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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

耿飚,男,湖南醴陵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耿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耿飚同志1909年8月26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严家冲一户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随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他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从小受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水口山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下,他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立志救国救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积极参加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于1925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湖南革命形势进入高潮。耿飚同志按照党的指示,同其他同志一道,从敌人的兵工厂秘密运出一批枪支,武装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不久受党派遣回醴陵,组建并率领农民赤卫队参加醴陵暴动和十万农军攻长沙。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后,他几经辗转,于1928年4月回到浏阳,找到党的组织,并担任浏(阳)、醴(陵)游击队队长,积极开展游击斗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28年8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9月,耿飚同志奉党的指示,率领游击队参加红军,历任红1军团第3军9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1933年春,任红1军团第2师4团团长。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漳州战役等重大作战。他机智果敢,英勇善战,率领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红军长征中,他率部担任第2师前卫,攻克古陂,激战九峰山,夜渡潇水河,奔袭道州城,血战湘江边,沿途斩关夺隘,屡破强敌,有力地掩护了中央纵队和主力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他率部在江界渡口强渡乌江,首夺天险娄山关,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毛泽东同志曾就此事写信表扬耿飚同志。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耿飚同志任红1军团第1师参谋长,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从云南境内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战役战斗,为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作出了贡献。继又率部通过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配合兄弟部队夺占泸定桥,使中央红军再次摆脱险境。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在攻打甘泉时颈部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他于1936年6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努力消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为加强红军内部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耿飚同志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率部驻守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他于1941年7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1945年8月,他指挥部队向盘踞在张家口的日伪军发起进攻,一举收复被日军占领多年的这座塞外重镇。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1月至8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同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耿飚同志回到晋察冀军区,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他先后参与组织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在战略进攻阶段,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宁夏战役,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调耿飚同志到外交部工作,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外交生涯。至1971年,他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他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我国老一辈外交家的崇高风范。他具有很高的理论和政策水平,十分重视形势调研,力求掌握实际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提出政策建议,为中央外交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他作为我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促进我国同驻在国的友好关系,努力宣传我国的内外政策和建设成就,扩大新中国的影响。他与瑞典、丹麦、芬兰三国的经贸部门及经贸界人士积极交往,创造了我国同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契机。在任驻巴基斯坦、缅甸大使期间,耿飚同志积极推动中巴、中缅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巴、中缅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巴基斯坦政府曾经专门向耿飚同志颁发勋章,以表彰他对增进中巴友谊的功绩。缅甸政府领导人也多次赞扬耿飚同志为发展中缅友好合作关系所作的贡献。
  耿飚同志在外交斗争中,善于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针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和创造性见解,表现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斗争艺术,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协助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处理了大量涉外案件,参与或主持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在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他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见。毛主席看了报告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他以身作则,忘我工作,勤于钻研,善于思考,深得外交部干部、职工的好评。在使馆工作期间,他把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与使馆工作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外交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不断得到提高。他关心下属,重视培养年轻干部,经常告诫他们要学外交、学技术,全面锻炼自己。
  “文化大革命”中,耿飚同志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林彪、“四人帮”对中央外交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他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遭受残酷迫害。他在逆境中仍然坚贞不屈,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气概。
  1971年1月起,耿飚同志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顶住压力,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来,从“五七干校”调回部里恢复工作,并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坚决纠正“四人帮”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左”的错误做法,积极恢复和扩大我党对外交往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恢复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关系,并同各国社会党、民族民主政党建立联系和交往的建议。他十分重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强调将研究工作与党的对外工作相结合,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党际关系的一些重要原则。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耿飚同志当晚奉党中央之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掌握了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他在担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期间,为消除“四人帮”在宣传舆论战线的破坏和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
  1978年3月,耿飚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并分管民航总局、旅游总局和军工部门的工作。1979年1月,他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81年3月任国防部长。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7月,他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要“消肿”和改革体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
  1983年6月,耿飚同志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积极开展工作。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 了重要贡献。他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入各国议会联盟的报告,并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七十一届大会。在他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根据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利用多种渠道,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积极开展同各国议会的交往和联系,坚持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促进了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耿飚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多次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提出有关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建议。他十分关心人民疾苦,多次为贫困地区和灾区群众捐款捐物。他热心老龄事业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耿飚同志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他是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2]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耿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0年6月23日1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2000年6月29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里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沉痛悼念耿飚同志”的黑底白字横幅悬挂在正厅的上方,横幅下方是耿飚同志的半身遗像。刚刚走完91年人生旅程的耿飚同志,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他的身躯。耿飚同志的夫人赵兰香率子女敬献的花圈摆放在遗体前。
  8时30分,胡锦涛、李岚清、田纪云、李铁映、迟浩田、张万年、曾庆红、乔石、刘华清、邹家华、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蒋正华、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任建新、李贵鲜、陈俊生、钱正英、朱光亚、罗豪才和李德生、张劲夫、黄华、廖汉生、谷牧、马文瑞、王恩茂、杨白冰、王汉斌、张震、陈慕华、洪学智、邓力群、张廷发,中央军委委员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等,以及曾与耿飚同志一起战斗或工作过的老战友缓步来到耿飚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这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老同志三鞠躬,并最后送别。随后,与其家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中央党政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四总部、驻京各大单位和武警部队领导同志以及耿飚同志的亲属、生前友好、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耿飚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李鹏、朱基、李瑞环、尉健行、丁关根、李长春、吴邦国、吴官正、罗干、姜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菊、温家宝、吴仪、万里、宋平、荣毅仁、薄一波、宋任穷、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光英、程思远、吴阶平、彭佩云、何鲁丽、周光召、曹志、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肖扬、韩杼滨、叶选平、杨汝岱、巴金、钱伟长、卢嘉锡、宋健、张思卿、丁光训、孙孚凌、霍英东、马万祺、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白立忱、经叔平、张克辉、周铁农、王文元和肖克、张爱萍、段君毅、习仲勋、彭冲、王芳、杨成武、吕正操、郑天翔、刘复之、倪志福、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李锡铭、王丙乾、吴学谦、赛福鼎艾则孜、杨静仁、钱学森、胡绳、苏步青、董寅初、韩光,中央军委委员王瑞林、曹刚川、郭伯雄、徐才厚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以各种形式对耿飚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3]

耿飚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他十分珍视在红军时期的一张党证,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洗礼,这张党证仍完好地保存至今。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坚韧不拔,能够在各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开拓新的局面。他光明磊落,坦诚正直,刚直不阿,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待人宽厚,作风民主,善纳群言,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勤于学习,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反对弄虚作假和敷衍塞责的不良风气。他密切联系群众,注意体察民情,想方设法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他严于律己,大公无私,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耿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耿飚同志永垂不朽! [1]

毛泽东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给毛主席送老虎、给特务送药

1969年,耿飚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毛主席临行前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

“肩负‘联谊’重任的父亲,却看到这样的现实:当我国自己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我国提出,援助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我国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人均接受中国援助3000元,而同期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几十元。”

该不该勒紧中国人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耿飚大胆提出调整援阿方略。“父亲回国述职时,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后来,中央肯定了父亲的建议。”

耿莹说:“我父亲是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曾有一位北大学者说:“耿飚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

耿飚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贫困家庭,从小读过私塾,背过诗文。耿飚的曾祖父是靠苦读起家的举人,祖父是游方郎中。耿飚的父亲则闯荡江湖,混到抚台的亲兵营里学了9年武功,差点被选入皇宫。因为使过皇上赐予的虎头双钩,有“双钩大侠”的美称。后来回乡,先后学过木匠、铁匠、瓦匠和医术,又跟株萍铁路的德国工程师学会了看图纸。

1909年出生的耿飚,自小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很多本事。他7岁随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一般童工都瘦弱不堪,耿飚却身体健壮,上楼梯都是用脚尖一次跳四五级。耿飚在革命战争中,经常徒手杀敌,以一当十。他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是井冈山红军的骨干之一。

1940年,陕甘宁边区正兴起“大生产运动”,耿飚率部队来到一处偏远山地屯田开荒。深山丛林里野兽众多,不仅糟蹋庄稼,还伤害人畜。“父亲组织部队打猎,一个月下来,打了4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和狐狸以及上千只野兔。他们把兽皮剥下来,去城里卖钱。父亲将一只虎送到延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主席童心大起,‘引诱’朱总司令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它举起来?’朱总司令还真试了试,然后说,‘不行’……”耿莹边说边笑得前仰后合。

“父亲英勇善战。长征时湘江之战,他的一个团阻击了敌人整整15个团!这在战争史上是不可想象的。父亲足智多谋。当年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中,做地下工作也是一把好手。”一次,耿飚发现有个经常跟踪他的特务几天没露面,一打听原来是生病了。耿飚就买了药去看他。特务被感化了:“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没人管我,反倒是你们共产党来照顾我。”

在长征途中,耿飚居然每天写日记。“父亲有一架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斯诺对长征的了解和描写,很多得力于父亲的日记。《西行漫记》里的照片,有的还是父亲的作品。”

给六百万军队“消肿”

在北京外交部旧址附近的一所公寓中,耿飚的长女耿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说:“我这个父亲,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

在耿莹心中,父亲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实在难用一句话概括。

耿飚的夫人赵兰香,已87岁高龄。谈起丈夫,她和女儿有相同感受:“耿飚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由于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

五角大楼的特殊客人

耿莹说,父亲从童工到将军,“大风大火”了一辈子。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多半时间是在外交岗位上。

1979年1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兼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耿飚又兼任国防部长。

赵兰香至今还记得耿飚回归军队的那一天。

“工作人员送来了军装,等不得我给新衣服过水,耿飚当即就‘披挂’上阵了。他一连说了几个‘好哇,穿什么都不如穿它舒服。还是红旗式的领章好,还是那颗红五星好。’”

耿莹回忆:“在父亲兼任国防部长的前后两年中,他为军队整编、民航改制、中美军事关系等问题操碎了心。”

1980年5月25日,由耿飚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走进五角大楼。

“后来我听父亲讲,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不顾禁令,纷纷从窗户探头出来。他们没想到,美国会为一位共产党国家的军队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耿莹说。

访美期间,耿飚一行还登上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极深印象。

在看到代表世界海军最先进水平的装备时,耿飚和同事们内心深处也萌动着尽快改变我国海军面貌的激情。

赵兰香还记得一个细节:5月28日晚,美方把中国军事代表团请进白宫,卡特总统夫妇在晚宴后,邀请耿飚夫妇一起观看了电影《星球大战(Ⅱ)》。但美方因顾忌“如此过分招待中国人会刺激苏联”,所以当时没有将看电影的情况对外公布。

这次访美,中美双方拟定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联系的计划,包括增加军方人员接触,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价值的技术,并愿意对可能向中国出口的某些军事装备提供技术和资料。

当时有记者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同中国在军事上,哪怕是暂时性的结盟的开端?”美国国防部长布朗答道:“根本不是。美国和中国是朋友,不结盟也可以交朋友。”又有记者问:“同中国军方发展关系是否终将导致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

耿飚说:“我认为目前没有这个可能。我们的友谊要靠一步一步地来,一天一天地发展。”

组建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

耿莹告诉记者,很多老帅对耿飚在就任国防部长前后执行的“军队消肿”政策,印象深刻。

“父亲在邓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的指导下,主抓了军队的精兵简政,那是‘文革’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大‘消肿’。”

耿莹曾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当年父亲召开军委会议动员部属说:“现在这个样子化不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大家都懂得指挥机关人多了,高大了,并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难办。过去办事情简单,一个电话,或者把人找来,当面几句话一说,回去就办妥了。现在办事情有些人搞官僚化那一套……搞那么多干部,说是能上能下,实际上能上难下,提起来高兴,降下去就不高兴,还要骂娘。现在要消肿,做三年计划,真正消肿!”

为保证简编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务动员,耿飚提倡首先把预备役搞好。转业复员的官兵要搞预备役登记。耿莹说:“父亲还给他们讲了《花木兰》的例子。他说‘你们看朝廷里就有花木兰父亲的名字,一旦打仗,一个通知下来,哪一天集中,他自己带弓马,带着保留的军服就来了’。”

在耿飚等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从此,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在军队序列中消失。

耿莹对耿飚在任国防部长期间组建特种警察部队的事记忆犹新。“1981年6月,父亲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如何应对国际上日益猖獗的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

1981年10月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他们从武汉军区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封闭式训练,当地老百姓称他们是‘敢死队’。”

就在训练紧锣密鼓进行时,1982年7月25日,中国民航发生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劫机事件。民航兰州管理局的一架飞机遭5名歹徒劫持,命令机组改飞台湾。“父亲立即到突发事件指挥中心现场进行指挥。后来机组人员在乘客的配合下,制服了歹徒。”

1983年,耿飚倡建的警察特种部队并入新成立的武警部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大队”,任务为反劫机、反恐怖、反暴乱。 [2]

“香港驻军”事件

在驻军这个问题上,这个高度敏感、高度关注的问题上,耿飚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果引发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1984年5月15日起,耿飚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此之前的3月12日,他参加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按照这次会议精神,耿飚对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认真进行了会议发言准备,对需要审议的提案拟好了建议。此后就忙于出席世界议联大会和接待“议联”会员国来华访问的代表团。然而,在六届二次会议上一次突如其来的采访,却使耿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关于香港回归后是否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两会”期间,香港记者到处采访,打探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决定。据时任香港回归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的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回忆:“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前外交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持同样看法,他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中说:“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人士聚集的时机,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耿飚就是在劈头盖脸的提问中出了纰漏的。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敏回忆: 有记者问耿飚副委员长:“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副委员长作了含糊其辞的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纸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一时间,满城风雨。有的认为,关于香港是否驻军问题,中国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的不算了。邓小平大发雷霆的时候,耿飚还一无所知。大会结束后,他按计划去万寿宾馆会见外宾并准备共进午餐时,突然接到通知,彭真委员长要他立刻赶回人民大会堂。司机和警卫参谋到另一个地方就餐去了。耿飚来不及找自己的车,就近抓了一辆便车,只身赶到大会堂西南门,被告知彭真已经到北门等他了,看来事情十分紧急。耿飚疾步穿过大会堂,脸色严峻的彭真低而急促地告诉耿飚:小平同志发火了。 彭真对耿飚说,香港的报纸发表了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言论,引起小平同志发火。彭真要求耿飚严肃对待这件事情…… 当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耿飚后,他第一个表情就是陷入了“努力回想中”。他与彭真说了10来分钟的话,这时闻讯赶来的警卫参谋已经带着耿飚的座车赶到大会堂北门广场。 耿飚上车后,司机问:“去哪?”因为司机知道,首长是在会见外宾的场合下赶过来的,还没有用餐。耿飚说:“回家。彭真同志叫我这几天哪里也不要去了。”黄华也在当天知道了邓小平对他的批评。据他回忆: 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性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小平同志是个正直讲信义的人,他随后向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并说:我错怪了黄华同志了。包玉刚先生与我甚为熟悉和互相信任,他亲自向我说了小平同志对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样的说明。

原来,黄华在此之前确实接受过香港亚洲电视台的采访,谈论香港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就驻军的问题发言。邓小平批评黄华时,采访过黄华的亚洲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就在场。她说,她听了邓小平那段话,害怕得连麦克风都举不起来,以为邓小平四川口音很浓的那番话,是指他们发播的新闻“胡说八道”。 邓小平的讲话起到积极的作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它澄清了中央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立场,让“炒作”耿飚答话的香港媒体不得不重视报道。26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香港驻军》为通栏大标题,在头版发布消息。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英国人相当震动。在邓小平发怒的第二天,英方谈判团的首席代表、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周南回忆说:伊文思那天表现得挺紧张,说话都有点磕巴。 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害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已经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1984年5月28日,经过反复的回忆和思考,耿飚为此写出了检查。写道:“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坏,使党和国家蒙受严重损失。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地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做座右铭。请丕显同志转彭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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