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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

大伯,常见的主要有两种意思:一种指大哥,而另一种是指尊称年长的男人。*注:儿子称爸爸的哥哥为大伯

大伯dà bó,词语解释为老年男子或父亲的长兄。在鲁迅的《呐喊故乡》中:“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这里的大伯指父亲的长兄。 [1]

大伯,一般指大哥。而(大伯),一般指爸爸的兄弟姐妹家中年龄最大的亲哥哥(或者爸爸的兄弟姐妹家中唯一的亲哥哥)。大伯公(大伯爷),一般指爷爷的大哥哥。

目前比较常见使用地区:两广、港澳以及海外粤语覆盖地区使用。港剧比较常见,如公主嫁到电视剧的第22集15:23秒有提到。

*对于年长的男人,在粤语里,一般尊称为“阿伯”、大叔、阿叔等名称。所以,粤语里大伯阿伯的称呼是有很明显区别的。

大伯在家族中的地位很高

【词目】大伯

【拼音】dàbó  【解释】

①大哥(哥哥)。②尊称年长的男人。

大伯从来没有这样风光过:

他躺在漆成黑底色、画着鲜艳的龙的图案的柏木寿棺内,被十六个精装的汉子抬着,缓缓地走在弥漫着哀伤的街道上。前面,他的子孙后代穿着孝衣、打着幡儿、举着花圈在恸哭;再前面,是吹吹打打的民间艺人。间或,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空气中震荡着,似乎是在昭告,一个善良本分的老人,在一个阳光混浊、偶有树叶飘落的晚秋午间,离开了他生活了75年的这个小山村。

大伯命运不济,一生坎坷,并没有过过多少好日子。他生于1931年,当时还是民国的战乱时期。生不逢时的他,在成为刚刚懂些事情的孩童时,又不幸地赶上了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华北不抵抗政策,大伯所在的这个位于冀南华北平原西部边缘的只百余口人的小山村,很快便沦为敌占区。这里是丘陵地带,满眼都是望天收的山岗坡地,并不盛产粮食,但日本人却格外的“青睐”,是因为这个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占领者自然不会放过,于是,便在这里修筑了铁路,开挖了矿井,构筑了碉堡、炮楼等军事要塞,并蹲踞了重兵进行把守。据村子里的老人们讲,仅我们村周围的小山上,就有三四个炮楼,解放后被老百姓拆掉了,在那些遗址上至今还能看到一些破碎的蓝色砖块和白灰渣子。出于对煤炭资源的掠夺的需要,占领者实行的是高压政策,把这里打造成铁皮一块。村子里,不时地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经过,将不宽的街道踩得哗啦哗啦之响。村人们便赶忙拉起自己的孩子躲进自家低矮的石屋内,瑟瑟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出。日本人在这里侵占了8年,大伯的整个的童年,便是在日军的令人惊悸的铁蹄声和刺刀的寒光中度过的。

日本投降后,我们这里成为较早的被解放的地区之一。很快,土改运动开始了。据大伯讲,我们的家族当时在村子里算是相对富裕的。这样的富裕,也只不过是比一般的人家多置了几亩的薄田,而且,这些田地是依靠自己的勤劳从一些变卖土地吸大烟的人手里买来的,在划定的家庭成分时,便被定成了富农。在那个没有法制近乎蒙昧的时代,土改过了火,这样简单朴素的相对富裕,于是,就被一些人理所应当地认作是大大的罪过,一夜之间,家里的老老小小都因此成了“罪人”。带来的灾难,便是家里不但丧失了所有的财产,还搭上了正值壮年的爷爷的性命。那一年,大伯16岁,他的妹妹就是我的姑姑6岁,他的弟弟、我的父亲刚刚满周岁。

爷爷的一条命,并没有换来一家人的平安和免责,而只是灾难岁月的开始。“土改过火”使得一些人彻底红了眼,凶残暴戾到了极致,叫嚣着要“株连九族、斩草除根”,对村子里的“异己份子”要赶尽杀绝。迫不得已,一家人的逃难生活开始了。刚刚三十出头裹着小脚的奶奶,只是个不曾见过世面的农家妇女,应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横祸显然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为了生存下去,一家人被迫分散了。奶奶带着姑姑和父亲在几个亲戚家里东躲西藏,四处寻找避难场所。而大伯则在族人的帮助下跑到了城里,在本家的一个爷爷开的一个马车店里当了小伙计。在近十年里,残缺不全的这一家人像乞讨般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期间,姑姑长大了,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再跟着奶奶四处躲藏也不方便了,便草草地嫁了人。像姑姑这样的情况,一般的出身好的人家是不敢娶的。所以,所嫁的人家出身成分在那个村子里也是比较高的。好在,那家人很善良,对姑姑不错。尤其是姑父,身材魁梧,是个很能干的庄稼汉。婚后的日子清苦但平和,姑姑算是有了一个不错的落脚。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后期。当时,建国已经有几年了,局势比较稳定,农村成立生产合作社,需要补充劳动力,逃亡了多年的奶奶与她的两个儿子才得到了“特赦”,被获准回家参加劳动,并在村子里的那条沟边分到了几间破房安身。大伯原本一直想在城里做下去的,但赶上了公私合营,那间马车店收归了国有。大伯的出身不好,不能被录用为正式职工,被辞退了,不得已,也回到了村子里。

此后的很多年,一家人虽没有了性命之虞,但饱受了长期的受压制和歧视,忍气吞声地过着低人一等的凄然生活。村子里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抑或说是一些靠“运动”走红的投机分子,还不断对奶奶以及大伯、父亲恣意地进行攻击谩骂。好在,这一家人家族传袭的为人的善良与厚道,是三乡五里的老百姓们所公认的,很多人在私下里对他们偷偷地接济和照顾。在一些好心人的张罗下,大伯与大娘成了家。后来,公社里开办了自己的煤矿,要招录一批挖煤的人。那个年代,生产技术还相当落后,下井采煤是很危险的职业,没有人想去做。出身好的人命值钱,且颇有优越感,自然不必去冒险;出身不好的命贱,死不足惜,于是,大伯便成了公社煤矿的一个采煤工。虽是在矿上干活,但并不发工资,劳动报酬是依然在村子里算工分。大伯人好命大,虽然煤矿时不时有矿难事故发生,也死了不少的人,但大伯每次都能幸免于难。

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又有很多“运动”, 如“四清”、“反右”、“文革”等。每次大的“运动”来了,村子里的像我们家这样的出身不好的人,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被按上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挨批斗、游街,都成了家常便饭。有的时候,社员们在地里集体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原本是围坐在一起随便拉拉家常的。生产队长如变态般的突然心血来潮,不怀好意地让队里的那些“四类分子”站在人群中央,进行批斗,以显示自己的威风和地位。这样的次数多了,那些朴实的社员们也并不往心里去了,只是机械地跟着喊口号而已。也是因为这样特别的遭遇和经历,造就了大伯和父亲他们都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磨砺了他们的意志。后来,大伯到矿上去上班了,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他成了矿上的骨干,也靠自己的忠厚和诚实,赢得了大家在人格上的尊重。所以,当“运动”来的时候,矿上的领导和工友们都会以“工作忙”等理由,不开他的批斗会。实在顶不过去了,就走走过场,做做样子,算是有个交待。我想,在那十多年里,大伯虽然每时每刻冒着生命危险在矿井下采煤,但他在心理上应当是相对轻松的。在这个时期,他心里最大的压抑和痛苦,并不是他自己的处境,而是自己已快到了古稀之年的年迈的母亲依然在挨批斗、自己的儿女因为出身问题不能上学甚至连婚姻都受影响的无奈。

时光荏苒,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国家的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年已半百的大伯和自己的家人一道,彻底“摘帽”了,被平了反,像去除了常年压在身上的巨石一般,终于可以直起腰杆长长地吐一口气,堂堂正正地成了这个村子里正常的一员。他们第一次享受到了“村民”待遇,和村子里的其他人平起平坐,平等地分到了责任田,也第一次让一家老小吃上了饱饭。可惜,刚刚过上好日子没两年,饱受了战乱和动荡、守寡半生、沉默寡言的奶奶,耗尽了生命最后的能量,在一个秋天去世了。那一年,我刚好上高中。奶奶下葬的时候,大伯和父亲倾尽所能,为奶奶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出殡时,大伯和父亲都哭得很伤心。

又过了两年,大伯的唯一的女儿、我的堂姐出嫁了。男方是本村的,而且是村子里的一个大户人家,家庭条件比较好。这样的婚事如果要搁在过去,门不当户不对,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堂姐出嫁那天,大伯非常高兴,不善饮酒的他喝了不少,也很激动。在酒桌上,当着一家老小的面,他眼里含着泪水,在平静地诉说了关于家族的过去之后,不停地念叨着“感谢好政策,真想不到现在能过成这样好。”这样的感恩的话语,在这以后的很多年里,他时常挂在嘴边。毕竟,过去与现在,对于他这样的饱经沧桑的人来说,感觉简直就是两重天地。他的这样的感叹,是发自内心的,也是由衷的。对于家族过去所遭遇的不平,他并没有怨天忧人,相反,他只教育自己的子女,要与人为善,向前看,走好以后的路。大伯的这种宽宏和大度,也是他看透了人世间的善恶美丑所悟出的真谛吧。

此后,上了年纪的大伯辞去了原来的公社煤矿上的工作,回到了村里。这个时候,国家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推行的政策是“有水快流”,村子里的一些人也纷纷开始兴办自己的小煤矿。像大伯这样的多年来是一穷二白的家庭,刚刚翻身吃上了饱饭,是根本没有任何积蓄的,搞投资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大伯常年在煤矿工作,有经验也有技术,便受雇于一家私人矿主,做起了窑工的工作,相当于煤矿的总工程师的位置。在接下来的几年,大伯上班挣了一些钱,手头宽裕了。

1991年的春天,我已在省城参加了工作。一天,我正在自己的单身宿舍内看书,听到了有人敲门。开门后,一个穿一身老式蓝色中山装、中等身材、谢顶、清瘦、有些佝偻的老人出现在门口。他,就是我的大伯。由于多年的生活艰辛,看上去,他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老一些。他的身后,是他的正在上中学的最小的儿子,我的堂弟。

等我把他们让进来坐下,大伯向我说起了来这里的缘由。原来,本来欢蹦乱跳的堂弟,忽然一天腰疼起来,甚至到了不能直腰的地步。花甲之年的大伯,领着他在当地四处求医问药,几个月间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也没有诊断出个所以然来。最后,抱着一线希望,大伯带着堂弟坐火车来省城找我。临末了,大伯歉意地笑笑,不好意思地说给我添麻烦了。我慌忙制止他这样说,说都是自己一家人没必要客气什么。

在单位外面的一个小饭馆简单吃了点饭后,我便领着他们去了邻近的省医院,找了一个熟人,很快就找到了病根,确诊为先天性椎管狭窄。先后经过两次手术,堂弟的病基本上治愈了。出院回家的时候,大伯的神情和来时大不一样了,露出了欢愉和轻松。他搔着头上稀稀疏疏的头发,忙不迭地向医生表示感谢。他还要向我表示谢意,我赶忙拒绝了。

治好了堂弟的病,大伯并没有完全轻松下来,他要完成最后一项大任务,为儿子盖新房、娶媳妇。当这一切到变成现实后,他几乎花完了自己的积蓄连同以后几年的收入。所以,当他年近七旬终于放弃了在矿上上班的时候,已基本上没有什么钱财了。好在,已经过惯了苦日子,大伯并没有特别在意。

即便是这样的高龄,且儿成女就了,大伯依然闲不下来,不肯享清福。每天,他都要和大娘一起下地去劳作。打下来的粮食,除了老两口自己食用,剩下的都给了在外面做事情的孩子们。一直到他去世的这年的春天,他还在地里做农活。

在生活上,大伯是个节俭的人,也不讲究。他和大娘两个人都很少置办新衣服,但身上的衣服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在饭食上,一直都是粗茶淡饭。他们很少买菜,咸菜稀饭是家常便饭,有时候还蒸一些窝头吃。孩子们为了表示孝心,给他买来鸡鸭鱼肉什么的,他都拒收。实在拒绝不了留下来的,便保存下来,等孙子孙女们来了再吃。这样的情形我也是知道的,因为,每次回老家去看望大伯,所带的一些营养品,他都要推推桑桑好半天才勉强留下来。只是,因为工作忙了,也有了自己的家,我回家看望大伯的次数并不多,每年只有两三次。到了大伯家,他都会很开心,忙着给我拿烟、沏茶,然后问一些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也唠叨一些家务事,最后还嘱我做人做事的一些注意事项。就是在这样的间隔的看望中,我看到大伯慢慢变老了。他变得越发的清瘦,脸上的光泽在渐渐褪去,牙齿彻底脱落了,连抽了大半辈子的烟也戒了。他的耳朵也失了聪,只能借助助听器。到了后来的几次再去,就连助听器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而且饭量也大不如从前了。

最后的一次去看望大伯,是在今年的国庆放假期间。我回到老家后,父亲对我说,去看看你大伯吧,他病得很严重了。我有些吃惊,忙问是什么病。父亲叹口气,说是老了。

午饭后,我是和父母一起去看望大伯的。他刚输完液,在客厅的躺椅上休息,几个儿子守在身边。看到我们来,大伯似乎想起身,但身上力气不够已经起不来了。他向我打了声招呼“你来了!”我凑到他跟前和他说话时,他摇摇头,说听不到了。我又和堂哥说了几分钟的话,问问情况,才知道大伯已经几乎不能进食了,主要是靠输液维持生命,医生说大约还有两三个月的寿限。这时,大伯在躺椅上说自己累了,要躺一会儿。我赶忙搀扶他起来,让他躺在床上。当我抓着他时,感觉他的胳膊已经很细了,似乎只剩下了骨骼。

临走时,大伯对我说“你回去上班吧,不要惦记我,我没事”,我诺诺地点点头,心情沉重地出了房门。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说大伯不在了。

赶回去吊孝时,看到大伯已经穿好了寿衣躺在一张单床上。床边摆放着香烛和祭品,儿子儿媳在地下的干草上守灵。我跪趴在地上,哭了一通。然后,堂哥揭开蒙在大伯脸上的毛巾,让我看大伯的遗容。他双眼紧闭,嘴里含着元宝,似睡熟了一样的安详。他的脸色焦黄,彻底失去了光泽。由于过度的瘦弱,他的两腮凹陷进去,变成了两个大坑……

按大伯的遗愿,他去世三天后被火化了,一家人哭得一塌糊涂。找阴阳先生看过了,排了七,按传统的仪式安排的葬礼。据家人的推算,按农历,如果没有今年的闰月,大伯去世的那个日子,和奶奶是同一天。时隔二十二年后,他们这对曾经饱受磨难、相依为命的母子,终于可以在九泉之下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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