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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复明

反清复明,是指在清朝统治期间,民间所采取的对抗清朝政权恢复明朝政权的行为。

国语辞典记载所谓反清复明是指:“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王室。”后引申为:“推翻异族统治,拯救中华。”反清复明是明朝政权被李自成颠覆,清朝继而灭亡李自成,确立政权以后,中国境内一系列反抗清朝满族统治而要求恢复明朝汉族政权的运动。其中有在台湾的延平王和清初李氏朝鲜王国的“反清复明”行动,还有三藩之乱时吴三桂打出的反清复明旗号。

清军入关后,对关内人口占大多数的汉人采取了高压的政策,汉人为了恢复自己的政权,而为对抗清政府的高压统治而自发展开的民间运动。为了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清政府颁布了“剃发易服”等政策,使汉人被迫脱掉汉服而改穿满人衣冠、强迫汉人发式改为满洲发式。面对汉人的激烈抵抗,清军在关内,尤其是江南等地展开多次屠城,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大屠杀等。此外,清政府还通过文字狱对汉族文人进行迫害。

清朝为了对付汉人的一系列反抗活动,对天地会等反清复明集社的阻止,在关内推行了一系列迫害政策,对它认为“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士进行逼迫,统治全中国期间与汉族进行此起彼伏的明争暗斗。在整个清朝时期,满族对于汉族保持着相当的戒心。在政治上采取怀柔与阻止进入高层的多种方式来进行打压汉人。汉人进行秘密结社,混同宗教,进行了多次地反抗。

自从清朝入关之后,明朝的遗臣拥立一些宗室建立一系列的小朝廷,譬如弘光政权、鲁王监国政权、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等,史称南明。但最终被清朝各个击破。

1648年,南明末代皇帝永历帝朱由榔遣使臣出使罗马教廷,请求教廷出兵协助抗击清朝,并且带领皇室成员皈依天主教,当时确实获得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武器上的帮助。但此次出使罗马并不顺利,且辗转十年之后教皇的回书才被卜弥格带到交趾(安南),自此下落全无,而此时南明政权已濒临覆灭。

南明灭亡后,不少遗臣不愿臣服于清朝,流亡海外。例如朱舜水流亡日本,杨彦迪、陈上川、玖流亡安南。中国出现了天地会、洪门等等一系列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组织。

参见:李成栋广东反正、姜大同反正、金声桓、王得仁江西反正

参见:联明抗清、联寇抗清、忠贞营、夔东十三家、西山十三家、茅麓山战役

参见:三藩之乱

明郑王朝是一个郑成功家族在台湾建立的政权。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政权时,曾吸纳大量明朝的遗臣为自己的下属,并且奉明朝永历正朔。 [1]

由于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的缘故,在1645年至1674年期间,郑成功及其继任者郑经曾经先后十次遣使赴日本,请求日本江户幕府出兵增援,史称“日本乞师”。但江户幕府当时秉承锁国的政策,因此没有接受这个请求。

郑经在位时,要求清朝让东宁(台湾)和朝鲜一样,能有成为清朝藩属国自主权的要求,这项要求在1669年被康熙帝拒绝了。

传说陈永华曾化名为“陈近南”,以“玄天上帝”信仰为掩护,成立这一秘密组织。该会以异姓结盟,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尊化名为“万云龙”的郑成功为龙头大哥,从事反清复明的行动。日后并发展出各种不同的流派,成为让清廷头痛不已的秘密社会势力:天地会。

陈永华(陈近南)台湾教育的倡导者,字复甫,福建同安人。陈永华父名陈鼎。陈永华明朝天启七年1627中举人;1644年中进士。甲申之变后回乡躬耕,永历二年(1648),郑成功攻克同安,授陈鼎为教谕。清军攻陷同安,陈鼎在明伦堂自缢。当时陈永华十五六岁,为博士弟子员。清军入城后,陈永华出逃。当时郑成功占据厦门,图谋恢复明朝江山,于是延揽天下士子。兵部侍郎王忠孝推荐陈永华,郑成功与他谈论时事,后并且高兴地说:“复甫,你是当今的卧龙先生。”后授予参军,并以宾礼相待。但据考证,陈永华此人平时不善言谈,只有在部分政见等政治方面的谈论才能发挥。

陈永华建设台湾,以“足民食”为起点。他亲往各地,教军屯田,储备粮食;教民煮糖晒盐,以利民生;教匠烧砖,改善民居。同时划定行政区域,励行里甲互保,使民众安居乐业。衣食俱足后,又兴建台湾首座孔庙,奖励教化。同时规划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来培育、拔擢人才。

郑成功以台湾数十万军民为根本,在陈永华一干人等的策划下,郑成功在台湾开始和日本、暹罗、安南各地通商;开通闽、浙、粤等地的通商管道。陈永华死后,葬在今台南县柳营乡,后来清朝把他的骸骨迁葬回泉州,现存的仅是空冢。此外,民众为感念他的德泽,还设庙祭拜,就是今日府前路上的“永华宫”。

永历十二年(1658),郑成功与诸将讨论北征之事,很多人都认为不行,只有陈永华力排众议,认为可行。郑成功很高兴,于是派他留守厦门,并辅佐世子郑经。郑成功对郑经说:“陈先生是当今名士,我留下他辅佐你,你应当以老师之礼待他。”1662年,郑成功攻克台湾,授予咨议参军。1662年5月,郑成功病死台湾,其子郑经继位。郑经很是倚重他,军国大事必询问他。永历十八年(1664),金门、厦门丢失,陈永华随郑经回到台湾。第二年,晋升勇卫,并加监军御史之职。陈永华亲自考察台湾南北各社,弄清开垦情况,回来后颁布屯田制度,进行屯田垦殖。土地刚开垦时就一年三熟,不仅戍守之兵,而且当地居民都可以丰衣足食。在农闲时候又进行军事操练,所以人人都有勇知方,先公而后私。

1665年陈永华向郑经提出“建圣庙,立学校”的建议。但郑经认为:“荒服新创,不但地方局促,而且人民稀少,姑暂待之将来。”陈永华引经据典,力陈教育之重要。他认为,台湾沃野千里,远滨海外,民风纯朴,若能举贤才以助理,经过一段时间教养生息,便能赶上中原地区。应当择地建立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才,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郑经被说服,同意设立学校,发展台湾文教事业,并授命陈永华负责有关事宜。

陈永华创建一套自上而下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全台设立“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各府、州、县设立“府学”、“州学”、“县学”。还要求高山族同胞居住区的各社设立“小学”,方便高山族子弟入学受教育。为了减轻高山族同胞的负担,鼓励他们送子入学,特地规定,凡是高山族子弟“就乡塾读书者,蠲其徭役”。把教育与选拔人才相结合,推行大陆的科举制度。规定台湾儿童必须“八岁入小学,课以经史文章”。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儒童。州试有名送府,府试有名送院,院试取中,准充入太学,仍按月月课。三年取中试者,补六官内都事,擢用升转”。于是,台湾人民“自是始奋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施行,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

陈永华在承天府宁南坊择地建造圣庙学院。1666年春正月,圣庙建成,旁建明伦堂。三月,又建学院,陈永华亲任主持,聘请礼官叶亨为国子助教。学校初建,急需大量的教育人才。陈永华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延聘大陆知识分子渡台,“以教秀士”。另一方面,当时迁居台湾的明代遗臣“多属鸿博之士”,鼓励他们发挥余热,协助传播中原文化。

1674年,陈永华任东宁总制使。这时三藩叛乱,受耿精忠约,郑经率师伐清。郑经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于是协助女婿郑克臧总管台湾政务,遂遭冯锡范、刘国轩嫉恨排挤。1680年3月,陈永华自请解除兵权,因忧悒成疾,当年在台湾病逝。郑经亲临吊丧,谥文正。清翰林学士李光地听说陈永华病逝,向皇帝上疏祝贺说:“台湾长久以来没有被收复,主要是由于陈永华经营有方。今上天讨厌战乱,让他殒命,从此台湾的收复将指日可待。”

《台湾外志》记载

冯锡范同郑经回台,见永华把握重权,而诸事方正敢为,且又屡受微讥,心实忌之。姑为阳好,阴与国轩奸谋。轩教锡范解辞兵权以许之,范喜其善策。一日,会永华于公所,范曰:“自愧扈驾西征,寸功俱无,归来仍居其位,殊觉赧颜。诸凡检点明白,即当启辞,杜门优游,以终余年。”永华信以为实焉,归来即先上启,解辞兵权。经以示锡范,锡范曰:“伏甫勤劳数载,形神已焦。今欲乞休静摄,情出于真,宜俯从之。但其所部将士,可交武平伯焉是。”经依锡范议,允永华告辞,将所辖部旅交刘国轩。轩启辞者再,经令命至三,轩始统永华军,而锡范仍任侍卫如故。永华方悟为锡范所卖,悔之无及,心大悒怏。

永华退居无事,偶尔倦坐中堂。有顷,左右见永华起,揖让进退,礼仪甚恭,似接客状。宾主言语,唯唯应诺,徐而睡去。逮觉,即唤左右将内署搬徙,让居客。左右问其故,永华曰:“瘟使者欲借此屋,吾业许之。”左右曰:“瘟使者欲何为?”华曰:“到此延请诸当事者。”左右曰:“谁?”

华曰:“刑官柯平、户官杨英等,余尚有不可言者。”嗟吁而已。数日,永华死,继而柯平、杨英等亦死,悉如永华言。(清江日升《台湾外志》 刘文泰等点校 齐鲁书社2004年1月版)

儒家文教与陈永华

台湾依儒学而建构儒家文教形式的空间,是陈永华始创的。明永历十五年(1661),延平郡王郑成功驱荷开台,以陈永华为咨议参军,于是陈永华乃为初辟的台湾展开城乡聚落的空间规划。他首先区分东宁(今台南市)为东安、西定、宁南、镇北四坊,同时又制定郊野为三十四里,每里都设有社,社立小学。

除了东宁府城中以圣庙学校为神圣中心之外,依陈永华所置村里的构画,则有社。社者即社祭与社学,以教村里聚落中庶民之子的小学也。因此,在第二圈的空间中,遂亦建构了散布各地的村级聚落的神圣中心,而亦是以儒家教化为其性质。而在这两圈的教化空间之基层,就是生产富庶谷类和甘蔗的南台湾肥沃大地,即第三圈空间,因此以三层空间圈而托庇了明郑黎民百姓的身心一如之安宁。

陈永华为明郑台湾的空间规画,其理念乃源自儒家传统,合于《系辞传》所标举的生生大化的天地空间之大义。

延平王父子和陈永华在台湾振兴的儒学,属于浙东学派,其时甚短。台湾入清版图之后,台湾儒学以及因之而推展的儒教,基本精神和格局,变成闽学或朱子儒学……

综合上面本章论述,大体上可以勾画出一个清代台湾的儒家空间实践示意图:最内圈表示文教的神圣中心,包括庙学、书院、文昌祠、关帝庙、妈祖庙等,是台湾黎民之心灵得到德教空间;第二圈表示聚落,是台湾黎民之身心得以避风雨躲灾害的安居空间,由于儒家主张仁慈应及于矜寡孤独废疾者,也应从阳明透达于阴幽,所以聚落空间包含了善养所和义冢;第三圈表示圳水灌溉的农耕大地,是台湾黎民之身心得以获得滋养而不饥馑的生生丰厚空间。

天地会在福建闽南地区创建的社会时代背景、天地会秘密组织的成员与南少林关系、天地会所活动的寺庙与南少林的关系、天地会的演变与传播与南少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天地会是由一批南少林武僧、部分郑成功部下和部分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反满派组成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结社;天地会的反清复明过程。是一个以武结盟、以武练兵、以南少林武术抗清的过程;天地会的创立宗旨承袭了“匡扶正义、除暴安良”的南少林精神,南少林促进天地会的发展、传播,南少林与天地会名扬海内外。 [2]

李朝朝鲜使者记载的燕行文献显示,“中国”已经“华夷变态”,是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他们记录下他们感到不寻常的种种现象,又在想象异域悲情的情感驱使下,为大明王朝招魂,处处搜寻大清帝国的种种怪现状。 [3]

朝鲜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早年跟他哥哥朝鲜昭显世子一起,曾经被入侵朝鲜的皇太极掳到盛京当了很久的人质。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定鼎中原。11月9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李澄(李的哥哥,当时的朝鲜王储)和凤林大君(李),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朝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

1645年3月,久居清朝做人质的昭显世子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出城迎接“天使”到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生忌恨。5月21日,昭显世子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暴毙于昌德宫中。李虽心知肚明,但是讳言此事,怕多尔衮深究,向清朝上报“世子病亡”。6月7日,被多尔衮释放的凤林大君回到汉城。

昭显世子在清廷为质近十年,历尽艰险,目睹了清朝入关这段历史,成为了清朝的傀儡,因此多尔衮对其逝世“深为惊悼”。虽对其暴毙觉得可疑,但是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殪”的说辞下,也不得不接受事实。1645年11月14日,清朝册封李为朝鲜世子。

朝鲜李朝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仍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朔”问题,朝鲜就是这样处理的。由此可见,朝鲜对于大明的忠心,对于清朝狄夷的蔑视 [1]

孝宗的“反清复明”战备

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对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韩国姜万吉《韩国近代史》)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吴三桂和三藩分裂势力、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以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台湾郑氏多次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朝鲜对日郑联合乐观其成,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仁祖大王实录》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

李的儿子显宗李和孙子肃宗李,对联日伐清之事也很积极。1650年,李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和好,奏折不实,顺治皇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

“反清复明”与清朝和朝鲜的关系走势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而且由于新兴的清朝连续有顺治、康熙两位善于权术的皇帝,为清朝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鼎盛定了基础。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清朝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1683年,清朝攻占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清、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朝鲜没有介入战争,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北伐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延缓了中朝关系改善的步伐。清朝剃发易服,大肆破坏中原文化,这个时候朝鲜以小中华自称。明朝灭亡后,李朝王室一直进行各种追思活动。仁祖不忘宫中焚香望阙之礼。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六十周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之义,而兼有报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明朝太祖、神宗(万历)、毅宗(崇祯)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

朝鲜的反清复明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对清朝的鄙视仇恨和恪守藩属朝贡制度同时并存。由于以追求实利为标准的外交传统始终在朝鲜起作用,清朝政府又主动采取种种善意举措,1683年台湾沦陷清朝后,与朝鲜的关系出现缓和,但朝鲜忠心于大明之心仍不会改变。

实际上,有清一代,朝鲜在从军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时,朝野之中始终弥漫着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而与之虚与委蛇的主流意识形态,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夸张的是,包括几任国王在内,朝鲜也不乏以“驱逐鞑虏,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极端复国主义者,朝鲜的孝宗国王甚至有“养精兵十万,出其不意,直抵关外”的具体军事构想。而最可笑的是,在当时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迷醉于天下观之中的大清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

自唐朝以降,秉持着儒家中华正统观的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历代王朝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朝鲜国内甚至有学者将明朝看成“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以至大明山河破碎之际都无改初衷。 [4]

但随着18世纪清帝国社会经济的隆盛和中华文明的复兴,朝鲜的反清复明意识逐步消失,代之以仰慕大清、努力向大清学习的北学思想。 [5]

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宣扬反清复明。 [6]

清末的“反清复明”即清朝后期的反清复明。清末政府特别腐败,面对外国列强的侵入总是割地、赔款求和。因此,反清复明再度引起了热潮,当时最大的反清复明组织就是洪门。洪门创于明末清初,以朱元璋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清末出了不少名人,国父孙中山就是最著名的一个。洪门是国民党的成立的源头,是推翻清朝鞑虏的主要力量,洪门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贡献,可以把它分为出钱和出力。出力的是国内的会党尽力最多,出钱的以国外华侨洪门会员最为踊跃。

孙中山自1894年在广州发动第一次革命起义,在筹备的时候,就利用会党的力量为基本干部,在农村表面是一个振兴农业团体,实际上还是做些秘密联络三合会志士的工作,多活动在顺德、香山、北江和潮汕一带,有会党志士陈锦胜、李杞、候艾泉、刘裕、吴子材等积极响应孙中山的革命。1898年孙中山发动第二次革命起义,又有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的志士分赴长江一带活动,开始参与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后来黄兴、马福益出力为多。

1904年,孙中山赴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抵达波士顿时,致公党的元老司徒美堂发动当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并安排孙中山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

1909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的夏天,孙中山经过日本与黄兴等商计卷土重来,急需经费15万元,10月12日在槟榔屿开秘密会议,南洋各地的洪门会党成员也到会参加,得知将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后,当场认捐八千余元,几日内达五六万元。后来孙中山曾有一信写给美洲致公堂同志请筹款以应起义,接信后美洲致公堂立即发动筹募捐款,当时以加拿大华侨最为热烈(因孙中山在加拿大温哥华和洪门关系密切),以致公堂的楼房抵押款三万元,共七万元汇国内。当时孙中山看到了海外华侨的力量,曾命美国的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以便于合作,而利筹饷救国(因入堂手续繁重而难)。同时,南洋各地也派遣洪门成员到内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工作。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工作,后期并非真的反清复明。推翻清朝后,认为中国落后也是封建制度造成的,所以他反清成功后并不恢复明朝而是建立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国。

近年来在出版的某些历史著述中,有些把清初的反清斗争说成是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把清政权的统治说成是外国对中国的征服,把明王朝和清王朝两个中国地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说成是中国和外国的矛盾,等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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