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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南族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毛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通用汉文。

毛南族主要聚居在广西环江县的上南、中南、下南山区,贵州平塘县、独山县交界的卡蒲河、六硐河河谷地带等地,其余散居在环江县内的水源、木论、川山、洛阳、思恩等乡镇,以及周围的河池、南丹、宜山、都安和贵州的惠水等县(市)。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毛南族总人口数为101192人 [1-2]

广西毛南族自称“阿难”或“哀南”(单称)、“窘南”(众称),意思是“这个地方的人”。译成汉语即是“毛南人”的意思。壮族人对毛南族的称呼是“布南”、“稳毛南”等,译意也是“毛南人”。

“毛南”之称源自地名,最初见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该书称:“自融(州)稍西南有宜州。宜处群蛮之腹,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镇,荔波、赢河、五峒、茅滩、抚水诸蛮。”这些地方包括了今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和相邻的南丹县,以及紧邻的贵州荔波县境。“茅滩”又写作“茆滩”,当时“三南”地区被称为“茅滩”,谓此地人“茅滩蛮”。尔后的汉文古籍、碑文亦有用同音异字“冒南”、“毛难”、“毛南”之类记载该地区及其行政单位名称。如元明时代称“茆滩团”、“茆滩堡”等等。乾隆年间(1736-1795年),毛南人立有《谭家世谱》,碑文中开始出现“毛难土苗地方”、“毛难甲”,“来毛难安处”的记载,此乃毛南族名称的正式出现。

1956年7月经过民族识别,正式确定毛南族为单一民族,称为“毛难族”。1986年6月根据本民族意见,国务院批准改为“毛南族”。贵州的毛南族自称“哎绕”、“印吞”、“哎吞”等,也是“本地人”、“自己人”之意。其他民族则称他们为“”或“佯”等,1990年7月27日才正式确认为“毛南族” [1]

据毛南族大姓谭姓家谱载,始祖谭三孝在明嘉靖(16世纪中叶)年间从湖南省常德府武陵县辗转迁来毛难土苗地方,与当地人通婚,繁衍生息而形成民族共同体。

对于毛南族的族源,史料记载较少,方志碑文族谱记载亦不详。一般认为毛南族与布依族、仫佬族、仡佬族等南方民族有渊源关系,都是由岭南百越支系发展而来的。

殷商时期,百越人就活跃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毛南族是由秦汉以前的“骆越人”,隋唐时期的“僚人”发展而来。宋元时期,部分僚人与侗水语支诸民族被统称为“伶人”。《广西通志诸蛮》载:宋高宗绍兴时,“安抚使吕愿中诱降诸蛮伶、侬、僚、侗之属三十一种,得州二十七,县一百二十五,寨四十,峒一百七十九”。伶、侬、僚、侗这些山地民族归顺后相互交流融合。明清时由“伶人”之一支“苦亻卖 伶”同其他民族在环江三南地区融合形成毛南族,在贵州则称“佯”人。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毛南族由骆越、僚人、伶人、“佯”人、苦亻卖 伶到最后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

为了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毛南族人民曾不断起来斗争。宋庆历四年(1044年)以思恩县(今广西环江县)人区希范为首的反抗斗争,就曾攻破环州等地,斗争持续一年之久。清乾隆年间,贵州毛南族刘兵头、刘同老、刘啊福等,联合反抗当地杨氏土司的统治与剥削。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石达开回师广西时,不少毛南族人民参加了太平天国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七军北上经过毛南族地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毛南族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和汉、壮等族人民一起,组织了抗日人民游击队,迎头痛击日寇,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9年10月,毛南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汉、壮等族人民一起,组织了200多人的一支武装队伍,歼灭了企图盘踞在毛南族地区的国民党伪保安第七团,俘敌100多人,缴获150多杆枪,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毛南族地区。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毛南族人民与汉、壮等族人民的关系日益密切 [1]

新中国成立前,毛南族地区基本处于一种政族合一的自治行政建制中。毛南族都以同姓同族聚居,各个家庭以同宗共祖的关系聚居在个村屯之中,一般一个姓氏为一个村峒。贵州平塘县的毛南族以刘、石姓为主。环江县毛南族以谭姓最多,约占本民族总人口的70%以上。此外还有韦、覃、袁、卢等姓。村落依山而建,多则几十户、少则十来户人家建立小村庄,最大的也不超过百户。毛南族的村落,分别称为“龙办”(村)和“晓桐”(峒)。“龙办”居住的户数较多,有20户至五、六十的,甚至多达100多户到200多户的。“晓桐”少则3~5户,多则有30到40户,有的为了开垦一座山地,单家独户住在半山腰或山顶上。

据历史记载,广西毛南族地区元代为思恩县地,属庆远路管辖。明正德元年(1506年)思恩县改属河池州。在思恩实行乡、里、甲制,全县分4乡23里39甲。清代,思恩县属庆远府。历代行政建置和隶属关系更替不迭。咸丰年间,全县分前、中、左、右、后五团,团下设甲,实行军政合一的“团甲制度”,毛南族地区属后团管辖。光绪年间,这里设“毛难甲”,属思恩府镇宁乡。“甲”之下有上、中、下三“额”,“额”设“团总”。“额”以下又分“牌”,“牌”有“牌头”,一般管辖十户。辛亥革命后,也一直沿用了清代的团甲制度。1933年以后,又推行乡、村、甲制,毛南地方分设上南、中南、下南三个乡。上南乡辖隆盛、宝楼、普理、高岭、玉环、中乐、柴门等村43屯。中南乡辖信甫、社漠、上八、仁义、上义、敢强、昌崖(含南昌、松岩)、信洞、木洞等村21屯。下南乡辖六圩街以及波川、孟仁、景阳、凤夏、建在、醒龙、希远、后肯、宿邦等村24屯。

明末清初时期,环江县毛南族地区就已经有了一种称为“隆款”的社会组织,由公众推举德高望重的男子为“村老”(贵州毛南族称之为头人或寨老),主持内部公共事务及婚丧嫁娶等活动。直到民国时期毛南族聚居的玉环、下城、堂八、波川等乡村都还保留有这种组织的残余。由“村老”主持制订出人人必须遵守的乡规民约,称为“隆款”或“议榔”和“保苗会”,以维护所辖村屯的共同利益与安全。“隆款”规定的法规条文有刻碑或写上木板立于有关村屯前的,也有口头传诵的。如贵州毛南族每年春耕前,以寨为单位召开寨户“保甲会”,制定“保苗法”,以管理当地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还经常召开“寨老”联席会,由“寨老”群集协商各寨的共同事务,协调各寨关系,交流执行“榔规”的经验和得失。

除了村老,毛南族自然村中还有前面提到的牌头以及学董、武相公、文相公。“牌头”由村民推选出来或政府任命负责催粮,不管民事纠纷,但村、峒有事,“匠讲”去调解时,也请他去旁听。“学董”是毛南族各村、峒负责办学的长者。村、峒的武相公则必须精习拳术武艺,掌握一套骑马、射箭的本领,曾到县或府去应试过,考中合格才赐武相公称号。据说考中武相公的,上面派人送来“报条”,到家燃放鞭炮祝贺,把“报条”贴在大门边。这样他就被公认为村、峒的武相公了。武相公负责办拳术学堂,召集年青人学武强身健体。除义务传授武艺外,如有外敌入侵,他即组织团练抵御。有时逢年过节,武相公还带队表演武术助兴。

1949年11月24日,思恩县城解放,1950年1月1日正式成立思恩县党政机关。新中国成立后,毛南族地区人民积极配合新政权,开展清匪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建立了人民政权,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1984年9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上南和下南两个毛南族乡。1986年11月1日,国务院又批准撤销环江县,设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1990年2月14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该条例的制定和执行是环江毛南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992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 [1]

毛南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以饲养业和副业为辅,主要种植杂粮,少数地区种植水稻。由于耕地不足,人们惜土如金,注重精耕细作,多实行轮种、间种、套种。牛不仅是毛南人耕田种地、运肥拉柴的好帮手,而且饲养菜牛也成了毛南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长期以来,毛南族地区发展缓慢。明末,他们还使用着木制的锄头和犁耙。到了清代,才比较广泛地使用各种铁制工具,土地也开始逐渐集中,阶级分化明显。这时,出现了不少贫无尺寸的“达火”(相当于雇农),只有少量土地的“挨火”(相当于贫农),自给自足的“马无”(相当于中农),以及占有大量土地的“分乃”(相当于地主、富农)。“分乃”通过地租、高利贷和雇工,对“达火”、“挨火”进行残酷的剥削。高利贷的年利率高达100%。农民租种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时,要自己出种子、肥料。一般要先负责交10~20%赋税,剩下的主佃平分,实际农民收入只有30~40%。此外,还存在有少量的奴婢,系由地主买来,或因债务沦没,终身为地主服役。当时,“田峒”中的可耕地和大片山林,已全部为私人所占有,只有少量距村较远的石山和牧场,才有村屯所共有,但是也很快被“分乃”侵夺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毛南族地区交通不便,粮食不足,人畜饮水和出行都很困难。农业生产条件还很差,当时使用的铁制工具仍较简陋,农田翻土主要使用锄头和脚踏犁,收割稻谷一般使用禾剪,效率低下,产量也不高。水稻亩产量200~300斤,少数烂泥田(俗称冷水田)亩产只100斤左右,红薯亩产200~300斤,玉米亩产仅有100~200斤。加之遭受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带领毛南族人民兴修水库、山塘、人蓄饮水池,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环江毛南族山区先后修建了蓄水6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5座,特别是修建了容水量达130万立方米的南川水库,使毛南山乡农田的灌溉得到了保证。还建造山塘水柜100多处,做到屋头村尾有水池,有的地方还用上了自来水。贵州平塘卡蒲毛南族乡共建水池、水窑453口,可以蓄水16282立方米,还铺设12.95公里的人饮管道,有的村还用上了自来水。人蓄饮水问题的有效解决从根本上改善了毛南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 [1]

毛南族信仰多神。明末之前,毛南族以信奉原始宗教为主。清初,正一派道教传入毛南族聚居区。后来道教在同毛南族文化的合流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形成以敬神跳神(还愿)为主的所谓“武教”,以打斋送终为主的所谓“文教”,以及由两班人马合作的水陆道场。在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中,有鬼师、道士、巫师、鬼谷先生、法童等,他们统属不同,分工明确,专门从事法事并收取一定报酬。掌管敬神法事者,毛南人称为“博套”,也即“武教”,又叫“师公”或“鬼师”。

许愿和还愿是毛南人最主要、最普遍的集体宗教活动。毛南族凡有事都要事先起愿,一般小愿自己在神明前声明就行了。如果能如愿以偿,就要按所许的愿来还愿。毛南话称“还愿”为“肥套”,是向万岁娘娘求子和向其他神祈求出入平安、人丁兴旺,一年四季风调雨顺的还愿活动。还愿活动分“黄筵”和“红筵”两种,“黄筵”是单家独户向神祈求的小范围祭祀活动,而“红筵”则规模比较大、仪式繁多。除请师公来跳神舞外,还要杀鸡、鸭、牛、猪等18头牲畜作祭品,如果这一代没做,下一代要偿还,所用祭品要翻倍,法事时间更长 [1]

毛南族的食粮以大米、玉米为主,高粱、小米、红薯、南瓜为辅。他们的饮食习俗中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百味用酸”。喜爱腌制酸肉、酸螺蛳、酸菜,都是待客的传统佳肴。酸类食品很多,尤以“毛南三酸”最有名,亦即毛南人自称的“腩醒”、“索发”、“瓮煨”。“腩醒”就是把猪、牛肉切成薄片,拌用生盐腌透,放置两三天等水份干后,将适量的香糯米蒸熟成饭,尔后放在簸箕里凉冷,与切好的肉片揉搓均匀,放在坛里压紧密封。在坛里腌制时间越长味道越鲜美。用“腩醒”待客,是毛南人热情至深的标志。“索发”是一种酸味特异的螺蛳汤。其制作方法是把洗干净的钉螺用猪油干炒,待透熟发香后,趁热倒入坛里密封三个月后再揭盖吃用。“瓮煨”是一种盐水酸菜坛。用来腌制各种蔬菜,如萝卜、豆角、黄瓜、生姜、辣椒等,这种酸菜坛可以防止瓜果蔬菜放久变坏。

毛南人除了以米煮成饭、粥外,日常还喜欢用主粮或杂粮制作成各种各样的食品,如“毛南饭”、“糯米糍粑”、“甜红薯”等。饮酒是毛南人的一大嗜好,凡办喜事、丧事和客人到家,都要喝酒。几乎家家户户都自己用大米、玉米、红薯、南瓜等酿白酒,酒的度数不高,一般20度左右。毛南族成年男子大都吸烟,但都抽本地产的旱烟叶,很少用外地烟。

毛南族人的居室为干栏式样。干栏内外山墙全是以木、石为构架,面阔三开间,中间是厅房,两边是厢房。干栏一般为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和堆放农具、柴草以及其他杂物,门外有晒台。这样的建筑结构采光充足又可以防潮且结实稳当。

毛南族居住大石山区,到处有石头,因此房基或山墙多用精制的料石砌成,用长条石制成登门的石阶,毛南话叫“突结”(意即石梯)。

干栏的楼柱也是石柱,连门槛、晒台、牛栏、桌子、凳子、水缸、水盆等也都是石料垒砌或雕凿的,不少家庭在这些石制用品上都雕刻有花鸟鱼虫图案,既经久耐用,又美观悦目。20世纪80年代以后,干栏式建筑逐步淘汰,改修硬山搁檩式建筑和砖混结构的方盒式楼房,一般也是两层,也有个别经济较好的楼房修建3~5层高的 [1]

毛南族服饰与附近的壮族、仫佬族相似,据性别、年龄、季节、用途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形成了各种类型和样式。

男女都喜欢穿着蓝色和青色的大襟和对襟衫,忌穿白色衣服,只有丧事时才穿。男装称为五扣衣,不镶花边。它的特点是有五颗晶亮的铜扣,所以毛南语称“骨娥妮”,意即五颗扣的衣服。领扣一颗,右襟三颗,和领扣垂直相对,肚脐位置还有一颗,下面开襟。衣服口袋缝在右衣襟里不外露。盛装时头缠黑头巾,长约八尺。从左至右有规律地缠在头上,头巾一端有布须,露出头顶,走起路来,布须抖动,形似小羊角,故称羊角巾,毛南话叫“挂爪”。盛装时还要腰缠八尺长的黑色腰带。腰带的两头用红、绿、黄、蓝、白绒线镶成锯齿形的布须。缠腰两头有颜色的布须外露,下面穿宽筒裤子,脚穿白底黑面的布鞋。

毛南族妇女多穿青色或蓝色右襟上衣,女装最大的特点是镶有三道黑色花边的左开襟上衣和裤子。衣服大多数是青色或蓝色的布料,配上银饰和顶卡花,穿着端庄秀丽,朴素大方。姑娘们还系上一小块长方形的围腰,上边绣着美丽的花纹图案。配上银饰手镯,蓝白相衬。

毛南族妇女爱穿绣鞋,有“双桥”、“猫鼻”、“云头”等三种款式。“双桥”鞋用红、绿两种颜色,在鞋面上镶成两条花边,像两座石拱桥横跨河面,也像一对彩虹吸水,因而得名。“猫鼻”鞋用五色花带,在鞋面上构成勾头的鞋面绣有云藕图案,精致素雅。这些绣花鞋,通常放在箱子里保存,赴喜宴和走亲戚时才拿出来穿。平时在家穿黑色布鞋。

毛南族的银器饰物除了常用的银手镯、耳环、银项圈外,还有银麒麟、银环、银簪、帽饰、银颤花、银钗、银梳等。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毛南人的服饰也在更新变化,昔日蓝靛染制的青、蓝色土布正为红蓝黑紫多种颜色的西服、休闲服等所代替,一些富有山乡特色的民族服饰,只有在喜庆节日才能一睹风采了 [1]

毛南族使用毛南语,一般认为属汉藏语系的一种语言。毛南族人民由于长期和壮族、汉族、布依族人民相互交往,许多人都能操壮语、汉语或布依语,并通用汉文,用汉字记载本民族的民歌、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为弥补本民族无文字的缺陷,在历史上,毛南族人民还模仿汉文形声字的结构方式,假借汉字的音、义来拼写毛南语,构成“土俗字”,用以记载本民族的史诗、民歌和宗教经书等 [1]

2010年后出现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毛南文字拼音方案。现流传于部分毛南族知识分子中。文字详情见“毛南网”。句法特点粗略来说属SVO类型(即主语+动词+宾语),如Maenz(他/她)bai(去)her(集市)“他/她去赶集/赶墟”;中心语位于修饰语之前,如mus(猪)naem(黑)“黑色的猪”。

现代政治经济词汇多为西南官话借词,而老的汉语借词多为平话借词。语音方面,一般认为有8个声调(实际只有6个能区别意义的调值);毛南语的声母系统(80多个声母)比汉语(约20个声母)、壮语(约30个声母)等要复杂。毛南人多通壮语及汉语,受过学校教育者通汉文。毛南地区小学、中学采用汉语课本,用汉语普通话讲授,但小学老师讨论教案多使用毛南语。毛南族聚居的中心区--下南乡政府日常语言通常是毛南语。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政府官方语言是汉语西南官话。毛南族的另外一个分支(约占人口1/3)聚居于贵州南部的平塘、独山等县,通用“扬黄话”,所以也叫“扬黄人”(见陆天桥著《毛南语语法》美国佛罗里达:环球出版社。2008) [3]

毛南族人传统的人生礼仪也很有特点。妇女在怀孕期间,家里人就会请师公来祭祀鬼神以解脱灾难,叫“祭解”,好让孕妇能够安全度过孕期,胎儿顺利出生。“祭解”有七种方式:血盘解、血罗解、落井解、半路解、七井关、平头杀解、七令关刀。孩子出生后,还要举办一系列的仪式,如办“三早会”、“卖猫月”、“肥固几”等。“卖猫月”毛南话叫“别年猫”,是在孩子出生后的第33天举行,就是母亲产后的第一次串门。要串哪一家,先向对方预告,让对方有所准备,以便回赠一些礼品。老人说:回赠礼品,以后孩子才不咬衣角和手指。“肥固几”是仅次于婚筵的一次较大规模喜宴。多在孩子满五、六个月时举办,也有的孩子满一周岁时举办,很少超过两周岁才举办。届时,主家的亲戚朋友都送礼包祝贺,外婆家的亲戚、房族都赠送背带、被单等物。

毛南人年过六旬,如果身体虚弱多病,民间称之为“倒马”。“倒马”就要找算命先生选择吉日“扶马”,俗称“添粮补寿”,过去毛南人认为,人老体弱多病,吃了“百家米”就会早日恢复健康,延年长寿。“添粮补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家庭经济较宽裕的,由子女筹办几桌酒菜,请亲戚朋友到家里来,给老人“送粮补寿”,并请一位师公来举行“添粮补寿”仪式。这种活动一般放在重阳节举行。另一种是家庭经济较困难的,办不起“添粮补寿”仪式,就由老人自己赶圩“讨粮补寿”。到了赶圩日,老人先准备好一些零碎钱,上街到米粮行沿摊讨米。老人来到米摊前,先向卖主讨话说:“我向你讨要一点米,可以吗?”卖主见老人家来讨米,知道是“添粮补寿”用的,也乐意献“粮”。老人自己抓上一把米,然后向米箩里丢下几分零碎钱,表示酬谢。讨了几十摊,约得三四斤米就可以了。讨来的这些米,回家后专门给老人吃用,直至吃完为止。这样讨米只赶一圩,吃完了如果身体还没有恢复健康,仍要办酒席举行“添粮补寿”仪式,请亲戚朋友来“送粮补寿”。这种习俗体现了毛南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直到现在还流行 [1]

毛南族素有尊师崇文的优良传统。早在宋代庆历七年(1047年),思恩县就开始有儒学训导(衙署)。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创建学宫。18世纪以后,毛南山乡普遍设立了私塾。清末民初,上南乡设有8个塾馆。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民主思想和文化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学馆、私塾改办为乡村小学,以满足更多的儿童上学的愿望。20世纪30年代初,不少毛南族人家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思恩县城、庆远(今宜山)、柳州、桂林等地就读中学或师范。

但是,毛南族地区的教育总体还是非常落后。直到1950年,整个下南区只有小学24所,其中两所中心校,在校学生1229人。

毛南族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谜语笑话等相当丰富,真实地反映了毛南族人民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艺术修养。

已搜集到的毛南族民歌曲调有30余种,散文类作品200多篇,韵文歌词3万多行。象《盘古的传说》、《三九的传说》、《水牛的上牙是笑落的》、《太师六官》、《顶卡花》、《七女峰》、《盘古歌》、《十二月歌》、《要吃嫩笋等四月》、《恩爱石》等都为毛南族人民世代传颂 [1]

毛南族人民在农闲节庆之间依天时地利举行一些体育项目。主要体育项目有同填、同顶、打陀螺、打棉球、地牯牛、抛沙袋、走三棋等。其中“同填”、“同顶”还曾参加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并获奖。

“同填”,就是两人对抗的意思。进行这种比赛时,在地上画出一个直径3米左右的圆圈。圆圈大小,可根据场地大小随意而定。圆圈中间画一条笔直的中线。比赛时,运动员前臂屈在胸前,双手握左右上臂下端肘关节,双脚叉开50公分左右,身体下蹲,运动员用全身力量冲拱对方。被拱出圈外者为输。“同顶”和“同填”比赛规则差不多,它是用一根二米长、直经约八公分的木杠,木杠中间系一条红布(绳子也可以)。比赛每队3人或4人(也有一对一的),运动员腰扎一条腰带,没有腰带的可用几层布垫腹部,比赛开始,甲乙运动员面对面各站中线一米,木杠中间系的红布(或绳子)对准中线,裁判员提起木杠,运动员各双手握紧木杠的一端,置于自己的腰带或堑布上,打开左脚或前弓后箭。哨声一响,双方用力对顶,谁被顶倒或被顶出线外,就算输了。如果是多人,在上面的一人则踏在下面的人交叉手掌的掌心上,成骑马状,手和肩顶住木杆,全队人同心合力,把木杆的中心悬垂线顶过对方规定线的一方,便是胜方。

“地牯牛”是贵州平塘县卡蒲乡毛南族喜爱的一项体育活动。与“同填”相似却又有所不同。比赛在平地上举行,先在划出中线和边线,而后两人在中线用头顶着头,或肩抵着肩,形成“斗牛”。《广西通志》称:“以首触撞若羊”说的就是这项活动。比赛宣布开始,两人用力顶抵,谁被抵到边线外,谁就输了 [1]

毛南族是一个善歌的民族。毛南民歌内容丰富,体例独特,常用的有“比”、“欢”、“排见”、“耍”四种。

七字一句,八句一首,叫做“比”,因两句之后有一尾音“嗨”,故又叫“嗨”歌。

在节日对唱的五字一句、四句或八句一首的祝贺歌,谓之“欢”。

由一人独唱、叙述历史故事和祖先来源的叙事歌,则以七字为一句,四句为一首,由若干首合成一组,再由若干组合成篇,一篇少则十多句,多则几百句不等,叫做“排见”。

“耍”则是一种轻快活泼的小调式童谣儿歌,每句五字,四句一首,属儿歌类 [1]

“毛南戏”源于民间,形成于道教跳神节目,多是一些反映古代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以及民间传说等传统剧目。毛南戏集歌舞、话剧、民歌、民谣及“师公”的舞姿于一身。表演时,对白和歌舞并用,有二胡、笛子、唢呐、铜鼓等伴奏。

贵州毛南族舞蹈更是形式多样,猴鼓舞、火把舞、拦门舞等种类繁多 [1]

毛南族的雕刻很有名。

在异彩纷呈的石雕艺术中,石墓的雕饰最有特色。如今存留在下南乡堂八村东南凤腾山上的古墓群就是毛南石雕的典型代表。这里是毛南族祖先的“陵园”,有大小古墓700多座,毛南族的始祖谭三孝就葬在这里。这些墓全用大块大理石砌成,墓碑、拱门、石柱矗立,在上面雕刻有刀笔浑圆、凝重工整的楷体书联、墓志以及精致优美、多姿多彩的故事图案。石墓柱擎着重檐石楼阁,上刻武士跃马扬鞭、姜太公江边垂钓、儒生寒窗苦读,以及雷王、水神等形象。两墓柱之间靠里是巨形墓碑,碑两侧刻有大幅挽联,联边雕刻着凤凰、画眉、仙鹤、蝙蝠、游鱼、梅花鹿、仙桃、苍松、水仙、大象等栩栩如生的图案,以象征吉祥、长寿、厚禄、清廉等祝愿和赞颂。古墓群就像一座楼阁更迭的古城,是毛南山乡的艺术宝库之一。

作为毛南族发展的历史见证,毛南族古墓群已经被批准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毛南山乡盛产竹子,毛南人普遍擅长用竹子编织各种竹帽、凉席。

毛南人编织的竹器,工艺精湛,经久耐用。最著名的就是用当地产的金竹和墨竹编制的花竹帽。俗称“毛南帽”,又称“顶盖花”,意思是“帽子下面的花”。这种帽子精致美观又非常实用,是毛南族独特的手工艺品。制作方法是:将竹材劈削成只有半根火柴梗那么细的竹篾,编成带有精细美丽的花纹图案。

毛南人编制的竹席也很有名。毛南凉席以当地盛产的“泡竹”为主要原材料,先用刀削成薄篾,用手工编制而成,韧性特强,光滑凉爽 [1]

毛南族和邻近的壮、汉族有共同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重阳节,还有自己独特的庙节分龙节。即使和壮、汉族过共同的节日,也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贵州毛南族过春节的主要活动有除夕之夜的“火把节”。广西毛南族有“放鸟飞”的习俗。春节来临前,广西毛南族人就将采集来的藤叶精心编织百鸟。编成的燕子、山鸡、鸬鹚、画眉等都是栩栩如生的精美艺术品。除夕清早,各家主妇给百鸟的空腹灌上香糯,有的还拌上饭豆或加上芝麻馅,然后上锅蒸或煮熟。煮熟后把“百鸟” 提耳穿起来,吊挂在整根的甘蔗上,间隔均匀地一字摆开,架挂在堂屋香火前。孩子们嗅到百鸟的香味,等不得它们变凉,就央求着母亲给自己一只。于是,孩子们拿着烫手的百鸟糯粑,炫耀地满村子疯跑,在相互追逐嬉戏中比较谁的鸟儿更美,看谁家的鸟儿品种繁多,香味扑鼻;谁家的鸟儿精巧欲飞,引颈竞啼。

掌灯时分,主妇们把串着百鸟的甘蔗横挂在堂屋正中的香火堂前,让百鸟面向大门尾朝壁,祈祝百鸟啄食害虫,保护农作物丰收。初生小孩的年轻母亲这天专程回娘家为小孩领鸟,期望孩子们像百鸟一样伶俐可爱。这种点缀生活的独特民间美展,从除夕一直到元宵节。元宵这一天,人们砍断甜甘蔗,再煮百鸟群,晚餐用百鸟当饭,以果汁解腻,这就是韵味无穷的“放鸟飞”。

“分龙节”是广西毛南族民间最大的节日,在农历五月间进行。20世纪初叶之前,每年过节都先聚众于庙堂内外活动,故又称为“庙节”或“五月庙节”。过节的日期因村而异,以铁坳为界,上南、中南乡定在自农历夏至算起的第一个亥日,下南乡村寨则定在自夏至算起的第一个辰日。毛南族人民根据自己的气象经验和宗教观念,认为每年夏至后第一个辰日前后,降雨量有明显的不同,前时雨水均匀正常,后时则时雨时旱,容易出现旱灾,这是由于天上的“龙”布雨不均匀所造成的。要保证一年风调雨顺,六畜平安,就要祭神拜祖。过分龙节时,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节日盛装,家家户户都蒸五色糯米饭和粉蒸肉,有的还要烤香猪。折回柳枝插在中堂,把五色糯米饭捏成小团团,密密麻麻地粘在柳枝上,以表示果实累累,祈望五谷丰登。祭祀神灵与祖先都在三界公庙举行,全村男女以及外嫁的女子和远道的亲友都赶来参加,隆重而热烈。有时候还跳毛南傩舞,傩舞融歌、舞、戏、面具为一体,人们头戴木面,在打击乐伴奏下翩翩起舞。现在还进行一系列的民间文体活动,如对歌、踢踺子、爬杆、同顶、同拚等。

贵州和广西的毛南族都过端午节,但节日的内容和意义与汉族不同,民间称为“药节”。毛南人身处崇山峻岭中,树木丛生,植被茂盛,中草药丰富。他们认为端午节这天采集回来的中草药药力最强。把采回来的草药放在锅里煮,用草药水给小孩洗澡,可以防各种皮肤病。每年到了端午,毛南人男女分工明确,男的上山找草药,女的在家做糍粑。这种糯粑的原料是用当地的狗屁藤和米(大米与糯米的混合)磨成浆,滤去过多的水份后,做成团放在锅里煮熟,吃起来有一种香味,老人说吃了这种糯粑可防病疫。有钱的大户,这天还要吃蛇餐,买来扁头风和过山风等毒蛇,到屋外用鼎锅煨,加上草药。老人说这天吃了蛇肉蛇汤,就不会生疮、患风湿和其他癣病。各家各户还采来枫树枝插于大门边,以驱除各种妖风毒气。贵州毛南族还利用这个节日聚会唱歌,各寨青年男女对唱山歌 [1]

毛南族的家庭一般是一夫一妻制。

毛南族青年男女有唱歌恋爱的自由,但婚姻大事主要还是由父母作主,从相亲、定亲到举行婚礼都在父母的指导下进行。毛南人的婚礼既繁琐又别致,别有一番风趣。

毛南族的婚礼分为“女婚礼”和“男婚礼”两种。“女婚礼”规模较小,送的彩礼不多,程序也比较简单,是平常农家办的婚礼。“男婚礼”规模较大,送的礼品名目繁多,迎亲队伍也比较庞大,它除了包含“女婚礼”的全部程序外,还有许多讲排场、讲阔气的场面,富裕的大户人家才办得起。

有“不落夫家”的婚俗,婚礼办完后新婚媳妇要回娘家小住几天,再由夫家接回,生孩子以后才长久安居夫家 [1]

毛南人死后实行土葬,请师公 “念经送葬”。尤其是老人的葬礼一般都十分隆重庄严,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才下葬 [1]

袁凤辰(1931~1981):广西环江县人。诗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1年参加工作,历任共青团环江县川山区工委副书记、书记,环江县人民法院助审员、审判员、副院长,县文化馆负责人、县文化局副局长。是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学研究会会员,广西文联委员,作协广西分会民族文学委员。作品主要有叙事长诗《献右方》(与蒙国荣合作)和短诗《美好前程更宽阔》、《如今碾米用机器》等多首。先后整理了30余篇毛南族民间故事和500余首毛南族民歌,发表了《毛难族民间文学概念概况》的论文。

谭克绳(1933~):广西环江人。历史学教授。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为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著有《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中国现代史普及读本》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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