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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巴金创作长篇小说)

《家》,中国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两部为《春》、《秋》。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篇名为《激流》。开明书局于1933年5月出版首本《家》单行本。

该小说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 [1]

《家》被认为是巴金的代表作之一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8位)。

18岁的高觉民和弟弟高觉慧都是热衷于新思想的青年。觉民正与姑妈的女儿琴表妹相爱,觉慧也有着自己的心上人鸣凤。觉新是两兄弟的大哥,也是高家的长房长孙。他深爱着表妹,却接受了父亲以抽签的方式为他选定的李家小姐瑞珏,像一个傀儡式地订婚、结婚。婚后一个月就去父亲做董事的西蜀实业公司做事。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一年以后,父亲去世,觉新挑起丫家庭的重担。整个家庭之间的钩心斗角令他厌恶。他只有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好在她新婚的妻子瑞珏美丽而善良,给了他许多安慰。他们的儿子海儿的出世,更令觉新感到欢欣,他决心把自己已丢弃的抱负放在儿子身上来实现。两年以后爆发了五四运动,新的思想唤醒了他那久已逝去的青春。但他仍不如两个弟弟进步,常被他们嘲笑为“作揖主义者”和“无抵抗主义者”。

觉慧由于跟同学们一道参加了向督军请愿的活动,被高老太爷训斥了一顿,不允许他再出门。而年逾古稀的高老太爷却娶了一个花枝招展、妖里妖气的陈姨太,觉慧觉得他不像祖父,倒像是敌人。这些日子里,觉新经常在夜里吹箫,仿佛在倾吐着内心的哀怨,原来他晓得了梅从宦宾回来的消息。

元宵节到了,由于军阀混战,张姑太太只好带着琴和梅逃到高公馆。觉新与梅相遇。二人互诉衷肠,泪流满面。两天后,街上又传出要发生抢劫的消息。大家纷纷外出避难,只剩下觉新一人留下看家。抢劫并未发生,三四天后避难的人也都陆续回来了。梅和觉新等人聚在一起打牌,觉新心乱如麻,常常发错牌。梅谎称有事回到房中痛哭,瑞珏赶来安慰她。二人互诉心曲,成为好朋友。

战争结束了,觉慧瞒着家人参加了《黎明周报》的编辑工作,撰写介绍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他觉得自己与家庭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只有想到鸣凤,他才会感到一些亲切。

高老太爷把鸣凤像送东西一样赠给冯乐山做小妾。鸣凤怀着一线希望去找觉慧,埋头写文章的觉慧丝毫没有察觉到鸣凤脸色的变化,鸣凤几次欲言又止,恰好觉民来了,鸣凤只好流着泪离去。觉民把鸣凤的事告诉觉慧,觉慧急忙冲出门外寻找鸣凤,但没能找到。原来,鸣凤已经喊着觉慧的名字投湖自尽了。鸣凤的死使觉慧陷入了经常的悲哀与自责,他更加憎恶这个黑暗的社会了。

不久,《黎明周报》被查封,觉慧等人又筹办了内容相似的《利群周报》,报刊内容依旧言辞激烈,矛头指向整个旧制度。另外,他们还设立了阅报处,积极宣传新思想。

高老太爷的66岁寿日到了。公馆里连唱了三天大戏,高家的亲朋好友都来祝寿,冯乐山也带婉儿来看戏。(鸣凤投湖后,高老太爷又把三房的丫头婉儿送给了冯乐山。)婉儿向淑华等人哭诉自己在冯家所受的折磨。

高老太爷刚过寿辰,就催着觉民和冯乐山的侄女结婚。觉民不愿像大哥那样充当傀儡,跑到同学家藏了起来。他逃婚的消息被高老太爷得知后,高老太爷勃然大怒,他命令觉新立即找回觉民,并威胁要和觉民断绝祖孙关系。

觉新让觉慧带信劝觉民回家。觉民回信劝他不要再制造出第二个梅表姐。觉新流泪了,他觉得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他去为觉民讲情遭到祖父的一顿臭骂。他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再去找觉慧劝他去找回觉民,觉慧嘲讽他懦弱无用。觉新生气至极,又听到了梅去世的消息,这对他无疑是一个更大的打击。他匆忙赶到钱家。面对梅的尸体绝望地痛哭。觉慧没有流泪,他对这个黑暗社会的憎恶更强烈了。

一天,高老太爷房里闹成一团。原来五房克定在外面讨小老婆的事暴露了,五太太到老太爷房里哭诉。高老太爷怒气冲天,重重地责罚了克定。但是,一种从未感到过的幻灭和悲哀感也沉重地压上了他的心头。觉慧也和爷爷一样感觉到这个家庭正一天天地走上衰落之路,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了。

高老太爷病倒了,但他的病并没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大的变化。各房的人们依旧在笑、在哭、在吵架、在争斗。看到医药已经对他的病产生不了什么效力,陈姨太和克明三兄弟便去请来道士,拜菩萨、祭天、捉鬼,闹得一塌糊涂,使高老太爷的病雪上加霜。觉慧坚决不许到自己房里去捉鬼,还把克明和觉新痛骂了一顿。

濒临死亡的高老太爷变得和善亲切起来。他让觉慧找回觉民,也不再提和冯家的婚事,觉民、觉慧的斗争取得了胜利。高老太爷对孙子们说了几句话,就去世了。第二天,高家兄弟们就为财产分割的事情吵了起来。

瑞珏生产第二个孩子的日期就要到了。嫉妒、憎恨瑞珏的陈姨太借口“血光之灾”,要求瑞珏去城外生养。高家克字辈担心背上不孝的骂名,也对陈姨太的办法予以赞成,他们让觉新照办。觉民、觉慧劝哥哥反抗,但觉新却流着泪答应了这一切。

瑞珏只好搬到城外一间久已没人住过的又阴暗又潮湿的小屋里去生产。四天后,觉新来看瑞珏,正听到她在屋里凄惨的喊叫声,觉新想冲进去守在她身边,陈姨太却吩咐不许觉新进产房,没有人敢来为他开门。瑞珏叫着觉新的名字痛苦地死去了,两人临死都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觉新终于醒悟,夺去他心爱的两个女人正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仍然没有决心反抗。

觉慧对这个家庭的一切已经忍无可忍了。他要出走,觉新去征求长辈们的意见,得到的是他们的一致反对。觉慧决不屈服,他表示“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觉新反复考虑后,决心支持觉慧并为他准备了路费。

黎明时分,觉慧告别觉新、觉民和朋友们,乘船离家到上海去了。在那里,他将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2]

据巴金自述,他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他写《家》的动机也就在这里。

《家》也是巴金在哥哥李尧枚的鼓励下写的,1929年7月,李尧枚自川来沪看望巴金,谈了家庭里的种种事情,气愤而又苦恼。巴金告诉他,要写一部反映大家庭生活和家中男女青年不幸遭遇的小说。大哥即表支持,后又写信来大加鼓励:“你要写我很赞成,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
  这使巴金大受鼓舞,抱定心志创作《家》,不负“我一生中爱得最多而又爱我最深”大哥的殷切期望,让大哥早日从沉重的封建枷锁中解脱,“读到我的小说,也许会觉悟,也许会毅然地去走新的路”。

李尧枚在信上说:“《春梦》(即以后的小说《家》),我很赞成;并且以我们家的人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他还鼓励巴金不要怕,说:“《块肉余生》(即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3-4]

而故事中的高觉新的形象更是以哥哥李尧枚为原型塑造的,然而可惜的是,才写到第六章时,接到家里来电,大哥终因受不住巨大压力而服毒自杀了。 [4]

巴金悲痛欲绝:“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的遗憾。我只有责备自己。”李尧枚的死,更坚定了巴金早日写好《家》的决心: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他拿起笔写了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家》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时,巴金写了序《呈献给一个人》,这“一个人”正是他的大哥李尧枚。 [5]

觉慧

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代表。封建大家庭“幼稚而大胆的叛徒”,觉新、觉民的弟弟。参加了具体的反封建、反专制的斗争,包括勇敢参与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坚决反对“作揖主义”与“无抵抗主义”,蔑视等级制度与丫头鸣凤相爱,反对包办婚姻支持觉民逃婚,大胆揭穿迷信的捉鬼、血光之灾等邪说,最后义无反顾地从封建大家庭出走。

高老太爷

封建家长的代表,觉新、觉民和觉慧的爷爷。以封建的礼教专制地管理大家庭,给年轻的一代和下层的仆婢带来种种的不幸,但最后在克安、克定的不肖和觉民、觉慧的反抗中走向灭亡。

觉新

高家的长房长孙,觉民、觉慧的大哥,是一个长期接受封建教育,深受封建礼教制度的迫害,但又渴望幸福生活,具有“二重人格的人”。他同情新思潮又自甘落伍,不满旧礼教又奉行“作揖主义”,具有复杂而丰富的性格内涵。

觉民

高家二少爷,琴的恋人,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他在觉慧帮助下大胆反抗封建家长的包办婚姻,最后取得胜利。

学名张蕴华,觉新姑妈的女儿,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觉民的恋人。

鸣凤

高家的婢女,7年前被卖到高公馆开始做苦事、吃打骂和流眼泪的生活,深爱三少爷觉慧,但高老太爷答应把她送给六七十岁的冯乐山做小老婆,勇敢反抗,投湖自尽。

原名钱梅芬,觉新兄弟的姨表兄妹。与觉新青梅竹马,相互爱恋,但因家长之间的矛盾而被拆散,后出嫁不到一年便守了寡,因婆家对她不好,在娘家抑郁而死。

李瑞珏

家长们用抓阄的办法为觉新选定的妻子,善良贤惠,高老太爷死后因无法承担迷信的“血光之灾”的责任被迫到城外待产,最后难产而死。

冯乐山

又称冯老太爷,孔教会的头面人物。已经六七十岁了,还向高老太爷要漂亮的、r头鸣风做姨太太。鸣凤反抗自尽,婉儿被顶替送给他当姨太太。后又向高老太爷提亲,想强行包办自己的侄孙女与觉民的婚事,因觉民等的大胆反抗未果。 [6]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主,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

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7]

对立模式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 [8] 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 [9]

人物形象

瑞珏和梅是《家》中两个尤其让人悲怜和叹惋的女性,作者把造成他们悲惨遭遇的直接原因几乎全部归结到那个懦弱无能、妥协屈从、任人摆布的觉新身上,而忽视了她们自身应负的那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觉新和梅本是亲梅竹马的一对,只因为双方家长在牌桌上产生的一点小矛盾,便轻易的拿下一代的幸福作牺牲品。而觉新的懦弱顺从,使他毫不反抗地接受了拈阉定亲的事实,这好像直接导致了梅后来他嫁又守寡,最终抑郁而死的悲剧。确实,如果我们设想觉新能够稍微抗争一下,事情很有柳暗花明的希望。因为高家上下都喜欢梅,两个人门当户对也是当时封建家庭特别看重的,而双方家长并非坚决阻挠这门亲事,只是由于一时的赌气。在觉新心中,也觉得是自己辜负梅。 

对于梅的不幸,觉新确实负有重大责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梅对自己的命运又何曾做出过一点点主动的努力。在攸关自己一生幸福的大事上,她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而不敢僭越一部。她情愿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也不去积极做点有希望改变自己人生际遇的抗争,不去争取爱情的自由与权力。当他与觉新的爱情被长辈扼杀后,只是宿命地归咎于自己的命运。可见,梅自身卑弱盲从的性格特征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 [1]

《家》中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老舍的《茶馆》与《骆驼祥子》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根据该作品改编越剧曾于2003年首演,由越剧名家赵志刚、单仰萍、孙智君等担纲主演。 [10]

四川交响乐团根据《家》改编的歌剧《鸣凤》于2013年11月25首次与观众见面。《鸣凤》由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李元华、高育发分别担纲导演及艺术总监。 [11]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波及成都,巴金阅读《新青年》等杂志,受到新思潮的熏陶。1923年,巴金离开家乡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附中。1927年远赴在法国创作了处女作《灭亡》,发表时使用笔名“巴金”。1928年底回到上海,主要从事创作和翻译。19291937年,创作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中长篇小说,有力地奠定了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抗战爆发后,巴金积极投身于抗战文化工作。创作转向对现实的理性审视和批判,显示出日益走向成熟的坚实姿态。主要作品有《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等中长篇小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收获》杂志主编。“文革”结束后曾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从1978年开始写作《随想录》,对“文革”进行反思。2005年10月在上海去世,享年101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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