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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是清朝初年顾祖禹所撰,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原名《二十一史方舆纪要》,古代中国历史地理、兵要地志专著。常简称《方舆纪要》。共一百三十卷。作者于明亡后隐居不仕,历时三十年,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成书。着重考订古今郡县变迁,详列山川险要战守利害。

《读史方舆纪要》综记“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具有浓厚的历史军事地理学特色,其核心在于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它首先指出,战守攻取应以分析地理形势为基础,无论“起事”之地,或“立本”之地,都须“审天下之大势”而后定,否则,不免于败亡。如“立本”之要在于择都,拱卫首都乃是军事建设的重心。以明代北京为例,主张多层设防:近畿三辅;内三关;蓟州(今天津蓟县)、宣府(今河北宣化)、保定三点相互为援;九边(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与三卫(今河北东北部、长城外及辽宁西部一带),以及三齐(今山东淄博、平度、泰安一带)、秦晋之地,皆需驻兵,构成多层藩篱。 [1]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久居无锡城东宛溪,被学者称为宛溪先生。他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

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秉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

1674年,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康熙年间,虽曾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坚持民族气节,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在此期间,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传是楼藏书,为《读史方舆纪要》的修撰,积累了大量资料。

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60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

客谓顾子曰:“子所著《方舆纪要》一书,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子于是书,可谓好之勤,思之笃矣!后有起者,考求险要,辨别攻寺,远而周知天下之故,近面都邑之间,非子之书,何所适从焉?”

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明于匠石之任者,或昧于雕镂之细。予也未尝溯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冀。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间尝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聩聩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者,不可胜数也。余之书,其足据乎?且孙子有言:‘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使信余之书而不取信于乡导,譬之掩耳而求闻,闭目而求见,所误必多矣!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土娄)之邱、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坂、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豁、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车之浍,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祟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乌足与言地利哉!善乎,孙子之言曰:“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故曰: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者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使铢铢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尖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彼岂尝求之于山海之图、里道之志哉?然则求地利于吾书,无乃犹是刻舟之见乎?吾虑举足动步或将有碍焉者也。客其益广所闻,无过恃吾之书也已。”

或曰:“审如子言,则乡导之于地利重矣。然则子之书其可废乎?”

曰:“何可废也?孙子言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书,亦不可以用乡导。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辕也,东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尝无沮洳之地;东南多水,而未尝无险仄之乡。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则泰山不见;十步易辙,则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泽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执途之人而求其为乡导,乡导其可恃乎哉?何也?乡导用之于临时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尝于九州之形胜、四方之险易,一一辨其大纲,识其条贯,而欲取信于临时之乡导,安在不为敌所愚也?是故先知马陵之险,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谋;先知井陉之狭,而后可以决胜赵之计。不然,曹瞒之智,犹惕息于阳平;武侯之明,尚迟回于子午。乃谓求地利于临时,而不求地利于平日,岂通论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径出此途者,乃善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资于临时者也。攻则攻敌之所不能守,守则守敌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胸中,死生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任,而非可问之于乡导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实用虚之处,既已灼然知之,而后博求之于乡导,从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岂徒寄耳目于仆夫云尔哉!此吾书所以必不可废也。

“且不独行军之一端也。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为天子综理民物,则财赋之所出,军国之所资,皆不可以不知也。监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则疆域之盘错、山泽之薮慝,与夫桑水泉之利、民情风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来,凡水陆之所经、险夷趋避之实,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

“然则孙子之说固未当乎?”

曰:“非也。孙子之言,国以地利者行军之木,而乡导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者。”

有客人对我说:“您所写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书,汇集了历代已成定论的论述,考究了诸家发而未尽的言论。您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孜孜不倦地写。每到坐船乘车经过的地方,也总是观览那里的城邑,考察那里的山川,乡里、道路,查问那里的关卡渡口,以至于那里往来贩卖的商人,戍守边防的军士,有时也同他们从容不迫地交谈讨论,考查审核诸家之说的异同之处。您对这部书,可以说是下了苦功夫,考虑得很深入!后代有立志起事的人,想要考察寻求险要之地,判别适于攻守之处,从远处说要周密地了解天下各地的事情,从近处说想详尽地了解都城之间的情况,不是您这本书,将到哪里去了解呢?”

我说:“不,不,不是这样的!古人说过:‘量某些东西尺还嫌短,量某些东西寸还有余。’很高明的木工或许不擅长雕镂的技艺。我不曾探寻过长江黄河的水源,登攀过天下所有的名山,往南未走遍五岭、南海一带,往北未到过燕冀故地。间或有亲自游历过的地方,但有时受到往返行程的限制,有时被困在旅途之中,不能够心情旷达、悠闲自得,广泛地观览询问。间或也曾在地图上查考某地的地形,在典籍中寻找前人的论述,也不过是举出一点而遗漏了大部分罢了。有时候,心里似乎明白,但亲身到了那个地方,倒象是又糊涂了。古人说过‘见到的事有不同的说法,听到的事有不同的说法,通过别人转述而得知的事又有不同的说法’,这种情况多得数不完。我的书,难道就能够作为依据吗?况且孙子说过:‘不熟悉山林险关沼泽等地形情况的,不能行军。不利用向导的,就不能找到有利的地势。’谈论兵法谈得高妙,没有谁比得上孙子。谈论地利谈得高妙,也没有谁比得上孙子。假如只相信我的书而不从向导那里得到当地的真实情况,这种做法就好象是捂上耳朵却想听到声音,闭上眼睛却想看见东西,错误的地方一定很多啦!

“再说,地理的优势又有什么经久不变的呢?函谷关、剑阁,是天下的险要之地。当初秦国利用函谷关的险势打退东方六国的进攻还绰绰有余,可是等到秦的末世,抵御四方群盗还嫌它不够险要。诸葛武侯出兵剑阁,威震秦陇,谋取三辅之地;而刘禅虽然据有剑阁之险却连成都也保不住。所以,纵然是铁打的城墙、滚烫的护城河,要是没有适当的人来把守它,连低矮的小山、地面的浅水都比不上。有了适当的人,纵使是枯木朽株,都可以用来给敌人造成困难。因此,弯弯曲曲的坡道、狭窄曲折的羊肠山路,不一定就在邛崃道中、太行山上;日光照不到的深谷,千丈深的山沟,不一定就在岷江峡谷、洞庭湖滨。才够得着肩的矮墙,有时连百丈高的城墙也不能超过它的作用。只能浸湿战车车轮的小水沟,有时连深广险恶的江河也不一定比得上它的作用。只知道在高山深谷、名城都市之间寻求地利,而不懂得地利就在熟悉地形并善于利用地形之中,这样的人,哪里值得与他谈论什么地利呢?孙子说得真好啊,他说:‘我不想打的时候,即使是在地上画出一道界线来防守,敌人也无法与我交战。我想打的时候,敌人即使筑高营垒,挖深濠沟来防守,也不得不同我交战。’既然如此,那么变化无穷的就是地利了。地利的精深微妙,地图不能一一记载,典籍的论述不能详尽完备,只是在神妙莫测的心中千变万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况吧?听以说,方圆奇偶之数,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但伏羲氏用它画出了八卦,大禹用亡推演出了九种大法。伍、两、卒、旅这些军队的编制,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但诸葛武侯用它排出了八阵法,李靖用它创造出了六花阵。城邑山川,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从西北方兴起的人可以利用它来兼并东南之地,而从东南方兴起的人又未尝不能利用它来兼并西北之域。所以说:不变的本体,却有千变万化的作用;固定的形状,却可作为不同形状的准则。阴和阳没有恒久的位置,冷热寒暑没有固定的时间,险要和平易没有不变的地方,懂得了这个道理,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论地理。如果一铢一铢地称东西,一寸一寸地量东西,到头来造成的差误一定很多。我曾经考究过蒙古人的用兵,真是变幻奇特、不可捉摸,他们出兵的途径和方法,都是灵活运用,所向无敌。所以他们的军事谋略比起前人来是最高明的。他们难道曾在标有山川关塞的地图和记载乡里道路的志书上寻求过地利吗?既然如此,那么只知从我的书中寻求地利,恐怕还是刻舟求剑一般的见解吧。我担心象这样一举足一动步可能将会有阻碍的。您还是多多增长、扩大见闻吧,不要过于依赖我的书了。”

有人说:“果真象您说的那样,向导对地利来说就太重要了。倘若如此,那么您的书就可以废弃了吗?”

我说:“怎么可以废弃呢!孙子说不用向导的就不能得到地利。但是没有我的书,也就不可能利用向导。要向南行车的不可以向北驾辕,要向东泛舟的不可以向西划船,这是容易明白的。西北地区有很多山,但未尝没有泥潭沼泽之地,东南地区有很多河湖,但未尝没有险要不平之地。这就是既容易明白又不容易明白的。再说,一根手指挡在眼前,就连泰山也会看不见;没走几步而改变车道,就连方向也会分不清。假如在行军、作战的时候惘惘然拿不定主意,向左走会陷入大沼泽却不知道,向前闯会跌进深谷却不能察觉,这才想抓住过路的人求他做向导,这样的向导还能依赖吗?这是为什么呢?向导是临到事情发生时才用他的,地利却是平时就应该熟悉它的。平时不曾对天下地形优越的地方、各地地势的险易,一一辨明它们的基本情况,记住它们的条理,却想从临时的向导那里取得真实情况,这样的人怎能不被敌人愚弄呢?因此,孙膑只有事先了解马陵地势的险恶,然后才能根据它决定进攻魏国的谋略;韩信只有事先了解井陉关隘的狭隘,然后才能依据它决定打败赵国的计策。不这样的话,连曹操那样的聪明,还会在阳平关惶恐不安;连孔明那样的智慧,还会在于午谷徘徊不前。不懂这个道理,却说可以临时从向导那里求得地利,而不必在平时寻求地利,这难道是通达的议论吗?因此,路有必定要经过的,城有必定要攻打的,这是平时就应该知道的。想从这条路出兵却不径直从这条路出兵的人,才是善于从这条路出兵的人;想攻打这座城却不立即攻打这座城的人,才是善于攻打这座城的人。这是平时虽已知道却不得不临时借助于向导的。要进攻就攻打敌人无法防守的地方,要防守就戍守敌人无法进攻的地方;辨明要害的地方,细察缓急的关键;用兵的特例和正例能在胸中作出决断,胜败存亡可在掌上发生变化,根据地利在什么地方作出衡量比较。这些本来就是大将的职责,而不是可以从向导那里问来的。凡是我该用大部队或小部队,该分兵或合兵,该实或该虚的地方,都已清清楚楚地了解了,然后才可以从向导那里广泛地征求情况,听从他们的可信之言,废弃他们的可疑之词,以便使我地利的作用更加完善,怎么可以徒然使自己的视听受到别人的左右呢?这就是我的书必定不可废弃的原因。

“况且不仅仅是用兵作战这一方面的事。天子对内要安抚各诸侯国,对外要视察四方少数民族政权,地方和中央强弱的分别、边疆和内地位置轻重的形势,是不能不知道的。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国家,举凡边防上的利害之处,军队怎样安排适当,都是不能不知道的。管理各种事务的官府替天子全面治理人民掌握万物,那么财货赋税出自什么地方,军务国政用什么来资助,都是不能不知道的。府守县令等地方官受天子和百姓的寄托,那么各行政区域之间疆界的错综复杂,山林川泽中何处物产丰富何处生长恶物,以及种田、养蚕、水源的功用,民情、风俗如何,都是不能不知道的。至于士农工商之人旅行往来,举凡水路陆路经过的地方、地形的险恶与平坦、何处可以疾行何处需要回避的实际情况,也都是不能不知道的。社会混乱就根据这些来帮助天子制敌取胜,铲除强暴;时代清平就根据这些来治理国家,管理人民:凡此种种,都将从我的书中得到启发。”

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孙子的说法本来就不允当吗?”

我说:“不是的。孙子的话,本来就认为地利是用兵作战的根本,而向导是求得地利的辅助条件。只有先了解地利,然后才能用兵作战。根据地利条件用兵作战,并且又从向导那里取得帮助,这样才能做到行动起来没有不取胜的。大凡我写这部书的目的,也正是特别希望世人能预先了解地利。不是预先了解地利,而是在情况危急的时候用惘然无所适从的人担任天下大事,无异于把国家的重要东西端出来,总有一天会束手无策,把它给与别人。这正是先父悲愤痛心至极,以至于死去的原因。我奉了先父的遗嘱,采访了过去的传闻,搜集了其他的记载,用正史对它们加以证实,逐渐形成一家之言。此书合为十八部,分成一百三十卷。我把它藏在家垫之中,等待今后能了解自己的人。”

《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综观全书有如下特点:

一、选材得当,体裁新颖。《读史方舆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词则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历代州域形势。接着,以114卷之多,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分叙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镇、关隘、驿站等内容。与各地理实体有关的重要史实,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并常在叙述中指出该地理实体得名的原由。随后,以6卷记述“川渎异同”,作为“昭九州之脉络”。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分野”,作天地对应,有“俯察仰观之义”。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以地理为纬;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朝代为目,全书经纬交错,纲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

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当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不仅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

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顾祖禹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对于兵家,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军,加上“乡导”的帮助,“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这正是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地理环境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关系着重记述的初衷。难怪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

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连同“培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

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

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

《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颇受后世称道,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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