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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远

杜重远(18981944),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早年留学日本,1923年回国后在沈阳开设肇新窑业公司,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以记者身份在湘、鄂、川、赣、沪等地活动,鼓动民众抗日救国。曾参与筹办《生活日报》。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后创办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光芒》。1944年遭军阀盛世才杀害。

杜重远(18981943),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早年留学日本。中国实业家,知名抗日爱国人士。《新生周刊》主办人。 [1]

1923年回国后在沈阳开设肇新窑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以记者身份在湘、鄂、川、赣、沪等地活动,鼓动民众抗日救国。曾参与筹办《生活日报》。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后创办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光芒》。1943年遭军阀盛世才杀害。

出生于贫苦农家庭。1905年,入当地私塾读书,学习刻苦。

1911年,考入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其间,参加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191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藏前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专业。

1922年,组织东京留学生进行反帝示威游行。同年春节,被推选为回国代表辗转沈阳、北平(今北京市)、天津等地开展反帝宣传。

1923年春,学成回国,在沈阳北门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

1926年,参与组织反对日本增设领事馆的活动。

1927年,把砖厂改建为瓷器厂,逐渐发展成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家窑业工厂。

1929年,当选为奉天省(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成为东北工商界知名人士。同年,兼任张学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处理对日外交问题。与此同时,还与友人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促进了东北各地抗日运动。

1930年,参加上海全国国货展览会,倡导发展国货,抵制日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遭日本关东军通缉被迫移居北平。同年9月27日,参加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政治部副部长。

不久,到上海,结识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爱国人士。同时,在上海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并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

1931年冬至1932年春,以记者的身份在长江一带和华南、华北等地宣传抗日救亡,讲演60余次,并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许多见闻通讯。上海抗战爆发后,积极支援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

1932年春,与李公朴、胡愈之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次年初,率领救国会宣传队到热河前沿阵地宣传鼓动抗日。

1933年,《生活》周刊被迫停刊后,挺身而出创办《新生》周刊,自任总编辑和总发行人,倡导发动“一场自己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5月,由于《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挑衅,国民党当局竟屈从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勒令《新生》停刊。同年6月,在《新生》周刊行将被反动当局查封的严重时刻,依然撰文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坚定地表示:“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同年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再度开审《新生》周刊案。总编辑杜重远到庭申述刊载《闲话皇帝》一文经过。

法官开庭只问了几句,即退入内室集议宣判;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竟蛮横地闯进内室监视法官集议。在日方压力下,法院当庭宣判杜重远犯"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罪",判一年又两个月,立即送监执行并不得上诉。

杜重远愤怒地疾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旁听群众极为忿懑,高呼"打倒卖国贱"并散发拥护《新生》周刊传单,且用各种硬器向法官及日本人掷去。一时秩序大乱,日本人及法官抱头鼠窜而去。

被反动当局判处一年零二个月徒刑,成为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他被关押到上海漕河泾第二监狱后,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探监。

消息传出,舆论界纷纷指责日方小题大作,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华侨报纸也纷纷表示抗议,痛斥国民政府懦弱妥协。鲁迅也为此向当局提出抗议,鼓舞他继续在狱中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入狱不久,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开始懂得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道理律师吴凯声借助国内外的有利声势,与法庭反复争辩。10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托人带信给杨虎城、张学良,呼吁团结抗日。

1936年春,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压力,将他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同年4月,张学良特到上海探监,两人密谈了促蒋抗日问题。同年8月,杨虎城又借治牙病机会住进虹桥疗养院,与他朝夕相处,共商抗日救国大计。9月,获释后,立即前往西安与张、杨晤谈,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在江西遭到软禁,并被押送到南京,直到蒋介石获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人一起被中国共产党推荐为联合政府负责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冒险奔走于武汉、西北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9月,在《抗战》三日刊上撰文第一个介绍了周恩来的生平并刊载了周恩来、徐向前等人的言论。

1938年,在武汉、香港等地多次会见周恩来,逐步树立起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1939年,被邀请去新疆创办新疆学院任院长。他为此竭尽全力,聘请茅盾,萨空了、张仲实等人任教,还延请赵丹、高滔、于村、王为一等人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并在内地购买了被称为“文化列车”的3卡车书籍。与此同时,他在新疆学院开讲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课,组织“新疆学生暑期工作队”进行抗日宣传,并经常在《反帝战线》上发表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因此遭到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嫉恨。

1940年,被软禁在家。次年5月18日,盛世才先捏造“汉奸”、“托派”的罪名将他逮捕,后又施以30多种酷刑,逼其承认是“苏联间谍”、“秘密共产党员”。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1944年6月,盛世才派人在食物中放毒,使他肠肺烂穿,大量呕血便血,然后,又令人给他注射两支烈性毒针,将其运至东花园数丈高墙上,再从墙头推下杀害,并毁尸灭迹。全国解放后,中共中央曾专门派出考察团到新疆寻找其遗骨,没有找到。

1986年,其著述结集为《杜重远文集》出版。

杜重远(1897~1943)吉林怀德人。早年留学日本,14岁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附中。21岁任小学教员。1917年以官费生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窑业。1923年夏回国,集资在奉天兴办启新窑业公司。1927年3月,由于扩建占用资金过多,几乎无法周转,面见张学良,张认为他是爱国能干的实业家,拨款12万元作为个人股本。1929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获免征营业税五年的优惠,开办子弟学校。1927年被举为奉天商会的副会长,成功地领导一场商民反捐税斗争,又组织商民反对日本擅自在临江设领事分馆,取得胜利。1929年,改任奉天工会会长,兼司令长官公署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民众救国会执委会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长。他“经历亡国的痛苦向全国民众呼号呐喊的权利和必要”,成为《生活》周刊的主要撰稿人。韬奋赞扬他的作品“感人特别的深,使读者得到的益处特别的厚”。上海成立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他当选常务董事,该会在多处城市组织国货公司,推动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1933年2月,京津沪爱国人士组成东北热河后援促进会,他是领导人之一。他带领学生宣传队30人和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等奔赴前线,他同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王化一分别找汤玉麟、孙殿英、李赞延等东北军将领谈话,提出只有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才是唯一的出路的主张。

他还在江西九江创办光大瓷业公司,任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局长,主动接济东北流亡学生。1933年12月8日,《生活》周刊被查封后,他挺身而出,于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任主编,保留《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他在每期卷首“老实话”专栏撰稿。1935年5月4日,《新生》刊载《闲话皇帝》的文章,其中提到的日本天皇是位生物学家,如果不作傀儡皇帝,必能在生物方面有很多成就。这样一篇文章,日本帝国主义竟挑起事端,指使上海的日本浪人抗议,捣毁商店橱窗,要求上海市市长查封《新生》周刊,严惩作者和编者。在江西的杜重远赶来上海,一面劝说作者暂避,一面准备出庭和国民党当局斗。法庭上虽经著名律师沈钧儒的义正词严的辩护,仍然以所谓触犯“敦促邦交,侮辱友邦元首”的罪名,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入狱后,每天到监狱慰问的工人、学生、文化界人士、实业家、东北军将士,络绎不绝。1936年10月,在全国舆论压力下,被提前释放。出狱后即赴西安张学良处。抗战爆发后,接受盛世才的邀请赴新疆,1939年1月任新疆学院院长。1941年5月8日被捕,被诬以“汉奸”、“阴谋暴动”的罪名,长期关押。经各方营救无效,于1943年9月一个晚上被秘密杀害。遗著有《杜重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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