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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边重镇

九边,又称九镇明朝九边,是中国明朝弘治年间在北部边境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

1368年明朝建国,设九大塞王,统辖漠南诸卫所。永乐之后漠南诸卫所逐渐废除或内迁只剩九边重镇。九边重镇是指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也称山西镇或三关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也称陕西镇)、甘肃镇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

嘉靖年间明廷于北京西北增设了昌平镇和真保镇,万历年间又从蓟州镇分出山海镇,从固原镇分出临洮镇。

九边重镇是明朝同蒙古残余势力防御作战的重要战线。 [1]

总兵初驻广宁(今辽宁北镇市),隆庆后冬季驻东宁卫(今辽宁辽阳市)。管辖的长城东起丹东市宽甸县虎山南麓的鸭绿江畔,西至山海关北锥子山,全长970余公里。

总兵初驻桃林口,后移迁安寺子峪(也称狮子峪),天顺年又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境内)。管辖的长城最初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原名灰岭口),自增设昌平镇后,西改至慕田峪(今北京怀柔区境)。管辖的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慕田峪,全长880余公里。

总兵驻宣府卫(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县)。管辖的长城东起慕田峪渤海所和四海治所分界处,西至西阳河(今河北怀安县境),全长510多公里。

总兵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管辖的长城东起镇口台(今山西天镇县东北),西至鸦角山(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口子村东山),全长330多公里。

总兵初驻偏头关(今山西偏关县),后移驻宁武所(今山西宁武县)。管辖的长城西起河曲(今山西河曲县旧县城)的黄河岸边,经偏关、老营堡、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东至太行山岭之真保镇长城,全长800多公里。因该镇在大同、宣府两镇长城的内侧(南边),故又称为内长城,而偏头、宁武、雁门三关也就合称为内长城的“外三关”,在东边的蓟州镇与真保镇的居庸、紫荆、倒马三关就为“内三关”。山西镇长城城墙多为沉重大石。

总兵初驻绥德州(今陕西绥德县),成化以后移治榆林卫(今陕西榆林市)。管辖长城东起黄甫川堡(今陕西府谷县黄甫乡),西至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全长880多公里,在大边南侧另有“二边”,东起黄河西岸(今陕西府谷县墙头乡),曲折迂回,西至宁边营(今陕西省定边县)与大边墙相接。延绥镇长城遗迹多被积沙掩埋,局部地段被推平做了公路,尚有夯土墩台存在。

总兵驻宁夏卫(今宁夏银川市)。管辖长城东起花马池,西至宁夏中卫喜鹊沟黄河北岸(今宁夏中卫市西南),全长约1000公里。宁夏镇长城遗迹大部分埋于流沙之中,仅贺兰山段石砌城垣有断续残存,并保存一段因断层地震活动而造成的错位现象。

总兵驻固原州(今宁夏固原市)。管辖长城为东起延绥镇饶阳水堡西界,西达兰州、临洮,全长约500公里。明后期改线重建,西北抵红水堡西境与甘肃镇松山新边分界。固原镇长城遗迹除景泰县境的“松山新边”保存较完整外,其余地段城墙圮坍严重,仅保存夯土。

总兵驻甘州卫(今甘肃张掖市)。管辖长城东南起自今兰州黄河北岸,西北至嘉峪关讨赖河一带,全长约800公里。甘肃镇长城遗迹,虽经风沙剥蚀堆埋,仍大段保持连贯的墙体,在山丹境内还保存着一段两条间距10余米的平行墙体。

总兵驻昌平(今北京昌平区)。管辖的长城是从原蓟州镇防区划出的渤海所、黄花镇、居庸关、白羊口、长峪城、横岭口、镇边城诸城堡长城线,其东北起于慕田峪关东界,西至紫荆关,全长230公里。

总兵驻保定,管辖的长城北起紫荆关,经倒马关、龙泉关、娘子关、南至故关,全长390公里。

明太祖北伐成功将元军赶出了长城以北地区,并未赶尽杀绝。元朝的残存势力虽然经常互相残杀,有时强盛有时衰弱,但一直侵扰明朝的边境,企图卷土重来。因此,明朝自建国起,其国防就一直以北方边镇最为重要,而有明一代,北方的边患也从未停止过,直到亡于李自成。

洪武年初,朱元璋即在北方设辽东〔今辽宁辽阳〕、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延绥四镇,不久又设宁夏、甘肃〔在张掖〕、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三镇,其镇守为武职大臣,提督则为文职大臣。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也称为太原、固原二镇,这九镇统称“九边”。九边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

朱元璋又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卫〔今凌源〕、开平卫〔今内蒙古多伦〕、东胜卫〔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三个军事重镇,作为九边的外围据点。于要害之地,如紫荆关、芦花领、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等处,也都置兵戍守。于是东起辽阳,西经大宁、开平、兴和、独石、东胜,抵大同,数千里间,各边镇卫所都驻军队、开屯田,声势相连,形成了一条牢固的防务线。

其中,大宁、山海关乃关内外交通枢纽,地势最为重要,女真兴起后,以此地驻兵最多,设总兵和经略负责镇守。驻守边镇的军队称为边兵,总兵官总镇正兵,副总兵领三千人作为奇兵,游击 也领三千人往来防御,为游兵,恭将分守各路要塞,东西互相策应,为援兵。永乐年间,成祖自动放弃大宁卫,把大宁所辖边地赏给兀良哈,从此北边失一重镇,辽东与宣府、大同的联络也因此阻绝。成祖又徙东胜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宣宗更因开平卫孤远难守,徙于独石,三卫尽失,边防的形势大为削弱。以前是边防第二线的宣府、大同也逐渐变为最前线的要塞了,北方的国防线因此步步南移。不过成祖对边防还是相当重视的,自宣府以西,直至山西边缘,“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凡通车马的隘口,设百户防守,只有樵夫牧民的隘口,也安置边兵十人戍守。英宗正统元年,因为宁夏所辖的屯堡均在河外,旷远难守,由总兵史昭建议,在花马池筑哨马营,以便策应。宪宗成化七年,延绥巡抚余子俊大筑边城,东起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共一千二百余里。而在墙内,自偏头至宁固,堑山堙谷,称之为夹道。这些边城,非常坚固,守卫的将士也英勇顽强,北人称之为骆驼城,一时之间,西北防务颇为振饬。

由于边防的驰坏,也是从成祖时逐渐开始的。洪武时,平时只让出生本地的士兵和有罪谪戍者守边,边境有事才调动内地的军队,称为客军。成祖却命内地的军队都要轮流戍边,称为边班,从此边兵逃亡的人数逐渐多起来。而边军的屯田制度,从宣德、正统时起也开始遭到破坏,分驻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军官等都争相侵占屯田,役使军丁为他们耕种,军丁不堪虐待,逃亡的就更多了。当时的正派官吏,象山西、河南巡抚于谦,宣大巡抚罗亨信深知问题严重,对宦官及其私党的所为极其不满,为维护屯田制度不废余力,象于谦就曾“尽夺镇将私垦田为官屯,以资边用”,而罗亨信也迫使明廷停止征收军丁私垦田的田税。边军屯田还不能做到粮食自给,朱元璋便下令盐商只能拿边境的粮食来换盐引,于是富商大贾纷纷出钱召募农民到边境开荒垦田,边境的粮仓也因此充足了。但是到了孝宗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却让盐商纳银换引,而由太仓供给边境用粮,盐商们自然不再管边境的粮仓是否装得满,边地日见荒芜,边境的粮价越来越贵,边军用粮也越来越困难了。

武宗以后,边将冒饷,边兵逃亡,诸如此类的事已司空见惯,边备日渐废池。直至明朝灭亡。

〔参考《明史》“兵志”、“于谦传”,《明会要》“边防”〕

九边重镇发生过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土木堡之变。首先兵力上,当年朝鲜人抄录辽东都司的邸报后,在李朝实录上就留下了“皇帝领兵八万亲征出居庸关”的文字。而之前还有部队先行增援宣大:“选精锐马步官军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寿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一万五千往宣府,俱令在彼训练养威蓄锐以备不虞,或遇虏寇侵轶即与总兵镇守等官相为掎角以击之。”。

明代京卫,五军都督府辖下共计三十九卫(万历朝数字),非五军都督府辖下共计三十五卫,合计74卫。按照《英宗实录》的记载,英宗朝有义务参加训练的京卫,共计七十个。

明代一卫标准编制5600人,则当时京卫的满额守军总数应为约十二万人左右。从《大明会典》的记录来看,在京的班军总数应为八万人。如果这么计算,则京师满额战兵,应为本地卫所守军和班军的总和,共计约二十万人。

但从《宣宗实录》的记载,京军三大营,五军营每军二万全营足额十万人,神机营满额共计七万五千零七十一人,再加上三千营,则当时神机营的足额兵力,应为十八万人左右。之后《英宗实录》的记载,正统元年,京卫选操官军居然只有十万,而且大家还都认为够用,希望免调外卫军队入京(即班军)。这里京卫军十万,加上班军八万,仍然是十八万人。由此可知,正统朝的京营编制,与前朝无异。曾担任兵科给事中的叶盛(正统十年进士)写的《水东日记》里就明说了卫所兵普遍存在缺额近半的现象。因此当时从京卫所选的禁军数目,应该只有一半左右。由此可知,当时京卫外加班军,能有十三万人就不错了。

至于土木堡的出兵规模,根据《英宗实录》的记载,亲征征调的是在营操练者,因此屯军不在征调范围之内。而且在英宗亲征前,明军先派出了四万五千人前往宣府大同协助当地守军防备,因此随同英宗亲征的明军,当为十三万人去掉四万五千及京师必要的守备兵力,约八万人左右。这也符合朝鲜官方的历史记录。

然后再看战斗的经过。

井源的三万人首先在大同战败。英宗决定从大同退兵的原因之一就是主力刚到大同就接到了井源战败的报告。这一路的剩余部队应该在大同跟着英宗还驾,最后陈怀、井源都在土木堡战死了。吴克勤这一路从宣府跟着英宗还驾,担任殿军,第一战就全军覆没了。然后是朱勇部在鹞儿岭中伏,全军皆没。

据《实录》记载:次日清晨,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这么一连串失败下来,退却到土木堡的明军实际兵力充其量也就是八万人左右了。

其次王振对于撤军路线的选择没有责任,《明史》和《宣府镇志》均记载郭登和王振都奏请明英宗从紫荆关回师,但是明英宗执意要走居庸关。当英宗的中军从雷家站向怀来城西移动的时候,因为吴克忠部和朱勇部先后被歼,必然需要留下大量军队阻击,所以中军所在主要是征召的役夫等大量非战斗人员。

在土木堡地区遭遇阿剌知院的阻击时,因为军队数量不足,关键是缺乏骑兵,因为成建制的骑兵都被朱勇带走了。所以对于瓦剌军无法主动攻击加以驱逐,只能临时集结到土木堡扎营以等待救援。但是土木堡当地缺水,少量的饮水只能优先供给皇帝大臣,其次才是士卒。大量的役夫临时组建的营伍缺乏管束,在移营过程中扰乱了军阵,导致全军崩溃。皇帝身边只剩下了贴身太监和所谓三千小鞑子的京军三千营。而王振显然是在保卫皇帝的最后战斗中战死的,所以英宗复辟后还对王振给予了表彰,至于所谓的樊忠就是个虚构人物。

而瓦剌的兵力并不亚于明军。也先的本部兵马约二万人,其他各部动员则上十万。

瓦剌军包括两部分,在东南布阵(差不多正好位置在今天官厅水库湖面)的阿剌知院部是大概2~3万人。 从北面独石口南下进入土木堡设伏,截断了亲征军退入居庸关的归途。

西北方向过来的也先主力大概有10万以上,在连续歼灭断后的吴克勤和朱勇的部队约五万人后。继续追到土木堡和阿剌知院部一起形成合围 。可见瓦剌军的兵力之庞大。

此外《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是日虏众奉,上皇至紫荆关北口,副都御史孙祥遣指挥刘深出见上皇。岳谦与深言,此处达子(鞑子)三万,止有精壮者二万。又有二万从古北口入。”

从这个记录也可以看出经过宣大、鹞儿岭、土木堡一连串大战之后,瓦剌军仍有相当规模,甚至还不断有增援赶到。瓦剌动员规模可谓空前。 [2-3]

所谓文官集团阴谋论也站不住脚,须知明代九边防务就是个筛子,女真或蒙古入寇只要上万规模,就没啥用处了。宣大明军只能龟缩城中,这样周边战场就被对方骑兵所控制,要探出英宗的撤军路线并不难。后勤方面,英宗从决议亲征到出发只有几天时间,连兵器都是临时发的,屯军都来不及征调,这种情况下后勤保障出问题很寻常。而且土木堡之败的主要因素也不是后勤。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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