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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文言出处)

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像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衰败。(不问世事、人事的学问都难长远)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衰落的结果,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任一以贯之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于是,在明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杨国强先生甚至认为“黄宗羲是明代最后岁月里士大夫中走得最远的人。他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由此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明》代表了知识分子批评君权的极端。……代表了宋明之世知识分子批评精神的最后一阵隆隆潮音”。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了结束之声。随着清朝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造成了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清王朝的辉煌只是夕阳西下时一点余辉,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淤积已久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当它们(指一系列社会危机作者注)一下子露出脸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剥尽光泽,毕显出里头的蛀洞、豁隙和朽烂。众多的矛盾舛错交结而又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重重忧患冲淡了上一代帝王留下的文字之禁,也使天下事日益迫近地成为士人的切己之事。随后,世风和士风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这一次的变化就是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清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较著名的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中有“卓著官声政声的督抚大吏”,也有“切于时务的下层官僚与文人学者”, 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新趋势。林则徐出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翻译西书,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后,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正是有了陶澍、魏源等一批深受王夫之思想影响的湖湘士人,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一改湖南的风气,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这一批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行动上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贯彻。应当说,嘉道年间的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对近代的影响又不可谓不大,其中以湖南为最,单一湖南,便有谭嗣同、黄兴、宋教仁、毛泽东、胡耀邦乃至朱基至今,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1]

附:明代经世致用的思潮及其特点

明末,由于王阳明后学的盛行,士林学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黄宗羲语),空疏已达极点。有的打机锋弄隐语,几近狂禅。针对明末学风的空疏,清初一些学者起而提倡"实学"。所谓"实学",用当时颜习斋的话说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而贯穿这所谓"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而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发挥自己的学术政治见解,并用于改革社会。被称为清初三大儒的黄宗羲、李、孙夏峰不用说,其他如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魏禧,朱之瑜、陆世仪、方以智、傅山、颜元、李、王源、刘献庭、顾祖禹等等,都是这一思潮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提倡的程度和方面,各有不同)。从地域上说,当时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江、浙一带,黄宗羲、顾炎武、唐甄,魏禧、陆世仪等是其代表:一个是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孙夏峰、李、傅山、颜元、李、王源等是其代表。他们的社会学说是一致的,都提倡一种与传统的理学不同的崭新学风。评论时政,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匡时济民"的社会改革方案。然而,在哲学上他们却各有千秋。有的是唯物论者,有的是唯心论者,有的信仰程朱,有的信仰陆王,有的折衷程朱、陆王,有的既批判程朱又批判陆王,呈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深入地研究这一思潮。该是很有意义的。

一、经世致用思潮的一般特点

学以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即所谓理学(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传统,专讲道德性命、修身养性,不务实际。特别到明末的王阳明后学,束书游谈,几近狂禅,学问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点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 甲申革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总结明亡之经验,他们深感书生空谈误国。黄宗羲说:"夫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不顾郡邑之大利大害。" 赵翼总结明末书生之弊说:"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 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深感必须返虚就实,矫正学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颜元"其说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盖元生于国初,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故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 ,这种以实用为宗的学风,也就是他们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

这种新学风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

(一)"务当世之务"。

顾炎武说: "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务当世之务",密切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是经世致用学者的为学宗旨。朱之瑜说:"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生民之不遂。" 他们把天下、邦国、生民之事都作为"当世之务"的具体内容。李说:"学人贵识时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已!" 这种康济时艰的精神,与理学的空谈学风,形成显明界限。

(二)勇于任事的精神。

经世致用学者都提倡勇于任事的精神,潘耒称道顾炎武说:"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黄宗羲说:"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 这种"不容已"的精神,可以说是对时代的一种责任感。他们认为,圣贤与佛、老的区别,正在于此。颜元说:"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不然矫言性天,其见定静,终是释迦,庄周也。" 因此,颜元立志"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刘献庭甚至认为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就不能称为人。

(三)致力创新的精神。

经世致用学者们要求独立思考,有所创新,绝不蹈袭古人。顾炎武批评明代学风弊病说:"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强调凡所做学问。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 颜元则强调"立言但论是非",反对"附和雷同",他说:"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同异。是,则一二之见不可易也;非,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 唐甄提倡"言我之言",贵在己出,激烈地反对蹈袭古人。他说:"言,我之言也。名,我所称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袭古人之文,官爵郡县,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 所以唐甄一生"不为应酬之文,意所欲言则言之。" 他的《潜书》能和黄宗羲的名著《明夷待访录》齐名,并非偶然。不袭古人,独立思考,贵在创新的精神,使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家幻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别开生面,取得巨大成就。

(四)注重调查研究。

经世致用学者比较实事求是,重调查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刘献庭、顾炎武、顾祖禹为其代表。如刘献庭"脱身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观其土俗,以益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他用这种调查访问的办法"讨论天地阴阳之变、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而成为"清初一大学者"。再如顾炎武,可以说是清初学者中推崇调查研究的典范。"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他遍游北方,心怀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目的,一年之内半宿旅店"。"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穷一生之功,写出"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的《日知录》等名著。地理学家顾祖禹则"舟车所往,必览城廓,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 这种调查研究之风,在清初学者中比较盛行,成为清初学风的一大特点。

(五)研究范围广大。

经世致用学者们"引古筹今",研究范围宏伟广大,几乎涉及社会的一切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教育、地理、风俗、人情、自然科学等等。如李"倡'匡时要物',少时著《帝学宏纲》,《经世蠡测》、《时务急著》诸书,'凡政体所关,靡不规画。" 黄宗羲则"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 顾炎武"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 王源说刘献庭"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无涯"。就是在学术上仍属程朱派的学者,也已经跳出理学道德性命的范围,扩大了研究课题,陆世仪说:"今所当学者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世用,不可不讲。" 最具有典型性的,可能是颜元的所谓"六府三事之学"。根据李的解释是:

"六府三事,此万事亲民之至道也。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鹾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大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官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田千秋、赵过之所补救,晁错、刘晏之所谋为,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正德,正此金木水火土谷之德;利用,利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用;厚生,厚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生也。"

从以上列举的几个人看,他们研究的课题,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理学、甚至经学的范围,他们研究的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研究范围的扩大,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和动向。

从以上五点,我们可以看出经世致用学者们在清初所开创的一代新风的概貌。

二、经世致用思潮的社会、政治思想

下面我们将论述经世致用学者们的政治思想。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发表时论,并苦心孤诣地设计了各种社会改革方案。

(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

明清时代,封建君主专制已发展到极点,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清初的思想家们,特别是经世致用派的学者们大部分都接触了这个问题.并认真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明清之际掀起的关于郡县制还是封建制的大讨论,实质是关于明清政治制度的讨论,其核心是关于君权的问题。

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方面,黄宗羲和唐甄是经世致用思想家中的两员健将。黄宗羲的可贵在于揭露了历来封建君主的自私,指出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他们取得帝位前"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取得帝位后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奉我一人之淫乐" ,揭露了君主专制制度实为一切罪恶之根源;黄宗羲的这些"横议"成为中国近代反封建专制的先声。唐甄则从人本学的角度批判了封建的造神学,揭露了对封建君主的偶象崇拜,认为君主也是普通人,无异于常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 这对君权神授是个致命的打击,对封建的造神愚昧是一种启蒙。顾炎武、王夫之、颜元虽然不象黄、唐那样激烈,但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君主专政的不满。顾炎武严格区分"国"与"天下"两个概念,说"易姓改号"只能叫亡国,而"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才叫亡天下。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易姓改号"的所谓亡国,而是"匹夫虽贱,与有责耳矣"的亡天下。这种把"国"与"天下"、"匹夫"与君主加以区分的思想,带有近代思维的很大特点。对于君主独裁,顾炎武则批评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机之广,固非一之人所能操也。" 在这一点上,颜元、李塔与顾炎武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对"人主"自私天下","天下之权必欲总揽于一人"的君主专制独裁也表示不满,颜元"复封建"的政治主张,就有限制君主权力的意思。王夫之的"公私论",也有些类似顾炎武,王夫之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他的结论是"天下非一家之私"。"公私论"是当时思想家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是他们批判君主专制伪有力武器。

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只停留在限制君权的阶段,离提出废除君主制或更进一步提出民主制还差得很远。为防止"一人总揽"的"独治",他作了各种设计,如黄宗羲、颜元都主张加强宰相制,黄宗羲还提出"公其是非于学校"的主张,把学校作监督王权的机构,以公议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顾炎武、唐甄则提出"庶民干政"的主张。顾炎武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 唐甄要求要允许"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

经世致用思想家们的思考--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批判,要求限制君权的强烈愿望,同情人民的热烈感情,都是这一时代的先进思想。

(二)土地方案

明末清初,土地高度集中。清初的思想家们大都激烈地反对土地兼并,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看待。他们构想了各式各样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这些方案以反对土地兼并为中心,又涉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以黄宗羲、颜元、李、王源为代表,来分析经世致用学者的土地思想。

黄宗羲设想的解决土地兼并的方案是恢复"井田制"。历史上的"井田制"究竟如何,能不能恢复,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必讨论。黄宗羲在古代"井田制"的外衣下所表露的土地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针对明代官田所有制,提出平均授田,提倡土地平均使用,"古之圣君方授田以养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复以法夺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夺田之事先见,所谓行一不义而不可为也"。这实质上就是均田的思想。二是均田之目的是"遂民之生",让人民有生活出路,"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这无疑是针对封建赋税盘剥的苛重。

在经世致用学者当中,颜李学派是比较重视,也比较多地研究了土地问题的一个学派。颜元提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的土地原则,激烈地反对。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的严重土地兼并现象,抨击"令万人之产而给一人"的不合理制度。同黄宗羲一样,颜元也主张"复井田"。他也为"复井田"设计过种种方案,而其实质仍着眼于均田:颜元说:"使予得君,第一义在均田,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 李也说:"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均田,第一仁政也。" 以均田对抗土地兼并,在清初几乎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很多思想家都持有均田的思想。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颜李学派的重要成员王源,他的土地思想更前进了一步,提出了近似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和主张。王源说:"谓民之不得其养者以无立锥之地,所以无立锥之地者以豪强兼并。今之之法: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不为农则无田,士、商、工且无田,况官乎:官无大小皆无可以有田,惟农为有田耳。天下之不为农而有田者,愿献于官则报以爵禄,愿卖于官则酬以资,愿卖于农者听,但农之外无得买?quot; 王源的这种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中国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刚好衔接。

(三)教育思想

明末,科举制流于形式,八股时文成为士大夫的进身工具,"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因此形成"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 科举八股给社会造成很大祸害。清初经世致用学者都激烈地批判科举制,对八股制役,尤深恶痛绝。顾炎武说:"废天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生员而百姓之用苏,废天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生员而用进之材出。" 几乎把一切社会弊病,一切社会恶习都归结为生员制度。黄宗羲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此等人才岂能效国家一幛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挞,可哀也夫。" 对八股时文,他们不愿为。也不屑为,因为这完全不是什么学问,而是封建士大夫功名利禄的工具。朱之瑜说:"以八股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禄,不过借此于进。彼何知仁义礼智为何物?不过钩深棘远,图中试官已耳,非真学问也。" 顾炎武说"时文","五尺之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因此,八股时文"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土,官不成官,将不成将。" 李曾痛斥时文之害说:"自明之末世,朝庙无一可依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请。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荼毒,谁实为之,无怪颜(习斋)先生之垂泣而道也。"

他们批判科举八股,并非说他们轻视教育。他们都认为教育为"政事之本","人材之本",对讲学尤为注意。李说:"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此人生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者也。" 这虽然对教育的作用未免夸大,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教育的足够重视。他们认为工农胥商人人可学可教,没有"不可以学","可以不学"之人。孙夏峰说:"良以天下无不可以学,可以不学之人,而农、工、胥、商,苟能用力于人纪,而尽其职之所当为,即此可以为人之学矣。" 因此他自己"自野夫牧竖,以及乡曲侠客胥商之族,有就见者,必诱进之。" 他们施教的对象显然已超出了封建士大夫的范围,大有扩及平民的倾向。至于他们施教的内容,我们可以从李所提倡的"体用全学"和颜习斋晚年主持的"漳南书院"看出来。

李倡"体用全学"。他的"体用全学"分"体"和"用”;两类。他为"适用类"开过这样一些书目:《大学衍义》、《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衡门芹》、《经世挈要》、《武备志》、《经世八纲》、《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这些书目,全是经世类。在《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诸项下,李自注:"以上数种,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然读书易,变通难。赵括能读父书,究竟何补实际?神而明之,明乎其人,识时务者,在于俊杰,夫岂古板书生所能办乎!" 他教育的内容侧重适用、贵变通、反对古板书生。

颜元晚年亲自主持漳南书院,以实现他的教育主张。我们从漳南书院的课程设计,可以看出颜元教育的内容。漳南书院课程设置有:"文事课":"内分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课":"内分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课":"内分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课":"内分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从以上看,颜元教育的内容,在经世致用方面占有重要比重。他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封建教育的轨道,但对封建传统教育作了当时所能作到的修正。这在当时说已经是最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了。颜元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一个"动"字,反对"静"字。自理学盛行以来,提倡修身养性,特别强调"静"。这个"静"字,造成士子们"闭户塌首,如妇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钱谷,曾俗吏之不如"。颜元不然,他重视动。他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这种动中求强的思想,是符合现代教育精神的。梁启超总结颜元的教育思想是"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实,动、活三个字的确能够概括颜元的教育思想,也大致能概括清初经世致用学者的教育思想。实、动、活与理学的虚、静、死形成鲜明对照。

三、经世致用思潮的哲学思想

经世致用思想家们的哲学思想是各不相同的,呈现出一种异常复杂的现象。

孙夏峰既以"阳明王氏为宗" ,又"潜心于宋朝濂、洛诸儒"。兼采程朱、陆王,在哲学上具调和色彩,属唯心论。李深明体用之学,明理学之体,矫理学之用。他主张"学者当先观象山、慈湖、白沙、阳明之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然后取二程、朱子……之书玩索,以尽践履之功。" 哲学上基本倾向陆王。黄宗羲在哲学上受王阳明影响很深,不仅他的名著《明儒学案》的编写以王阳明为中心,而且很多地方发挥了王学的"心外无理"的观点。但黄宗羲在批判程朱理学时,也容纳了一些"无气则无理"的唯物主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明代唯物主义者王廷相等人的影响,表现出一定唯物主义倾向。顾炎武的哲学观点,明显地褊袒程朱,反对陆王,"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阳明)之良知是也。" 但他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学风,使他又自发地倾向唯物论。他在哲学上没有系统的建树。王夫之、颜元既批判程朱又批判陆王,皆属唯物论,但其发挥的方面不同:王夫之博大精深。长于理论思维,所以能把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推向高峰,理论上的建树特大。而颜元;其学在物,物物习之,而概念抽象之用少" ,理论的思维深度不够。但在哲学上他开辟了向实践接近的新方向,"物物习之"就是这个新方向的概括。李、王源与颜元大致相同,所以能组成"北方之强"的颜李学派。唐甄尊"阳明良知之学,直探心体,不逐于物",哲学上属陆王心学派。他特别强调了王阳明的事功思想,矫正王阳明后学的空疏,反对只讲心性不谈事功,"性不尽,非圣;功不见,非性" ,"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 陆世仪常于"理气之间,尽心体验","始知太极为理,两仪为气,人之义理,本于太极,人之气质本于两仪。理居先,气居后,理为主,气为辅。" 在哲学上是程朱派。但在学风上,他对程朱有所矫正,"先生之学,主子身体力行,不尚空知空论,其辨晰物理,至精至实。举凡天文、地理、礼乐、农桑、井田、学校、封建、郡县、河渠、贡赋、战阵、刑罚、荐举、科目、乡饮、宾时、祭祀、丧纪,非惟考核之详明,实乃体认之精审。" 朱之瑜远处异国(日本),与国内思想家的交流较少,但他"攻击道学之士不惟无益反有害,故绝口不为耳" ,他一生"不佞以人事为主,其恍惚渺茫之事不入言论",强调"巨儒鸿土者,经邦弘化,康济艰难者也。显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没有系统的哲学观点。傅山"有从正统思想解脱时代束缚的倾向",他欣赏《庄子》,反对正统理学,"老夫学老庄者也,子世间诸仁义事实薄道之,即强言之亦不能工"。哲学上他仍属唯心论体系。其他如魏禧、刘献庭、顾祖禹,则哲学思想甚少。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经世致用学者们在哲学方面的特点:

第一,他们之中,有的是唯物论者,如王夫之、颜元、李等。有的是唯心论者。如孙夏峰、唐甄、李、陆世仪、傅山等。有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如顾炎武、黄宗羲、朱之瑜等。在唯心论者中,有的倾向陆王,如唐甄等,有的倾向程朱,如陆世仪等,有的兼采程朱陆王,如孙夏峰等。他们虽然有各自的哲学理论,各自的理论信仰,但在经世致用、不务空谈这一点上都比较一致。可见经世致用是一个时代的思潮,是当时思想家共同考虑的重大课题之一。这众多的思想家讲经世致用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主实"而论,他们之中也还有"实行"、"实读"、"实想"的区别,此不细论。这与他们各自信奉的哲学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第二,他们之中,除少数人,如王夫之、颜元等人外,大多数在哲学上或受程朱影响,或受陆王影响,未跳出程朱陆王的范围。因此哲学上缺少独创性,没有自己的独立体系,在哲学理论思维上贡献有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虽然还未从根本上脱离程朱陆王,但却对程朱陆王理学的空疏、不务实际表示不满,对程朱陆王作了一定程度的矫正,所以他们仍然是一个时代的先进思潮的代表人物。

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对中国近代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确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清初经世致用学者们所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除具有那个时代的意义之外,今天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原则,对我们今天搞学术研究有没有一些启发、借鉴作用呢?这是我们思考的。

南宋时浙东学派中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提倡经世致用,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反对当时的理学家奢谈心性命理的空疏之学。但金华学派对朱陆理学的争执却采取了调和折衷的态度。而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把经世致用之学与功利之学结合起来,对理学的空谈,作了猛烈的批评。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颜元、李、王源等等。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感明季学风的空疏不实,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他们要求学术反虚就实,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他们学风的特点是: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勇于任事,不务空谈,“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致力于创新,绝不蹈袭古人;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问题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边疆、地理、人情、风俗、自然科学等等,“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①政治上,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揭露封建专制君主的罪恶,并提出了一些带有初步民主启蒙因素的主张,如黄宗羲“公其是非于学校”、顾炎武“庶民干政”的主张。②经济上,针对封建的土地兼并,提出了各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都贯串着“均田”的精神。他们提出的“均田”虽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田”有根本不同,但表现出对农民问题的关心和同情。③教育上,他们激烈地批判束缚思想的科举制和八股时文,注重学校教育,要求培养出真正有学问有实际能力的有用人才。④哲学上,他们各有所宗,各有所创,呈现出思想活跃的局面。

清末,封建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之学,再度兴起。其代表人物是魏源、龚自珍以及稍后的康有为。他们以今文经学为主干,继承和发展了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借经书的所谓“微言大义”发挥自己社会改革的主张。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从先秦至清

近代常用于清末的历史背景下.属于一种主张,或者价值观.当时的清王朝积贫积弱,外夷入侵,要何去何从有大致两派,一派坚持旧的传统,抵抗便宜好用的洋货,痛恨洋务派,却无法抵抗洋货的蔓延.另一派属于洋务派,即所谓"新派",讲究"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的东西,包括技术,经营模式,科学文教等等.洋务派的观点就是要"经世致用",要实际操作,学习新的有用的东西,不管是否颠覆传统,反正要实际。

以下是一些引用: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它的实用性,即由文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

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

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国家的压迫,也由于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渗透,康有为等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才又重新张扬“经世致用”的口号,而观其政治理想,则已与传统儒家有了极大差别。这时的“经世致用”实质上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一条救国自强之路。

中南大学校训。发布于2006年3月2日。

“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精华,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校训“经世致用”,一是体现了这所学校的文化传承,有湖湘特色,并与孙中山先生早年为湘雅的题词“学成致用”一脉相承。二是有利于引导中南学子把远大理想抱负和锲而不舍努力结合起来,既要志存高远,敢为天下先,又要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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