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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奕(唐初学者)

傅奕(555年~639年) 唐初学者。唐相州邺(今河南省安阳市)人。精于天文历数。生前多次表奏废除佛教,均未成功。

傅奕(555年~639年) 唐初学者。唐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唐武德初,拜太史丞,迁太史令。进《刻漏新法》行于时。见于唐初典章制度,多沿隋旧。主张承乱世之后,多有变更。他认为,有隋违天害良,专用严刑酷法。杀戮贤俊,天下百姓同心反抗。今拨乱反正,而官名。律令仍用隋制,伤弓之鸟而惊曲工,天下久苦隋的暴政,不变其旧制不行。只有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改官名,制礼作乐,百姓才能感知盛德。但官名要省,法律须简约。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伦理道德为理论基础,坚决反对佛教。指斥佛教不讲君臣父子之义,对君不忠,对父不孝;游手游食,不从事生产;剃发易服,逃避赋役;剥削百姓,割截国贮;讲妖书邪法,恐吓愚夫,骗取钱物。百姓通识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诈语。乃追既往罪过,虚求将来的幸福。遂使人愚迷,妄求功德,不畏科禁,触犯法律。其身陷刑纲,还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以图免其罪。

人生死寿夭,本取决于自然;刑德威福,皆由君主决定。而佛教徒诈称,贫富贵贱由佛主宰。这是窃人主之权,擅自然之力。佛教肆行,其恶果是“海内勤王 者少,乐私者多”、立于五庭、看膝下、不忠不孝者、聚结连房。故它入家则破家、入国则破国。他还用历史事实揭露佛教危害。指出,五帝三王时、无佛教、则君明臣忠、祚年长久。汉明帝始立佛寺、然只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西晋以前、有严法禁止国人剃发为僧。万勒之后、禁令松弛、因事佛、君主昏庸、臣又奸佞、梁武帝尤足为戒。昔日褒姒一人、迷惑幽王、而能亡国。今十万僧尼、刻绘泥佛、以惑天下、必须禁止。令僧尼自相结为夫妇,生儿育女、十年长养、十年教训、自可富国足兵。四海可免僧尼蚕食之殃、百姓也能知道威福之所在。临终还告戒其子, 《六经》是为名教、宜习之。妖胡之法、勿学也。在佛教盛行唐初,其最先向佛教展开斗争,有助于巩固儒学阵地,发展无神论思想。 其思想对后来韩愈等人反佛有很大影响。

傅奕从小博学,聪敏善辩,谈吐流畅。他素不信佛,轻视僧尼,别人崇拜佛像,他却不以为然,认为“石象为砖瓦之用”。隋文帝开皇年间(581年600年),傅奕在汉王杨谅属下任仪曹。杨谅欲起兵反叛朝廷时,问傅奕:“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诡对曰:“天上东井,黄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杨谅听后很不满意。不久杨谅果然兵败,傅奕虽然幸免死罪,但也被贬到扶风郡任职。

此时李渊任扶风太守,曾以礼相待傅奕。后李渊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师,拜为太史丞。时任太史令的庾俭因其父庾质曾谈论占候,违忤炀帝旨意死于狱中,他以此为鉴戒,并耻以数术进身,遂荐傅奕自代。傅奕迁升太史令后,却屡次排毁庾俭,而庾俭并不怀恨他,人们都赞扬庾俭仁厚而称赞傅奕率直。傅奕还赞助唐高祖设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号,并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颁行于世。

唐初,国制草创,多因袭隋代旧制。傅奕在政治上不因循守旧,认为唐承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更,遂上《请革隋制疏》。疏中他首先叙述了历史不沿旧制的事例:“龙纪、火官,黄帝废之;《咸池》、《六英》,尧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袭汤礼。《易》称‘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时大矣哉’。”他还认为,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已改朝换代,处于拨乱反正之时,官名、律令等仍用隋旧,这正如伤弓之鸟害怕曲木一样,天下百姓久苦隋政刻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极作乐,治定制礼,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时也”。鉴于当时弊政,他还具体地提出两项改革方案:一是裁减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官贵简约,夏后百官,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他主张官多不如官少,精减官员,既可防止十羊九牧,又能减轻国家开支与人民负担。二是减轻刑罚。他在奏疏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卫鞅为秦制法,增凿颠、抽胁、镬烹等六篇,始皇为挟书律,此失于烦,不可不鉴。”刑法越来越烦,隋朝更是“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因此他主张应引以为戒,减轻刑罚。他的这两项建议是符合实际和积极可取的。

当时,有太仆卿张道源也曾建议:“官曹文簿繁总易欺,请减之以钤吏奸。”文牍繁杂是历代封建官府的一大弊病。可是公卿都不想改变现状,反对这一建议,唯独傅奕积极赞成。最终由于“为众沮訾,不得行”。

南北朝以来,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鉴于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年)六月,傅奕上奏《请废佛法表》,请求废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情况,“窃闻八十老父,击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为乐。耕能让畔,路不拾遗。孝子承家,忠臣满国。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俦,相来羽翊。乃有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傅奕认为主要是“当此之时,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在傅奕看来,只有遵从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才能使“天下大治”。这是站在儒家、道家学说的立场上反佛教的。他还列举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盛行的弊病,请求唐高祖“定天门之开阖,更新宝位,通万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为了说服唐高祖,他列举了庖牺氏至汉高祖,历二十九代,四百余君,“但闻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见寺堂铜像,建社宁邦”。因此,他请求将“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自足忠臣,宿卫宗庙。则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为牺皇之民”。傅奕随同《请废佛法表》一起上奏的还有“益国利民”十一条,原文已佚。清人修《全唐文》时,将经书中所引尚存的梗概搜集起来,附载于表后,虽非完篇,仍可窥其一斑。

这十一条摘要如下:一是青壮年僧尼不婚不嫁,以致减损户口。这是“违天地之化,背阴阳之道”,“请僧尼六十以下简令作丁,则兵强农劝”,有利于国计民生。二是西域诸国兵员虽少,“皆得绍其王业,据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国”,今大唐丁壮僧尼二十多万,“其结胡法,足得人心”,应防其不测。三是佛教“广致精舍,甲第当衢,虚费金帛”,请求诸州县“减省寺塔,则民安国治”。并请将寺舍分给“孤老贫民,无宅义士”,规定三万户的州设置一寺,胡僧二人,“草堂土塔,以安经像”,并销毁铜铁像,不得更铸,以保证泉货不再损毁,“益国利人,兴家多福”。四是让僧尼“衣布省斋,则贫人不饥,蚕无横死者”,不让僧尼挥霍浪费。五是禁止僧尼拥有过多的财产,“断僧尼贮则百姓丰满,将士皆富,礼佛不得尊豪,设斋不得富贵”。六是帝王不崇信佛教则“大治、年长”,信佛则“虐政、祚短”。七是建议将周孔之教封送西域,以抵制佛教思想的流传。八是视佛经为邪说,称其为“家鬼”。认为,“佐世治民,惟《孝经》一卷,《老子》二篇,不须广读佛经”。九是“隐(稳)农安近,市廛度中,国富民饶”。十是“帝王受命皆革前政”。十一是“直言忠谏,古来出口,祸及其身”,要君主虚心纳谏。傅奕所上的“益国利民”十一条,大部分是主张限制佛教的发展,同时也表述他的经国治世的政治见解。

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寿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论观点。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权的一方,进一步陈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国家的兴衰治乱统统归之于佛教,显然是有偏向的,因为他只看到了佛教“乱儒教化”的一面,而对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则视而不见。

傅奕的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较多,唯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而中书令萧带头发难,攻击傅奕为妄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但傅奕不畏权势,与萧唇枪舌剑,激烈论争。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对,明概在《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傅奕据理反驳说:“礼本事于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之谓矣!”萧被傅奕批驳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一合双手,喃喃地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排斥佛教呢?于是由傅奕引发的这场争论终李渊一朝不了了之。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博奕的反佛理论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当时唐高祖厌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见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认为傅奕的奏疏颇有道理,于是依从奏疏,事实上,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世俗王权在利用佛教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武德九年(626年),李渊发布《沙汰僧道诏》,虽不像傅奕建议的那样彻底废除佛教,但其整顿、纯洁宗教的想法显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奕反佛建议的回应。李渊说:“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变,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阃阃,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变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萎,有秽嘉苗;类彼瘀泥,混夫清水。”如此混乱与不洁,不进行整顿与淘汰怎么行呢?于是李渊决定:“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这就是李渊对傅奕建议的回答。

在玄武门之变前,傅奕曾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唐高祖把状交给了李世民。平素“虽究阴阳术数之书,而并不之信”的傅奕却诡称天意,显然在宫廷的政争中,他是倾向李世民的。一次唐太宗临朝,曾问傅奕:“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他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

贞观十三年(639年),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 卷、《音义》,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撰写了《高识传》10 卷。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庄之道和周、孔学说。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但他本人并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从不求医服药,任其自然。他为人一向谨慎,“既职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故没留下来任何著作。傅奕作为中国第一个反佛主义者,对后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例如,李德裕主要从国民经济立场上反对崇佛。而从理论上辟佛,建立一套儒家理论体系来与佛教对抗的则为韩愈和李翱。韩愈著《原道》,主张:“人其人(强迫和尚还俗),火其书(烧去佛经),庐其居(改寺院为民房),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又著《原性》,提倡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心性论。李翱(字习之)则著《复性书》,主张性本无善无恶,说:“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欤!”主张恢复本性。虽然导源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实已受了佛家明心见性说的影响。唯心色彩已较韩愈为浓厚。韩愈自己从感情上深恨佛道,不但从理论上辟佛,还从行动上以死谏迎佛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一块佛骨,唐宪宗要把它迎回宫中供奉。韩愈作《谏迎佛骨表》表示反对,提出把视为佛门圣物的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因此而触怒了宪宗,几乎丧命,最后被宪宗贬作潮州刺史。韩愈在反佛的同时又辟道,除《原道》并论二氏(佛、道)外,在所作的《李干墓志铭》文中也极论金丹之害。应该说韩愈的一些主张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论。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李的思想成为宋初道学的根源,开了理学的先河,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后来唐朝更是涌现了一批像吕才、刘禹锡、柳宗元这样反对佛教的唯物论者。

有一个从西域来的和尚,擅长咒术,他念起咒语能让人立即死去,再念咒语又能让人活过来。如此的让人死去活来,轰动了天下,连太宗也感到莫名其妙,就挑选了几个强壮的骑士来实验。结果,还真灵。就把这件事情给傅奕说,傅奕斩钉截铁地说:“这是邪术。我听说邪不压正,您让他来给我念咒语,一定不会成功。”

于是,傅奕和西域高僧咒法大师就在皇帝主持下公开比赛。只见那位高僧念念有辞,再看傅奕是定力深厚,纹丝不动。过了不久,只听“咕咚”一声,再看,有人倒地。众人仔细瞧看,倒地的竟然是那位高僧。他身体僵硬,好象他是被外物击倒,一直不再复苏。原来他是害怕自己的把戏被揭穿,故意装死躺下。

从印度来了个婆罗门僧,说自己手里拿的东西非同一般,是佛齿,至坚至硬,所击之处,无物可挡。长安的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一时间婆罗门僧这里门庭若市。当时,傅奕正卧病在床,但强烈的打假斗志和高度的责任心不容自己坐视不管,就叫自己的儿子来,给孩子说:“我听说有一种东西叫金刚石,坚硬无比,外物是不能损伤的。这个僧人装神弄鬼,估计他拿的就是这种东西。但羚羊角能破金刚石,你去试试。”

他的儿子就拿着这个羚羊角去看这个佛齿。见了之后,也像其他人一样要求试试。僧人胸有成竹地答应了。他拿出羚羊角狠狠地击打佛齿,结果佛齿是应手而碎,看热闹的人也就一哄而散。

傅奕生平“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其生性豪达,一次醉酒,卧倒在床,他蓦然坐起说:“吾其死矣!”遂为自己作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至此方有墓志一说,故幼学琼林中有记载:挽歌始于田横,墓志创于傅奕。

《广弘明集》说傅奕贫贱,先作道士,投僧借贷,僧不肯借,心怀愤恨。唐初来长安,投道士王岿(音亏kuī)。王岿怜其饥寒,留居私宅,待以上宾之礼。三几天内,傅奕便霸占王岿妻,公然不避人目。王岿兄子为僧,见到私情,告诉王岿。王岿不信,说,傅奕贫士,我收留在宅,敢做这等事么?王岿回家一看,果然如此,忍气退归道观。

傅奕(555~639),唐初学者。唐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精于天文历数。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唐武德初,拜太史丞,迁太史令。进《刻漏新法》行于时。见于唐初典章制度,多沿隋旧。主张承乱世之后,多有变更。他认为,有隋违天害良,专用严刑酷法。杀戮贤俊,天下百姓同心反抗。今拨乱反正,而官名。律令仍用隋制,伤弓之鸟而惊曲工,天下久苦隋的暴政,不变其旧制不行。只有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改官名,制礼作乐,百姓才能感知盛德。但官名要省,法律须简约。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伦理道德为理论基础,坚决反对佛教。指斥佛教不讲君臣父子之义,对君不忠,对父不孝;游手游食,不从事生产;剃发易服,逃避赋役;剥削百姓,割截国贮;讲妖书邪法,恐吓愚夫,骗取钱物。百姓通识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诈语。乃追既往罪过,虚求将来的幸福。遂使人愚迷,妄求功德,不畏科禁,触犯法律。其身陷刑纲,还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以图免其罪。人生死寿夭,本取决于自然;刑德威福,皆由君主决定。而佛教徒诈称,贫富贵贱由佛主宰。这是窃人主之权,擅自然之力。佛教肆行,其恶果是“海内勤王者少,乐私者多”,立于五庭,看膝下,不忠不孝者,聚结连房。故它入家则破家,入国则破国。他还用历史事实揭露佛教的危害。指出,五帝三王时,无佛教,则君明臣忠,祚年长久。汉明帝始立佛寺,然只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西晋以前,有严法禁止国人剃发为僧。万勒之后,禁令松弛,因事佛,君主昏庸,臣又奸佞,梁武帝尤足为戒。昔日褒姒一人,迷惑幽王,而能亡国。今十万僧尼,刻绘泥佛,以惑天下,必须禁止。令僧尼自相结为夫妇,生儿育女,十年长养,十年教训,自可富国足兵。四海可免僧尼蚕食之殃,百姓也能知道威福之所在。临终还告诫其子,《六经》是为名教,宜习之。妖胡之法,勿学也。在佛教盛行的唐初,他最先向佛教展开斗争,有助于巩固儒学阵地,发展了无神论思想。主要著作有《老子注》、《老子音义》,并辑魏晋以来反佛人物言论,成《高识传》十卷,均佚。

史载,墓志首创于傅奕,死前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是:傅奕,青山白云人也。以醉死。呜呼。

《旧唐书傅奕传》

傅奕,相州邺人也。尤晓天文历数。 高祖为扶风太守,深礼之。及践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俭以其父质在隋言占候忤炀帝意,竟死狱中,遂惩其事,又耻以数术进,乃荐奕自代,遂迁太史令。奕既与俭同列,数排毁俭,而俭不之恨,时人多俭仁厚而称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状,屡会上旨,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之号,奕所定也。武德三年,进漏刻新法,遂行于时。七年,奕上疏请除去释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案《书》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降自羲、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国;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且古今忠谏,鲜不及祸。窃见齐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为诸僧附会宰相,对朝谗毁;诸尼依托妃主,潜行谤。子他竟被囚执,刑于都市。及周武平齐,制封其墓。臣虽不敏,窃慕其踪。”

临终戒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汝等勿学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奕生平遇患,未尝请医服药,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又尝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其纵达皆此类。

有《老子注》、《老子音义》,并辑魏晋以来反佛人物言论,成《高识传》十卷,均佚。

傅奕本《老子》

傅奕本《老子》即唐初学者傅奕(公元555~639 年)校定的《古本老子》,所谓“古本”,因其乃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五年(公元574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所得,其时代应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相当。傅奕参考了9家注本进行整理,校订为《古本篇》,共 5556 字,与帛书文字有许多类同之处,但体例按通行本,《道经》在《德经》之前。此书现存于正统《道藏》中。傅奕本保存了较多的古句、古语、古字。傅奕本有许多优点,但因其是根据几个旧本参校的,这些旧本本身就存在不少讹误,且傅奕本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改动的地方也很多,存在讹文、衍文、脱文、倒置的情况,且有些篇次及文章内容也非《老子》原貌。今据帛书《老子》勘校,书中讹误尤甚。 [1]

1.《中国文化史》(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江西人民出版社文教室编著 2000年6月版 第43页)

2.[白寿彝]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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