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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汉族,原名,改名,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曾用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 [1]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 [2] ,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

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以字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故于上海。1917年移柩长沙,同年4月15日,受民国元老尊以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著作有《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刊行。

同治十三年(1874年)10月25日,黄兴在长沙市郊的一个地主家庭诞生,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黄兴幼年时思想受湖南的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 [3] 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 [4] 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毕业于武汉两湖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0多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是年五月(1902年6月),黄兴抵东京。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同年12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宣传“排满”的民族主义。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 [5]

黄兴民主革命思想的产生,与孙中山、宋教仁等人有很大的不同。孙中山是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最终逐渐从改良走上革命道路;宋教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漳江书院进入新式的武昌文普通学堂后,逐渐走向革命道路的。而黄兴走的是一条秀才造反的曲折道路,同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思想也经历从改良到革命的过程。黄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名门望族,宗族中世代都有出仕为官者。到了清朝,黄兴的远祖传下遗训:永不出仕清朝。但大多数成员仍是饱学鸿儒。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黄兴早年曾系统地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到1896年,黄兴在城南书院求学期间更是顺利通过县、府、院试,考中秀才。但黄兴本人对功名并不热心,当时,黄兴去应考秀才前,他的亲友要置酒预贺,黄兴当即表示,读书是要求真学问的,而应试仅仅是因为母命不可违。这一时期的黄兴,虽然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也对科举制度不满,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喜好军事,课余曾请日本军官讲授军事课程,每天清晨必练习骑马、射击,为日后领导武装起义准备了条件。 [6]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黄兴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 [7] 同年回国。黄兴回国后,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同年11月4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随后联络会党,仪定于次年秋乘慈禧过70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义。事泄,黄兴逃亡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大力支持孙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随后即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 [8]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 [9] 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得到与会者赞同。黄兴被选为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黄兴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同盟会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成立,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武装起义,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并从中选拔一些坚定分子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丈夫团”,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同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进行策反,发展官佐多人参加同盟会。因郭人漳犹豫不定,黄兴于次年秋返回日本。即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划起义。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 [10] 指出革命之目的决不是单纯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国,争取民权。这里所说的“国民主义”,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刘道一抵长沙后,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秘密开会,传达黄兴的意见。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全局,蔡绍南等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者在颁发的檄文中,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起义虽然失败,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河内,先后参与或指挥了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都遭失败。

宣统元年(1909年)秋,受孙中山委派,到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宣统二年(1910年)11月13日,黄兴赴槟榔屿,出席孙中山召开的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宣统三年(1911年)1月18日,黄兴返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商定成立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4月23日,黄兴致绝笔书于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11] 是日晚,由香港乘轮船潜入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由于几经周折,起义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遂将进攻计划由原定十路改为四路。他自己担任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指挥工作。4月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林觉民、方声洞等敢死队100余人攻打总督衙门,其余三路未见行动。攻入总督衙门后,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跑,遂放火烧了总督衙门。起义军撤出时,遭到巡防营的堵击,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但他忍住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清军渐渐合围,黄兴遂下令分三路突围,自己带领一路奋勇冲杀,且战且走。在突围中,队伍散乱,只剩下黄兴一人。他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广州起义失败。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黄兴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勇敢无畏,身先士卒,在国内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被谭人凤等人劝阻。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黄兴支持他们的计划,并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 [12] 这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爆发起义。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于28日赶到武汉,作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率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二十余日。黄兴由上海到汉口,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为黄兴举行隆重的登坛拜将仪式。就任战时总司令,亲赴前线指挥保卫汉阳、反攻汉口的战斗。在阳夏之役中,与清军激战相持一月,备极艰辛,攻绩卓著,为各省独立赢得了宝贵时间。汉阳失陷后,黄兴辞职赴沪,策划北伐,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在武昌起义中黄兴督战武汉,为保卫革命胜利作了重大贡献。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1日,黄兴由武昌返抵上海。次日,江浙联军即攻下南京。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因黎元洪反对,于是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12月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向众人解释:“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 [13] ”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民国元年(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重新组阁。南方各省和许多团体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任黄兴为陆军总长。但袁世凯不愿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命其亲信段祺瑞任此职,另任黄兴为无实权的参谋总长。黄兴辞不就任。袁世凯随后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6月30日,参加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发表政见,说民国成立已半年,而一切未能就绪,“其原因在于政党未能成立”,强调要贯彻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8月,同盟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任理事。袁世凯为了麻痹和笼络革命党人,于当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9月11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黄兴一时受袁世凯的蒙蔽,对袁深表信任,声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 [14] 12月,接受袁世凯委任之川汉铁路督办职务,不久又辞。

1912年8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 [15] 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这使他对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 [16]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以南方各省内部不统一,军队力薄,对讨袁缺乏信心,主张法律解决。7月,孙中山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4日,黄兴由上海至南京,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兴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讨袁战争开始后,南京方面,由于一部分军队被袁氏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作为基本队伍的第八师又因拨出两个团,仅剩2000人左右;其他部队大都未经训练,战斗力薄弱。7月22日,徐州失守。25日,江西湖口被袁军占领,李烈钧败退。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而南京讨袁军的后方湖南军械库又被袁世凯的奸细纵火焚毁,饷械不支,声援断绝。黄兴见大势已去,只得于29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流亡日本。随后,安徽方面也因内部意见不一,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走。福建、湖南、四川又相继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黄兴与国民党许多骨干分子再次流亡日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国民党人也陆续来到东京。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宋教仁案发生后,即应兴师讨袁,但党人多不听从他的指挥,坐失良机,致使袁世凯得到了“大借款”,可以从容布置,因此对黄兴颇多责难 [17] 。对于“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黄兴认为:“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 [18]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时按指印,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命令。黄兴同孙组党意见不合,拒绝加入。1914年7月抵达美国。秋,黄兴还发起抵制袁世凯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运动,对于美国政府中止与袁世凯的代表接洽借款条件,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还在美国展开筹款工作,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写道:“关于此间筹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当尽力为之,冀为公等之助。华侨筹款已经发起,当嘱其随集随汇。 [19]

1915年,袁世凯称帝,9月底,蔡锷派专人送封密信给黄兴,信中谈及国内形势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黄兴接信后,立即命儿子黄一欧和秘书石陶钧先后离美回国,参加讨袁护国运动。在黄兴所派的石陶钧、张孝准等协助下,蔡锷从天津经日本、上海、香港秘密到达昆明,组织和领导了云南护国战争。为了扩大讨袁战线,黄兴于云南起义前夕,写信给不甘附逆的社会名流,如张謇、汤寿潜、唐绍仪等,以及可争取的地方将领,如广西的陆荣廷,动员他们反对袁世凯称帝。 [20]

1916年1月,黄兴电促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云南护国军;又密令刘揆一、居正等联合北方同志,“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 [21] 护国战争进展顺利,袁军溃不成军,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先后宣布独立。此后,黄兴多方奔走,并不断为此事与孙中山电商。至5月底,日方允借500万日元。袁世凯死后回国。

于1916年7月回到上海,同孙中山恢复了往日的亲密关系。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而奔波,积劳成疾,1916年10月10日,黄兴因胃出血入院,10月31日,最终因食道与胃静脉屈张破裂出血(肝门静脉高压所致;根据其死前多次大量吐血以及肝肿大所推测,为肝硬化常见之并发症)在上海去世,时年仅42岁。孙中山亲自主持治丧活动。次年4月15日国葬黄兴于长沙岳麓山云麓峰下小月亮坪 [2]

组建华兴会

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华兴会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地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推动了内地其他革命团体的建立,为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同盟会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到东京举行建立统一革命团体的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的部分成员和日本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共计70余人。会上,确定新成立团体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议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黄兴在会上发表演说,慷慨陈述革命大义,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者约百余人。黄兴首先在会上宣读章程草案30条,经大会讨论修改后通过。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本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 [9]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黄兴赴越南河内,与孙中山商议策划两广起义。黄兴冒险去钦州,策动郭人漳起义。起义军作战失利,退入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黄兴出走越南河内。同年12月2日,黄兴派同盟会员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进攻镇南关。镇南关起义爆发后,黄兴和孙中山从河内前往指挥。起义军跟清军激战几昼夜后,终以弹药缺乏,援军未到,不能坚守,只得自动放弃,退入越南境内。

光绪三十四年(1 908年)3月27日,黄兴率退入十万大山的会党部众和越南华侨等200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发动了著名的钦廉上思起义。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40多天,大小数十战,先后击败清军1万余,声威大振。 [22] 四月初,因势单力孤,弹尽援绝,黄兴等不得不退返越南。适值云南河口起义爆发,孙中山即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河口起义诸军。黄兴不顾鞍马劳顿,迅即前往河口前线督师。到河口后,因起义军内部指挥不灵,调度不动,便决定重回河内,征集旧部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线。在返回河内途中,被法警截留,遣送出境。河口革命军失去统帅,起义又归于失败。

宣统二年(1910年)1月,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邀请,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2月12日,倪映典等率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清军出城镇压,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失败。孙中山、黄兴并不因历次起义失败而灰心,决定“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 [23]

宣统三年(1911年)4月23日,黄兴致绝笔书于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24] 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最后失败,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

一般认为,孙中山是思想家、先行者,黄兴是实干家。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由黄兴所发动并亲自参与。他出生入死多回,最终积劳成疾而中年逝世,是推翻清朝统治、开创民国的元勋。革命时虽然与孙中山有所分歧,但并未夺权而是甘心居次席,鼎力相助之。由于他的派系人马在北伐后备受忽略,其生前的重大贡献、理念和计划也长期被搁置。直到1990年代,海峡两岸才开始重新重视黄兴的功业。 [25] 黄兴的一生与整个辛亥革命相始终,他以策动和领导武装起义著称于世。众所周知,黄兴青少年时代并未上过专门的军事学校。赴日留学,他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拟“学成回国后充任学堂的师资”。然而,黄兴没有终身从事教育,而是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华兴会预谋在长沙发难,他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爆发,他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组成,他做了陆军总长;及至临时政府取消,还担任过南京留守。这自然是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然。黄兴在担任上述职务过程中,打过不少仗,如何看待他在军事上的成就,如何认识他打过的败仗,则是正确评价黄兴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战役虽然失败了,但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首先,它打击了敌人,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和瓦解。萍浏醴起义爆发,曾引起清廷朝野上下的极大震惊,清政府集中湘、鄂、赣、苏四省兵力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后,他们仍担心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伏匪”“蠢动”,“再起风潮”,“北京官员仍为之战栗不已。” [26] 防城起义发生,两广总督张人骏上奏清廷说:革命军“攻陷防城,戕官焚署,凶焰日张,剿办愈难措手。” [27] 云南河口起义发生,云贵总督锡良惊呼:“匪之来,防不胜防,匪之过,剿无可剿,势成束手,祸已噬脐。” [28] 这一次又一次起义使统治者如坐针毡,穷于应付。

袁世凯在亲信面前曾自信地评比孙中山、黄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29]

蔡锷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30]

章太炎挽联:“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31]

冯自由:“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

胡汉民:“黄兴是个标准的‘湖南骡子’。更隐藏‘老子不信邪’的脾气,其雄健不可一世,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弗逮。先生使人,事无大小,辄日慢慢细细。传闻耳熟是语,以为即先生生奔驰己之格言。” [32]

李书城:“克强总是个最平实的人,做事有功不居,光明磊落,作战身先士卒,爱护袍泽,做人推诚务实,容忍谦恭,受谤不言诠,受害不怨尤,不道人之短,不说己之长。” [33]

章士钊:“吾持以论交之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 [34]

后人评价他的诗词:“苍凉不让陆渭南,雄健不让辛稼轩”;评价他的书法说:“笔力雄健遒劲,气魄宏大。”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同挽刘道一,黄兴《挽道一弟作》诗云:“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据文献记载,刘道一天资聪慧,风流倜傥,精通日语、英语。作为湖南同乡,黄兴对他格外器重,期以“将来外交绝好人物”。待噩耗传至日本,黄兴与其胞兄刘揆一相抱痛哭,乃挥毫泼墨,诗以志哀。此篇直与孙中山的同题挽诗争辉,堪为近代革命诗史上的双璧 [35]

“破碎神州几劫灰,群雄角逐不胜哀。何当一假云中守,拟绝天骄牧马来。”太息家国不幸,呼唤救国雄才。这首绝句作于宣统元年(1909年)初夏,三年后书于绢幅,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方声洞的遗孀王颖。“云中守”指西汉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守、抗击匈奴的名将魏尚。末句犹言“驱除鞑虏”。

《回湘感怀》:“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民国元年(1912年)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黄兴任南京留守,6月辞职,10月25日从上海乘舰返回湖南,适逢三十九岁(虚岁)生日,大江夜航,感而有赋。其时辛亥革命已经完成,虽是袁氏当权,但共和体制毕竟已经建立,黄兴遂有功成身退、归隐家山之志。抵长沙后,受到家乡数万人欢迎。学生集体高歌:“晾秋时节黄花黄,大好英雄返故乡。一手缔造共和国,洞庭衡岳生荣光。”

二次革命失败,孙、黄再度流亡日本。民国三年(1914年),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而黄兴因意见不合,离开日本转往美国,途中作《太平洋舟中诗》:“口吞三峡水,足蹈万方云。茫茫天地阔,何处着吾身?”人生的苍凉感和对国运的忧患感跃然纸上。其前两句系袭用《清稗类钞》所录前清一位落魄者的题壁诗,大抵是借他人卮酒,浇自家块垒。原诗为:“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群。口吞三峡水,脚踏万方云。”

《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刊行。

黄兴一生有过两次婚姻。19岁那年,经父母说合,与廖淡如(18731939)结婚。后于辛亥革命前期,与辛亥革命女杰徐宗汉结婚。徐宗汉,本名佩莹,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907年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1908年,黄兴回广州开展革命活动,亲自领导了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并受伤,在战斗中被流弹打断了两个指头,徐宗汉亲自为他包扎伤口,并为黄兴改装,掩护他到香港治伤。当医生给黄兴动手术时,黄兴身边无一亲人,徐宗汉就假称是黄兴的夫人,在手术证件上签字。黄兴出院后,二人便正式结为夫妇,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 [36]

1906年,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时,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青天白日旗旗的形式不美,并认为与日本太阳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嫌。双方争执不下,孙中山坚持己见,黄兴力争不得,甚至大怒,誓言要脱离同盟会籍。章太炎、刘揆一则从中调解,暂时搁置议案。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1927年,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蒋中正,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时,依孙中山生前遗愿,把国旗更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37]

孙中山与黄兴为建立中华民国的两位最高元勋,常常以“孙黄”并称。清末的重要革命团体和革命活动,多为两人所谋划组织。1905年,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与黄兴所建立的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被推为总理。

1907年,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由,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推辞。最终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再次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黄兴素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其大公无私和忍让顾全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世人的敬重。往后,孙黄在1914年时,针对讨袁的方式时再次有分歧,孙中山认为应该武装反抗,而黄兴认为应该寻求司法,走和平路线。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最后黄兴并未加入孙中山当年7月所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而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在旧金山时他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黄兴回曰:“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黄兴回到中国,并且在江苏响应孙中山,发动起义。1916年10月31日,黄兴积劳成疾而逝世。孙中山闻讯后悲痛欲绝,第二天即发函海内外哀告黄兴逝世的消息。过去讣告多由死者亲属发布,而黄兴逝世的讣告则由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 [25]

众所周知,以黄兴为首的两湖志士一直是维护孙中山领袖地位的。是黄兴,在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上首先提议“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也是黄兴,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迭次掀起倒孙风潮的危难时刻,“弛函劝顾大局”,拒绝受任同盟会总理;还是黄兴,在武昌起义后,谢绝革命党人的推举,迟迟不肯赴南京就任,翘首以待孙中山,使孙回国后顺利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又是黄兴,在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不少人劝他另外组党,并拥戴他为领袖,但他毅然决然地加以拒绝。黄兴就是这样一如既往地捍卫孙中山领袖地位的。当然,在孙、黄之间也有过三次较大的争论,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如果不是黄兴克制自己,作出让步,竭尽全力地维护孙中山领袖地位,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关于筹组中华革命党之争,实质上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发展党务的不同方法之争。黄兴不同意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更不同意党员“服从党魁一人”、“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起矢忠”,将党员按入党时间区分等级的搞法。当时支持黄兴这种想法的“不肯附和”者,所在多有,张继、邓泽如、李烈钧、谭人凤、柏文蔚、胡汉民等人都不同程度地表示过反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尽管黄兴苦口婆心地加以规劝,但并没有使孙中山改变态度,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孙中山劝他“静养两年”、“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的意见,被迫远适欧美,继续从事反袁斗争。后来,陈其美“大肆攻击”黄兴,但他除进行必要的解释之外,采取十分忍让的态度,“听其所为”。黄兴的离日,曾在革命党人内部引起过强烈的反响,日本朋友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人还专为发起“召还黄兴运动”, [38] 表达了他们对这位革命者无比崇敬的感情。

父亲:黄筱村,字翰翔,又名炳昆,晚清秀才。

第一任妻子:廖淡如

第二任妻子:徐宗汉

长子:黄一欧,与廖淡如生,国同盟会会员 [39]

次子:黄一中,与廖淡如生,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参事、内务部统计司司长。

五子:黄一寰,与廖淡如生,后改名黄乃,为遗腹子,日本问题专家,拼音盲文体系创建人,被誉为“中国盲文之父”。

长女:黄振华,与廖淡如生,立法委员。

次女:黄文华,与廖淡如生,生于日本,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丈夫:黄文山。

三女:黄德华,与廖淡如生,丈夫薛君度,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以辛亥革命研究见长。

三子:黄一美,与徐宗汉生,其妻张瑛,张继之长女。

四子:黄一球,与徐宗汉生,其妻程博德,程潜之女。

黄兴墓位于岳麓山云麓峰以北小月亮坪上方,墓坐西向东,由三层近百级石砌台阶步入墓地。麓山寺后,有石级直达。墓坐西向东,由三层近百级石砌台阶步入墓地。墓矗立塔形碑柱,为一整块四棱形乳白色岩石琢成,高约10米,气势雄伟,正面嵌铜制墓碑,上镌“黄公克强之墓”,墓表四周以石基柱围护栏杆,前有拜台、石凳,地面铺以花岗岩,整个墓表占地1186.24平方米,是岳麓山最大陵墓之一 [40] 。墓的右下方,有黄兴墓庐,已加修葺,大厅陈列黄兴生平事迹,供游人瞻仰。院落依山临池。院内有歇山琉璃顶楼房一栋,陈列黄兴生平事迹图片。

黄兴故居位于湖南省长沙县高塘乡杨坨村(今黄兴镇)凉塘。故居建于1864年,占地2.05亩,原为两进两横,左右披厦厢房32间的四合大院,现尚存12间。修葺后的故居,陈列有黄兴故居简介,黄兴生平事迹介绍以及故居示意图等。并恢复陈列了黄兴和父亲黄筱村先生及母亲罗夫人生前居室的原貌和什物摆设。1981年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0月对外开放。黄兴故居为一所泥砖青瓦平房的民居建筑。1981年维修。占地面积约4300平方米。有房屋共12间,包括上堂屋左右正房和下堂屋左右正房及厢房、横屋过堂。砖木结构,坐西朝东。正门有廖承志题书“黄兴故居”门额。门额上端彩绘文房四宝、梅兰竹菊吉祥图案,两端有楹联一副:“蒙庆受福,长乐永康”。上下堂屋之间辟有天井,正厅前有六扇方格木门为屏,后有退屋,双坡屋顶,前栋屋脊正中塑福禄寿三星像。故居前临水塘,后接田垅,左右为邻居,院内多植橘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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