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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朝鲜半岛历史政权)

高丽(918年-1392年),又称高丽王朝、王氏高丽,是朝鲜半岛古代国家之一。公元918年,泰封君主弓裔部下起事,拥立王建为王,935年合并新罗,936年灭后百济,实现了“三韩一统”。高丽都城为开京(今朝鲜开城)。国土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朝鲜半岛中南部,11世纪中叶后以千里长城与辽、金为界。西北在12世纪的高丽睿宗时期达到鸭绿江沿岸,东北在高丽末年的恭愍王时期扩张到甲州(今朝鲜甲山郡)、吉州(今朝鲜吉州郡)一线。

高丽历经34代君主,共475年,对外先后向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契丹(辽朝)、金朝、蒙古(元朝)、明朝等大陆国家称臣,并曾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爆发战争。1392年,李成桂废黜恭让王自立,建立了朝鲜王朝。

佛教是高丽的国教,高丽大藏经是世界瑰宝之一。阿拉伯商人将高丽的名称传播到欧洲世界,是今天Korea(Corea)单词的原型。高丽是继统一新罗之后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又一统一的国家,“高丽人”也成为全球朝鲜民族的别称。

高丽太祖王建为何定国号为高丽,在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高丽国号取自东北亚古国高句丽的简称,高丽成宗时期的大臣徐熙曾明确表示:“我国即高勾丽之旧也,故号高丽”。 [1] 这可能跟王建曾经服事的弓裔打出的“高丽”(史称后高句丽)旗号有关。但是除了袭用名字与一部分疆土重叠外,高丽王朝(王氏高丽)本身与高句丽(高氏高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 [2] 高丽时代的阿拉伯商人将此名称传播到欧洲世界,韩国的英文名“Korea”就是高丽英文名“Goryeo”的变形。 [3]

高丽时代的一些场合下,人们会冠以上国名号作为全称,见于史料的有“有唐高丽国”、“有晋高丽国”、“有(大)宋高丽国”、“有(大)元高丽国”等称谓,不过臣事辽、金时则无此习惯,单称“高丽国”。

有观点认为高丽国号取自“山高水丽”一语的缩写,但可能只是后人附会而已。 [4]

新罗借助唐朝的力量完成了朝鲜半岛中南部的统一,8世纪后期以后,新罗同其宗主国唐朝一样,陷入内乱与衰落的窘境。9世纪末,真圣女王统治下的新罗爆发了人民起义,导致新罗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土崩瓦解。在各处的起义势力中,弓裔和甄萱两个乱世枭雄脱颖而出,分别打出了高句丽和百济的旗号(史称后高句丽和后百济),与在金城(今韩国庆州)一隅之地苟延残喘的新罗形成鼎立之势,史称“后三国”。

新罗的碎片化造成了各处豪族割据自立的局面,后三国只是当时朝鲜半岛中南部较大的三个势力,半独立的中小豪族更是不计其数,高丽王朝的开国之君王建就是出身松岳(今朝鲜开城)地方的豪族。根据高丽王朝后来的说法,王氏家族的父系祖先(曾祖父)是微服东游的唐朝某帝王或皇族(有唐肃宗、唐顺宗十三子、唐宣宗等说法) [5] ,该李唐皇族与出自白头山的圣骨将军虎景的曾孙女辰义(追封贞和王后)结合,生下了王建的祖父作帝建(追封高丽懿祖),作帝建又与西海龙王之女(追封元昌王后)结合,生下了王建的父亲龙建,后经求法唐朝而归国的道诜和尚指点,以王为姓,名隆(追封高丽世祖),并在第二年生下了王建。此等传说固然荒诞不经,但王氏为华人后裔确有可能性存在。 [6]

896年,王隆以松岳郡归顺割据铁圆(今韩国铁原郡)的军阀弓裔,被弓裔封为金城太守,时年20岁的王建则被弓裔命令在松岳筑城,并受封为城主,开始崭露头角。897年王隆去世,901年弓裔称王,自居高句丽报德王后裔,定国号为高丽,史称后高丽或后高句丽(904年改国号为摩震,911年改国号为泰封)。王建是这个政权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他在与后百济的作战中屡次胜利,受到弓裔的重用,于913年被任命为百官之首侍中。弓裔猜忌好杀,导致众叛亲离,918年7月25日(阴历六月十五日),泰封骑将弘述(后被王建赐姓名为洪儒,以下三人同)、白玉(裴玄庆)、三能山(申崇谦)、卜沙贵(卜智谦)发动兵变,拥立王建为君主,国号高丽,年号天授,大多数官民当即表示归附。弓裔闻讯逃走,途中被民众所杀。 [7] 翌年正月,王建将都城从铁圆迁到自己的“龙兴之地”松岳,改称开州(后称开京),从而巩固了高丽的基础。 [8]

王建缔造高丽国之际,新罗已经彻底没落,而王建采取扶持新罗的对外政策,后百济的甄萱则是王建的主要劲敌。对于其他割据一城、尚未臣服的豪族,王建“分遣单使,重币卑辞,以示惠和之意” [9] ,并通过联姻等手段逐渐将诸多豪族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在高丽与后百济长期的拉锯之中,高丽逐渐占据上风,以930年古昌(今韩国安东)的瓶山之战为分水岭,高丽开始对后百济转入攻势。933年王建接受后唐册封,开始使用后唐年号,获得了来自中国的支持。935年后百济内乱,甄萱被儿子甄神剑废黜,不久后投奔宿敌王建。同年新罗国王金傅归顺高丽,新罗都城金城被王建赐名为庆州。936年秋,王建亲征后百济,在一利川(今韩国龟尾市)大破神剑,取得决定性胜利,神剑也在不久后投降。王建终于完成了三韩一统的大业。

高丽开国后,王建对内着手恢复秩序,他遵用新罗的典章制度,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通过与功臣豪族的政治妥协而维持着豪族联合政权的形态,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豪族有黄州皇甫氏、忠州刘氏、贞州柳氏、平州朴氏、平州庾氏、广州王氏以及来自前朝新罗的庆州金氏、庆州崔氏等,因此高丽初期无论是专制王权还是中央集权都相当脆弱,可以说是无为而治;对外则积极北拓,定平壤为西京,将北部疆域从大同江流域逐渐延伸至清川江流域,还试图联合中原对抗契丹,并在934年接纳被契丹灭亡之渤海国世子大光显。943年,王建去世,庙号太祖,储君王武继位,是为高丽惠宗。

如果说王建在世时尚能以其恩威驾驭功臣豪族,那么等到他体弱多病的儿子惠宗王武继位时,这种政治平衡就动摇了,终于引发各方势力的火并,即945年的“王规之乱”。通过平定王规之乱而上台的定宗王尧也是太祖王建的儿子,他倚重从叔王式廉,试图迁都西京,触动了功臣豪族的既得利益,到949年被弟弟光宗王昭取代。光宗是高丽王朝地位最重要的君主之一,他即位八年之后,开始将高丽政治的“无为”全面转化为“有为”,颁布“奴婢按检法”,实行科举制度,制定百官公服,伴随这些王权强化政策的则是对功臣豪族势力的大清洗。通过光宗的铁腕手段与政策,高丽的王权得以大为稳固,为将来进一步的社会整合和秩序构建铺平了道路。 [10]

975年,光宗死去,儿子王继位,是为高丽景宗。景宗在位时中止了光宗的大清洗,安抚豪族势力,同时确立田柴科制,奠定了中央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981年,景宗临终传位于堂弟王治,是为高丽成宗。成宗亦是一位不亚于光宗的有为之君,他引进了中国唐宋典章制度,建构起中央集权体制,同时设十二牧,开始向地方派遣流官,经济上规定租税法,文化上设立国子监,实行“以儒治国”的方针。可以说,高丽的国家体制到成宗时才正式成形,开国之初割据各地、半独立的豪族演转变为拥有高贵稳定地位、同中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族,并与王权构成平衡,这是建立在数代君主努力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 [11]

高丽刚步入成宗所制定的轨道发展下去的时候,就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这个时期始于993年冬天的契丹入侵,高丽通过徐熙出色的外交谈判使契丹撤军,还获得契丹所赐的鸭绿江以东之地,但所服事的对象由宋朝转变为契丹。997年,成宗死去,传位给景宗的儿子王诵,是为高丽穆宗。穆宗在位时,母后千秋太后皇甫氏摄政,其姘夫金致阳专权,造成朝政紊乱,金致阳甚至企图将他与千秋太后所生的私生子奉为新君。1009年,穆宗欲立太祖王建的孙子王询为储君,以抵制金致阳的阴谋,为此召镇守西京的康兆入卫,不料康兆不仅杀了金致阳,还连着穆宗一起废黜杀害,拥立王询为王,是为高丽显宗。消息传到契丹,刚亲政的契丹圣宗耶律隆绪便决定兴师问罪,东征高丽,康兆战死,开京被契丹占领并付之一炬,显宗王询南逃罗州。契丹虽然占领开京,却不断遭到高丽军的骚扰,在高丽立足不稳,所以在得到显宗亲朝的承诺后撤军。显宗回到开京后即以有病为由食言,拒绝入朝契丹,同时恢复和宋朝的宗藩关系,重新使用宋朝年号。契丹则要求高丽在国王亲朝和归还江东六州中二选一,又修浮桥于鸭绿江上,在东岸建保州等城(今朝鲜义州),引起高丽强烈不满。双方冲突越闹越大,到1018年爆发了第三次高丽契丹战争,高丽军在姜邯赞的指挥下取得龟州大捷,重创契丹军,契丹只好放弃对江东六州和国王亲朝的要求,高丽也暂时不过问保州问题,在1022年恢复了和契丹的宗藩关系。 [12]

结束了与契丹的战争后,高丽进入了长期和平稳定的时期,因此显宗被视为高丽的“中兴之主”。德、靖二宗时,围绕保州问题,高丽与契丹关系再次紧张,为此高丽修筑了千里长城,其后由于高丽的让步而很快恢复了和平状态。1046年,高丽文宗王徽继位,此时不仅高丽内部安定繁荣,而且对外与契丹(辽朝)和睦相处,与宋朝恢复邦交,与日本实现往来,被誉为高丽的黄金期。文宗在位37年之久,随后的顺、宣、献三朝大体维持守成局面。

文宗在位时,与出身庆源李氏(仁州李氏)的贵族李子渊联姻,娶了他的三个女儿为后妃,其中两女(仁睿太后和仁敬贤妃)生育许多王子,这些王子又大多同庆源李氏下一代联姻,庆源李氏的势力因而迅速膨胀,成为盛世隐忧。1095年,高丽发生政变,文宗之子鸡林公王熙先联合宰相邵台辅、将军王国髦等诛杀庆源李氏外戚李资义,随后年轻的顺宗让位于叔父王熙,王熙即高丽肃宗。肃宗年间,正逢女真兴起,高丽与女真发生冲突,高丽惨败,被迫求和,肃宗接受朝臣尹之建议,设立“别武班”,大修武备,欲雪败于女真之耻。1105年,肃宗去世,儿子高丽睿宗王俣继位,在1107年冬派尹、吴延宠越过千里长城,征讨女真,占领曷懒甸之地(今朝鲜咸镜南道一带),修筑东北九城,但因不堪女真的反扑与骚扰,于1109年将九城归还女真。1115年,女真酋长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与高丽建立兄弟之邦的关系(1126年改为宗藩关系),高丽则利用辽金战争的机会夺取保州,改名义州,解决了多年来的肘腋之患,使高丽疆域抵达鸭绿江。 [12]

1122年,睿宗去世,儿子王楷继位,是为高丽仁宗,由于仁宗年幼,外祖父李资谦辅政,庆源李氏的势力再次膨胀。李资谦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仁宗,实现了庆源李氏和王室的第四代联姻,他本人则被封为朝鲜国公,位极人臣,严重威胁到高丽的王权。这种矛盾终于在1126年爆发,先是仁宗近臣欲铲除李资谦及其亲家拓俊京却失败,导致宫阙被焚,仁宗差点要禅位给李资谦,李资谦不接受,但仁宗遭到软禁。而后仁宗成功离间了李资谦和拓俊京的关系,通过拓俊京扳倒李资谦,翌年又除掉拓俊京,恢复了王权。 [13-14] 然而,仁宗接下来所重用的是出身西京的和尚妙清与朝臣郑知常等人,他们极力鼓动仁宗迁都西京,甚至称帝建元、北伐金朝,引起了以金富轼为首的旧贵族的不满。仁宗最终没有接受妙清的建议,妙清遂于1135年在西京起兵,国号大为,年号天开,仁宗派金富轼讨伐,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西京方面时降时叛,最终还是被金富轼武力镇压,高丽的社会秩序又重新稳定下来。 [15-16]

妙清之乱平定以后,高丽的文官贵族势力继续发展,可以说到了畸形化的地步,继仁宗而立的高丽毅宗王被称为“太平好文之主”,但他和文臣们却极少顾及武臣的感受与利益。事实上,武臣对重文轻武、文武差待的不满已达到极致。1170年,文武矛盾终于总爆发,以郑仲夫、李义方、李高为首的武臣在毅宗所巡幸的普贤院发动政变,大杀文臣,挟持毅宗回开京,旋即废黜,另立毅宗之弟高丽明宗王,建立起武臣政权。 [17]

武臣政权前期(明宗在位时期)是高丽内部最混乱的时期。首先,被武臣剥夺既得利益的文臣自然对武臣政权不抱好感,除了被杀的大批文臣外,还有不少弃官归隐的和仰武臣政权的鼻息而苟且偷生的文臣。一部分文臣举兵反抗武臣政权,如1173年的金甫当之乱和1174年到1176年的赵位宠之乱,此外还有开京僧侣起兵,这些叛乱都遭到武臣政权的血腥镇压。地方民众的反抗也此起彼伏,这些人民起义主要集中于南方,故被称为“南贼”,一些“南贼”还打出了复兴新罗的旗号。开京在1197年还发生了私奴万积发动奴隶起义的图谋,喊出了“将相宁有种乎”使三韩无贱人”的口号,当时的秩序混乱可见一斑。 [18]

武臣政权本身也不稳定,掌权者如走马灯似的轮番上台,其更迭往往伴随流血事件。从1170年到1196年,武臣李义方、郑仲夫、庆大升、李义先后执政,最后是崔忠献上台,他通过铁腕手段稳定政局,又对文臣加以怀柔,重建秩序,结束混乱,从而建立起四代世袭的崔氏政权。崔忠献先后废黜两位君主(高丽明宗、高丽熙宗),并设置教定都监,其子崔设置政房,使王权被彻底架空。尽管如此,崔氏始终没有取王氏而代之。

随着蒙古的兴起,高丽再次面临严峻考验。1216年,契丹(东辽国)的反蒙势力数万人转进高丽,高丽却对此无可奈何。原来精兵骁将都成为崔忠献的私兵,而官军大多是老弱病残,崔忠献又不愿出私兵保卫国家,导致东辽国的契丹兵骚扰高丽三年之久。 [19] 直到1219年蒙古、东真联军不请自来,高丽在与之联合的情况下才平定了契丹之乱。在此过程中,高丽和蒙古结为兄弟之国,并向蒙古缴纳“国赆”。1225年,来高丽取“国赆”的蒙古使者著古与一行在高丽边境被杀,丽蒙两国遂断交。1231年,蒙古借口著古与被杀事件大举入侵高丽,直逼开京,高丽被迫求和并向蒙古称臣。但武臣政权领袖崔在蒙古人撤走后决定迁都江华岛以躲避蒙古,于是挟高丽高宗迁都江华岛,称为江都,并杀死了蒙古派驻高丽的达鲁花赤,时为1232年夏。蒙古再次入侵高丽,主帅撒礼塔却被高丽僧人金允侯射死。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蒙古陆续5次入侵高丽,目的不在于占领高丽,而是尽可能地消耗高丽的有生力量,比如在1254年的入侵中,蒙古一次性俘虏了206800余高丽人,被屠杀者更是不计其数,对高丽来说是惨重的损失。 [20] 武臣政权并未组织有效抵抗,而是敦促民众在蒙古入侵时逃到山城或海岛,偶尔展开一些骚扰,同时通过外交手段,不断派使臣表达对蒙古的臣服及自身的“苦衷”,却就是不履行蒙古的出水就陆和国王入朝要求,一拖再拖。1258年,崔氏政权垮台,同年高丽东北面并入蒙古,高丽才不得已作出部分屈服,由太子王代父王入朝,时为1259年。王入朝时正逢蒙古大汗蒙哥死去,兄弟争位,王选择了忽必烈一方,赢得了忽必烈的好感。所以忽必烈即位后开恩于高丽,撤走了在高丽的蒙古军队,结束了高丽蒙古战争。 [21]

王回国时,父王高宗已经去世,他即位为王,是为高丽元宗。尽管崔氏政权垮台,武臣当权的局面并未终结,掌握实权的是武臣金仁俊(金俊),他仍然采取抵抗蒙古、拖延不出的政策。1268年林衍杀金俊,成为新任武臣政权领袖,翌年又废黜元宗,另立元宗之弟安庆公王(高丽英宗),此事引发了蒙古的干涉,林衍不得不让元宗复位,然后元宗入朝蒙古进行解释。1270年,林衍忧惧而死,其子林惟茂袭位,欲抵抗元宗及蒙古人。元宗在从蒙古回国的途中授意宋松礼、洪文系(洪奎)等诛杀林惟茂,接着宣布还都开京。随着林惟茂的死去,百年武人时代也落下了帷幕。武臣政权的残余势力三别抄先后在珍岛和济州岛(耽罗)抵抗蒙古,在蒙古高丽联军的追剿下于1273年覆灭。 [21]

1270年是武臣政权结束的时间,也是高丽全面降服于蒙古的起点。蒙古要求高丽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络日本,其后又要求高丽配合元军(1271年蒙古定国号为大元)进攻日本,负责造船及助军,于是便有了1274年和1281年两次东征之役,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高丽由此向元朝表现了忠诚,从而获取了元朝的信任。

在这一过程中,高丽向蒙元请婚,元世祖忽必烈在1274年正式将自己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世子王谌,实现了“元丽联姻”。同年高丽元宗去世,王谌即位,是为高丽忠烈王。此后的七代高丽国王中,除了忠穆王和忠定王两位幼主外,其余皆娶元朝皇族女子(娶帝女的只有忠烈王一位),元朝公主在高丽享受很高的地位和权力。由此高丽沦为了元朝的驸马国,同时元朝还在高丽设置了征东行省,以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省丞相,此后的六代高丽国王都不得享有庙号,而是从元朝得谥,谥号都带“忠”字(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忠定王),忠宣王和忠惠王还遭到元朝的逮捕与流放,高丽的主权受到极大的破坏,1270年到1356年的期间就被为“元干涉期”。

由于受到元朝的控制和影响,高丽上层流行辫发胡服,忠烈王更是一度下达剃发易服的命令,高丽在一定程度上蒙古化,此外还伴随着大量蒙古人、回回人、吐蕃人(一般为喇嘛)等民族的流动,给高丽带来了许多异域文化。另一方面,高丽也通过与元代中国的交流,进一步吸收中华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程朱理学的引进。

元干涉期时,高丽虽然在“百年锋镝之余,复见太平之期” [22] ,但固有的社会秩序经过武臣政权和高丽蒙古战争已被摧毁殆尽,世家大族倚仗元朝,进行着疯狂的兼并和掠夺,私有农庄遍布高丽全境。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争权夺利,王位更迭频繁,以致出现了忠烈王与忠宣王父子、忠肃王与忠惠王父子之间的重祚风波。1350年后,高丽又出现了新的外患倭寇,直到高丽灭亡,亦未能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

1352年,王祺在元朝的扶植下继承高丽王位,是为高丽恭愍王。1356年,高丽恭愍王利用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之机,铲除国内以奇辙为首的亲元派,废征东行省理问所,攻陷了元朝的双城总管府及合兰府,这标志着高丽摆脱了元朝的干涉,重新成为自主的国家,仅在形式上保留同元朝的宗藩关系。

与此同时,恭愍王着手解决高丽的积弊,他设立“田民辨正都监”,欲整饬当时非常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奴婢掠夺的问题。可是接二连三的外敌入侵使恭愍王的改革受挫。1359年,红巾军开始入侵高丽,1361年攻陷开京,恭愍王南逃福州(今韩国安东)。1362年收复开京,1363年恭愍王才还都开京。此时又传来元朝将入侵高丽的消息,恭愍王严阵以待,在1364年打败了元军。1365年,恭愍王失去爱妻鲁国公主宝塔失里,将政治交给一名还俗和尚辛。辛重启田民推整事业,雷厉风行地加以整饬,得罪了权门势族的利益,他与恭愍王之间也渐行渐远,1371年恭愍王杀辛,改革遂陷于停滞。此时明朝已经取代元朝统治中国,恭愍王在1369年弃元归明,次年接受明朝册封,使用洪武年号,高丽遂成为明朝的属国。

1374年,恭愍王遇弑,明朝派到高丽索取马匹的使者蔡斌和林密也在不久后分别被杀害和绑架,明丽关系恶化。新王王在李仁任的辅佐下,恢复了对元朝(北元)的宗藩关系,同时也继续向明朝进贡,展开了两端外交。然而,受到程朱理学影响的新兴士大夫反对两端外交,主张一心事明,对内则批判世家大族的土地兼并,主张实行田制改革,废除私田、农庄。新兴士大夫与在同北元和倭寇的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将领李成桂相结合,逐渐形成动摇高丽根基的政治力量。1388年,明朝与高丽发生铁岭卫争端,王及其重臣崔莹决定出兵北伐明朝辽东,李成桂作为主帅,行军至鸭绿江中威化岛时抗命回师,攻入开京,流放崔莹,逼退王,史称威化岛回军。威化岛回军敲响了高丽王朝的丧钟,李成桂掌握了实权,但由于王氏支持势力不容小觑而没有立刻王袍加身。1389年,李成桂废掉了王的儿子王昌,称其父子为辛子孙,借机铲除了曹敏修、李穑、边安烈等一批反对者。李成桂拥立高丽神宗七世孙王瑶继位,是为恭让王,1392年四月高丽忠臣郑梦周被杀,同年七月十二日恭让王被废,七月十七日李成桂被推戴即位,但高丽国号尚未立刻停用,直到1393年二月十五日才奉明太祖圣旨“除高丽国名,遵用朝鲜之号”。 [23]

高丽从建国到统一后三国,再到北拓及与契丹的战争,疆域于11世纪初基本定型。1034年到1044年,高丽从鸭绿江口到东朝鲜湾修筑千里长城,作为国界线。1105年,高丽正式在耽罗设置郡县,纳入版图。1117年,高丽利用辽金战争之机夺取保州,改称义州,取得鸭绿江下游东岸的土地。1258年,高丽东北面的居民归顺蒙古,东北疆域退缩到铁岭。1269年,西北面又归顺蒙古,高丽的西北疆域退缩到慈悲岭。1273年元丽联军攻陷济州(耽罗)后,元朝攫取了济州的主权,为高丽统一后疆域最小的时期。1290年和1294年,元朝应高丽要求,分别归还了西北面(东宁府)和济州。1356年恭愍王摆脱元朝控制,同年发兵北拓,不仅占领了过去失陷于蒙古的东北面(双城总管府),还占领了千里长城之外的合兰府及江界、泥城,高丽疆域大幅扩展,为朝鲜王朝时期进一步将疆域开拓至图们江沿岸奠定基础。

高丽草创之际,虽定州县名号,但徒有虚名,国家并未派官治理,而是处于豪族自治的状态。高丽成宗时的983年,正式设立十二牧,995年又在十二牧上设10道。高丽显宗时,将行政区划整编为“五道两界”体制,即西海、杨广、全罗、庆尚、交州五道与东界、北界,同时陆续在开京之外设置西京(平壤)、东京(庆州)、南京(汉阳),号为四京,下设牧、府、郡、县、镇。因为高丽时代频繁升降郡县等级,如某地出了一个贵人或功臣便升级,某地由于叛逆便降级,所以郡县数目并不稳定,规模也未必相称。

扬州牧

关内道

西海道

黄州牧

海州牧

广州牧

杨广道

忠州牧

中原道

清州牧

公州牧

河南道

全州牧

江南道

全罗道

罗州牧

海阳道

升州牧

尚州牧

岭南道

庆尚道

晋州牧

山南道

岭东道

朔方道

交州道

东界(双城总管府)

西道

北界(东宁府)

高丽国王虽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却长期采用类似中原王朝的皇室制度,颇有“外王内帝”的色彩。高丽国王自称”朕“,国王的命令称为“诏”、“制”、“圣旨”(高丽成宗曾一度改诏为教);国王的继承人被称为“太子”;国王的母亲被称为“太后”,首都被称为“皇城”、“皇都”,高丽国王被尊称为“陛下”、“皇上”、“海东天子”等 [24-26] ,配偶有时亦尊称“皇后” [27-29] ,高丽光宗等君主还有被直接称为“皇帝”的记录,甚至太祖和光宗曾自建年号。在仪制方面,高丽国王穿皇帝专用的柘黄袍 [30] ,并筑圜丘坛以祭祀昊天上帝。 [31] 同时君主生日称“节”、墓地称“陵”、在宫殿上安放鸱吻、设立跟中原皇朝一模一样的官制等都是“僭越”的表现。从显陵出土的高丽太祖王建铜像来看,其头戴二十四梁通天冠,用的是唐代皇帝之制。高丽王朝中期的1140年高丽仁宗定礼祭服为九旒七章,高丽毅宗时定冕服为九旒十二玉。 [30] 不过,高丽国王虽然私下僭用大量帝制,但始终不敢公开使用帝号,妙清曾请求高丽仁宗公开称帝建元,未被接受。 [32]

高丽太祖在开国之初,参用新罗和泰封的官制,通过广评省、内奉省、徇军部等机构来处理政事,官阶则是大匡、正匡、大丞、大相、元甫、元尹、佐尹、佐丞等称号。高丽成宗年间,正式效仿唐制,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同时吸收宋制,设立枢密院(初称中枢院),将中书省和门下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初称内史门下省),对持文武二柄,号称“宰枢两府”,以其中内史门下省的副官(长官中书令为虚位官职)门下侍中作为首相。台谏制度则依唐制,由中书门下省三品以下官员(通称“省郎”或“郎舍”)充当谏官,掌握谏诤、封驳、署经(在官员任命告身上署名)等权力,御史台则负责纠察百官、风闻奏事,并与谏官共同享有封驳、署经等权力。和宋朝一样,高丽也有专门掌握财政的三司。此外还设立了翰林院、清阁、宝文阁等文翰机构,并确立了九品十八级和中国式的文武散阶制度。高丽正式向地方派遣流官也是从高丽成宗开始的,各道长官起初称节度使,显宗后称按察使,两界由兵马使实行军事管制,各京长官称留守,并有州牧、府使、知州郡事、县令、镇将等官职。此外还有300多个属郡、属县,这些郡县没有朝廷命官,由邻郡、邻县兼领,实质上为自治。 [33-34]

高丽成为元朝驸马国以后,各种“僭越”均被废止,官制也在同元制接轨的基础上降格,如中书省称佥议府、枢密院称密直司、御史台称监察司,六部改为四司(典理、典法、军簿、版图),按察使改为按廉使。元朝时期的高丽大臣崔瀣反映了这一情况:“陪臣私谓王曰圣上、曰皇上,上引尧舜,下譬汉唐,而王或自称朕、予一人,命令曰诏、制,肆宥境内曰大赦天下,署置官属皆仿天朝,若此等类,大涉僭逾,实骇观听。其在中国,固待以度外,何嫌之有也?逮附皇元,视同一家,如省、院、台、部等号早去……涣然一革,无敢有蹈袭之者。” [35]

1356年,高丽恭愍王恢复“祖宗之法”,随后又屡次改官制,使政治体制出现紊乱局面。到高丽亡国之时,中央官制由门下府、密直司、司宪府及六曹组成,成为后世朝鲜王朝官制的雏形。

高丽初期的政治运行形态是豪族联合政权,高丽太祖恩威并施,与各地豪族进行广泛联姻,实施了“其人制度”和“事审官制度”,即一方面任命功臣豪族为其家乡的事审官,另一方面他们向中央上送子弟作为“其人”(人质),并且颁布《政诫》一卷和《诫百寮书》八篇。 [36] 高丽光宗时期,由于光宗的大清洗,豪族联合政权的形态逐渐被打破,通过科举制度、公服位阶和田柴科制的制定,专制王权和中央集权的运行模式逐渐被确立起来。

高丽成宗以后,高丽的政治运行形态转入中央集权的门阀贵族政治。高丽虽然在表面上模仿中国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体制,但在实际运营的过程中必须同贵族妥协,与中国式中央集权有一定差距,所以宋朝使节徐兢对高丽政治留下了“职治事,尚沿夷风,往往文具而实不应”的印象。高丽并非完全按照官制来运行,而是将政事交付式目都监(负责内政法制)和都兵马使(负责国防军事)两个会议机关(与会人员多为宰枢官员)来讨论决定,再由国王裁可。徐兢这样记载高丽中央朝廷的政治运行:“(国王)日视事于便座,唯施茵褥于榻上,国官亲侍跪列其侧,听受王旨,次第传出,大臣五日一见,别有议政之堂。余官则朔望之外,四见于王。听旨受事,则立于门外,惟执奏官当门授之,升阶复位,皆脱屦膝行,而进退往来廷趋,必面王磬折”;对于其地方政治运行,则有如下记录:“惟牧、守、都护公廨数楹,令、长则随所在,舍于居民……丽政尚简,讼牒略而不文,官府治事,坐不据案,但登榻指呼而已。吏捧案牍,跪陈于前,上手听奉,即时批决,了无稽留,已事则弃之,不设架阁”。 [37]

1170年武臣政变以后,高丽的政治运行形态又变成了武臣政权。在崔忠献之前,权力中心处于重房(二军六卫的会议机关),崔忠献设立教定都监后,教定都监成为事实上的权力核心机构。1225年崔“置政房于私第”,垄断了人事权,因而无论国王还是原有的官僚体制都变得有名无实。 [38]

百年武人时代结束后,高丽恢复过去的贵族政治,但有所不同。此时的会议机关逐渐变成都评议使司(之前的都兵马使)一方独大,同时武臣政权的人事机构政房依旧保留,元朝通过公主和征东行省的干涉也削弱了高丽的王权。恭愍王以后,政局混乱,王权不振,辛、李仁任、林坚味、李成桂等权臣陆续登场,最终高丽王朝被李成桂篡夺。

高丽的法律主要以《唐律疏议》为蓝本,同时糅杂了《宋刑统》和“土俗”,形成独具特色的法典。《高丽律》制定于高丽成宗时期,但是执行并不严格,“禁网不张,缓刑数赦”。 [39] 宋朝使节也注意到高丽司法极少判死刑,只有大逆和不孝会论斩,其他情况通常会得到赦免或减刑,如流放、笞刑及“反缚”等刑罚。 [40] 经过武臣政权的混乱时代,高丽的律令体系实际上已经崩溃。在元干涉期,高丽主要采用元代的判例法,以至于元代法典《至正条格》的孤本就被发现于朝鲜半岛。高丽恭让王时,郑梦周等重新制定成文法,即《新定律》,然而该律出台的当年,高丽就灭亡了。

高丽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经济构造主要是依托土地财政,但境内多山而贫瘠,如李齐贤所言:“三韩之地,非四方舟车之会,无物产之饶、货殖之利,民生所仰,只在地力。而鸭绿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不易之田,绝无而仅有也。” [41] 高丽景宗年间开始实施田柴科制,即对出产农作物的田地和出产木柴的山泽的分配制度,其分配对象为两班、军人,他们在为国任职时享有这些土地的收租权,一旦去职就得归还国家。此外还有赐给功臣的功荫田柴,可以世代传承。对于民田,国家则每年收取十分之一的租税。除此之外,高丽朝廷还要求各地缴纳贡物(土特产),分为常贡和别贡两种。16岁到60岁的男丁负担徭役。贡物和徭役都是按照户分九等来进行征收和征发的。

高丽自建国以来就有商业活动,高丽太祖定都开京时便设立市廛,但其商品经济落后,长期以物物交换为主。高丽成宗一度下令行铁钱,到高丽穆宗时废除。高丽肃宗时开始使用金属货币,以银瓶为主币,海东通宝、海东重宝、三韩重宝等铜钱为辅币,但流通范围非常有限。宋朝使节徐兢描述高丽的商业状况是:“其俗无居肆,惟以日中为虚,男女老幼,官吏工技,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无泉货之法,惟布银,以准其直。至日用微物,不及匹两者,则以米计锱铢而偿之。” [37]

高丽亦展开海外贸易,开京礼成江口的碧澜渡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口。高丽同宋朝的民间贸易是重头戏,高丽向宋朝输出人参、墨、纸、文席、苎布、折扇、瓷器等,输入书籍、药材、香料、染料、丝绸、茶叶、玉器等,甚至还有阿拉伯(大食)商人前来贸易,以至于高丽有“商舶络绎,珍宝日至,其于中国(指宋朝官方)实无所资”的说法。 [42]

高丽的手工业可分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每个官府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工匠,民间的职业工匠则被登记在册,随时预备被国家征发,此外民间手工业还包括家庭和寺院手工业。宋使称“高丽工技至巧, 其绝艺悉归于公”,甚至还说“耕作之农,不迨工技”。 [37]

儒学在高丽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而存在,但并未扎根于高丽的社会生活、像朝鲜王朝那样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故宋使称高丽“冠婚丧祭,鲜克由礼”。 [37]

高丽前、中期以汉唐儒学为主。958年,高丽正式实行科举制度,将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考试倾向于词章之学。高丽成宗是高丽君王中最重视儒学的君王,他在987年下诏:“自昔结绳既往、画卦以来,北辰御极之君,南面经邦之主,莫不习五常而设教,资六籍以取规。” [43] 早期儒学家有崔承老、崔冲等。

高丽中期(武臣政权时期)是高丽儒学的衰微期。当时武臣肆意杀戮文臣,许多文臣窜入山林、寺庙,销声匿迹。由于武臣政权采取高压政策,导致儒风不振,人人自危,士大夫及百姓多崇佛道,寄情虚幻,以求精神安慰。当时有心向学的士人只能向僧侣学习。这也是高丽后期儒者多出入佛教的一个主要原因。 [44]

高丽后期(元干涉期),朱子学由中国南方北传并开始在元朝广泛传播。此时的高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原先的儒学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佛教日益腐败堕落,再也起不到挽救国运和收拾人心的作用;道教也世俗化,致使高丽社会祈福信仰和宗教迷信十分盛行。在社会秩序亟待整合、思想空虚需要填补的背景下,朱子学应运而入。1289年,高丽儒臣安率先将朱子学引进高丽并传播开来,高丽末期在李穑、郑梦周等的发扬下逐渐植根于朝鲜半岛,后成为朝鲜王朝唯一尊奉的官学。 [45]

高丽延续新罗的崇佛之风,太祖王建赖佛教以创建国基。据说,早在王建出生前,有一个名叫道诜的游僧对王建的父亲说“此地当出圣人”,并流一封密信而去。等到王建长大后道诜再次来到王建家,并向其传授“出师置阵,地理天时之法,望秩山川,感通保佑之理”。尽管此传说并不一定为真,但足以说明高丽王朝与佛教间的密切联系。王建临终曾立十训要,第一条即强调“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将佛教置于国教地位。此后历代国王无一不尊奉佛教,大力扶持,民众生活也深受佛教影响。高丽以高僧为王师和国师,佛教仪式燃灯会和八关会成为高丽每年举行的国家级盛会。佛学思想也空前繁荣,在新罗确立的禅、教两宗的体系上进一步发展,到高丽末期已经形成“十一宗”(曹溪宗、华严宗、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总持宗、道门宗、慈恩宗、中道宗、神印宗、南山宗、始兴宗)的格局。高丽时代名僧辈出,代表者有均如、义天、了世、知讷、慧谌、一然、普愚等。 [46]

高丽显宗时,为了借佛祖之力击退契丹,高丽君臣发愿雕印大藏经,主要根据宋朝开宝藏复刻。1232年,初雕大藏经被蒙古军烧毁,高丽为了祈祷击退蒙古,遂用16年时间重雕大藏经。重雕的高丽藏(八万大藏经)内容全面、准确,做工精美,为韩国第32号国宝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记忆遗产,其保存地海印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高丽人“畏信鬼神,拘忌阴阳” [37] ,其阴阳学融合了中国的阴阳风水之术和朝鲜半岛固有的萨满信仰,盛行于整个高丽时代,迷信谶语或预言是这种现象的具体反映之一。高丽建国据说就是应了中国商人王昌瑾从神秘人物所购得的铜镜上的谶语 [47] ,而高丽时代长期流传的“龙孙十二(王)尽,更有十八子(李)”之谶 [48] ,竟也应验于其亡国之际。在阴阳学这种神秘主义弥漫的社会氛围下,高丽百姓“病不服药,虽父子至亲不相视,唯知咀厌胜而已”。 [37] 由于高丽过于迷信阴阳,以致发生过怠慢宋使的接待而遭到宋使柴成务斥责的风波。 [49]

高丽前期文学受晚唐诗风影响,后来宋朝苏轼的诗文风靡高丽,高丽人竞相模仿,掀起了经久不衰的“东坡热”,高丽大诗人李奎报形容当时的高丽士子“尤嗜读东坡诗,故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 [50] 用汉字标记高丽语创作的乡歌也独树一帜,流传至今的高丽歌谣有《霜花店》等“十二歌词”。

高丽代表性的文学家有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李奎报、李仁老、崔滋、金丘、李承休、李齐贤、李谷、李穑、郑梦周等。本来高丽人有许多文集传世,但“凡有家集,多自手写,少以板行,愈久愈失,难于传广” [51] ,加上内外战乱的因素,流传至今的高丽文集数量很少,仅有30余部,集中于高丽末期,最早的是武臣政权时期文人林椿的《西河集》。整个高丽时代有作品传世的有近400人,诗2万余首,文4000篇左右。从现存为数不多的高丽作品中,人们依然可以窥见高丽文学的兴盛。

高丽在中央设国子监(元干涉期改称成均馆),地方设乡校,这种官学教育体系完备于高丽成宗时。高丽睿宗设七斋于国学,并设养贤库作为奖助学基金。民间教育则是以崔冲“文宪公徒”为代表的“私学十二徒”,武臣政权时期,儒学衰落,人们以僧为师,寺院成为教育的主要场所。 [44] [52]

高丽初期军事制度混乱,地方私兵盛行,高丽定宗曾设置光军司,以防备契丹入侵为借口对全国武装力量进行整编,据说人数达到了三十万之多。到高丽穆宗时,才确立了二军六卫的中央军体制。所谓二军六卫指的是鹰扬(控鹤)、龙虎二军与左右、神虎、兴威、金吾、千牛、监门六卫。各军设置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散员、尉、队正,各卫的官属比军多了长史和录事,其中的高级武官组成被称为“重房”的会议机关来管理军队。二军六卫下设45领,每领1000人,也就是说高丽的中央常备军在理论上为45000人。此外还有被称为“牵龙”的国王亲兵(宿卫部队)。地方军则分为五道的州县军和两界的州镇军,其中州县军作为民兵预备役部队的性质而存在,其数量为48237人(保胜军8601人、精勇军19754人、一品军19882人),如果加上各村的二品军、三品军的话,可能达到60万之众。州镇军则是常备军,人数推测达14万人。在某些时期还设置了“别武班”和“三别抄”这样的特殊部队。 [53-54]

武臣政权尤其是崔氏政权时期,私兵再次盛行,官军力量被削弱,大多为老弱病残,真正的精兵都集中于崔氏政权的麾下,号称“都房”。1270年武臣政权覆灭之际,都房被三别抄消灭,而后三别抄又反抗蒙古,被丽蒙联军消灭,高丽的原有的军事制度因而遭到严重破坏,新的制度又一时未能建立起来。恭愍王时外患不断的局面迫使高丽重新整合军事制度,模仿元朝实行翼军制度,在西北面设置西京、安州、义州、江界、泥城五个万户府,下设数个军翼,确立万户、千户、百户、统主的指挥系统,并实行兵农合一。高丽王时期,这种翼军体制扩散到全国。1376年,高丽点兵诸道,共计骑兵14700人,步兵79800人。 [55]

关于高丽的军事实力,中国使者的观察一般是“兵极弱” [56] 、“兵器甚简而疏”。 [37] 然而高丽也曾取得过一些对外战役的重要胜利,如1019年的龟州大捷、1107年尹大破女真、高丽蒙古战争期间在龟州、慈州、处仁城、竹州、忠州等地击退蒙军、恭愍王时击退红巾军和元军、王时对倭寇的鸿山大捷、荒山大捷等。

高丽王朝统治下的人口总数据记载为210万,推测为12世纪初的数字,实际人口可能更多。 [57] 构成其人口的主体民族是新罗及其治下的高句丽、百济遗民,他们在高丽时代逐渐形成一个整体高丽人。但是到武臣政权的混乱期,潜在的高句丽、新罗、百济意识又浮上水面,陆续出现了以庆州为中心的新罗复兴运动、1217年崔光秀自称“高勾丽兴复兵马使”、1237年李延年自称“百贼(百济)都元帅”等叛乱事件。经过高丽蒙古战争的洗礼,高丽人的民族意识逐渐清晰,这一时期出现的檀君神话就是其体现。从此以后,朝鲜半岛再未发生新罗、百济、高句丽的复兴运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丽民族的整合已经完成。

高丽境内还有为数不少的渤海人。从925年开始,“其国人来奔者相继” [9] ,高丽朝廷都予以收留,依据《高丽史》的记载,高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渤海难民潮是934年和979年,人数都在数万以上。其中高丽太祖还赐来投高丽的渤海国世子大光显姓名为“王继”,以白州(今朝鲜黄海南道白川郡)为食邑奉其祀。活跃于高丽政界的渤海人有高丽契丹战争时期的将领大道秀、大怀德,高丽穆宗的男宠刘忠正、崔氏政权时期的重臣大集成等。

“投化汉人”亦是高丽国民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有不少中国人去高丽经商,开京城中有数百名中国人,多为福建籍。 [57] 高丽急需引进人才,聘请许多华人来高丽做官(主要担任文翰官职),其中著名人物有光宗朝的双冀、穆宗朝的周伫、文宗朝的储元宾、宣宗朝的刘载、睿宗朝的胡宗旦、仁宗朝的林完等。也有华人是被强迫留在高丽的,在宋朝使节到来时恳求回国 [57] ,但大部分还是在高丽生根发芽。白川赵氏、林川赵氏、骊兴闵氏、忠州池氏、海州吴氏、居昌慎氏、咸从鱼氏等不少朝鲜半岛姓氏族谱显示其祖先是高丽时代归化的汉人,虽然不可尽信,但也足以反映当时大量汉人归化高丽的事实。

此外还有很多北方民族归化高丽,如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元朝时定居高丽的蒙古人、回回人、畏兀儿人等。其中以契丹归化人数量最多,其规模据说在数万以上。 [37]

高丽实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可划分为贵族、两班、良人、贱人四个等级。门阀贵族互相联姻,垄断国政,享受免税免役的特权,高丽忠宣王所公布的十五个“宰相之宗”就是高丽后期门阀贵族的代表,故宋使记载高丽“仕于国者唯贵臣,以族望相高,余则或由进士选”。 [37] 两班指的是中下级官僚和地方乡吏,为具体政务的执行者。良人指的是京、府、州、郡、县的居民,以农民为主,占高丽国民的大多数,也是赋税徭役的主要负担者。贱民则是乡、部曲、所、驿、津的居民以及奴婢、禾尺(柳器匠或猎户)、才人(演员)等,其来源主要是与王建为敌者(以后百济遗民为主)。各阶层在世袭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流动,如乡吏通过科举及第并获重用,几代后成为新的贵族,或国家将一些乡、部曲等升格为州县,其居民全部免贱,或一些奴婢通过积累的财富或立下的功劳免贱,等等。真正秩序崩溃的开端是武臣政权时期,后来便逐渐由贵族社会过渡到两班社会。 [58]

元人所撰《异域志》中称高丽“衣冠随中国各朝制度”,因此高丽的服饰也随着中国朝代的变化而变化。宋朝建立后,高丽引进宋朝公服与直脚幞头(高丽称“吉服正角”),君主之服也与宋朝类似,故宋使称其衣冠“一遵我宋之制度” [37] ,唯国王冕服长期沿袭辽朝所赐制度。 [59] 便服方面,上层男子“巾帻如唐装” [57] ,下层则“作竹冠以冠之,或方或圆……短褐被体,下无襦”;女子的发型则无论贵贱,垂髻于右,余发披下,服饰则“白为袍,略如男子”,上下层之别主要在于上层妇女蒙首,后来女服亦受宋朝影响。 [37] 衣服色调以白色为主,“士女服尚素”。 [57] 到了蒙古兴起尤其是高丽完全归顺蒙元后,高丽服饰转型为蒙古风,忠烈王更是在1278年对全境下达辫发胡服令,高丽人也从戴巾变为戴笠。恭愍王归顺明朝后,请求明朝赐服。到1387年又全面导入大明衣冠,棉花的引进也极大丰富了衣料。

关于高丽的饮食,宋使记载“高丽俸禄至薄,唯给生米蔬茹而已,常时亦罕食肉”“国俗有羊豕,非王公贵人不食,细民多食海品”。 [37]

高丽的宫殿寺庙对唐宋制度多有模仿,但“材乏工拙,终以朴陋”,民居则“蜂房蚁穴,诛茅为盖,仅庇风雨”。 [37] 保存至今的高丽建筑有修德寺大雄殿(建于1308年,是韩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浮石寺祖师堂和无量寿殿、凤停寺极乐殿、江陵客舍门等。

高丽的交通工具以驮鞍(杂载)为主,上层骑马或使用肩舆,虽然高丽三面濒海,内多河流,可是舟船却“简略不甚工致”。 [37]

高丽虽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但女性地位并不低。高丽社会流行入赘,订婚男子自幼被养于妻家,称为“预婿”。 [60] 家族内部,女儿跟儿子一样拥有财产继承权,女性甚至可以成为户主。高丽的婚姻也非常自由,“男女相欲为夫妇则为之” [61] ,同时离婚比较普遍,“男女娶,轻合易离” [37] ,妇女可以改嫁。高丽的性别比例是男少女多,社会上却通行比较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蓄妾现象很少见。忠烈王时期,有个叫朴的大臣为了防止大量女性被元朝抢走,建议鼓励士庶蓄妾,遭到高丽女性的一致唾骂,朝廷也不敢允许。 [62] 社会生活上,众多男女一起在河水沐浴,毫无忌避。 [63-64] 朝鲜王朝时期,随着儒学逐渐被普及于社会,女性地位就下降了。

高丽青瓷是朝鲜半岛历史上制作最为精美的瓷器之一。高丽青瓷香炉、酒器、花瓶等做工精致、典雅,为青瓷中的精品。高丽青瓷来源于中国,在器物造型、釉色、装烧方法等很多方面都保留了它接受中国宋金元时期南北方青瓷影响的痕迹;但在装饰艺术方面,高丽青瓷却不仅学习了中国青瓷的传统装饰技法,同时也把景德镇窑系青白瓷、定窑系白瓷和磁州窑等北方综合性民窑系的装饰技法应用于青瓷,特别是“象嵌”和铜、铁彩绘以及化妆土装饰技法在高丽青瓷中得到了独到的发展,形成了高丽青瓷独特的装饰风格。 [65]

由于高丽人的聪明才智加上宋朝的影响,高丽的印刷业非常发达,最大的特点就是金属活字印刷的运用。韩国宣称世界上有关金属活字使用的最早记录是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所记录的1240年左右用金属活字印制的《详定古今礼文》28部。1377年在今韩国清州印制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比德国的谷登堡42行圣经提前78年,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

高丽从923年就开始向五代中的后唐朝贡,高丽太祖王建在932年正式获得后唐明宗的册封。后晋时期,册封朝贡关系依然保持,甚至王建还曾构想与后晋联合攻打契丹,只是到高丽惠宗王武时变卦。 [56] 高丽与后汉虽无往来记载,但高丽亦奉其乾年号。高丽与后周的往来更为频繁,后周曾以帛数千匹购买高丽出产的铜,后周使臣双冀更促使高丽光宗推行科举制度。此外,高丽还同吴越、南唐、闽国等南方割据政权交往,其中以吴越国往来最为密切。

宋朝建立后不久,高丽就与宋朝建立起宗藩关系,高丽光宗、景宗、成宗三位国王均接受宋朝册封。993年第一次高丽契丹战争结束后,高丽虽然表面上向契丹称臣,但暗中仍不断请求宋朝支援,宋朝均消极对待。1029年后,高丽中断了向宋朝的使节派遣。1071年,高丽文宗遣使朝贡宋朝,此后两国往来口岸从传统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转移到明州(今浙江宁波),以避辽朝耳目。宋朝对高丽使者给予超规格优待,并从1078年开始屡次向高丽派遣国信使。高丽除了殷勤入贡宋朝以外,还在开京建造顺天馆以款待宋使,宋使记载该馆“正厅九楹,规模壮伟……开轩对山,清流环绕,乔松名卉,丹碧交阴,供张器皿,无一不备”,其豪华程度不仅远在接待辽使的迎恩馆、仁恩馆之上,甚至“工制过于王居”。 [37]

高丽十分仰慕宋朝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在文宗以后的频繁往来中,高丽不遗余力地吸收宋朝典章文物,以至于获得“小中华”的美称。不过,高丽并未与宋朝恢复册封关系。金朝兴起后,高丽曾劝宋朝不要联金灭辽,宋朝不听。金灭辽及北宋后,宋高宗在1128年派杨应诚出使高丽,要求假道入金,遭到高丽坚决拒绝。1132年后,高丽与宋朝的使节往来中断。虽然正式邦交终结,但两国以商人为纽带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往来。

高丽太祖自建国后、尤其是渤海国灭亡后就对契丹(辽朝)采取敌对政策,曾在942年流放契丹使节30余人,并将其赠送的骆驼饿死在万夫桥下。 [66] 同时向后晋提议联合征伐契丹 [56] ,称其为“契丹丑类” [67] ,在遗言十训要中也嘱咐“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36] 因此高丽前期与契丹几乎不相往来。

993年,契丹发动了侵略高丽的战争,高丽求和,从此高丽成为契丹属国,并获得契丹赐予的鸭绿江以东之地。1010年,由于康兆弑杀高丽穆宗,引发契丹皇帝耶律隆绪亲征高丽,高丽再次屈服。围绕国王亲朝和江东六州的归属问题,又在1018年到1019年爆发了高丽和契丹之间第三次大规模战争,这次是高丽取胜,但是基于整体局势和力量对比,战后高丽继续向契丹称臣纳贡,受其册封,奉其正朔。同时,契丹在鸭绿江东岸筑保州、修浮桥,对高丽来说亦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屡次请求契丹撤城桥,未获允许。于是高丽拒绝与契丹展开榷场贸易,并修筑千里长城加以防范。

金朝兴起后,高丽没有应辽朝要求出兵相助,而是于1116年停用辽朝年号,1117年夺取保州,改为义州。1123年高丽遣使辽朝,因找不到辽廷所在而还。

高丽北部直接面临着女真族,分为西女真和东女真,高丽统称为“北蕃”、“东西蕃”或“蕃”,高丽前期对“蕃人”主要采取驱逐政策,到高丽成宗时将鸭绿江东岸的女真人驱逐到白头山外居住。高丽显宗时,对入侵高丽东海岸的女真海盗予以有效打击。同时,高丽亦授予女真酋长各种官衔,让他们以朝贡的方式同高丽往来。1073年,高丽文宗在千里长城东北边外设置归顺、益昌等15个羁縻州,强化对女真的影响力。随着完颜部女真的兴起,女真诸部逐渐统一,欲继续控制女真的高丽不可避免地与完颜部发生冲突,这就是从1104年到1109年的曷懒甸之战,结果以高丽无功而返、与女真讲和告终。

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后,与高丽约为兄弟之国,并允许高丽占领保州。金灭辽侵宋之际,高丽又不得不向金称臣以保国。但是高丽内部对于同女真关系的逆转普遍感到心理失衡,以妙清、郑知常为首的势力主张北伐金朝,称帝建元,最后被镇压。1142年,高丽仁宗接受金熙宗册封,奉金正朔,正式确立金丽宗藩关系。

武臣政权时期,高丽的动乱曾引起金朝注意,但最终都获得和平解决。13世纪蒙古兴起,1214年金宣宗南渡,金丽关系逐渐断绝,高丽在1224年停用金朝年号。同对辽朝一样,高丽也在金朝亡国前夕的1233年派遣使者联络金朝,因道路不通而还。

1219年蒙古以平定入侵高丽的东辽反蒙势力为借口进入高丽,并与高丽结成兄弟之国的关系,要求高丽向蒙古送礼。1225年蒙古使节著古与在从高丽取走礼物的途中被杀。1231年蒙古以此为借口入侵高丽,直逼开京。高丽不敌,被迫与蒙古达成城下之盟,在1232年向蒙古称臣。武臣政权领袖崔在同年杀蒙古达鲁花赤,挟高丽高宗迁都江华岛,继续对抗蒙古,引发之后蒙古六次入侵高丽,使高丽遭到惨重损失。这一时期,高丽虽然抗拒蒙古要求,但表面上始终维持对蒙古的称臣;蒙古也并非要一举吞并高丽,而是通过不断蹂躏来消耗高丽的有生力量,还在1258年合并了高丽铁岭以北,设置双城总管府。终于高丽支撑不住,在1259年由太子王入朝蒙古,1270年正式还都开京,完全屈服于蒙古。此后高丽配合蒙元远征日本,与蒙元皇室联姻,自身也一定程度上蒙古化,在与中原王朝固有的宗藩关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元的内政干涉。故后人评论这一时期说:“当此时,高丽社稷虽未亡,而其实亡也。” [68]

对于元干涉期的高丽而言,最大的危机是元朝直接统治的可能性,即剥掉高丽王朝的外壳,彻底变为元朝一省。元日战争以来,元朝虽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不过是以国王兼任丞相,自行署官,元朝虽然偶尔派流官任职征东行省,但为期不久。到了元英宗时,元朝决定将征东行省改设为三韩行省,实施同内地诸省一致的直辖统治。此时高丽忠肃王被囚大都、忠宣王被逐吐蕃,高丽不仅没有像样的军队,还深陷沈王党(被元朝封为沈王的高丽王族王的同党,支持废国立省)与忠肃党之间的内斗中,元朝要执行这一政策似乎易如反掌。然而,无论在元朝还是高丽都有强烈的反对呼声,其中尤以丞相拜住的意见最有分量,元英宗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到了泰定帝时,权臣倒剌沙重提废国立省,高丽运用在元朝皇室的人脉关系阻止此议。此后元朝又出现了几次类似提议,但难以掀起波澜了。 [69]

1356年,高丽恭愍王反抗元朝干涉,恢复国家自主,并占领了元朝的双城总管府和合兰府,仅同元朝维持形式上的宗藩关系。1364年,高丽打败入侵元军。1369年,高丽弃元归明,并北伐北元的辽东地区。1374年,恭愍王死,不久后高丽恢复了同北元的宗藩关系,奉行两端外交。1388年高丽北伐明朝时,试图同北元取得联系,但同年北元在捕鱼儿海战役中被击溃,高丽也发生威化岛回军,四年后灭亡。

1368年,明朝建国,同年攻克元大都,高丽恭愍王听说这个消息后,便与群臣商量遣使于明。1369年,明朝使臣斯来高丽通告大明立国的消息,恭愍王即停用元朝年号,并遣使南京,奉表称臣。1370年,恭愍王获明太祖册封为高丽国王,标志着明丽宗藩关系正式确立。但由于北元仍然存在以及高丽内部亲元势力的强大,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顺畅,甚至因1374年发生恭愍王被杀和明使被杀的事件而转入恶化。继承恭愍王的高丽王时期奉行两端外交,在恢复对元宗藩关系的同时继续向明朝称臣纳贡,明太祖也一度原谅高丽,在1385年终于落实了对王的册封。但好景不长,两国关系在不久后再度紧张,特别是明朝在1388年向高丽宣布设立铁岭卫,更使王决定出兵北伐辽东,却因主帅李成桂发动威化岛回军,才使明丽战争消于无形。此后高丽内部斗争之际,明朝采取不干涉政策,如高丽昌王请求亲自入朝明廷以巩固自身地位,被明太祖拒绝。在明朝不干涉的情况下,李成桂得以顺利篡国。

高丽时代,日本处于自我封闭的“消极外交”时期,所以高丽与日本在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建立正式的邦交。高丽太祖建国后,于937年和939年两次致书日本,要求建交,均被日本拒绝,只允许民间贸易,金海府(金州)成为高丽对日的通商口岸,贸易形式以日本(主要是对马岛)“进奉”展开,故被称为“进奉贸易”。高丽显宗时,日本遭遇女真海盗入侵(刀伊入寇),被高丽水师击溃,所掳日本人被高丽送还日本,日本表示感谢。高丽文宗时,高丽请医于日本,被平安朝廷以高丽牒状出现“非蕃王可称”的“圣旨”二字并且托商人带来等“违规”行为为借口而拒绝。1223年,“倭寇”出现于高丽沿海,高丽崔氏政权派人去日本交涉,取得满意结果,此后高丽于1240年和1263年派使臣到日本,请求禁绝倭寇。高丽元宗时期,高丽应蒙古要求,屡次遣使或护送蒙古使臣到日本,要求日本向蒙古称臣,收效甚微,引发1274年和1281年两次元日战争,高丽均参战,使丽日关系高度恶化。1292年,高丽忠烈王应元朝要求派到日本的两名使臣金有成和郭麟被日本扣押,两国彻底断绝往来达七十余年。1350年,倭寇再次侵扰高丽沿海,对高丽造成巨大的威胁和损失,史称“庚寅以来倭寇”。为了解决倭寇问题,恭愍王于1366年遣使日本(北朝),请求禁绝倭寇,得到征夷大将军足利义诠的接见。成为朝鲜半岛与日本开启交邻关系的起点。此后丽日之间围绕倭寇问题展开频繁往来,九州探题今川贞世(源了俊)亦大力协助高丽。高丽还曾于1389年出兵对马岛打击倭寇(日本称为“康应外寇“),但斩获不多。 [70]

参见词条:高丽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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