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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瓷

古陶瓷是艺术品的一种。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

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同为一词。

第一种,长期从事文博口的专家,他们对馆藏古陶瓷器物、出土文物和瓷片,古窑址的考察、研究、鉴别能力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指导着古陶瓷研究工作的方向。

第二种,文博口专业中热爱、钻研、刻苦学习古陶瓷的学者,他们对陶瓷鉴定有一定深度的鉴别能力。

第三种,热爱古陶瓷的收藏者中刻苦学习、钻研者。他们对陶瓷鉴定有较高的鉴别能力。

第四种,拍卖公司、古玩店掌眼的大师,他们的企业要盈利,必须掌握古陶瓷知识和鉴别古陶瓷方法,才能使企业生存。

第五种,盗墓者,他们对墓中器物较熟悉,对冥器有一定程度的鉴别能力,但对古陶瓷学术方面研究不深。

第六种,做高仿古陶瓷的大师们,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心理,以古陶瓷器物作标准器,制造出许多仿古陶瓷并对其进行制旧。

我到过一些广西收藏家,家里,陶瓷满屋,元青花梅瓶、大罐,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明早、中、晚期和清代早、中、晚期官窑器物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他们对书本的理论知识比较熟悉,但书本上的器物照片不能说明与你所收藏的器物年代一致,只是器物外形与纹饰相似。按图索骥,光看书本上的器物照片来对照自己所收藏的器物,就容易误入歧途,就像在房间里走圈圈,找不到方向,误入歧途难以回头。殊不知,那些大师们,照着古陶瓷的器物、纹饰、胎釉来制作,照书本上是分不出新旧的。

但有一点是仿古陶瓷的大师们无法做到的,那就是古陶瓷在世间存在与空气、土壤中的各种不同类型物质所产生的物理变化、化学变化特征。

要想深入研究新旧陶瓷的区别,应从研究古陶瓷残片学起,亲自到建筑工地采集一些埋藏在地下一百年以上的陶瓷残片,因为它们经历了世间许多水及土壤中化学物质的侵蚀,所发生变化是有历史记录的,这种古陶瓷神韵是新陶瓷没有的。

将古陶瓷残片的物理变化、化学变化、釉面和胎骨变化特征仔细观察,再与新陶瓷残片对比,反复研究,掌握新旧陶瓷的特征,通过学习、探索和研究古陶瓷残片,再观察完整器物,以点带面,结合器物的器型、纹饰、釉料、胎骨、款识等方面知识和古陶瓷生产的工艺流程,再拜读国内有权威性专家的论著,就能在瓷海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鉴别新旧陶瓷和对其器物断代就不是一件难事。(舒而勤)

“十全老人”乾隆,不只以文治武功闻名于世,其对古陶瓷的品鉴水平,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亦或是陶瓷史上,都不可等闲视之。

清宫旧藏陶瓷器数十万件,实际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秘而不宣、极少示人的物件”,是“真正的收藏品”;另一类是“用以彰显皇家地位与品位而展示在外的”,是“陈设用品”(蒋得庄:《乾隆皇帝收藏再思考》)。在乾隆看来,清宫的古陶瓷有“甲”“乙”“丙”或“一等”“二等”“三等”的分别,只有入选“一等”或“甲”类的器物,才是真正的收藏品。“二等”或未入选者,只是一般的陈设器物,或用以赏赐臣工。

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属于“真正的收藏品”范畴的古陶瓷。乾隆对古陶瓷的品鉴水平,实际上也代表了乾隆的陶瓷鉴藏水平。

耳濡目染:乾隆陶瓷品味之养成

乾隆对古陶瓷的品鉴,首先受到宫廷环境的影响。从顺治时代开始,清朝皇帝仿效汉族文人士大夫,闲暇之时,以古陶瓷为清玩,臧否品鉴,涵养性情。乾隆的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及帝师、词臣、画师乃至能工巧匠的启迪,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乾隆的古陶瓷鉴藏品味。如葫芦文字笔筒,是康熙赏赐给乾隆的案头小物。乾隆二十三年,更作《咏葫芦笔筒》诗一首,记曰:“是器乃皇祖所赐也。”其不仅“十载伴朝昏”,也有“训垂燕翼见铭言”。可见康熙与康熙的鉴藏之物对乾隆的直接影响。乾隆的咏瓷诗,多有反省警示之作,如《咏官窑方炉》云:“论器寓论世,用人弗可思”;《咏汝窑碗》云:“玩物敢忘太保言”。这种以警句镌于古陶瓷之上,或在鉴赏品评时,警示处世之道的鉴藏观,显然受益于康熙。雍正曾下令绘制《古玩图》,将琳琅满目的古器物,绘于手卷之上,营造出一种“博古”之境。乾隆则将纯粹的古玩图,发展为以“博古”为布景的“自画像”,《弘历是一是二图》是其代表。

乾隆的陶瓷品鉴能力,也受惠于宋明文人的赏玩心得及对古陶瓷的的实物观察。清代的皇子教育,虽重满汉蒙文、四书五经、骑射之术,但并没有系统的古物赏析课程,乾隆的陶瓷知识,多赖自修,尤其是《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瓷器部汇考》,是乾隆的常用参考书。其征引文献,既有《遵生八笺》《格古要论》《六砚斋笔记》《春风堂笔记》等集中论述古物赏析的文献,也旁及《坦斋笔衡》《老学庵笔记》《癸辛杂识》《清异录》《闻见录》《茶经》乃至陆龟蒙、苏轼等人的诗词,可谓博通古今,旁征博引。有时,也由南书房的文学侍从嵬集相关文献以供乾隆引经据典之用。

环环相扣:乾隆古陶瓷品鉴之过程

对于古陶瓷,乾隆有着独特的品赏过程。从品貌观察、辨伪存真、考证校异到配置匣盒,镌刻诗文、绘制图册、编目典藏,已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品鉴流程。不仅展现了乾隆的学识修养,也体现了乾隆在建构清宫典藏体系中的规范与创新。

第一,品貌观察。乾隆在《戏题官窑盘子》中谈到其对《周礼考工记》中髻、垦、暴、薜的理解,曰:“髻垦谓其器之不正,薜暴谓其釉之不纯”,换而言之,乾隆尤其看重古陶瓷的完残与釉色,位列“甲等”的瓷器,应当是完整无残、釉面洁净的。此外,对于支烧痕迹,亦甚重视。乾隆对《咏古陶器尊》自注曰:“凡烧造陶器,以细钉底入窑,故多有钉痕见底,是尊钉痕弗见,而见口,与他器异。”

第二,辨伪存真。乾隆对古陶瓷的真伪辨别,也颇有眼力。陶瓷专家谢明良指出,目前发现的经乾隆题咏并传世的哥窑瓷器有19件,其中大多数为宋元时期的官窑系产品。“经乾隆鉴别出的真正汝瓷却也有6件之多。”当然,乾隆的鉴赏也多有错误,如其常将汝窑判定为钧窑,把钧窑鉴定为汝窑,甚至可能将明清仿制品视为宋瓷(谢明良:《乾隆的陶瓷鉴赏观》)。经乾隆品鉴,被视为真品者,将著录于册,或配匣盒,或绘图册,以为永藏。

第三,考证校异。陶瓷器上的铭文,常受到乾隆的重视。其对宋瓷铭文“奉华”“殿”“坤宁”等字的考释,至今仍被陶瓷史家所珍视。如汝窑纸槌瓶“奉华”字铭,乾隆已指出:“考宋高宗刘贵妃有奉华大小二印,南宋杂字诗吴焯所撰卷内,知是风流女画师之句,注引画史刘妃工画人物云云。”冯先铭则指出,“奉华”是指奉华堂,南宋高宗德寿宫的配殿,是刘妃的居所。二种说法,皆有所据,并行不悖。

第四,复原修补。在乾隆看来,古陶瓷的“髻垦”与“暴薜”是一种缺憾,《咏哥窑葵口碗》言:“古器虽髻垦,人亦珍之”。乾隆希望通过当时的修复技术,在掩饰瑕疵伤痕的同时勉力恢复瓷器的原有外观。常见的方法有补釉、补胎、磨边镶扣,或使用粘合剂、锔钉锔补等。《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乾隆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员外郎白世秀将哥窑洗一件(口破,随木座)刷洗好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哥窑洗破口磨些,另镶铜烧古口。”重镶口沿的古瓷器,与宋代官窑的“紫口铁足”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这也是乾隆热衷于为古瓷镶边的动机之一。

第五,配置匣盒。凡是入选“一等”“二等”或“三等”的古陶瓷,都配有特制的匣盒。如乾隆三年二月到五月,先由管事太监准备紫檀木匣、花梨木匣、黑漆螺钿匣等各式不同尺寸的木匣约758件,呈请乾隆裁定。其中,一等品选用上好木匣,在匣盖和匣头标记古陶瓷名称等信息。酌情选取青、黄、绿三种颜色之一,填补字迹。而二等品、三等品只在匣头一处标注品名。略有瑕疵的古陶瓷,只留在宫廷,而不为之配匣。

第六,镌刻诗文。乾隆一生作诗四万多首。其中,有近200首是吟咏古陶瓷的诗,多半镌刻在古陶瓷器上。在乾隆看来,完美无瑕的瓷器象征帝王的高尚德行。在“御制诗中追溯舜陶于河滨的典故,并且将之连结至圣人以德治天下的情操,从中建构以古代圣君为楷模的窑冶理念。”(余佩瑾:《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换而言之,降旨刻诗,不仅是为了宣扬政治理念,也是为了塑造一种皇权正统的形象,乾隆在主导官窑生产活动中,也兼具帝王、督陶官与工匠三种角色,是其仿效大舜督促官窑产烧,宣扬德政的方式,体现出乾隆对三代社会的理解与愿景。

第七,绘制图册。乾隆也具有文人所特有的集古雅趣,为此配置了多组多宝阁,每组多宝阁,又绘有配套图册。保存至今的清宫陶瓷图册有四种,分别是《珍陶萃美》《精陶韫古》《埏埴流光》和《燔功彰色》。每册都选录陶瓷10件,涵盖宋代定、汝、官、哥、钧、龙泉及明代的宣德、成化、万历等不同年代、不同窑口的古陶瓷。图册作对开装裱,上页绘制陶瓷图像,题写品名,下页记录尺寸、形制、釉色、款识乃至前人评述。这也是清宫各类典藏图册的标准样式。

乾隆通过环环相扣的古陶瓷鉴藏体系,建构起了清宫的典藏体系,并以此彰显治国理政的理想和愿景。乾隆,以广袤的大清江山为依托,以丰厚的宫廷收藏为基础,上承康熙、雍正的鉴藏理念,直接受益于古代文人的鉴藏心得和身边的士人工匠,熟稔典籍,摩挲细观,形成了独特的古陶瓷鉴藏品味与赏鉴能力。虽在真伪鉴别方面,并不能“运筹帷幄”,但在官窑探源、铭文考释、陶瓷修复、典藏著录等方面,皆有后人可借鉴的成就。乾隆的古陶瓷品鉴,不只是颐养性情,更将品鉴的心得用于指导乾隆官窑的实际生产,推动了清代中期官窑瓷器的创新与发展,其将古陶瓷的赏玩与政治理想相结合,成功塑造了一个堪比尧舜的德君乾隆,成为盛世清朝的一个缩影。 [1]

(作者供职于杭州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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