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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军

滇军,为民国期间以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等为主要将领的云南部队的统称, 由云南地方实力派组建、指挥和武装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军队。 [1-2]

滇军前身是云南新军,即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陆军19镇。辛亥革命后,唐继尧利用先后任贵州都督、云南都督的机会,逐步控制和统一了全部滇军。民国四年(1915年),滇军又称“云南护国军”。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6日,滇系内部发生政变,云南四镇守使倒唐,龙云成为滇系军阀首领。 [3] 1949年12月9日,卢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起义,滇军消亡。

滇军长期统治云南,不断向四川、贵州、广西等地扩张,曾称霸西南数省。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抗日战争、云南解放中均作出巨大贡献,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

主词条:云南陆军讲武堂、重九起义

光绪元年(1875年),云南巡抚岑毓英奏准,抽调绿营马、步、守兵,设立练军。

光绪二年(1876年),因补充楚军和粮饷不济,将云南练军7300名,裁减为4500名,编为12个营 (每营375名 )。

光绪九年(1883年),滇军扩充至14个营,约5250名。练军成为滇军主力,并在中法战争中得到较快发展。

光绪十年(1884年),岑毓英统率进入越南的云南清军已达25个营,11800余人 [4] 。中法战争结束前,滇军营数已达131个营(每营300人计,约49000人) [5] 并已开始大量装备新式洋枪洋炮。

光绪十一年(1885年),滇军回国后,岑毓英将战时各兵种分别汰留,挑选精壮补还绿营旧制,守兵留防汛地,抽出马、步、战兵,分派大员统带,择要驻防训练。并在战兵内抽出7500名,编成绥远、怀远、安边、忠字、义字5号防军,以越南为主要战备方向,拨归开化、临元两镇节制。

光绪十六年(1890年),云贵总督王文韶、云南巡抚谭钧培奏准,挑练战兵改为防军、士勇,编成绥靖、建威、腾永、镇东、镇北、开升、临平、普定、顺义9个号,每号各辖防军5个营、士勇3个营,共有战兵18900名。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准,将防军、士勇一律改为巡防队,编成南防(红河方向 )、开广边防、普防 (普洱、思茅方向 )、江防 (永善、盐井、巧家方向 )、西防(滇西方向)、铁路等6个号巡防队。南防、西防作为战备重点,地接法英,各编10个营;开广边防、普防、江防、铁路各编5个营,共计40个营,总兵力1.4万名。 [6]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 [7] ,计划五年内编练两镇。同年,锡良继任云贵总督,着手编练新军、订购军械、充实军官。由德国购入极新式军火,共值八百余万两。8月,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 [8]

宣统元年(1909年),滇军对兵力部署做出调整,南防仍为10个营,西防增为11个营,普防减为3个营,江防仍为5个营,开广边防增至19个营,铁路巡防队11个营,共59个营,官兵17721名。 [9-10] 云南总督锡良重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延聘李根源、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庚恩等一批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教官,李根源任讲武堂总办。 [11]

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初九重阳节(新历10月30日),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重九起义),次日上午攻占了督署,中午控制了昆明全城。云南其他地方也先后发动起义,云南全省很快被革命党人控制。11月3日,云南军政府成立,举蔡锷为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

主词条:护国战争护法运动

援川入黔进藏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军政府组建1个师,军务部总长韩建锋任师长,刘存厚为总参,并配属炮兵2个中队,以北伐名义进入四川,滇军控制了自贡地区。滇军入川后,四川当局一再要求滇军北伐,离开四川。蔡锷于3月5日下达回师命令。 [12]

民国元年(1912年)1月27日,蔡锷任命唐继尧为司令 [13] ,率滇军三千入黔北伐,唐继尧在率军抵达贵阳后,即分头占领各高地和各要害地区,并联合黔军刘显世、胡锦崇所部于3月3日向贵州军政府发动了突然袭击,仅一日之战就完全控制了贵阳局势。随后改组军政府,唐继尧任贵州都督 [14] [15-18]

民国元年(1912年),西藏达赖喇嘛利用中央政府更迭之际,在英、印当局支持下,发动叛乱,围攻拉萨、日喀则、江孜的川军。蔡锷委任参谋厅总长殷承琳为西征军司令官,率援藏滇军于8月19日抵丽江,然后分左、右2个纵队向西藏进军。滇军两战皆捷,10月底,三路滇军直抵瓷水。滇军进占琵水关,滇川边境稳定。入藏滇军于12月10日撤回昆明。 [12] [19]

护国战争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蔡锷调往北京,云南都督一职,蔡锷力荐唐继尧继任,获得袁世凯批准。11月,唐继尧率部回滇任都督,掌握了云南军政大权,控制了全部滇军。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等联名发出二次通电,宣布云南即日起独立,护国战争爆发。云南宣布护国起义后,决定蔡锷、罗佩金率第1军入川;李烈钧、何国钧、陈珧率第2军直趋南宁,尔后分师进击湘粤;唐继尧率第3军东出贵州取武汉;李友勋率偏师经会理、宁远,进取成都。进军福建、浙江的军队取守势;进攻陕西、甘肃的部队相机威胁袁军右侧,然后主力从武汉向北推进。 [20] [21]

1.入川之战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0日至12日,护国军第1军第1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2个支队为由昆明出发,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为中路,于次年1月14日由昆明出发,董鸿勋率主力第3支队于1月10日先行,经毕节、永宁取泸州。第4梯团长戴戡为右路军,次年2月2日由贵阳出发,经松坎,攻占綦江,向重庆方向前进。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6日,蔡锷所部刘云峰梯团抵达滇川接壤之新场。17日,向川南镇守使伍祥祯部发起进攻。次日,占领四川高县西北之横江。19日,向叙府西南之安边进攻。21日占领叙府。袁军分四路反攻叙府,均被击退。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出两路黔军协同云南护国军作战。 [20] [22]

2.滇桂边境之战

民国五年(1916年)2月20日,李烈钧部由昆明向广西开进。3月初,在滇桂边境之广南、富宁地区与龙觐光部展开激战。第2军张开儒梯团于富宁东面之皈朝地区击退龙军第1路司令李文富部多次进攻,双方成僵持状态。第2军方声涛梯团与龙军第2路司令黄恩锡部在广南地区激战数日,将黄部击退。15日,宁武将军陆荣廷通电宣布广西独立。云南护国军趁势向龙军发动反攻。与此同时,由云南前出广西截击龙军的第3军赵钟奇梯团进抵西隆,与方声涛梯团夹击黄恩锡部。黄部战败,残部向滇南逃窜。由第3军一部改编的挺进军黄毓成部,此时亦由云南经贵州兴义进抵广西百色,协同桂军包围龙觐光指挥部,并将其全部缴械。李文富率众投降。窜至滇南的龙军第3路龙体乾土匪武装和黄恩锡残部,遭第3军刘祖武等部阻击,部分被歼,部分逃离滇境。 [20]

3.刘罗之战

民国五年(1916年)5月8日,西南护国各省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滇军凭借护国战争,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后,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也正式形成。8月底,蔡锷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罗佩金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

民国五年(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民国六年(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4师,第2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民国六年(1917年)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由于滇军增援部队赵又新部在资阳、内江地区遭到川军第2师的阻击,罗佩金孤立无援,被迫交出督印,于4月24日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滇黔联军在与川军作战中连连失利,退入川南,四川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

护法靖国战争

主词条:护法战争、四川靖国战争

护国战争结束后,唐继尧仍企图控制川、黔两省,进而问鼎据中原。民国六年(1917年)8月25日至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进入了“护法时期”。唐继尧拒就元帅之职,把滇军改为“靖国军”,扩编为8个军,将其中4个军开赴四川讨伐刘存厚。

滇军在四川战败,北洋军攻占重庆。顾品珍率滇军第1军及耿金锡、李友勋2个旅攻克重庆,北洋军退出四川。12月4日,滇黔联军进入重庆,向川南进击,于12月14日占领泸州。12月21日,川军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阳等通电加入靖国联军,推举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并推举唐继尧为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

民国七年(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召集川、滇、黔靖国各军将领在重庆开会,决定兵分三路,直取成都。2月20日,三省联军攻入成都,刘存厚等部退往陕南汉中地区。至此,唐继尧以夺取和控制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基本结束。唐继尧为了牢固地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便以商讨北伐为名,决定于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 [24] [22]

1.靖川之战

唐继尧及滇黔军对四川的侵入和压迫,激起了川军将领的普遍不满和反对。熊克武、刘存厚等联合决定以武力驱逐滇黔军,发动靖川之战。

民国九年(1920年)8月6日,刘存厚在汉中组织靖川军,自任总司令,委任田颂尧为第1路司令,唐廷牧为第2路司令,张印本为第3路司令。熊克武部亦进行了整编,委任但懋辛为第2军军长,刘湘为第2军军长,刘成勋为第3军军长。熊、刘共推刘湘为前敌总指挥,两军分道出发,夹击成都。川军各部,亦相机通电响应。9月8日,川军攻入成都,接着,川军与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龙泉山展开会战。9月21日,滇军战败。10月3日,川军咬住溃败的滇军赵又新部,将其围困于泸州,击毙军长赵又新,顾品珍率军回滇。靖川之战,滇黔军完全退出川境。 [24] [22]

2.驻粤滇军的分裂

民国五年(1916年),进占广东的云南护国第二军改编为驻粤滇军。滇军以将领张开儒、方声涛为首驻扎广东,分别被唐继尧编为滇军第3师、第4师。

民国六年(1917年)春夏间,段祺瑞以武力威逼国会、驱逐总统,孙中山发出护法号召。驻粤滇军将领张开儒于6月11日及时发表通电,指出:“欲保障共和,必先保障国会”,要求西南各省“速兴义师,大张天讨,以全力拥护国会” [25] ,驻粤滇军支持护法运动的态度与滇系首领唐继尧的态度发生冲突。唐以云南督军身份,下令免去张的滇军第三师师长职务。这一做法激起了驻粤滇军内部的分化,驻粤滇军中的革命民主派反对撤换张开儒,要求唐继尧“收回成命” [26] 。桂系和政学系用突袭方式强行剥夺张的兵权,逮捕张开儒,枪杀崔文藻,派兵洗劫军政府陆军部机关。

民国九年(1920年)2月10日,唐继尧正式下令免去李根源的军长之职时,李根源拉拢部分滇军军官、依靠桂系莫荣新的武力保护,抗拒新任滇军总司令李烈钧接任。桂系岑春煊、莫荣新以军政府主席和粤督名义,命李根源继续统率滇军,结果导致驻粤滇军内部分化出来的两派发生了激战,互相火拼。此后,驻粤滇军正式分裂为对立的2个部分。李烈钧、朱培德等人率领拥唐滇军战后退入湘南,该部约占驻粤滇军的五分之三。拥护李根源的滇军约占五分之二,在桂系的卵翼下改编为“海疆军”,后被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的陈炯明粤军消灭 。 [27]

民国十年(1921年),驻川滇军被川军打败撤离四川后,2月6日发生了驻川滇军第1军军长顾品珍一举驱逐唐继尧下台的事变,事变后滇军分裂为拥顾派和拥唐派。

民国十一年(1922年)3月,唐继尧纠集力量二次返滇成功,唐继尧将所部滇军扩编为“建国军”,自任川、滇、黔、鄂、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顾品珍死,顾军瓦解,大部东退曲靖、盘县转入广西;一部分西退楚雄,转入四川。西退楚雄的有:整编第2旅旅长金汉鼎、警备司令唐淮源、警察厅长朱德、前四川督军罗佩金、第1梯团长刘云峰、护国第2军参谋长何国钧、旅长项铣和刘介眉、张鉴桂、张子贞、祝鸿基等人。后罗佩金和何国钧在途中被杀,所部星散。朱德赴欧学习,金汉鼎辗转到驻粤滇军处。向东撤退的顾军残部约万余人,包括杨希闵、杨如轩、杨池生、范石生、蒋光亮等5个旅,在张开儒的带领下,响应孙中山“护法讨逆”的号召向广东进发,后因倾向革命的张开儒被剥夺兵权,被称为“第二次驻粤滇军”。 [27] 民国十四年(1925年),朱培德接受被东征军击溃的杨希闵部,编为建国军,共8个团,7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朱培德任军长。 [3]

3.重新控制贵州

唐继尧重掌云南军政大权后,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1日颁发了《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改组省政府,自任省长,并开始新的军事扩张。 [24]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唐继尧、刘显世组成滇黔联军。唐自任总司令,刘为副司令。2月中旬,唐以护送副帅回黔为名,进攻贵州。3月,唐继尧以其兄唐继虞为东南宣抚使兼滇贵联军前敌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唐继尧、刘显世联名委任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恢复贵州省省长职。唐继虞将贵州分为五区、十余分区,设置卫戍司令。民国十三年(1924年),唐继尧决定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下台之机向外扩张,于10月份与袁祖铭进行和平交接贵州的谈判。到12月间,双方达成了《滇黔和解协议》,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5日,唐继尧通电黔境滇军全部开拔,黔政概归黔人自理。 [28]

4.四镇守使联合倒唐

唐继尧二次回滇后,对手握兵权的非亲信将领严加防范,民国十四年(1925年),龙云、胡若愚、唐继虞、张汝冀参加唐氏发动的滇桂战争,战败而归后,唐以整编部队为名,削减胡若愚等人的队伍。内部财源、武器分配不公,激化了唐与龙、胡等人之间的矛盾。 [27]

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6日,龙、胡、张、李选廷等四镇守使联合发起了倒唐运动,迫使唐交出了政权,解散“民治党”(“二六”政变)。 [27] [24]

滇军内战

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开始,龙、胡、张三军进行了近三年的混战厮杀,唐继虞率领的唐氏余部也趁机攻打倒唐派,企图恢复唐氏统治。最终,龙云打败了胡、 张联军,并收编了唐继尧余部,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底确立了在省政中的统治地位,滇军的分裂局面结束。 [27] [29-31]

滇桂战争

主词条:第一次滇桂战争、第二次滇桂战争

1.第一次滇桂战争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唐继尧派龙云率滇军从广南、富州大举进入广西,占领了百色、南宁。3-4月,新桂系部队与龙云滇军在南宁大战,未分胜负。5月中旬,唐继虞率一路滇军从贵州、榕江及湖南洪江进入广西,占领融县、柳州。李、黄、白抽调围攻南宁的桂军主力北上,6月初在柳州及柳城之沙浦将唐部滇军击败,唐继虞率残部逃回云南。龙云闻讯,于7月7日率部撤离南宁逃回云南。 [32]

2.第二次滇桂战争

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蒋介石命龙云出兵南宁 [33] ,委任龙云为讨逆军第10路军总指挥。5月,龙云委任卢汉为前敌总指挥,卢汉于6月统帅滇军98、99、101三个师约2万人入桂作战,滇军分两路入桂,两路滇军于7月初进抵南宁近郊。7月3日,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张发奎等从湖南退回广西桂林。 [34]

民国十九年(1930年)7月至10月间滇军与南宁守城桂军之间展开的南宁攻防战为滇桂战争第二阶段。10月初开始桂军里应外合,展开反攻,滇军战败,粤军等部撤退。南宁攻防战后期,桂张军增援南宁,里应外合重创滇军。

桂张军于14日分三路追击,第7军莫树杰师尾追滇军后卫,滇军在锣圩和岜虎隘阻击,数十分钟即被桂军突破。23日,滇军惨败,绕道往乐里(今田林县城),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从乐里退回云南。第二次滇桂战争至此基本结束,新桂系势力的地盘又恢复到入湘参战前的状态。 [35]

抗日战争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龙云将滇军6个旅12个团组编成1个军,番号为陆军第60军,以卢汉为军长,下辖3个师计4万人,先行出师抗战。 [36]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 60军奉命开往台儿庄前线,投入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 [37] 。60军撤离徐州后,进行了整编。第182、第183两师伤亡较大,每师各缩编为1个团。第184师编成曾泽生、杨宏元、邱秉常3个团,所编各团由张冲师长指挥。7月,第184师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10月,重新组建的第182师、第183师再度开赴抗日前线。这时蒋介石批准将第60军扩编为第30军团,卢汉为总司令。在云南,龙云主持编练成第58军和新2军,分别以孙渡和张冲任军长。两军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开往武汉,归入第30军团。其后,又新编成第93军,则留滇镇守滇越边境。 [38]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9月,第60军第182、184师调回云南,成功防堵了日军进犯。 [38] 在抗战中,出滇的3个军,除60军一度返滇镇守外,第58和新3军编入第9战区薛岳部,转战各地一直未归还龙云。 [39]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第58军奉命在南昌接受日军投降 [40] ,新编第3军在九江地区接受日军投降。太平洋盟军统帅部发布命令,规定“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8月22日,蒋即电令卢汉以第一方面军司令官身份去河内任受降官。9月初,卢汉奉命率滇军第60军、第93军、暂编独立第18师、暂编独立第23师及中央军2个军入越。月底,驻越北的日军向卢汉签署降书 [41] [42-43] [44-45]

滇军八年抗战“打过重大战役20次,师团营级战斗数百次,还有数以千计的日夜守备战不计其数。伤亡官兵十余万人。” [46]

武汉会战

解放战争

主词条:海城起义、长春起义、卢汉云南起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15日,蒋介石命新编第3军军部和新编第12师撤销,并入第183师,归第58军建制,驻防安徽芜湖、安庆,脱离了第1集团军指挥。10月3日,在蒋介石策划下,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发动倒龙“政变”,包围五华山,迫使龙云交出权力。龙云权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12月1日,蒋介石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 [49] 卢汉回云南后,依蒋介石的要求,对驻越滇军进行了整编。第60军和第93军各缩编为3个师,原暂编独立第19师、第23师番号取消,裁并后分别编入第60、第93军各师。原滇军8个师整编为2个军6个师。滇军整编后不久,蒋介石将两军调往东北。 [2] [50]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3月-4月,滇军60、第93军从越北由海路先后直接运抵东北。第60军置于辽南,第93军驻防辽西走廊。其中,第60军军部及暂第21师驻守抚顺;第182师驻铁岭,第184分驻鞍山、海城等地。第58军被整编为第58师,辖第183、新编第10、11旅。5月下旬,南满解放军第4纵队包围了海城,滇军第184师师部及1个团被困,形势危急。师长潘朔端向杜聿明告急,杜令新1军军长孙立人率兵解海城之危。大兵围城,救援无望,师长潘朔端率部2900余人起义。蒋介石为稳定滇军,特派卢汉到东北安抚。 [51]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7月,第58师恢复为军,旅按原番号恢复为师,每师辖3个团,全师共9个团。先后驻防苏、皖、豫、鄂等地区,归顾祝同指挥,成为国民党中原野战军主力。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15日,滇军第93军在锦州被解放军消灭,军长卢浚泉被生俘。仅隔一天,滇军另一主力第60军在军长曾泽生的率领下,在长春又宣布起义 [52] [51] [53-54]

云南方面滇军主力被调走后,卢汉只兼任保安司令,手中只有少量保安部队。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底,卢汉保安团已扩到6个团,次年改编为3个保安旅。同时在滇西重建了第184师。乘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无法控制时局之机,卢将保安团扩充到18个,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第74军和重建第93军,分别以余建勋和龙泽汇为军长。总兵力达50000余人。为保住其统治,卢汉拒绝桂军入滇。 [55]

1949年1月,以第58军为骨干扩编为第11兵团,鲁道源为第11兵团司令。7月至9月,该军参加了湘赣战役和湘西衡宝战役遭到重创后,由湖南撤退至广西。12月,该军在广西战役的粤桂边作战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12月9日,卢汉率领滇军74军、93军及全省保安团,以及云南省、昆明市政府脱离国民党阵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起义。 [2] [56]

主词条:滇系军阀

李根源

龙云

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1日成立,蔡锷为都督,府址在昆明五华山原两级师范学堂。军都督府是云南最高军事行政机构,都督是全省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军都督府对清朝驻云南陆军(新军)及各地巡防营进行改编,陆军废除镇、协,改建师、旅。巡防营改称国民军。军都督府下设1院、3部和卫戍司令部。

民国元年(1912年),军都督府遵照中央命令再次改组,将政务厅所属民政部份划归民政,撤销军务司,并由蔡锷提名经中央批准任命罗佩金为民政长。蔡锷在军都督府设政务会议,由都督主持,筹议全省大事,凡决议事项由都督命令各机关限期办理。军政大权仍然操在都督手中。 [58] [59-60]

陆军

以蔡锷为首的军都督府成立后,原驻滇清军陆军各部队编制基本照旧,将19镇编为第1、2师,37、38协编为第1、2旅。协以下的标、营、队(连)、哨(排),依次改为联、大队、中队、分队,并另行赋予番号。所属炮兵、骑兵、弹药辎重队、机关枪队、卫生队、军乐队仍按原编制编配。同时招募新兵扩编2个陆军师,韩建铎为陆军第1师师长,李根源为陆军第2师师长。

民国四年(1915年)底,全省有陆军2个师,骑兵、炮兵各1个旅,第1师驻昆明,名额3500名;第2师驻腾冲,名额3200名;骑兵旅驻大理,名额1800名;炮兵旅驻大理,名额1700名。地方部队有各地警备队93个,滇西、滇南边防独立连10余个,普洱步兵独立营1个。全省总兵力为21400余名。 [58]

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护国讨袁起义后,废除将军、巡按使署,成立“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统管全省军务、政务,唐继尧任都督。都督府设参赞2人,参议4至6人,顾问谘议若干员。都督府下设秘书厅,厅长由云龙;参谋厅,厅长张子贞(后由庾恩肠兼任);军政厅,厅长庾恩历;民政厅,厅长陈廷策;另设副官处。 [58]

护国军

护国起义后,将原陆军和警备队扩编为3个军,辖14个梯团,另编第1、第2两个挺进纵队。步兵从原有的8个团扩编为28个团,警卫团由2个团扩编至4个团,骑兵、炮兵各编为2个团,先后共编成38个团,兵力较举义前增加了2倍。 [58]

云南督军公署

护国战争结束后,云南都督府改为督军公署,督军兼省长为全省最高军事行政长官,统率云南全军。

民国五年(1916年)10月,唐继尧将驻川、粤滇军两个军改为4个师、8个旅,共18个团。建制缩小,实力未减。又将省内第3军和挺进军缩编为5个旅,直属督军公署。

民国六年(1917年)3月10日,唐继尧为保障本省安全,防止土匪袭扰,将云南划分为3个卫戍区。

民国六年(1917年)7月18日,唐继尧通电“护法”,宣称“靖国”,将滇军改称“靖国军”,驻川滇军第6师改为第1军,第7师改为第2军;省内第1、2、3、4、5旅编为第3、4两军;驻粤滇军第3师改编为第5军;第4师改编为第6军。10月16日,驻川汉军支持唐继尧,被编为第7军随后又编叶荃部为第8军。12月,建立“靖国联军总司令部”,推唐继尧为联军总司令,黔督刘显世为副总司令。 [62]

滇军总司令部

民国十年(1921年),顾品珍组建滇军总司令部,将原唐继尧部队整编 裁减,陕、鄂籍军官、士兵全部发给路费遣回原籍,其余编成6个混成旅。后又增编2个旅,共8个旅,又2个独立混成团,1个警卫团。 [62]

靖国军总司令部

民国十一年(1922年),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掌云南军政大权,成立靖国军总司令部。靖国军总司令部设总司令、副司令、参赞。下辖5个处,1个局,1个委员会。唐继尧自任总司令官,总摄军政大权,副司令一职长期空缺。 [62]

省务委员会

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6日,4镇守使兵变,改组省政府,组成9人的“省务军委员会”,唐继尧为省务委员会总裁,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省务委员会统辖各厅。3月,组成省政府军事谘询机构“云南省军事讨论会”。同时,将部队编为2个军,龙云为第38军军长,胡若愚为第39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20师师长。8月13日,龙云出主滇政,随即改组政府,复置军政厅,撤销4镇守使等机构。 [63]

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组编中国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辖第38、39军。省军政厅与第38军本部合并,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龙云,副总指挥李橥,总参谋长孙渡。 [63]

“剿匪”第2路军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2月2日蒋介石委任龙云为国民党中央军“剿匪”第2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云、贵和中央军4个纵队。指挥机构仍以第10路军指挥部代行。龙云主要指挥第3纵队(滇军)。辖第2、5、7旅,每旅2个团,全纵队兵力约8000余人。 [63] [64]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红军第2、6军团进入贵州时,蒋介石再次委任龙云为“剿匪”第2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辖8个纵队,滇军仍以原班人马组成第3纵队,配属4个炮兵连。 [63]

滇黔绥靖公署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2日,国民政府任命龙云为滇黔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副主任,公署设于昆明,贵阳设绥靖副署。至此,龙云掌握了云贵两省军事大权,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63]

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滇军编成6个步兵旅(每旅下辖2个团)、2个直属大队、6个直属团、4个独立营、1个航空处,兵力约3.6万人。 [65] 各县常备队统编为21个保安营近万人。

开赴抗日前线的滇军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国防会议,8月22日龙云返回昆明,将滇军第1、2、3、4、5、7、9旅共14个步兵团,另滇黔绥靖公署所属的8个团(队)先后组编成陆军第60军 [66] 、58军出滇抗日。 [67]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从第60军和第58军各抽出1个师,在湖南长沙组成新编第3军。11月,新编第3军在崇阳作战失利,张冲撤职留任,由高荫槐升任军长,仍辖第183师和新编12师,但第183师奉命归陆军第58军指挥。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在江西省九江接受日军投降时,新编第3军奉命撤销,军司令部和直属队及新编第12师归并第183师。183师拨归陆军第58军建制。 [68]

滇黔绥靖公署在滇部队

滇黔绥靖公署所辖部队,除第58军和第60军出滇抗战外,在云南还有7个3团制的独立旅,团辖3个营,营辖4个步兵连和1个机炮连,团编1个直属迫击炮连,每团共编16个连队,每团有官兵1500-2300人,马10-50匹。另有护卫独立团、工兵团、炮兵团、特务大队、宪兵各区队、高射炮大队、交通兵队、骑兵队、军乐队和东、西护路大队,共计军官3379名,士兵44982名,马匹1182匹。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昆明设“委员长昆明行营”后,滇黔绥靖公署所属在滇部队归行营统辖,但仍为绥署序列。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除第2旅外,其余6个旅称暂编师,另有炮兵、工兵各1个团和宪兵司令部、高射炮大队、交通兵大队、骑兵队、思普独立大队、镇彝威独立营、阿墩独立营、军乐队,共计官兵74482名,其中士兵68775人、马匹2539匹。 [68]

昆明行营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2月7日,国民军参谋总长何应钦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为部署滇黔边境防务,蒋介石委员长拟在昆明设“委员长行营”。龙云为行营主任,卢汉任副主任,行营组织人员以滇黔绥靖公署人员兼任。12月8日,龙云致电何应钦,拟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元旦通电就职。

昆明行营序列:行营设主任、副主任、参谋长、副参谋长、秘书处长各1人,下设总务、参谋、军务、军训、政训、军法、后方勤务部办事处7个处。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0月31日,卢汉兼滇南作战区总司令,第1、9集团军,中央派驻云南部队和绥署所属在滇部队,统归其指挥。总司令部设于昆明北门街四川会馆,参谋长为刘耀杨。 [68]

地方部队

1.保安部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区保安司令部暂行组织条例》,云南于7月执行。区保安司令部依行政督察区划设置,合署办公,其名称依行政督察区的名称而定,受省政府保安司令指挥。其编制员额为军官6名,士兵3名,乘马3匹。司令,上校或少将,由专员兼任;副司令,中校或上校;参谋1名,少校或中校;副官1名,上尉;军法官1名,文职(同上尉或少校);书记1名,文职(同中尉);卫兵3名,其中下士1名,一等兵2名。抗日战争胜利后,保安部队按国民政府行政院制定的《省保安司令部组织条例及编制表》进行组编。 [68]

2.保卫营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云南省政府成立“省团务督练处”,并按行政区设立10个分处,主管督训、指挥、调遣地方部队事宜。在县(设治局)设立常备队1个中队,按各县人口、财力、环境需要,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编制。全省共编130个中队,其中甲种中队25个,乙种中队22个,丙种中队24个,丁种中队59个。常备队实行义务兵制,抽签征调18~25岁的壮丁入伍训练,按陆军的规章训练及管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将全省常备队改编为27个保卫营。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因经费困难,将督练处和分处裁并,拨归省民政厅主管,由民政厅成立“团务处”,管理保卫营队一切事宜。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常备队改为“自卫队”。民国三十年(1941年)又改名为“保卫队”。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全省成立7个行政督察专员区,又将专区所属各保卫队改为保卫营,划归专员指挥监督,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5月,全省保卫队改为27个保卫营,辖129个中队共8100人,分驻全省130个县。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底,先后训练常备队学兵17.6万人,均全部补入出滇抗战的第58、60军和其他部队。此外,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云南设有护路营1个营,津关大道护路队1个连,永绥、巧家江防队各1个连,宁蒗守备队45名,负责保障交通、防守关要、维护治安。 [68]

3.滇黔绥靖公署宪兵司令部

司令禄国藩,司令部驻昆明市威远街,辖宪兵第1、2、3大队,每大队辖3个区队,共编官兵729名,全部驻昆明市区。 [68]

云南警备总司令部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3日,驻昆明中央军占领五华山,龙云下台,其昆明行营、滇黔绥靖公署主任等职亦撤消,国民政府委卢汉为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1月1日,成立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云南军、宪、警、特。 [69]

云南绥靖公署

1949年1月13日,蒋介石下令撤销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成立陆军第4训练处,何绍周任处长。2月5日,成立第6编练司令部,何绍周由处长改任司令。4月14日将第13兵团部改称第6编练司令部,李弥为司令,何绍周免职。5月,成立云南绥靖公署,委任卢汉为主任,统辖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保安部队。

云南绥靖公署下辖:第6编练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第74、93军、第184师、第43补给分区部和警备部队。 [69]

云南建立大中华国军政府后,为培养军事人才,相继于民国元年(1912年)开办云南讲武学校,将原测绘学堂改为陆军测量学校;民国九年(1920年),创办高等军事学校,重办陆军军医学校;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云南航空学校成立 [70] ,校址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内,飞行训练基地设在巫家坝机场,装备布雷盖型飞机6架 [71]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龙云呈请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在云南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5分校;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又成立“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大理分团”,这些学校为滇军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军官。 [72]

滇军部队训练,由于战争连绵不断,部队整编、调动频繁,正规训练甚少,虽制定有学科、术科训练科目和内容,但多数未能实施。民国初期,滇军的军事训练基本上仍沿袭清末新军第19镇的训练内容和方法。护法、靖国战争期间,多为战前应急训练。军队不断扩编,新兵大幅度增加,为训练新兵,各部队抽调军官、军士,将招募的新兵编为补充团(队)。进行3个月的队列、手中武器,单兵战术训练和军容风纪,奖惩规章的教育后分别补充到各部队。

民国十六年(1927年)后,滇军纳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按国民军进行军事训练和精神教育。抗战时期,战事频繁,军事训练主要是战前应急训练和作战间隙的整训。新兵训练主要由师管区的新兵团,营进行训练后补入作战部队。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底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为了准备对日军发起反攻,国民党军队分别在印度的兰姆珈和云南的大理、蒙自的大屯开设部队训练基地,分批、分期轮训骨干。滇军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任务,对部队进行精神教育。护国、护法、靖国时期,滇军未设政治机构,部队的精神教育主要是以军事指挥机关的训令和各级长官的训话为主。护国战争时期,精神教育的宗旨是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共和”。护法战争开始后,唐继尧以维护《临时约法》作为部队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民国十六年(1927年)龙云取代唐继尧后,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精神讲话和党义。

云南省战时宣传委员会,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2月编印了《抗战须知》,作为对军民进行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 [72]

滇军的人事制度,在民国初期各级军官均由都督或军、师、旅主官任免,并报都督府备案明令公布护国时期,都督府的高级长官由参与策划举义的人员分别担任。军队长、支队长亦在举义前一并确定。在作战中,军官的增补、升调由各军总司令决定。护法、靖国时期,唐继尧为扩充军队,对“云南陆军军职任免章程”进行修正。

民国十六年(1927年),龙云主持滇政后,人事任免按国民军的人事制度实行。 [72]

民国初期,云南都督府制定了《云南陆军官佐奖励惩戒暂行条例》和《云南陆军战时奖惩条例》作为奖勉和惩罚的依据。民国十六年(1927年),滇军编入国民军序列后,按国民军的奖惩制度执行。 [72]

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末朝廷在云南设立的军工厂-云南机器局,是云南近代军事工业开始的标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新增从上海买来的制造毛瑟枪及子弹的机器17部,新建大小厂房28间,每月能生产子弹12万发和军刀军械。 [74] 云南光复后,将清军设在云南的机器局改为云南陆军兵工厂,并增加工人和技术人员。主要生产6.5毫米步枪弹、手榴弹和75毫米炮弹,并仿造79步枪弹及部份枪支另件。 [75]

民国三年(1914年),唐继尧在在昆明海口建兵工厂,生产步枪、轻重机枪。民国十七年(1928年)龙云主滇后,将云南兵工厂扩为枪弹厂和机器厂2个厂,并自行仿制机器40余部,能制造适用的步枪、机关枪及子弹。 [74]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沿海大量军事工厂迁来云南。中国的第一挺机关枪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由设在昆明海口的第51兵工厂试制成功。主要军事工厂有: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第22和第51兵工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机器厂、无线电器材厂、昆湖电厂、昆明电冶厂、昆明化工材料厂等 [76]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在“大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内设军务部统管滇军的后方勤务,下辖筹备局、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和被服厂、制革厂、军工厂。

民国二年(1913年),都督府改为将军行署,设军需课、军医课主管部队后勤工作。

民国四年(1915年),成立“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设筹饷总局、军需总局、军械总局、兵站总监部,具体筹划军队的后勤保障,并在军政厅设军需、军医课管理部队后勤工作。

民国五年(1916年),改督军公署,设军需局、军械局、军医处、兵站总监部和靖国军筹饷委员会,并在靖国军总司令部设军政处,下辖医务、经理、武器部,在军、师、旅、卫戍区设军医、军需、军械处,主管部队后勤业务。

民国十一年(1922年)9月,省政府设军政司,下辖军需局、军械总局、陆军医院、兵工厂、制革厂,军医学校、团务制造军械所,作为军队的后勤保障机构。军事机关、部队的军饷、装备、军需物资等,均向军政司申报请领。

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改组省政府,军政司改为军政厅,设军需课、军医课,管理军费收支,粮秣被装、军械物资、医院医疗等后方勤务。5月,省务委员会设立军需局,下辖军饷、军装、军粮、建筑4个科;6月,又设云南陆军军械局。次年1月,滇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后,龙云就任第13路军总指挥。总指挥下设军务、经理、军医3个处,分管部队后勤工作。原省政府隶属的军需局改为云南军需局,军械局改为云南军械局,陆军医院改为云南陆军医院,兵工厂改为云南兵工厂,制革厂改为云南陆军制革厂。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保障作战部队的后方勤务补给,在各重要补给基地设置补给区司令部。远征军战区和滇越边区作战部队的补给由陆军总司令部后方勤务司令部兼办。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设兵站总监部,段克昌任总监,担任筹划云南抗战部队的后勤补给。兵站总监部下设第1、第9、第11、第20分监部和远征军兵站总监部。

抗战胜利后,“行营”撤销,各省成立供应局。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国民党联勤总部命令将各省供应局改为战时的供应补给机构。1949年5月1日,云南成立联勤总部第43补给分区司令部,由联勤总部重庆第4补给区司令部直接指挥。同年6月,兼受云南绥靖公署指挥,担负国民党驻滇部队的后勤保障。另有国防部预算财务署昆明第8财务处,联勤总部兵工署第53兵工厂(驻海口)等国防部联勤系统驻昆补给单位。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重建的云南保安司令部,后勤保障由地方自行担负。保安司令部设军械处、经理处、医务所等机构,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78]

云南光复初期,全省陆军月支军饷18.5万元,经都督蔡锷与中央政府交涉获准,由云南上缴中央的盐税开支。出滇援川、援黔部队军费除由都督府拨付外,入川部队在叙府(宜宾)、泸州、合江、自贡等地征收盐税,以充军饷。唐继尧所率援黔滇军的军饷由贵州筹措。

民国三年(1914年)出征滇军相继返防,每月军费增加6.5 万元,月支军费25万元,后又增至每月30万元,由省财政厅按月拨发。

民国五年(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后,部队扩编为3个军,军费骤增,为了解决急需的军费,采取捐输、发行公债、股票,向机关提借存款、裁并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派员前往海外向华侨募捐,将银行资金提作军费等方法筹集军费。财政厅每月筹拨85万元。此外,出征护国军还在沿途筹集军饷。

护国战争结束后,滇军缩编,压缩军费,每月拨发军费30万元,临时军费另行筹措。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前,滇军的经常军费均保持在月支30万元左右。

民国十三年(1924年)6月以后,整理军需,改变军费供给办法,由 财政厅按月拨给军饷局60万元的军费,再由军饷局转拨各军事机关和部队。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因财政困难,省政府于8月份决定经常军费只暂发伙食费,每月定为73万元,由财政厅按月拨交军需局支发。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改变税收本位,以3元纸币折合云南所铸“半开”(银元)1元。财政收入有所好转,经常军费有所增加。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先后开支临时军费共支29805762元(滇币)、法币3万元。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两次购买军械共支付新滇币15330346元。此外,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先后支付援黔43军,出兵广西的滇军和堵截中国工农红军的特支军费5434000元。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8月起,云南岁入岁出交国库后,全省军费改由国库支付。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1月,为筹集保安部队所需的军费,卢汉趁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竞选总统之机,提出起封被国民党中央冻结的云南资财、外汇,得到蒋介石的许诺,卢汉就此成立了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并任董事长。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由省政府向“人民企业公司”借支银币(半开)1000万元,作为维持和扩充保安团的经费。军费的另一个来源是截留国民党财政部在云南征收的税款。卢汉决定自1949年5月15日起,由省财政厅接收关税、盐税、货物税,并改收银币,收入全部交省金库,同年3月,卢汉决定将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交由富滇银行保管。然后按国民党中央应拨给云南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至6月份的经费补助款项截留抵拨。共截留黄金13054两、白银604000余两、银币115.1万余元、银辅币1.6万余元,镍币166.8万余元。除白银拨交铸币所外,其余均交省金库作军政费用开支。保安团队的经费开支,最初每月为40万元,后增至70万元,到同年12月,共支用银币900万元。

1949年9月,卢汉与蒋介石达成协议:由国库拨给云南100万元(折合黄金8000两)作为军费。10月,卢汉将3个保安旅扩编为2个陆军军。由国民党联勤总部43补给分区司令部按中央军标准供给。军饷由驻昆第8财务处发放。 [79]

云南光复后,滇军的粮秣供应一是由军需局购办 ,然后价拨给各部队,二是部队自行在驻地或过境地征粮。据《续云南通志长编卷二十四军务略上》记载,自民国元年(1912年)至二十年(1932年),军需局共购办大米73384石,豆料16871石,平均每年购办大米3669石,豆料843石。尚不能保障部队食用,无论驻防或过境部队还就地征补派款,以保障军需。据宣威县记载,自民国元年(1912年)至十年(1922年)共供应过境部队粮秣达1000石。民国元年(1912年)至二十年(1932年),云南陆防两军军费开支中,粮秣费在全年军费开支的比例最高年份为23.3%,最低年份为0.75%。滇军的军需、被装供应由各部队向军需局价购,列入经常军费开支,军需局所属的服装厂担负对全省部队服装的生产。自民国元年(1912年)至二十年(1932年),部队的服装费约占每年军费开支总数的10%左右,是除薪饷费以外最大的开支项目。除被服外,部队所需的营具及日杂用品(锅、碗、盆等炊具)均由军需局置办,部队按需要进行价拨。出滇部队由各部就地自行购置。

抗日战争期间的军粮补给,原由军政部军粮总局负责。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月,军粮总局撤销,由后方勤务部设在战区的兵站总监及分支机构办理。云南设“昆明行营”后,中国远征军相继入滇抗战,军粮供应较为紧张,省主席兼“昆明行营”主任龙云责成兵站总监部和分监部就地筹划军粮供应。

1949年3月,卢汉在全省停止征兵、征粮,军粮改由省财政厅以银元向市场购买,兵员补充改为招募。卢汉通过省政府田粮处、财政厅,首先将军粮供应给保安部队。并示意各县参议员和各县县长,军粮只供保安团,致使国民党驻滇中央军的军粮供应不足,采取一半供给实物,一半发贷金自行采购的方式供应。 [80]

民国十三年(1924年),唐继尧派员到日本购买了一批制造枪弹的机器,每日可造步枪50支,子弹5万发,射程、初速、侵澈、偏差等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但是,其数量远不能满足需要,武器装备多数从日本、德国和法国购买。在护国举义前,向德国订购了200万银元的军械,已运回部份,但在入境时被袁世凯北洋政府扣留。后又派军需课长缪嘉寿赴日本购买军械,一先后两次运回各种枪支1.4万支。

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滇军购置军械装备支付的经费达1502755元。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两次从法国购买军械价值达1676040元。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两次购买军械装备共支付经费滇币15330346元。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8月,军费改由国库支付,其军械装备才改由中央政府供应。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随着龙云下台,滇军存留武器装备被收缴殆尽。卢汉建立保安司令部时,部队除步枪外,无轻重机关枪和迫击炮。当时,国民党在云南的兵工厂因金元券贬值,工厂无法解决工资,卢汉趁机向第53兵工厂购买轻机关枪1000余挺、重机关枪200余挺、60迫击炮若干门。并从中央空军器材库和光学仪器厂购买了一部分通讯器材和观测器材。随后派思普区专员余建勋会同第43补给区司令部,将原补给区存放在景洪、勐海前进仓库中的1个师的武器装备运交保安司令部。卢汉通过私人出面向何绍周等人购买收缴云南地方团队的枪支弹药。通过以上途径,新建滇军的武器装备逐步得到加强。军、旅有炮兵营,各装备有75毫米山炮和40毫米战防炮各10余门;团有机炮连,装备有20毫米机关炮2门、81迫击炮4门;营机炮连,装备60迫击炮4门、重机关枪6挺,部份连队装备了60迫击炮。 [75]

募兵制

辛亥革命后,将陆军第19镇改编为2个师,淘汰了绿营 兵3500余人,另行招募新兵补充部队。昆明和大理等地都设立了募兵机构 [81]

护国战争时期,云南在昆明设立征兵事务所,同时征召辛亥革命期间参加过援川、援黔、援藏退伍还乡的士兵入伍。征兵事务所派员赴各县督促,各部队就近征募,入川部队在战区及昭通就地召募。为解决部队扩编所急需的下级军官,在讲武学校开办志愿队,招收中学生及高等巡警入校,招用退伍军官入营补充缺额。护国战争结束后,直至国民政府实施兵役法前,云南均实行募兵制。督军公署、省长公署、滇黔绥靖公署等省级政权,都分别设置军政司(厅)、军务处,主管征募兵员工作。 [82]

征兵制

据中华民国颁布的兵役法,云南省政府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公布了《云南全省征兵暂行章程》,在全省实行征兵制。并以志愿兵役制作为补充。征集对象,从区、乡、镇、保的壮丁中抽签决定,每届抽签的壮丁数均应超过征兵数的三分之一,征兵数由县、乡、镇、保先行公布,尔后从中签壮丁中征集,中签者如自愿按规定标准交捐,可缓征2年,并发给缓役证书。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征集的兵员大多数由云南组编成正规军开赴抗战前线。其中陆军第60军3.8万人,第58军和新编第3军各3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南停止征兵。解放战争期间,云南实际征集新兵1万名,补充驻外省滇军。其中,送往武汉4000名,送往重庆3000名,交给第58军3000名。 [82]

志愿兵制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27日,云南省军管区公布《募集志愿兵办法》,规定在乡军官募集志愿兵50人者任排长,募集160人者任连长,召募800人者报军管区核准任营长,并编入师管区补充团。 [82]

滇军长期统治云南,不断向四川、贵州、广西等地扩张,曾称霸西南数省。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抗日战争、云南解放中均作出巨大贡献,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谢本书《论滇军》)

蔡锷认为“在京调查一年,始知全国军队中,军械之充足,无出云南右者”,滇军“兵皆土著,体格伟壮,性情勇猛”,“编练纯采新式”,“上级将校多由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中下级将校多由滇讲武堂出身”,“由德国购入极新式军火,共值八百余万两,山炮、野炮、机关枪无一不备,而弹药尤为丰富”。 [83]

民国初年,滇军精锐,冠于全国;军阀混战时期,滇军一度称霸西南,影响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滇军为国之劲旅,作出了重大贡献 [84] ;解放战争时期,滇军走上了光荣的道路。 [2]谢本书《论滇军》)

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时期,“滇军精锐,冠于全国”。 [85]

抗日战争时期,“滇军素质已成为全国之冠”,被视为“国之劲旅”。 [86]缪云台

抗日战争开始,滇军出兵抗战,滇军“拥有法式军火装备,军容之盛,中央军为之逊色。‘中央军’同这支‘云南军’比起来,军容上似有逊色。” [87] (杜聿明)

在鲁南会战中,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致电卢汉:“贵军此次在台儿庄附近集中之际,仓促遭遇敌之主力与大平原中,以血肉之躯,与敌机械化部队艰苦奋战,前仆后继,鏖战八昼夜,初不以伤亡惨重稍形气馁,不惟使台儿庄固如磐石,抑且使抗战大局转危为安。忠勇奋发,是资楷模!” [88]

在抗日战争中,包括滇军在内的广大爱国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给了侵略者沉重打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坚定了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89] (《抗日战争时期的“滇军”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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