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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纲

黄维纲(18971943),字震三,号雨辰,河南项城人。国民党中将,抗日将领。曾在西北军任排、连、营、团、旅长,第2集团军训练总监部步兵监,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第二方面军总部参谋处处长。中原大战之后,随部受编,先后任29军38师223团团长,长城抗战时期任112旅旅长至1937年8月。七七事变之后,38师扩编为59军,任59军38师师长,张自忠将军牺牲后继任59军军长。1943年8月3日,病逝于湖北南漳抗日前线,终年46岁。国民政府明令褒奖,追赠陆军中将。

黄维纲曾获“青天白日勋章”、“四等宝鼎勋章”、“三等宝鼎勋章”、“四等云麾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华胄荣誉奖章”等。

黄维纲,1897年出生于河南省项城。相传范营黄氏祖先是明代皇室后裔,明末甲申之变时逃避战祸到河南,随母姓易姓为黄。因为这一层关系,黄家虽然诗书相传,但清一代却鲜有科举入仕者。传说不一定没有来源,但往往可以从现实中找出折射。黄维纲的父亲黄恪济是位私塾先生,吃这一行饭的人若没有功名,不免有些难堪,找出些理由来解释,也属正常。此外,黄家严令后世子女不得与「朱」姓联姻。黄恪济娶妻王氏,育有黄维纲、黄萍兄妹二人。 [1]

清末废除科举,黄维纲不再继承父辈道路,而是进了项城县立小学堂。清末甲午、庚子诸役,对朝廷与庶民均有极大刺激,朝廷方面筹建新式陆军,青年中也掀起从军兴国的热潮。1911年12月,黄维纲考入开封陆军小学堂第六期,1915年升入清河第一陆军预备学校第三期,1917年初从预备学校毕业,下部队入伍训练半年后,1917年秋,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编在步兵科第16连。1917年秋入学的这批保定军校生由留级生及因各种原因该上却未上成军校的学生组成,共计191人。最为集中的一批是福建籍参加北伐的学生,这批学生原本应上第三期,其中毕业于骑兵科的陈长捷,担任过忻口战役中路总指挥。其次这批学员中河南籍学生居多,这其中原因有如下说法:

保定军校第7期闽、豫之外的学生多是留级、辍学、复课生,所以人数特少。黄维纲属该期毕业,有可能属于下述情况:一、武昌第2陆军预备学校于1914年停办,致使本应送入该校的部分陆小学生没有出路了,多数省份都转入本省军校,只有河南、福建两省陆小经商议后转入清河第1预备学校第3期,单成一队,为满足学时延后毕业,没和其他第3期学生一样进入保定军校第6期,而是进了第7期,所以第7期多数是河南人和福建人。另有一说是保定六期因编入模范团人员,河南籍学生太多,于是让预备学校的河南籍学生延后一期入学。二、黄维纲这一批人本身就是模范团最后一批转入保定的成员;或者是预备学校准备拨入模范团的,因模范团解散单独去了第7期。

从边防军到西北军

1919年8月,黄维纲从保定军校毕业。其时,段祺瑞于1918年筹备建立的参战军(后改名边防军),已有三师一独立团,规模超5万人。初创起就为皖系所掌控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自参战军成立之后,五期至七期的毕业生几乎全部为皖系囊括。在这种背景下,黄维纲被分至边防军先后任教官、参谋。

1920年7月,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而段祺瑞组建的边防军以及徐树铮组建的西北边防军也随着皖系的失败被遣散、收编。按当时的资料记载,士兵大多被资遣回乡,而军官会有部分回陆军部听候分配。此刻军校生的优势显现,他们通过师生、学长、乡党、袍泽关系及自身的声名,很快找到栖身之处。1922年,直奉战后,冯玉祥驱逐赵倜任河南总督,黄维纲于该年投身冯军任连长。 [2]

1924年,冯玉祥部经过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扩充为国民军第一军之后,黄维纲升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第一营营长。北京政变后被皖奉窃取胜利果实。冯玉祥之后曾三次辞职,并索居天台山,以消极态度争取权益。后段祺瑞为稳住冯玉祥,把京兆和绥远划归国民军地盘,并在1924年年底将国民军事改称“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黄维纲此时任第一师师长鹿钟麟第一旅旅长韩复榘第二团团长丁汉民营长。 [3]

天津战役之后,1925年底,国民一军达十五万人,韩复榘任陆军第一师师长,第三混成旅旅长丁汉民,第七团团长黄维纲。五原誓师之后,1926年底,国民联军仿效苏军军制,新实行“三三制”,即一军辖三师,一师辖三旅,一旅辖三营,取消团一级编制。韩师改为“路”,相当于军级单位,原来的旅长变成师长,团长变旅长,所有团以上军官都官师一级。所以在冯先生日记里,1927年初称黄为旅长。一直到1927年6月,国民革命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易“路”为“军”,黄维纲应依然在韩复榘的第六军任旅长。 [3]

参与北伐

五原誓师之后,冯军按计划先援长安、而后出潼关,会师郑州。此间,黄维纲随韩部北伐,先后经历豫东、豫北大战。1927年11月到12月间,冯决定对敌各个击破,分路迎敌。24日起,转守为攻,即调韩复榘部仍开兰封附近,与石友三部合为中路,以韩为总指挥,迎敌之中路;另以鹿钟麟为右路总指挥,迎敌之左路;以孙良诚为左路总指挥,迎敌之右路。议定.先歼敌中路,并以大军向徐州进攻。兰封附近第二次大战又开始了。

12月3日,韩部挥师东下占领徐州车站。33集团军报“七七周报特刊”提到黄维纲参加北伐战争,转战苏鲁豫冀,勇略冠时,徐州之役以一旅破直鲁军万众,臂部被创...”。成为十七名团长上负伤干部之一,得到冯玉祥的通电表彰。

中原大战

冯玉祥平定河南后,于1928年3月在洛阳设立第2集团军训练总监部,由石敬亭任总监,黄维纲调任步兵监,担负步兵训练之任务。其后的1929年,据董升堂回忆,其任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副处长一职时,处长即为黄维纲。1930年3月,冯玉祥与阎锡山达成反蒋协议,重回西北军。黄维纲升任第二方面军总部参谋处处长,中原大战期间,黄维纲应总参谋长秦德纯要求,及时提供作战相关资料,很是得秦赏识。

有两位当事人回忆中原大战时提到过黄维纲。一是服务于阎锡山部队的张樾亭,他回忆到“我到车站见着冯的参谋处长黄维纲,我俩同学相知,彼此闲谈,黄对这次会议进一步规定部署,曾向冯指出晋军以主力用于津浦线,一部用于陇海线担任正面,似有包打徐州抢占南京之意。冯表示恐怕他包不下来,到那时再看我们的”。二是时任张自忠部副旅长的李九思,他去郑州找冯玉祥要补充兵源,“冯玉祥批准由过之纲新兵师拨一团人,过不给,又经过司令部黄维纲处长打电话联系,过才拨给一个团”。前一件事可以看出黄维纲的军事眼光,后一件事则展示了协调手腕。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联军败局已定。冯玉祥令联军西退郑州外围,准备最后决战。此时,过之纲军长送大量新兵到郑州补充各部,秦德纯向冯玉祥推荐黄维纲带兵官,冯任黄为刘骥三十军第一师(师长童振玉)补充旅少将旅长,重得带兵机会。1930年10月25日,潼关失守,杨虎城部陕军直趋西安。至此,冯玉祥西北军难回西北。豫北的孙连仲见回陕无望,通过韩复榘的关系接受中央第二十六路军番号,率董振堂等部远走山东。仅张自忠、刘骥、刘汝明等少数部队不降蒋,撤退到晋南,黄维纲的一旅残兵也在其中。

张学良入关后,收编反蒋联军残部为东北边防军。张自忠为保西北军血脉,联系驻晋西北军各部共同受编,几经周折,成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推举宋哲元任军长,于1931年1月16日通电就职。黄维纲一旅原有约三千人,逃亡离散不少,剩下的官兵编为一个团,番号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第2师(师长张自忠)第4旅(旅长童玉振)第2团。西北军已经沦落为杂牌部队,黄维纲又是败军之将,有个团长职务已经不错。当初黄维纲拨给张自忠一个团补充队伍,如今张还了他一个团长,看上去似乎是一种交易。然而张自忠深知有完整军事修养的军校生对一支部队的作用,对黄维纲颇为倚重。后面我们可以看到,黄维纲很快超越张自忠的那些旧部,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以及职务上的接班人。

不久,东北边防军第3军改番号为陆军第29军,所属师、旅、团番号随之更改,黄团变为第223团,隶属第38师第 112旅,驻山西娘子关、平定一带,1932年石友三之变后,宋哲元拥护张学良的行为得到回报。张学良给了29军察哈尔省的地盘,黄维纲部移驻察哈尔张家口、蔚县、阳原一带。1932年年底,黄维纲易为38师112旅旅长,辖彭国政223团、董升堂224团和刘振三225团,113旅旅长仍为佟泽光,辖李九思226团、宁殿武227团和祁光远228团。

长城抗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举国悲愤,29军上下也是群情激昂,通电请缨抗日,提出“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进窥热河。张学良决心抵抗,向冀热边区增派部队,二十九军奉命向冀东的三河、蓟县和宝坻地区集结。

1933年3月初,热河日军铃木服部两旅团1万余人,由平泉向喜峰口进犯,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3月9日午后,赵登禹率一O九旅抵达喜峰口。日军亦源源增兵,双方展开激烈遭遇战。当天,38师奉命驰援喜峰口。10日,113旅在撒河桥至滦阳城一线集结待命。3月11日,调112旅进驻撒河桥。12日,黄维纲接到电令后即赴三屯营与冯、张会晤,两师长任他为滦河右岸等阵地的防守司令。此时,112旅辖刘振三225团、223团只有张宗衡一营参战,其余作为冯玉祥的卫队留在张家口保卫冯的安全。自3月初至4月初的一个月中,112旅为喜峰口战场的总预备队,负责构筑滦河两岸的防御工事,没有参加喜峰口和罗文峪之战。 [4]

4月4日,二十九军做了一次阵地调整,黄维纲为第二防区司令,指挥刘振三之二二五团及赵旅刘景山之二一八团防守滦河西岸以撒河桥为中心的一段主阵地,张宗衡营归佟泽光指挥,已在河东警戒阵地。4月7日,喜峰口正面日军大部步兵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老婆山、孩儿岭一带佟泽光旅阵地猛冲,激战终日。后由109、112旅各一部向敌两侧绕攻,到半夜12点,日军溃退。

4月10日,冯、张二师长又下令于11日晚进行了部队调整,黄维纲112旅225团与佟泽光旅226团换防,黄与佟交换指挥位置。4月12日,日军先后派一个旅团约5000千人进攻黄旅所在的警戒阵地。晨6时,敌以山野炮十余门,由二道坡子集中炮火向孩儿岭松树胡同一带刘振三团杜国邦营阵地猛烈轰击,之后以敌飞机掩护3000余步兵冲锋,先攻占了孩儿岭前哨阵地,继向松树胡同一线阵地冲击。刘振三令唐营长率预备队增援,血战数小时,肉搏五六次,但未能挽回颓势,至午时,敌攻占了松树胡同一线阵地,复向滦阳城二线阵地进攻。张自忠令佟泽光旅增援,李九思团长率九连步兵向敌冲击,敌暂时后退。午后2时,敌复增加2000余人,向该阵地左翼猛攻,该地官兵拼死抵抗,血战数小时,肉博冲杀,互为进退不下十余次。战至下午5时后,双方形成对峙。 [5]

在此次战役中,黄维纲在第一线督战,不准部队后退一步,并派人烧掉换防时搭建的临时桥梁,以示决不撤退、血战到底的决心。是日我伤亡官长35员、士兵五六百名,营长杜国邦重伤,二二五团三营九连自连长王云楼以下全部牺牲。敌因系仰攻,伤亡也众。

虽有喜峰口、古北口等精彩片段,但因长城抗战最终以失败告终,《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因此,在长城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向抗日将领颁发勋章的想法。直到1935年华北局势微妙,国民政府为稳定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驻军,特颁发当年的参战者宋哲元等四十九位各级军官以青天白日勋章,黄维纲也在其列。其后有不少人撰文称黄维纲曾获两枚青天白日勋章,其实为误解,青天白日勋章没有颁给一人两枚之说。引起误解的原因概是黄维纲曾遗失青天白日勋章,成为补办勋章的第一人。那被流传的“第二枚”青天白日勋章应该就是补办的那一枚。

龙门所拒敌

1935年1月初,日军派飞机向112旅驻地(赤城、龙门所)频繁侦察,并投掷炸弹威胁。同时,日军热河驻军司令森一朗向黄维纲旅长提出警告:要求所部撤出龙门所,遭黄严词拒绝,1月16日,日军组成2000多人的步骑炮联合作战队,向龙门所阵地发动进攻,多次树云梯爬城头,并派飞机配合作战,均被击退。黄维纲部以劣势武器对日军优良装备,扼守长城,激战3天,歼故800余人,后日军借口“误会”,缩回原防地。

天津战役

1936年春,张自忠天津市长。一一二旅驻小站、大沽。七七事变之后,7月25日,第38师师长张自忠赴北平与日本人谈判,天津军政事务遂由李文田主要负责。27日上午10时,李文田召集在津的主要军政负责人开会。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第38师副师长兼市警察局局长李文田、第112旅旅长黄维纲、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第38师手枪团团长祁光远、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天津保安总队队长宁殿武以及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等七人,因此史称“七人会议”。

会议于1937年7月27日晚10点结束。决定一是趁日军兵力不足,主动出击,攻击时间定在29日凌晨2时。二是选举李文田为天津各部队临时总指挥,刘家鸾为副指挥,统一指挥第38师和地方保安部队.三是对参战兵力作出部署,保安队第一中队攻取东车站(今天津站),由宁殿武指挥;手枪团、保安队第三中队及独立第26旅一个营攻击海光寺日本兵营,由祁光远指挥;独立第26旅及保安队第二中队攻击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和东局子日本飞机场,由李致远指挥;武装警察负责各战场交通指引和疏导;驻地离津较远的黄维纲旅作为总预备队。四是发动攻击的同时向全国发布抗日通电,电文称“日人日日运兵,处处挑衅”,“我方为国家民族图生存,当即分别应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日,义无反顾”。天津《益世报》7月29日发表了通电全文。

据当时任一一二旅二二四团团长的张宗衡回忆。28日晚,二二四团驻卤水沽的第三营奉命已开到天津作战。驻葛沽的第一营派兵一排渡河到军粮城.破坏了北宁路的铁轨,阻断了日本的交通运输。29日凌晨,天津战役打响。凌晨3时,海河河面的日本海军舰艇和海河堤岸20多门大炮,突然向守卫在大沽口的黄维纲旅阵地轰击,并猛轰大沽炮台、造船厂。随后,敌登陆艇10余艘强渡海河,企图登陆攻占大沽口镇。一一二旅官兵奋起还击。日军的炮击一直持续到下午天津战役结束,作为总预备队的112旅也因此未能进城支援。

7月30日,112旅各部到达小站集中。7月31日在小站休息。8月沿北碱河经过马厂到大城布防。

8月初,日寇分水旱两路向小站进攻。一路由马厂减河逆水而上,从东进攻小站。一路乘汽车,从北直扑小站。因小站无险可守,黄维纲接到情报后,将部队西撤八里,至西小站隐蔽待敌。午夜时分,黄维纲旅突然回师,挟带小站百姓捐献的门板搭上濠沟,挥刀冲杀进小营盘,将驻所在小站镇的日寇五十多人全部歼灭。其后部队撤转至山东东阿、平阴附近。此时,三十八师奉命扩编为59军,黄维纲遂升任38师师长,不久在驰援石家庄作战中,他率部队西行至河北省广平县与邯郸东进的日军遭遇,黄即令部队迅速展开,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歼其400余人,缴获大批战品,日军狼狈回窜。1938年2月,日军为了打通津浦线,企图南北夹击徐州,当时淮南明光、池州、定远等地相继失守,日军又强渡淮河,河北之小蚌埠、曹老集亦为其所陷。38师奉命增援淮北,部队行至固镇与北犯日军相遇,黄维纲部迅速向日军猛烈攻击,并乘胜克复曹老集、小蚌埠,迫日军退回河南。

血战临沂、潢川

3月上旬,日军板垣师团围攻临沂,战况吃紧,38师驰援前线,一昼夜急行军180华里,于3月12日到达临沂城郊。为捕捉战机,38师未加休息,即于当晚强渡沂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板垣师团背侧,避其优势装备之长,采用夜战、近战的战术,在佛房头、沙岭子、独树头、大小太平、许家太平、陈家太平等6处,突入敌人阵地,血肉相搏,一夜歼敌2000余人,日军遂放弃攻城。3月13日、14日,双方在沂河两岸反复冲杀,犬牙交错,战况激烈,在3天激战中,毙敌5000余人。38师中的排、连长因阵亡几乎换了一遍,营长以上亦牺牲不少。3月15日,黄维纲亲临前线,入夜,赤背指挥战斗,鏖战至16日子夜二时,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再无抵抗能力,遗尸千余具,仓惶向临沂北50华里的汤头溃退。中国作战军队,乘胜追击到董官屯、白塔、鲁村与汤头之敌对峙。3月19日,38师奉命进驻费县。汤头溃敌在得到板本旅团增援后,又卷土重来,向临沂再次进攻。3月25日,38师转马又回援临沂。在临沂城西北部,向敌侧背发动攻击,日军亦全力反扑。38师在毫无凭借的情况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虽伤亡相继,但士气旺盛,无不勇往直前,以血肉相拼搏,激战到3月31日,敌终不能支,向北溃退。前后两次临沂战斗,歼板垣师团和板本旅团过半,使其不能前进,为以后台儿庄大捷打下了基础。此两战役,黄维纲所率的38师(辖三个旅),每战都首当其冲,牺牲较重,战前全师15000人,战斗结束剩下不足3000人。

1938年9月,38师转移到河南信阳一带整补。此时,日军分五路进犯武汉,图宜昌。其中一路由安徽合肥、六安犯河南潢川、固始、商城,38师奉调开赴潢川阻击西进之敌。该师112旅在潢川东春河集与日军遭遇,经迎头痛击,将敌扼止在潢川以东地区。此时,38师在左、180师在右,从宴家河起至淮河止,沿潢水左岸布阵,阻击日军前进,使其多次进攻均不得逞。9月底,武汉失守。38师奉命由孝感、花园、安陆向京山、天门转进。

随枣会战、南阳大捷

1940年5月,在随枣会战中,由黄琪翔部(第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第三十集团军)、张自忠部(第三十三集团军),分别担任正面和左右翼作战。汤部为保实力,在战争打响后,不战而退。枣阳暴露敌前,张自忠所率的74师及手枪营和骑兵一部,5月16日遭日军包围,在激战中,因众寡悬殊,张为国捐躯。5月17日,38师便衣队路遇张自忠副官马孝堂,得知张已牺牲后,黄维纲即派便衣队持短枪找回张自忠遗体。

1940年5月22日,冯治安继总司令,对五十九军将领进行安抚,上报李文田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张克侠为参谋长,黄维纲继五十九军军长。在湖北荆门县安家集召集五十九军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时,黄维纲说:总司令为国家、为民族英英勇牺牲了,我们应按照总司令的意志在抗击倭寇战争中继续做贡献,要为总司令报仇,加紧整顿部队,准备与日寇再拼。7月,收复枣阳。此次随、枣战役,历时30余日,日军遗尸5000余具,马匹器械无算。日军企图占领随、枣、襄、樊、南阳的企图破灭。

1940年8月在河南邓县桑庄整训,五十九军为五战区预备队,归孙连仲总司令指挥。1940年9月黄维纲率部参与宜昌反攻。1941年黄维纲率59军参与豫南鄂北会战。8月,日军约一个旅团的兵力从花园地区向唐河、南阳进攻,五十九军奉命在南阳以北地区阻击敌人,经一昼夜的激战取得南阳大捷。

自“七七”事变抗战以来,黄维纲军长追随张自忠将军转战南北,很少离开部队,以致积劳致疾,生活不能自理,一九四二年,上级派专机将他接到重庆就医,冯玉祥将军闻知后,经常携带食品至医院探望,可见其对黄维纲将军的器重。据张克侠日记记载,1943年6月23日接六战区通知,军委会将在恩施召开鄂西会战检讨会,要求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参加,冯治安、黄维纲均称病缺席,由张克侠等代为参加。7月3日,蒋召见克侠,“蒋问冯总司令及黄军长来时有何话讲,当告之他们以此次未能达成任务,今后当切实检点,努力去做。又问到病况,对黄的病,表示如需药品,彼当供给......”。此说明黄的病早惊动了最高统帅。 [6]

待病稍愈黄维纲又继续到前线参与军事训练和战斗,直至病情加重,突然高热昏迷,经抢救无效,不幸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三日病逝于湖北南漳抗战前线安家集金华寺防地,时年仅四十六岁。据三十三集团军报七七周报特刊记载“吴迪吉参谋长等电告黄军长病逝经过:密总司令冯冬酉电计达,职军黄军长前周曾患感冒,本日感染恶性疟疾,……入夜八时,体温升至41度半,九时至41度8,十时突起臆,症状呕吐、呼吸困难、脉搏散乱,延至十一时二十五分逝世。”

将军遗体经武镇、宜城、襄樊、老河口至邓县暂厝,当时受到沿途驻军及地方各界路祭,在老河口受到战区参谋长徐贻代表长官李宗仁的路祭。当时黄将军身无长子,仅幼儿两岁,当时任59军军医,同时也是黄维纲同乡的黄维铨随灵护柩并沿途致谢。是年冬,归葬于河南项城原籍。随殓有日军战刀一把,经他批注的孙子兵法一部,冯祥将军所赠金笔、手表各一支。当时国民政府曾予以褒扬晋级为陆军中将,并将其生平事迹广为彰扬。 [6]

1935年因长城抗战功绩获“青天白日勋章”。1938年因临沂之战获华胄荣誉奖章。1940年5月,获“三等宝鼎勋章”。

此外,还获“四等宝鼎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四等云麾勋章”

1943年病逝,重庆国民党政府明令褒奖,追晋陆军中将。 [7-9]

附:国民政府褒扬令
  (民国卅三年一月卅一日府字第三四四号)
  陆军第五十九军军长黄维纲,秉性忠贞,优娴战略,北伐之役转战南北,懋着勋劳,参加长城、临沂、潢川、随枣、襄河诸战役,无不身先士卒,所向有功,乃以积劳致疾,殁于防次,良深悼惜,应予明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彰忠荩,而励来兹。此令。

陆军第五十九军中将军长黄维纲生平事迹
  黄军长维纲,字震三,河南项城槐店人,民国前十五年生,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及庐山中训团毕业,经营、团、参谋长、旅长、师长等职。
  该员自北伐以来转战南北,艰苦备尝,廿二年长城抗日,廿七年临沂战役,卅年南阳战役,以及随枣、襄西诸战役,无不浴血奋斗,其坚苦卓绝精神,始终如一,故所向有功,民国廿七、八、九三年中,母、子、妻三人相继死亡,该军长因大敌当前,迄未离军一视,其效忠国家,不肯以私废公,多如此类。
  迄今抗战六载,该军长因操劳过度,致患两腿不仁,赴渝疗养,曾蒙 领袖特加优遇,尤为感奋,惟该军长责任心重,病未全痊愈,即回防抗敌,以致体气日虚,病魔易扰,后患脑膜炎症,竟于卅二年八月三日在湖北安家集防次逝世,临危之际,优犹报国之志未申,领袖之恩未竟为恨。
  该军长平素廉洁自持,毫无积蓄,现有继娶遗孀,子一甫两龄,女四,情极可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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