琉球。

此后,每逢琉球新王继位,都有清朝使节前往册封与庆贺、1663年(康熙二年)和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清帝两次赐印给琉球国王,乾隆所赐之印写有“琉球国王之印”字样。直至19世纪60年代,琉球始终承认自己是清朝的藩属。

1872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讽示琉球朝贺。琉球国王遣其子赴东京贡献方物。日本天皇下诏,以琉球为藩属,1873年又列琉球为府县。1875年5月,日本强令琉球国王停止对中国的“朝贡”,并派军队驻扎琉球;为了抹去中流之间“宗藩关系”的痕迹,6月又强令琉球改用日本年号。1876年,日本在琉球设立司法机构,事实上将琉球置于其统治之下。

琉球国王不堪日本的侵略压迫,于1877年4月密遣紫巾官向德宏等人来华,呈递国正密信,恳求阻止日本的吞并行径。清廷派何如璋到日本进行交涉,但未取得成果。1879年3月,日本政府派兵占领琉球,3月30日正式宣布琉球为冲绳县。1879年7月3日和23日,琉球国王又密令紫巾官向德宏两次赴天津拜谒李鸿章,请求清政府问罪于日本。10月24日,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人到北京总理衙门“长跪哀号,泣血吁请”,希望清政府能在“俯怜二百年效顺属藩”的份上派军队援救琉球。

琉球主权未定

缅甸在元明朝时成为中国的土司。但到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嘉靖至万历爷孙疏于朝政官员腐败,缅甸宣慰使司逐渐强大,开始向其他土司辖区扩张,缅甸看到明朝并没有出手拯救外边政区,于是借鉴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采取拉拢周围的土司头领的做法。“明初所设立之三宣六慰诸土司,大抵皆服属之”,(注:王崧:《道光云南志钞》,志钞五,见《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向其输纳贡赋。对于云南边内土司,缅甸东吁王朝也不断进行骚扰。为了抵御缅的进攻,云南巡抚陈用宾在云南边境设立了铜壁关、万仞关、神护关、巨石关、铁壁关、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等八关。虽然八关是“以控制关外诸土司,防缅内侵,非所以为滇缅之界也”,(注:张诚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第23页。)但明王朝随着自身势力的衰微,对关外土司的控制实际上越来越松驰。一些土司慑于缅甸的压力,纷纷依附缅甸,或对中国、缅甸首鼠两端。清兵入主中原后,清政府忙于巩固自身的统治,在西南边疆只守明万历年间所筑的防御工事八关,(注: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75页。)对云南边外土司仍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因此边境土司的状态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与东吁王朝,也多年未有官方往来。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东吁王进才首次正式遣使来华,纳贡求封,受到清政府的友好接待。1752年,东吁王朝被雍籍牙王朝(1752年—1885年)取而代之,由于其势力不断向云南边界伸展,干涉云南边境土司的内部事务,引发了乾隆年间的清缅战争(1765年—1769年)。清朝前期曾多次派兵出征缅甸。1769年,清政府派大学士傅恒督师入缅,缅甸国王孟驳惧而求和。双方议和之后,缅甸派使节朝贡清王朝,表示臣服中国。1790年,清廷派遣使节前往缅甸封孟云为缅甸国王。清缅战争期间,清政府一度恢复了对孟拱、木邦、孟艮、整迈等土司的统治,但是随着征缅战事的结束,缅甸备表入贡,清王朝对这些土司旋又不加过问。“置三司于不问,任缅处置,犹得曰,缅已世世臣服,恭顺无二,养拱诸地虽属缅仍属于我然。” [12] (注:李根源:《永昌府文征》纪载卷25,第12页。)清政府的这种自己人的观念,在能够维持其藩属体系的条件下,还出现不了多大问题,但在西方国家频频入侵,清王朝的属国皆被列强吞并后,就难免会造成边界领土的纠纷,并使清政府在与列强谈判时处处陷入被动。从1824年起。英国开始发动了侵略缅甸的战争。在英政府制造事端挑起侵缅战争的过程中,清政府曾经提出交涉。英国政府一面推倭说事先不知中国对缅甸的宗主权,表示不损害中国在缅甸的权利,一面又加紧侵略缅甸。英于1885年12月派兵攻占了缅甸首府曼德勒,俘虏了缅甸国王锡袍及王后,并于1886年1月1日宣布将上缅甸并入英属印度,完成了它对整个缅甸的吞并。英国吞并缅甸之后,清政府提出了抗议,中英双方进行了谈判,此后,中英两国开始出现滇缅边界的领土纠纷。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就曾提出滇缅边界问题。英国外交大臣克雷向曾纪泽表示,愿意在界务上做一定让步:第一“将潞江(即怒江、萨尔温江)以东之地,自云南南界之外起,南抵暹罗北界,西滨潞江,即洋图所谓萨尔温江,东抵澜沧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国,南有掸人各种,或留为属国,或收为属地,悉听中国之便”;第二,以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为两国“公共之江”;第三,在八莫近处勘明一地,允许中国立埠,“设关收税”。(薛福成:《滇缅分界大概情形疏》,《出使奏疏》卷下,第28-29页。)由于中英双方在缅甸存祀问题上一直僵持,对英方这一表示,曾纪泽于卸任前只与英国外交部互书节略存卷。1886年7月,在北京签订了《缅甸条款》,清政府承认了英国在缅甸的特权,英国同意缅甸每届十年“循例”向中国“呈进方物”。清政府虽然达到了使英国“勿阻朝贡”的谈判要求,但实际上清朝与缅甸的宗藩关系已不复存在。

苏禄是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在我国明代,古苏禄国同我国开始了密切的友好来往。

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苏禄群岛上的三位国王--东王巴都葛叭哈喇、西王麻哈喇葛麻丁、峒王巴都葛叭喇卜率领家眷一行340人组成友好使团,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明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的隆重接待。

1726年(雍正四年),苏禄国王遣使到清廷朝贡。1754年,苏禄国王上表请以苏禄国土地、丁户编入中国版籍,乾隆帝婉言谢绝。1851年,西班牙侵占和乐岛,清朝与苏禄王国的交往遂告中断。

南掌是今天的老挝。18世纪初,南掌发生分裂,在其北部建立了琅勃拉邦王国,清王朝仍称之为“南掌”。1729年(雍正七年),琅勃拉邦王国开始向清廷朝贡。1791年,琅勃拉邦王国遭到万象王昭南的干预,琅勃拉邦国王阿努鲁被迫逃往曼谷。不久,在清朝的帮助下,阿努鲁重新回到琅勃拉邦进行统治,直到其子曼塔图腊统治时,仍与清廷往来密切,清廷还对其颁发了敕印和诰命。1893年,琅勃拉邦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清朝与南掌的宗落关系也告终结。

暹罗是今天的泰国。1652年(顺治九年)暹罗派遣使节到清朝进行朝贡,开始了两国的交往。1767年,缅甸军队入侵暹罗,攻破了暹罗的国都大城。大城王朝的达府太守披耶达信组织暹罗人民击退了入侵的缅军,重新统一了暹罗,被拥立为王。1768年,达信派遣使节到清朝,请求清廷封他为暹罗国王,但清政府认为他是乘机篡位,予以拒绝。

然而,达信继续向清政府表示友好,清政府终于在1777年承认了达信建立的王朝,准许暹罗使节到清廷朝贡。在1823年(道光三年),清政府向暹罗国王拉玛二世赠送了“永奠海邦”的匾额。1855年,英国代表、香港总督鲍林强迫暹罗签订了《英暹通商条约》、(《鲍林条约》),此后法美德意等国也纷纷效法英国,强迫暹罗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暹罗沦为了西方殖民国家的半殖民地,与清朝的宗蕃关系也渐告结束。

浩罕是18世纪乌兹别克人在中亚建立的封建汗国。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在追击新疆叛匪大小和卓的过程中与浩罕汗额尔德尼直接发生关系。额尔德尼主动以外藩附属于清朝,向清廷朝贡不绝。至19世纪初,浩罕在表面上仍装模作样地向清朝表示“恭顺”,而实际上却不断向中国侵略,吞食中国领土。1876年,沙俄吞并浩罕国,置费尔干省。浩罕与清朝的宗藩关系也就不复存在。

清朝初年,阿富汗地区处于分裂状态。1759年,巴达克山东面的博罗尔都遣使向清朝朝贡。1878年,英国占领阿富汗,清朝与阿富汗的交往遂告中断。清朝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及终止情况大体如此。另外,关于西藏和外蒙古的问题也需在此一谈。众所周知,清政府在西藏和外蒙古行使的是完全的主权。而当时的英俄等国则一直妄图以宗主权代替中国在上述地区的主权。英国一再否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认为清政府在西藏只拥有宗主权。英国这种不顾事实的说法,遭到了清政府的坚决反对,其阴谋也一直未能得逞。在外蒙古独立之前,中国在外蒙古行使的也是完全的主权。辛亥革命后。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迫使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同俄国订立《中俄声明文件》,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在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只保留了一个宗主权的虚名.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利益。因此,对于主权和宗主权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决不能因为清朝拥有对周边国家的宗主权,而把中国拥有主权的地区也说成是宗主权。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把宗主权与主权混为一谈,坚决反对以宗主权代替主权。

尼泊尔,数千年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宗藩。

民国建立后,袁世凯曾想邀请尼泊尔加入五族共和,可惜尼泊尔当时已为英印所控制。清王朝和尼泊尔的宗藩关系是非常现实的国际战略关系。

清前期,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诸国皆为中国藩属。后英印展开对这些国家的兼并和侵略,诸国纷纷向中国告急。但其文报中将英印称为“披楞”,昏聩闭塞的清王朝竟然不知道“披楞”就是英国,以为是一个什么远方的小国,而没有予以理会。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诸国相继沦英,英国进一步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西藏和尼泊尔。此时的清王朝已对国际形势有了明确了解,制定了结好尼泊尔、维护其藩属地位以遏制英印侵略和政策。尼泊尔也惩于南麓诸国相继沦亡的殷鉴,积极维护和中国的关系。

中尼的宗藩关系从国际法上大大延缓了英印侵略尼泊尔的进度,对我国西藏也是一种很现实的保护。太平天国起义运动爆发,尼泊尔曾上书清廷要求出兵携带大炮到中国内地助剿,中国婉拒。

亦有说是南方共和国,是华人所创立的第一个共和国。该国在加里曼丹岛上,1770年广东省梅州客家人罗芳伯在东南亚西婆罗洲(今加里曼丹西部)成立了“兰芳公司”,1777年罗芳伯将“公司”改为“共和国”,成为“兰芳共和国”。由于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对南洋的侵略加剧,罗芳伯顺应时势和当地华人以及落后民族为保护自己生存权利的要求,于1770年建立兰芳共和国(1777年—1884年),定都东万津。 由于罗芳伯对祖国仍然有很深的 怀念和洋人对清朝的非常顾忌,所以在立国之初,他就派人赶到北京向中央政府汇报相关情况,就立即向清朝称臣,并进贡方物。后来,他们还曾经多次遣使回国,觐见皇帝,请求称藩,想把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这块土地纳入清朝的版图,或者变成藩属国家,清朝皇帝起初不予受理,后来接受了朝贡。不此举果然使洋人大为顾忌,从而停止对当地的骚扰。而另一方面,早期未有加入的部族,看到南方共和国的成功,亦纷纷表示愿意加入成为成员部族。在最高峰时,南方共和国的势力范围占有整个加里曼丹岛。

后来由于清朝在外交上多次失利,西洋人开始认识到清朝已经衰弱,无力再顾及境外的事,趁着中法战争的爆发,荷兰开始重新部署占领行动。公元1884年,荷兰入侵兰芳共和国,兰芳共和国虽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其残余势力逃至苏门答腊。不过,由于仍害怕清政府作出反应,荷兰并未公开宣称已占领兰芳地区,而是另立了一个傀儡以便进行统治。直到西元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后,荷兰才正式宣布对兰芳地区的占领。兰芳共和国自立国至灭亡,共经历一百多年。

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宗藩关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宗藩关系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周边国家要向中国“称藩纳贡”;受中国的册封,并由中国赐与印玺。而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和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并且,作为宗主国的中国统治者,是以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态度对待外国的、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中国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所以,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有时中国统治者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也对各国来华朝贡的时间和规模作出种种限制和规定。虽然有些国家有时不按规定而提前来华朝贡,中国政府也都给予了热情接待。再者,各国在来华朝贡的同时,也与中国进行了贸易往来。由此可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这种宗藩关系和近代西方国家间那种表面上平等,而实质上却是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和西方殖民国家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控制与被控制、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更是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天壤之别。

李陈朝时期是越南历史上较为强盛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勃兴,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政策。一方面承认并保持着中越间的“宗藩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国力不断增强、民族意识的勃兴,加之受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越南本身也如法炮制,极力将与之相邻的周边国家如占婆、真腊等变为其藩属,构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宗藩关系”,我们可称之为“亚宗藩关系”。中越间“宗藩关系”与越南及其周边国家间的“亚宗藩关系”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从中反映出了这一时期越南对外关系的特点。纵观越南李陈朝时期的对外关系,其封建统治者充分利用这两种“宗藩关系”以及灵活的外交手段来处理与中国和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加强了自身的实力,使越南的封建社会走向了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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