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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

戴季陶(1891年1949年),初名良弼,后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 [1] ,生于四川广汉,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人物。

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期间,思想激进,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职。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 [1] ,是蒋介石的忠实“智囊” [2]

中华民国政治家、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华民国国旗歌的作词者,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在训政时期任第一任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五院院长(就任时年仅37岁)。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后来任职于《上海日报》,后任《天铎报》总编辑。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青年之路》、《日本论》、《学礼录》等。

1905年,戴季陶去日本留学,进日本大学。

1909年回国,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后因在上海《中外日报》、《天铎报》撰文抨击清王朝而受通缉,逃往南洋槟榔屿,主办《光华报》,并加入同盟会。

1911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民权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戴季陶回国 [1] 。参加了陈其美、钮永建等人组织的上海起义 [1]

1911年底,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戴季陶以党员及记者资格首次谒见,迅即受到器重。此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随从去南京参加典礼;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他又奉命与蔡元培、宋教仁等去北京迎袁世凯南下。

1912年回国,他在上海创办《民权报》,后任孙中山秘书,并受命进行二次革命的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

1916年,戴季陶随孙中山离日返上海 [3] 。次年从上海到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时期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

1916年10月6日,蒋纬国诞生,后被蒋介石收养。(蒋纬国于自传-《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表示:其父为戴季陶,母为日本护士重松金子)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军政府,戴季陶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3]

1918年2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 [3]

1918年4月,林森署理军政府外交部长时,戴季陶代理外交次长 [1]

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离广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 [3] 。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受到排挤,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 [3]

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后,戴季陶受命于孙中山,与李汉俊、沈玄庐一起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中的杂志,由戴季陶任主编 [3] 。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于宣传爱国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 [3] 。他尝试用共产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 [3] 。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认为翻译、研究、批评马克思著作是不可也不能禁止的 [3] 。朱执信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还陆续登载过他由日文转译的考茨基著《马克思资本论解说》 [3] 。但他并不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建立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3] 。他曾对孙中山说:六三罢工以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了罢市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紧要的事。 [3] ”所以,他虽和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联系密切,并参与了若干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筹备活动,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戴季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但戴季陶并没有继续朝前进步 [3]

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组建上海共产党小组,这是全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戴季陶将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住 [3] 。戴季陶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维经斯基参加的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 [3]

1920年夏,他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途退出。其后同张静江、蒋介石等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生意。

五四运动后,曾大力推广社会主义。1920年5月,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后来因孙中山反对而退出共产党。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

戴季陶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党纲》 [3] 。党纲是边讨论边修改边起草,其中一条“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让戴季陶倒吸一口凉气,独自关门垂泪,内心十分痛苦 [3] 。他总算明白,共产党与他心目中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共产党也不准备与政府合作,走一条议会的合法的夺权道路 [3]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时,戴季陶的住址即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团务由袁振英、施存统、俞秀松等主持,总务由杨明斋负责。它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 [3]

戴季陶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但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 [3] 。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了。在中共一大召开的三年之后,戴季陶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旗帜性人物,扬言要把中国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绝不养虎贻患,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共高手。后来,他直接充当了蒋介石的理论写手和幕后参谋 [3]

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 自辛亥到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时期,戴季陶有着突出的政治表现,由于戴季陶有这些资本,加之与蒋介石又是结拜弟兄,因而当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向孙中山推荐戴季陶时,作为校长的蒋介石自然举双手赞成,孙中山也表示同意。就这样,戴季陶担任了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但戴季陶并不重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不仅如此,开学仅一个多月,他就在黄埔军校内神秘失踪,轰动全校。据记载:“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便是戴季陶先生。他接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扬(此人不详,疑为谢持之误原注)为争持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军校到上海去了。”

1924年11月,戴季陶以日文秘书的名义,跟随孙中山北上。而孙中山病逝后,戴季陶发表《孝》,以宣传孙中山人格和思想为名,“歪曲”孙中山思想。1925年5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抛出预先起草好的《接受总理遗教宣言》,并写成《民生哲学系统表》,提出所谓以“纯正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 旨在反对三大政策。1925年6、7月间,他又相继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和《民生哲学系统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号称“戴季陶主义”,集反共理论之大成。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中曾评论:“此书(指《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者注)一出,从上海到广州,反共的视线开始集中,反共的势力开始形成,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及反共运动的酝酿,莫不受戴氏反共理论的影响。”

1926年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及后司中华民国考试院长达二十年(1928年10月─1948年6月)。

中华民国国旗歌的歌词作者。

1927年,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此事件(指四一二)中屠杀国民党反而比共产党更多,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

1928年以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

1929年,以影响中国人民团结为由打击当时在学术界如日中天的顾颉刚,将教育界流行的顾颉刚编写的初中中国历史教科书《本国史》封禁,成为了一桩轰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文字狱。

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

1949年2月11日于广东省政府广州东园招待所,服安眠药自杀。

追随孙中山,但反对联合共产党

1902年,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老师徐炯影响,倾向反满。

1905年赴日本,入师范学校,1907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1909年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天锋报》主编,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亡命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14岁的戴季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前身是日本法律学校)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日后戴季陶将自己的亲儿子过继给蒋介石,也就是蒋纬国。1909,回到上海。时值晚清,投奔江苏巡抚瑞澄,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戴季陶没了靠山,辞官另谋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当上海《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几个月后,19岁的他,成为《天锋报》总编辑。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还进了同盟会。回上海后,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最后,还在孙中山身旁,当上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1912年5月,财政总长熊希龄签订卖国条约《监视开支暂进垫款章程》。舆论哗然,群起攻击之。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署名"天仇"的短文,题曰《杀》。全文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专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22日,午后4时,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拘捕戴季陶入狱。同牢监犯问戴季陶因何被捕,戴慨然说:"苍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此矣"。当晚,其妻子探监,勉励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翌日上午,此案开庭审理,戴季陶被交保释放,改期再审。

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企图压制思想解放的人,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1920 年5 月,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将《星期评论》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成为当时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沈玄庐、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

1922 年,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他在回四川的船上,跳江自杀,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戴季陶只好再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孙中山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1923 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前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这时候却成了坚决的反共派。他力谏孙中山,不要搞国民党改组,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1924 年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坚决反共,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1925 年3 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左、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人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

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立场忽左忽右,引起共产党内部大混乱。先是主张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撤出,之后,又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抛出“整理党务案”,捏造“中山舰事件”,加紧对共产党员的全面打击和迫害。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国民党中央领导职位,共产党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

1926年,戴季陶经过相当的努力后终于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2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20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公然举起反共大旗,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他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

1927 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

1935 年,蒋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长王世杰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1935 年8 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各印书馆。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蒋介石虽做解释,但戴季陶不听劝,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此后的3 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又是至交,只能做出让步。1936 年2 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西安事变爆发后,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讨伐派,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宋美龄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发表了回忆录,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但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此后,蒋介石不再事事问计于他,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20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

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1936年12月14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在蒋介石躲藏处修了一座亭子,命名为“正气亭”。国民党要人戴季陶、陈诚、陈果夫、陈立夫、胡宗南、卫立煌、王耀武等先后在亭子内题词,歌颂蒋介石。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彼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1940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和甘地等名流。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虽然成了国都但情况并不稳定,如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104”号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2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3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5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180倍……

戴季陶逐渐失宠于蒋介石后,身体也每况日下,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郁郁寡欢。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会取而代之国民党。为此他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曾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从进攻转入防御,败绩接踵,继辽沈战役大败后,又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戴季陶忧心如焚,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1948 年12 月28 日,戴季陶登机飞往广州前曾到考试院怀旧,悲痛难禁,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

戴季陶身在广州,心系时局。期盼局势好转,但事与愿违。1949 年1 月21 日,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蒋介石下野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1949 年2 月10 日,他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11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4]

蒋介石12 日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据蒋经国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嘘唏。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蒋介石颇为不满,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中共的“乱臣贼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相关轶事

戴季陶曾在给日本好友梅屋庄吉的信中坦承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之子,而是他的儿子。汪士淳(蒋纬国传记作者)说:“有一天,他(蒋纬国)跟宋美龄见面以后夫人说,你可以在我的书房里面看书。他有一天翻到一本书,一个美国作家写的。写的是那个就是蒋家的事情。其中提到一点就是说,就是说,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少尉其实不是蒋介石亲生的。他看见觉得很奇怪又不敢问蒋介石。于是反过来就去问他,那个一直口中一直叫的亲伯的那个戴季陶。” [5]

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戴季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中国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

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

戴季陶的论著还有《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戴季陶是《日本论》的作者。《日本论》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却凭着对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删繁就简,直取日本文化的神韵。当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高度评价《日本论》,认为它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又做了他们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的律师审判官。

《日本论》一上来就拿日本的神权迷信开刀,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一普遍的精神现象中,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现形态:神道与日本的国体有一种宿命性的连带关系和与时俱进的力量,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起着凝聚整个民族的作用。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存在,戴季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看到,日本直到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实了戴季陶的判断;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神权迷信,构成日本人“自信心”与“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励全民团结一致、奋发进取上,起着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为日本在国际生存竞技场上争得一个优先的位置。而一向以老大自居、不思进取的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品质,最后终于陷于悲惨的绝境。 [6]

“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 [7]

信息来源:凤凰网、新浪网、中国网等资料整理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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