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地图
红丸案

红丸案,为明末三大案件之一。

泰昌元年(1620年),泰昌帝病重,李可灼进献红丸,自称仙丹。 [1] 泰昌帝服后死去,而在当天,首辅方从哲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有人怀疑是郑贵妃唆使下毒,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其间,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连坐罪死者众矣。 [2]

泰昌帝继承皇位整一个月。这件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3]

参见:国本之争梃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史称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3]

本来泰昌帝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 [4-5] 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

内阁首辅方从哲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资格入阁的,他在万历朝担任了七年首辅,很能处理君臣间的关系。万历皇帝对于方从哲替他草诏的各项谕旨,几乎没有受到过驳斥,那是由于方从哲设法结交了万历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的缘故。 [6]

方从哲刚来到朝房,内廷就送来了一道紧急公函。原来是泰昌帝有病乱投医,昨天竟擅自斥退太医院医官,而请内侍崔文升给他看病。崔文升开了一个方子,皇帝吃后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次,现已昏迷不醒,急请内阁处置。 [6]

当方从哲带着阁臣们赶到太和门时,内廷已经乱成了一团,皇帝昏迷不醒,太医们束手无策。

天近中午了,几位御医才从宫中出来。领班的御医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日与方从哲交往很深,一见面就压低了声音说:“上头的病不妙。”方从哲有些疑惑:“刚刚四十出头,怎会病成这个样子。”老太医摇了摇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精损过重,所以太医们一向使用固精建中之类的药物。这类药物本是慢工,岂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无效,而滥用泻药,以致我们数月调治之功毁于一旦。”方从哲脱口问道:“莫非不好办了?”老太医叹了口气说:“如果不再乱用庸医,只以充血生精之药调理,还是有望的,只怕……”方从哲赶紧说:“我当进宫劝谏,请皇上按太医院的医案调养。” [6]

送走老太医,已经过了午时,方从哲匆匆用了一点午餐,正准备写劝谏皇帝相信太医院的札子,却听到太和门里一迭声的传呼:“皇上急召首辅入宫。” [6]

方从哲又火速进了乾清宫。泰昌帝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方从哲,说:“朕这几日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临朝,一切大事都烦先生操劳了。”方从哲赶紧道:“万岁天恩浩荡,从哲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国家?”泰昌帝说:“朝中政事先生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性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后宫妻妾尚未来得及册封,先生可依旧例拟定名分。”这几句话无疑是交代后事了,方从哲忙安慰说:“万岁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无大碍,望安心调养,千万不要误信流言,作践龙体。”泰昌帝摇了摇头突然问道:“寿宫可曾齐备?”方从哲感到十分为难,思索了一阵才说:“万岁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毕,天寿山地宫于前天开始复土……”没等他说完,泰昌帝打断说:“朕问的是朕之寿宫。”方从哲慌忙颤声劝道:“太医院御医已禀报,万岁目前不过是体质虚弱而已,哪里会有天崩地裂的事?”泰昌帝厌烦地说:“太医院一帮庸医,朕信不过。”方从哲说道:“万岁若信不过太医院,臣当传檄天下,广召名医。” [6]

听到广召名医几个字,泰昌帝就问:“听说鸿胪寺有官员来进药,如今为何还不送来?”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说他有仙方可治万岁病症,但臣与内阁诸臣计议,以为不可轻信,所以已将李可灼斥退了。”泰昌帝面露嗔色:“太医无用,仙方又不可信,难道叫朕束手待毙?”方从哲吓得连连叩头说:“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实不可信,皇上三思。”泰昌帝挥了一下手说:“你传旨下去,朕要试试这个仙方。”

方从哲知道,从万历帝的爷爷嘉靖帝起,就信奉道教,求炼长生不老的仙丹,这股风气由来已久。看来泰昌帝也迷信“仙方”,只好推托道:“待臣与六部九卿商议后,再来禀明皇上。”泰昌帝挥了挥手,示意方从哲不要再说。方从哲匆匆退了出去。 [6]

接连三天,后宫里不断来人催问:“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来了。”方从哲只是推托,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亲随太监来到体仁阁,说皇上降旨,着李可灼速带仙丹进宫。方从哲无奈,只得与阁臣韩火广议定,由他二人陪同鸿胪寺丞李可灼带所进之药进宫见机行事。 [6]

鸿胪寺丞李可灼是个五十开外的老人,他举止飘逸,确有点道骨仙风。所进的“仙丹”盛在一个十分古朴的锦匣内。据李可灼讲:此仙丹乃是他年轻时在峨眉山采药时得遇一位仙长所赠,所用药料均采自神府仙境,能治百病。 [6]

泰昌帝显得比前几天更消瘦了,体质虚弱。但他的神志十分清楚,见方从哲进来就问:“仙丹可曾带来?”方从哲跪着奏道:“李可灼已携仙药进宫,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请皇上明断。”这时,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后面。泰昌帝示意把药呈上来。李可灼见周围大臣有疑虑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们方才放心。而泰昌帝一见仙药,于是命人取水来,急匆匆地把药吞下去了。 [6]

过了会儿,泰昌帝睁开双眼,坐了起来,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夸:“果然是仙药,仙药!”又称赞道:“李可灼是个大忠臣。”说罢探出身来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轻应:“微臣在。”泰昌帝说:“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请你明天再进一丸来,大概就可痊愈了。”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长曾指点过,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进第二丸,臣当于三天后再献灵药。”泰昌帝说:“朕病好后,一定给你加官晋爵。”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泰昌帝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驱走了一半。两天来,他除了时常坐在龙案前养神外,居然还有两次走出了殿门。 [6]

三天前在皇上的催逼下,方从哲引李可灼进宫献药,虽然当时就收到了效果,但凭他多年的阅历,总觉得这似乎是心理作用所致,并不一定是药的神效。回到府中后,就有几位心腹幕僚前来打听情况,他们都劝方从哲不要再引李可灼进宫。尤其是太医院的几位太医异口同声否定“仙丹”的作用,他们表示,如果首辅再引人送什么“仙丹”,他们就集体辞职了。

第三天一早,泰昌帝就派人催仙药,并发下圣谕,如果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他才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三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拉上韩火广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李可灼看泰昌帝服罢药,跪请他上床休息,泰昌帝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精神很好,李爱卿献药有功,来日定当封赏。”

本来已经康复了的泰昌帝,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红丸,在夜里猝然死去。方从哲已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按明朝旧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6]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泰昌帝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泰昌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6]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6]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 [6]

方从哲思来想去,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离开了京城。 [6]

泰昌帝的猝逝,使得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2]

泰昌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激烈,使得关于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这些议论围绕着泰昌帝的死因展开,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为众矢之的。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由于泰昌帝是服下红丸后死的,而首辅方从哲却在泰昌帝死去的当天,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御史王安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御史郭如楚弹劾方从哲不应该赏赐进药的李可灼。方从哲在众人攻击下,拟太子令旨,罚了可灼一年的奉禄。

十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方从哲上奏辩解并请辞,于11月初卸任离京。 [7]

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泰昌帝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方从哲离京后,还是无法脱净干系,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折不断。一天,天启帝收到了方从哲从老家寄来的奏疏,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果然,许多大臣为他开脱,天启帝亦被方从哲的诚恳打动,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时难以决断。

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泰昌帝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7]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他要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

崇祯帝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

关于泰昌帝的死因,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3]

红丸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只不过他时运不佳……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三百余年来,史学家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 [7]

《明季北略卷1》

2007年孔笙执导电视剧《明宫谜案》2830集。


相关文章推荐:
明末三大案 | 泰昌 | 李可灼 | 红丸 | 郑贵妃 | 国本之争 | 梃击案 | 朱常洛 | 泰昌 | 登基大典 | 矿税 | 榷税 | 登基大典 | 万寿节 | 方从哲 | 崔文升 | 李可灼 | 李可灼 | 崔文升 | 郑贵妃 | 孙慎行 | 邹元标 | 太常寺 | 梃击案 | 刑部 | 王之采 | 崔文升 | 吏部 | 尚书 | 张问达 | 汪应蛟 | 礼部 | 孙慎行 | 左都御史 | 邹元标 | 太常寺 | 梃击案 | 刑部 | 王之采 | 天启帝 | 天启 | 魏忠贤 | 翻案 | 礼部 | 东林党 | 高攀龙 | 崇祯 | 春药 | 陶仲文 | 金丹 | 孔笙 | 明宫谜案 |
相关词汇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