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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宗岗

毛宗岗(1632~1709以后),字序始,号孑庵,生于明崇祯五年,是个贫寒卑微的读书人。中国清初文学批评家。毛宗岗版《三国演义》在情节上变动很大,不仅有增删,还整顿回目,调整文辞,改动诗文。

茂苑 (即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曾仿效金圣叹删改《水浒传》的作法,得《三国演义》古本,对罗贯中原著进行删改,并在章回之间夹写批语,题为“圣叹外书”、“声山别集”,又伪作金圣叹序冠于卷首,名为第一才子书。此即120回本,它取代旧本广为流行。毛宗岗本《三国演义》在情节上变动很大,不仅有增删,还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与原著比较,尊刘抑曹的正统观念和天命思想明显加强,在表现技巧、文字修饰方面也有提高。据记载,此书系毛宗岗与其父合作评改。

刘备第二次访问卧龙岗时,来到诸葛亮的草堂,抬头看见中门上有一副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于是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毛宗岗在这副对联下批了一句话:“观此二语,想见其为人。”在这时,诸葛亮虽然还没有出来,但对联却道出了他处世的态度、俭朴的生活,以及不凡的抱负。

在弘治本《三国演义》里,原来没有这副对联,是毛宗岗增补进去的。后人都说补得好,好就好在给草堂添上了风雅的色彩,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草堂主人的“为人”,起到了未见其面先知其人的作用。据《蜀杌》记载,我国最早的对联来自五代后蜀主孟昶,内容为“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有史可考的第一副对联。《声调谱》作者赵执信明确指出:“两句为联,四句为绝(句),始于六朝”,三国时期并没有贴对联的习惯。

毛宗岗为什么要加上这么一副对联?当然是出于更真实地刻画诸葛亮的形象。看来,他不但熟读了诸葛亮的作品,对他的为人也了如指掌。

诸葛亮曾写有一篇《诫子书》,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告诫儿子,要注意思想和学问修养,才能树立远大的理想。而在这篇《诫子书》中,最著名的就是这样几句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宁静”,就是专心致志,不受干扰;“淡泊”,就是不务虚荣,安贫乐道,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志向始终如一。有了志向,还须学习,“非学无以广才”,学习才能增长才干。要学习好,须要明确的方向和动力,这就是“志”,“非志无以成学”。很明显,诸葛亮草堂的这副对联,就是从这段话中提炼出来的。

实际上,这两句话也是诸葛亮的座右铭,是对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书里批道:“淡泊宁静之语是孔明一生本领。”诸葛亮出山之后,受到刘备的重用,当了西蜀的丞相,位极人臣。可是,他仍始终保持着昔日草堂的淡泊生活,矢志不移地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他除公家供给的俸禄之外,别无他求。经常是“家无余财”,“妾无副服”。也就是说,除了身上穿的,妻子连多一套的衣服都没有。用功的时候,诸葛亮更是全神贯注,废寝忘食,“食不知味”。临终,又提出对自己的丧事从简,不要厚葬。由此可见,在当时,诸葛亮的的确是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

毛宗岗增补的这副对联,不仅使茅庐生辉,也让人对诸葛亮肃然起敬,堪称点睛之笔。而且这两句对后人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

现今通行的三国演义,大部分是依据毛宗岗本为底本,毛宗岗依据明代版本加以修订成通行本,现在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就是毛宗岗修订的版本。由于毛本流传已久,文字亦有许多优点,较便于一般大众阅读。因此成为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尽管毛本亦有一些缺失,但是仍不减其影响力。

曾评刻《三国演义》,将罗贯中原本加以修订,整顿回目,改订文辞,削除论赞,增删琐事,改换诗文,成为至今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其修改和评语,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增强了尊刘黜曹的封建正统观念,艺术分析也多本八股文作法,不脱当时评点派习气。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人谓魏得天时、吴得地理、蜀得人和,乃三大国将兴,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刘季将为天子,有吴广、陈涉以先之;刘秀为天子,有赤眉、铜马以引之。以三寇引出三国,是全部中宾主;以张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园兄弟三人,此又一回中宾主。

今人结盟,必拜关帝;不知桃园当日,又拜何神?可见盟者,盟诸心,非盟诸神也。今人好通谱,往往非族认族;试观桃园三义,各自一姓:可见兄弟之约,取同心同德,不取同姓同宗也。若不信心而信神,不论德而论姓,则神道设教,莫如张角三人,同气连枝,亦莫如张角三人矣。而彼三人者,其视桃园为何如耶!

齐东绝倒之语,偏足煽惑愚人,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已。且安知南华老仙天书三卷,非张角谬言之而众人妄信之乎!愚以为裹黄巾、称黄天,由前而观,则黄门用事之应;由后而观,则黄初改元之兆也。

百忙中忽入刘、曹二小传:一则自幼便大,一则自幼便奸;一则中山靖王之后,一则中常侍之养孙:低昂已判矣。后人犹有以魏为正统,而书“蜀兵入寇”者,何哉?

许劭曰:“治世能臣,乱世奸雄”,此时岂治世耶?劭意在后一语,操喜亦喜在后一语。喜得恶,喜得险,喜得直,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喜,使是奸雄本色。

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

翼德要救卢植,不曾救得;要杀董卓,不曾杀得;今遇督邮,更不能耐矣!督邮蠹国害民,是又一黄巾也。柳条一顿,可谓再破黄巾第二功。

写翼德十分性急,接手便写何进十分性慢。性急不曾误事,性慢误事不小。人谓项羽不能忍,是性急;高祖能忍,是性慢:此其说非也。项羽刻印将封,印敝而不忍与;鸿门会上,范增三举而不忍发,正病在迟疑不断,何尝性急?高祖四万斤金,可捐则捐之;三齐、九江、大梁之地,可割则割之;六国印,可销则销之;鸿沟之约,可背则背之,正妙在果断有余,何尝性慢?

西汉则外戚盛于宦官,东汉则宦官盛于外戚。惟其外戚盛也,故初则产、录几危汉祚,后则王莽遂移汉鼎。而宦官如弘恭、石显辈,虽尝擅权,未至如东汉之横。是西汉之亡,亡于外戚也。若东汉则不然,外戚与宦官迭为消长。而以宦官图外戚,则常胜,如郑众之杀窦宪、单超之杀梁冀是也。以外戚图宦官,则常不胜,如窦武见杀于前,而何进复见杀于后是也。是东汉之亡,亡于宦竖也。然窦武不胜,止于身死;何进不胜,遂以亡国。何也?曰:召外兵之故也。外戚图之而不胜,至召外兵以胜之,而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国于是乎非君之国矣。乱汉者,宦竖也。亡汉者,外镇也。而召外镇者,外戚也。然则谓东汉之亡,亦亡于外戚,可也。

前于玄德传中,忽然夹叙曹操;此又于玄德传中,忽然带表孙坚。一为魏太祖,一为吴太祖,三分鼎足之所从来也。分鼎虽属孙权,而伏线则已在此。此全部大关目处。

三大国将兴,先有三小丑为之作引;三小丑既灭,又有众小丑为之余波。从来实事,未尝径遂率直。奈何今之作稗官者,本可任意添设,而反径遂率直耶!

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

天子者日也。日而借光于萤火,不成其为日矣。后人以孔明在蜀,耿耿如长庚之照一方。夫长庚,则固胜于萤光百倍也。

李肃说吕布一段文字,花团锦簇。凡劝人背叛、劝人弑逆,是最难启齿之事;今偏不说出,偏要教他自说,妙不可言。

奸在君侧者,除之贵密、贵速。董卓上表以暴其威,是不密也。顿兵以观其变,是不速也。何进不知当密,卓则知之,而故为不密;何进不知当速,卓则知之,而故为不速:其意以为如是而何进必死,内乱必作,夫然后乘衅入朝,可以惟我所欲为耳。此皆出李儒之谋,儒亦智矣。乃劝卓收吕布为腹心,又何愚而失于计也!杀一义父,拜一义父,为其父者,不亦危乎?卓不疑布,布亦不虑卓之疑己,无谋之人,固不足怪。儒自以为智,而虑不及此,哀哉!

玄德结两异姓之弟,而得其死力;丁原结一异姓之子,而受其摧残。其故何也?一则择弟而弟,弟其所当弟;一则不择子而子,子其所不当子故也。观吕布,益服关、张之笃义;观丁原,益叹玄德之知人。

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

吕后惨杀戚姬,而惠帝无子;何后死王美人,而少帝不终:岂非天哉!且也前有何进之弑董后,后有董卓之弑何后:天道好还,于兹益信。

丁管、伍孚,奋不顾身,若使两人当曹操之地,必不肯为献刀之举矣。曹操欲谋人,必先全我身。丁管、伍孚所不及曹操者,智也;曹操所不及丁管、伍孚者,忠也。假令当日,县令不肯释放,伯奢果去报官,而曹操竟为董卓所杀,则天下后世,岂不以为汉末忠臣,固无有过于曹操者哉?王莽谦恭下士,而后人有诗叹之曰:“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孟德杀伯奢一家,误也,可原也;至杀伯奢,则恶极矣。更说出“宁使我负人,休教人负我”之语,读书者至此,无不诟之、詈之,争欲杀之矣。不知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人负我,休教我负人。”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而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

若使首回张飞于路中杀却董卓,此回陈宫于店中杀却曹操,岂不大快。然使尔时即便杀却,安得后面有许多怪怪奇奇、异样惊人文字?苍苍者将演出无数排场,此二人却是要紧脚色,故特特留之耳。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董卓不乱,诸镇不起;诸镇不起,三国不分。此一卷正三国之所自来也。故先叙曹操发檄举事,次叙孙坚堂先敢战,末叙刘备三人英雄无敌。其余诸人,纷纷滚滚,不过如白茅之藉琬琰而己。

袁术不识玄德兄弟,无足责也;本初亦是人豪,乃亦拘牵俗见,不能格外用人:此孟德之所以为可儿也。今人都骂孟德奸雄,吾恐奸雄非寻常人所可骂,还应孟德骂人不奸雄耳。

甚矣,目前地位之不足量英雄也!十八镇诸侯,以盟主推袁绍;而后来分鼎竟属孙、曹。且孙、曹虽为吴、魏之祖,而僭号称尊,尚在后嗣。其异日堂堂天子正位继统者,乃立公孙瓒背后之一县令。呜呼!英雄岂易量哉?公孙瓒背后之一人,为惊天动地之人;而此一人又有背后之两人,又是惊天动地之人。英雄不得志时,往往居人背后,俗眼不能识。直待其惊天动地,而后叹前者立人背后之日交臂失之。孰知其背后冷笑之意,固已视十八路诸侯如草芥矣。

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无故而迁天子,则比于蒙尘;无端而迁百姓,则等于流窜。迁天子不易,迁百姓更难。昔汉武徒关中豪杰,择富者而徙之:其贫者不中徙也。今董卓杀富户而徙贫民,富者既死于罪,贫者复死于徙:民生其时,富亦死,贫亦死,<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其不在周宣,而在汉献乎?

平王居东而周衰,光武居东而汉兴,其故何也?一则能诛王莽,而冠履之分明;一则不能讨申侯,而君臣之义灭也。盘庚复成汤之故宇而殷盛,献帝复高祖之故土(此)而汉亡,其故何也?一则天子当阳,而曲达其迓续民命之情;一则暴臣当国,而大逞其劫夺民生之恶也。总之君尊则治,君卑则乱;民安则治,民危则乱。安在西方之必胜于东而新都之宜复其旧哉?

观董卓行事,是愚蠢强盗,不是权诈奸雄。奸雄必要结民心,奸雄必假行仁义。今焚宫室、发陵寝,杀百姓、掳赀财,不过如张角等所为。后人并称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远甚!

人各一心,不能同事,苏秦洹水之约,所以不久而散也。前者孙坚欲战,而袁术沮之;今者曹操欲战,而袁绍复沮之,使有志之人,动而掣肘,可胜叹哉!至于刘表,徒负虚名。不闻其得曹操之檄而谋董卓,但见其奉袁绍之书而截孙坚,其无用可知矣。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众将易得,主将难求。为从者万辈,不若为首者一人之重也。“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公”,此语可垂千古。

曹操几死者三:献刀而逃,在中牟军士所获,一死也;陈宫于客店欲杀之,二死也;荥阳之战,中箭堕马,三死也。脱此三死,人为曹幸,我独为操恨,恨其不得以一死成忠义之名。天下固有生不如死者,此类是也。

玉玺琢自祖龙,则祖龙以前,夏、商、周之为天子,何尝有玉玺耶?况祖龙三十六年玉玺失而复得,而祖龙即于明年死,是失之不足忧,得之不足喜也。孙坚举动,颇有忠义之气,一得玉玺,而忽怀异心,亦其见之不明耳。

袁绍盘河战公孙 孙坚跨江击刘表

诸侯纷纷,互相争竞,天下已成四分五裂之势。一董卓未死,而天下又生出无数董卓。欲举而一之固难,欲举而三之,亦正不易也。

袁绍之取冀州,谋亦巧哉。然人知韩馥、公孙瓒为袁绍所愚,而不知袁绍又为董卓所愚。绍初为盟主以讨卓,何其壮也!今董卓遣一介之使以和之,而遂奉命不遑:呜呼,有愧曹操多矣!

善盗物者最会赌咒,亦惟善赌咒者最会盗物。观于孙坚故事,可为寒心。

一玉玺耳,孙坚匿焉,袁绍争焉,刘表截焉。究竟孙坚不因得玺而帝,反因得玺而死。若备之帝蜀,未尝得玺;丕之帝魏,权之帝吴,亦皆不因玺。噫嘻!皇帝不皇帝,岂在玉玺不玉玺哉?

看此回瓒与绍战,一日之间,忽败忽胜,忽胜忽败,变态不测。至于文弱如刘表,勇壮如孙坚,必以为胜在孙、败在刘,而事之相反,又不可料如此。嗟乎!茫茫世事,何常之有?一部<三国志>,俱当作如是观。微独<三国>而已,一部十七史,俱当作如是观。

此回叙孙坚之终,叙孙策之始,凡皆为孙权而叙之也。孙权于此卷方才出名,乃出名而犹未出色,止写得孙策出色耳。然与刘、曹鼎立者,孙权也,是孙权为主,而孙坚、孙策皆客也。且因孙权而叙其父兄,则又以孙坚、孙策为主,而袁绍、公孙瓒又其客也。然公孙瓒文中忽有一刘备,突如其来,倏焉而往,而公孙瓒遂表备为平原相,则因刘备而叙及公孙瓒,因公孙瓒而叙及袁绍:是又以袁绍之战公孙为主,而孙坚之击刘表为客矣。何也?分汉鼎者孙权,而继汉统者刘备也。以三国为主,则绍、瓒等皆其客;三国以刘备为主,则孙权又其客也。今此回之目曰“袁绍战公孙”,而注意乃在刘备;曰“孙坚击刘表”,而注意乃在孙权:宾中有主,主中又有宾,读<三国志>者不可以不辨。

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董太师大闹凤仪亭

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睐为戈矛,以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女将军真可畏哉!当为之语曰:“司徒妙计高天下,只用美人不用兵。”

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妆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谓貂蝉之功,可书竹帛。若使董卓伏诛后,王允不激成李、郭之乱,则汉室自此复安;而貂蝉一女子,岂不与麟阁、云台并垂不朽哉?最恨今人,讹传关公斩貂蝉之事。夫貂蝉无可斩之罪,而有可嘉之绩:特为表而出之。

此回最妙在董卓赐金安慰吕布一段。若无此一段以缓之,则布之刺卓,不待凤仪亭相遇之后矣。且凤仪亭打戟堕地之时,吕布何难拾戟回刺董卓?而但往外急走,则皆此一缓之力也。

连环计之妙,不在专杀董卓也。设使董卓掷戟之时,刺中吕布,则卓自损其一臂,而卓可图矣。此皆在王允算中,亦未始不在貂蝉算中。王允岂独爱吕布,貂亦岂独爱吕布哉!吾尝谓“西子真心归范蠡,貂蝉假意对温侯”,盖貂蝉心中只有一王允尔。

前卷方叙龙争虎斗,此回忽写燕语莺声。温柔旖旎,真如铙吹之后,忽听玉箫;疾雷之余,忽见好月:令读者应接不暇。今人喜读稗官,恐稗官中反无如此妙笔也!

除暴凶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听贾诩

弑一君,复立一君,为所立者,未有不疑其弑我亦如前之君也。弑一父,复归一父,为所归者,未有不疑其弑我亦如前之父也。乃献帝畏董卓,而董卓不畏吕布;不惟不畏之,又复恃之。业已恃之,又不固结之,而反怨怒之、仇恨之;及其将杀己,又复望其援己而呼之。呜呼,董卓真蠢人哉!

王允劝吕布杀董卓一段文字,一急一缓,一起一落,一反一正,一纵一收,比李肃劝杀丁建阳更是淋漓痛快。今人俱以蔡邕哭卓为非,论固正矣;然情有可原,事有足录。何也?士各为知己者死。设有人受恩桀、纣,在他人固为桀、纣,在此人则尧、舜也。董卓诚为邕之知己,哭而报之,杀而殉之,不为过也。犹胜今之势盛则借其余润,势衰则掉臂去之,甚至为操戈,为下石,无所不至者,毕竟蔡为君子,而此辈则真小人也。

吕布去后,貂蝉竟不知下落。何也?曰:成功者退。神龙见首不见尾,正妙在不知下落。若必欲问他下落,则范大夫泛湖之后,又谁知西子踪迹乎?

张柬之不杀武三思而被害;恶党固不可赦,遗孽固不可留也。但李、郭泛拥兵于外,当散其众而徐图之。不当求之太急,以至生变耳。故柬之之病,病在缓;王允之病,病在急。

勤王室马腾举义 报父仇曹操兴师

或问予曰:天雷击董卓于身后,何不击董卓于生前?击既死之元凶,何不击方兴之从贼?予应之曰:天有天理,亦有天数;待其恶贯既盈,而后假手于人以杀之。是亦气数使然。盖天理之天,不能不听于天数之天也。

贾诩深沟高垒之谋,亦即李左车劝陈余之策也。陈余不能用李左车之言,车固遇非其人;李能用贾诩之言,诩亦事非其主。君子择主而事,可不慎哉?

马超如此英勇,却于虎牢关前,并不见西凉兵将挺身一战,何也?意者马超此时尚幼,未随父来。又或马腾见袁绍不能用人,袁术不肯发粮,故无战心耶?不然今日讨李、郭者马腾,异日受衣带诏者亦马腾:既已烈烈于后,岂得冥冥于前?

曹操以荀为“吾之子房”,是隐然以高祖自待矣。何至加九而始知其有不臣之心乎?文若不于此时疑之,直至后日而始疑之,惜哉,见之不早也!

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是有意,陶谦害曹嵩一家是无心。曹操迁怒于陶谦,犹可言也;迁怒于徐州百姓则恶矣;至复迁怒于昔日救命之陈宫,则尤恶矣!恶人有言必践言之则必行之。前日杀吕家,是“宁可我负人”;今日欲报仇,是“不可人负我”。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曹操

本是陶谦求救,却弄出孔融求救;本是太史慈救孔融,却弄出刘玄德救孔融。本是孔融求玄德,却弄出陶谦求玄德;本是玄德退曹操,却弄出吕布退曹操:种种变幻,令人测摸不出。

看前回曹操咬牙切齿、秣马厉兵,观者必以为此回中定然踏平徐州,碎割陶谦矣。不意虎头蛇尾,竟自解围而去。所以然者,操以兖州为家,无兖州则无家也。顾家之情重,遂使报父之情轻,故乘便卖个人情与刘备。嗟乎!天下岂有报父仇而可以卖人情者乎?孝子报仇,不复顾身,奈何顾家而遂中止乎?太史慈为母报德,而终以克报:慈诚孝子也。曹操为父报仇,而竟不克报:以操非孝子也。

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耶?为假辞耶?若以为真辞,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何也?或曰:辞之愈力,则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

陶恭祖三让徐州 曹孟德大战吕布

糜竺家中之火,天火也;濮阳城中之火,人火,亦天火也。糜竺知烧而避其烧,天所以全君子也;曹操不知烧而亦不死于烧,天所以留奸雄也。全君子是天理,留奸雄是天数。

曹操既据兖州,且将北取冀,安得不东取徐?是徐州固操所必争也。今虽暂舍之而去,其志岂能须臾忘徐州哉!玄德虽受陶谦之让,吾知终非其有尔。

荀文若曰:“河济之地,昔之关中、河内也。”是隐然以高祖、光武之所为教曹操矣。待其后自加九而恶其不臣,岂始既教之,而后复恶之耶?坡公称文若为圣人,吾未敢信。

吕布一听陈宫之言而辄胜,一不听陈宫之言而辄败,宫诚智矣。然田氏之叛,乃宫教之也。何也?先致其机也。若在老手,只须自用一人假作田使,不必使田氏知之。

李敦汜大交兵 杨奉董承双救驾

王允以妇人行反间,杨彪亦以妇人行反间。同一间也,允用之而乱稍平,彪用之而乱益甚。何也?盖吕布听允而为允所用,郭汜则未尝听彪而不为彪所用也。纵使汜能杀,犹以董卓杀董卓耳。与汜,是二董卓也。一董卓死,而一董卓愈横,曾何救于汉室哉!况二人合而离,离而复合。离而天子公卿受其毒,合而天子公卿亦受其毒。杨彪始而反间,续而讲和;既欲离之,又欲合之。主张不定,适以滋扰,以是谋国亦无策之甚矣。

吕布之诛董卓,奉天子诏者也。郭汜之攻李,不奉天子诏而自相吞并者也。一则假公义以报私仇;一则但知有私仇,而不知有公义。故布之行事与卓异,汜之肆恶与同。

杨奉、贾诩,其于李,亦始合而终离。乃一离而不复合,是则能补过者也。若郭阿多反复无常,与二人正自霄壤。

或问予曰:设使王允谋泄,坞兵变,其乱亦必至此?予应之曰:董卓不死,将不止于劫天子;而吕布不胜,则必不至于劫公卿,而亦必不至与董卓后合。何以知之?彼意在夺貂蝉,则不得不党王允;党王允,则不得不助献帝:势所必然耳。

若使今人入稗官,董卓之后,便必紧接曹操。而兹偏有、汜为董卓之余波,又有李、乐为、汜之余波,夫然后以杨奉、董承之救驾作一过文,徐徐转出曹操:何其曲折乃尔!天真善作稗官者哉!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

或谓:杨彪请召曹操,何不请召刘备?曰:刘备兵少而势弱,曹操兵多而势强。以多少强弱衡之,则必舍备而取操矣。况有杨奉、韩暹怀二心以争之于内,又有诸大镇挟重兵以争之于外,一刘备之兵力,乌足以御之乎?荀告操曰“恐有先我而为之”者,抑知袁绍、袁术辈可为而不能为,刘备能为而不可为,舍曹操竟无有为之者尔。

操之迁帝许都,与卓之迁帝长安,、汜之迁帝坞,无以异也。然卓与、汜之名逆而操之名顺者,勤王之师与劫驾不同,所以独成气候。晋文公要天子赴河阳,而诸侯宾服,真伯者之事也。

刘备不杀吕布,留以为操敌也。他日白门楼劝斩吕布,恐其为操翼也。前之不杀,与后之劝杀,各有深意。英雄所见,非凡人可及。

朱虚侯酒令,正为怪着姓吕的;张翼德酒风,亦为怪着姓吕的。朱虚侯意中只有一刘,那管我是吕家女婿;张翼德意中只有一刘,偏怪他说吕家丈人。

曹操为自己报父仇,而徐州卒未尝为操所破;吕布为老婆报父仇,而徐州竟为布所夺。鞭内父之怨,更甚于杀亲父之怨:人情爱父不如爱妻,可叹也。然爱父不如爱妻,则必有爱妻不如爱妾者。曹豹吃打,便思为老婆报仇;独不思王允被杀,何不为貂蝉报仇耶?不算爱貂蝉,还是怕老婆。为之一笑。

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吕布袭兖州,而曹操卒复兖州;吕布袭徐州,而刘备不能复徐州。非备之才不如,而实势不如也。本是吕布依刘备,今反成刘备依吕布。客转为主,主转为客,备之遇亦艰矣哉!

孙策信太史慈,而慈亦不欺孙策,英雄心事如青天白日,所以能相与有成耳。若刘备不听曹操而杀吕布,吕布乃听袁术而欲攻刘备,及为袁术所欺,而后召刘备,何无信义乃尔!翼德之欲杀之,可谓知人,翼德非莽人也。

玉玺得而孙坚亡,玉玺失而孙策霸。甚矣,玉玺之无关重轻也!成大业者,以收人才、结民心为实,而玉玺不与焉。坚之匿之,不若策之弃之。策之英雄,殆过其父。

或曰:孙策如此英雄,何不先击刘表,以报父仇?予曰:脚头不立定,未可报仇;脚头才立定,亦未可报仇。曹操初得兖州,而遽击陶谦,则吕布旋议其后;刘备未定巴蜀,而遽攻曹操,则关、张不能为功。固筹之熟矣。

前回叙曹氏立国之始,此回叙孙氏开国之由。两家已各成一局面,而刘备则尚萤萤无依。然继汉正统者,备也,故前回以刘备结,此回以刘备始。叙两家,必夹叙刘备,盖既以备为正统,则叙刘处文虽少,是正文;叙孙、曹处虽多,皆旁文。于旁文之中,带出正文,如草中之蛇,于彼见头,于此见尾;又如空中之龙,于彼见鳞,于此见爪。记事之妙,无过于是。今人读<三国志>而犹欲别读稗官,则是未尝读<三国志>也。

吕奉先射戟辕门 曹孟德败师水

操欲杀布,而备出书以示布;术欲攻备,而布亦射戟以救备:相报之道也。操因备之不杀布,而使构怨于术;术因布之不攻备,而遂求婚于布:相取之谋也。以相报之道言之,布在玄德度内;以相取之谋论之,术亦在孟德算中。

尝纵观春秋时事,婚姻每为敌国。辰嬴在晋,而秦尝伐晋。穆姬在秦,而晋尝绝秦。况吕布不有其父,何有其婿;袁术不有其同族之兄,何有于异姓之戚:安在疏不间亲耶?或解之曰:天下尽有于父母则背之、于儿女则昵之者,于兄弟则背之、于外戚则亲之者。人情颠倒,往往如是。此固陈宫之所必欲劝,而陈之所必欲争耳。

毛遂对楚王曰:“合纵为楚,非为赵。”吕布恐袁术取小沛,则徐州危,其劝和也为己,非为备也。张仪劝楚绝齐欢,而楚遂为秦所弱。陈恐袁、吕之交合,则不利于刘,亦不利于曹,其劝绝也,亦为刘、为曹,而非为布也。惟布本不为备,故夺马求和,便不许备。而射戟之时,口口为备,矜德色于备,一似助备无有如布者。不惟不为布,方父子同谋以图布。而绝婚之谋,口口为布,谆谆爱布,一似效忠于布无有如者。<三国志>有<战国策>之谲,而<战国策>无<三国志>之巧,真绝世妙文哉!

操之忌备,前既欲使吕布图之,后又使袁术攻之,而决不肯自杀之者,要推恶人与别人做。盖以其为人望所归,而不欲使吾有害贤之名也。此等奸雄,奸到绝顶。伧父不解,读书至此,失声叹曰“曹操亦有好处”,此真为曹操所笑矣。

董卓爱妇人,曹操亦爱妇人。乃卓死于布,而操不死于绣,何也?曰:卓之死,为失心腹猛将之心;操之不死,为得心腹猛将之助也。兴亡成败,止在能用人与否耳,岂在好色不好色哉!吴王不用子胥,虽无西施亦亡。吴王能用子胥,虽有西施何害?袁中郎先生作<灵岩记>曰:“先齐有好内之桓公,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此千古风流妙论。

摹写典韦以死拒敌,淋漓痛快,令人读之,凛凛有生气。是篇中出色处。

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

泽麋虎皮,便为众射之的。袁术一僭帝号,天下共起而攻之。曹操所以迟迟而未发者,非薄天子而不为,正畏天下而不敢耳。况所乐乎为君,以其有令天下之权也。权则专之于己,名则归之于帝,操之谋善矣。操辞其名,而取其实;术无其实,而冒其名:岂非操巧而术拙?

或曰:蜀、吴、魏三国,后来皆称皇帝;独袁术之帝则不可,何也?曰:真能做皇帝者,每不在先而在后。其为正统混一之帝,必待海内削平,四方宾服;又必有群臣劝进,诸侯推戴,然后让再让三,辞之不得,而乃视南郊、改正朔焉。则受之也愈迟,而得之也愈固。即为闰统偏安之帝,亦必待小邦俱已兼并,大国仅存一二,外而邻境息烽,内而人民乐附,然而自侯而王,自王而帝,次第而升之。斯能传之后人,以为再世不拔之业。今观建安之初,曹操虽专,献帝尚在,而群雄角立,如刘备、孙策、袁绍、公孙瓒、吕布、张绣、张鲁、刘表、刘璋、马腾、韩遂之徒,曾未有一人遽敢盗窃名字者。而以寿春太守漫然而僭至尊之号,安得不速祸而召亡哉!

爱兵而不爱民,不可以为将。爱将而不爱民,不可以为君。最善将兵者,必能治兵,兼能治他人之兵,于禁是也。善将将者,必能治将,兼能治他人之将,刘备是也。曹操击绣之兵,以手扶麦而过,则知操之能为将矣。袁术攻徐之将,于路劫掠而来,则知术之不能为君矣。民为邦本,故此回之中三致意云。

操之忌备深矣,忌布亦深矣。方其相合,则私为之构以离之;及其既离,又以未及攻之而姑使合之;乃阳合之,而又私相嘱托欲其终离之。初则为二虎争食之谋,继又为驱虎吞狼之计,末更为掘坑待虎之策,种种不怀好意。吕布不知,而为其所弄。刘备知之,而权且应命。曹操亦明知刘备必然知之,而大家只做不知,真好看煞人。

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

贾文和料敌决胜 夏侯拔矢啖睛

“将在谋而不在勇”,贾诩之知彼知己,决胜决负,斯诚善矣。至于郭嘉论袁、曹优劣,破曹之疑,不减淮阴侯登坛数语。若夏侯拔矢啖晴,不过一武夫之能,未足多也。“十胜”、“十败”,其言皆确,吾独于“仁胜”、“德胜”则有辩焉。夫操何仁何德之有?假仁非仁也,市德非德也。但当曰“才胜”、“术胜”耳。

操之哭典韦,非为典韦哭也。哭一既死之典韦,而凡未死之典韦,无不感激。此非曹操忠厚处,正是曹操奸雄处。或曰:奸雄虽奸,安得此一副急泪?予答之曰:彼口中哭典韦,意中自哭亡儿、亡侄,我恶乎知之?

兵有先后着。此着宜在先,后一着不得;此着宜在后,先一着不得。操欲攻袁绍,而惧吕布之议其后也,于是舍绍而攻布。布既平,而后吾可安意肆志于袁绍。此先后着之不可乱也。

操亦巧矣哉!术方攻布,则助布以攻术,惧布之复与术和也;布既破术,则约备而攻布,知术之必不复与布和也。备、布之交合,而操之患深;袁、吕之交合,而操之患更深。今备既离,术亦离,而后布可图矣。老谋深算,信不可及。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门楼吕布殒命

使刘备于漏书之后,而小沛之战为布所杀,则操必曰:“非我也,布也。”及令备当淮南之冲,若其放走吕布而操杀之,则又必曰:“非我也,军令也。”欲使他人杀之,而无其隙构,吕布则有其隙矣。欲自杀之,而无其名,违军令则有其名矣。操心中步步欲害玄德,而外面却处处保护玄德;乃玄德心中亦步步堤防曹操,而外面亦处处逢迎曹操。两雄相遇,两智相对,使读书者惊心悦目。

玄德尝曰:“元龙湖海之士,豪气未除。”又曰:“元龙如卧百尺楼上。”则元龙之为人,其英爽高明可知。乃英爽高明之人,而亦喜于用诈,何也?曰:兵不厌诈,亦在用之得其宜耳。不当诈而不诈,则有不欺人之羊叔子;当诈而诈,何妨有善骗人之陈元龙。

或曰:玄德既知丁原、董卓之事,何不劝操留布,以为图操之地?予曰:不然,操非丁原、董卓比也。操不杀布,则必用布;用布,则必防布。既能以利厚结之,而使为我用;又能以术牢笼之,而使不为我害:是为虎添翼也。操之周密,不似丁、董之疏虞,玄德其见及此乎?

易牙杀子以飨君,管仲以为非人情不可近,刘安之事,将毋同乎?曰:不同。牙为利也,安为义也。君非绝食,则易牙之烹其子为不情;君当绝食,则介之推自割其肉不为过也。虽然,吕布之恋妻也太愚,刘安之杀妻也太忍,唯玄德为得其中。不得不弃而弃之,何必如兄弟之誓同生死,固不当学吕布;得保则保之,又谁云衣服之不及手足,亦不当学刘安。

曹家人截嫁拦婚,并非拉着香囊酒吃;吕家女空回白转,不为少了开门前来。前日长枷钉韩胤,是独桌请了媒人;今番火炬烧下邳,是打灯接着新轿。军中得胜鼓,疑是娶亲人的奏乐人;马前大纛旗,权当迎女的闺帐。国丈自驮着贵妃出走,不顾辱没了东宫;皇帝更不教太子亲迎,只为了恶识了天使。<伐柯>诗咏成破斧,待大媒的是刀锯不是酒浆;血光星犯着红鸾,战通宵的是疆场不是枕席。此数联皆绝倒。

将欲和人戒酒,先特特邀人饮酒,张飞何其有礼;从未请人吃酒,便白白教人断酒,吕布大是不情。自要吃酒,却戒他人不吃酒,张飞怪得高怀;自不吃酒,却怒他人吃酒,吕布怒得没趣。送酒是好意,侯成遇张飞,定当引为腹心;拒酒是蠢才,曹豹与吕布,果然可称翁婿。先饮酒,后领棒,以醉人受醉棒,曹豹之痛好耐;既折酒,以醒棒打醒人,侯成之恨难消。张飞借老曹打老吕,实不曾打老曹;吕布为众将打一人,是分明打众将。张飞戒饮之饮,比不戒饮之饮愈多,翻觉戒饮为多事;吕布禁酒之害,比害酒之害更甚,可为禁酒之大惩。戒气胜戒酒,张飞但当戒一己之鞭笞;禁酒如禁色,吕布安能禁众人之夫妇。张飞杀过一夜酒风,明日便戒酒不成,倒便宜了醉汉;吕布打散他人筵席,自家竟与酒永别,活断送了醒人。张飞徐州之失,还堪以酒解其闷;吕布白门楼之死,谁能以酒奠其魂。此数联又绝倒。

曹阿瞒许田打围 董国舅内阁受诏

赵高以指鹿察左右之顺逆,曹操以射鹿验众心之从违,奸臣心事,何其前后如出一辙也!至于借弓不还,始而假借,既且实受,岂独一弓为然哉?即天位亦犹是尔。河阳之狩,以臣召君;许田之猎,以上从下:皆非天子意也。然重耳率诸侯以朝王,曹操代天子而受贺,操于是不得复为重耳矣。

云长之欲杀操,为人臣明大义也。玄德之不欲杀,为君父谋万全也。君侧之恶,除之最难。前后左右,皆其腹心爪牙,杀之而祸及我身,犹可耳;杀之而祸及君父,则不为功之首,而反为罪之魁矣,可不慎哉!

董承前曾拒、汜以救驾,今若能诛曹操,是再救驾也。马腾前同韩遂攻、汜曾受密诏,今同董承谋曹操,是再受诏也。前之救驾是实事,而后之救驾是虚谈。前之受诏用虚叙,而后之受诏用实写。一虚一实,参差变换,各各入妙。又妙在七人受诏处,或自受,或因人所受以为受;或先见诏,或后见诏;或约来,或自至;或两人同来,或一人独至;或潸然泪下,或咬牙切齿。文官有文官身分,武臣有武臣气概,人人不同,人人如画,真叙事妙品。

曹操无君之罪,至许田射鹿而大章明较着矣。人臣无将,将则必诛。袁术之僭,其既然者也;曹操之篡,其将然者也。将之与既,厥罪维均,故自有衣带诏之后,凡兴兵讨操者,俱大书“讨贼”以予之。

前有谋诛宦竖之何国舅,后有谋诛奸相之董国舅,遥遥相对,然二人不可同年而语矣。进有鸩董后之罪,承有拒李之功;进则灵帝尝欲杀之,承则献帝倾心托之。乃二人之贤否不同,而同于败者,进之失在不断,承之失在不密。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欲其秘,何必歃血会饮?迹恐其露,何必立券书名?虽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不祚汉,无徒为董承咎也。

毛宗岗(生卒年不详),字序始,号孑庵,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他评点的著作为《三国志演义》。他的父亲毛纶,字德音,号声山,曾尝批评《琵琶记》,被称为“第七才子书”。

根据毛纶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关于《三国演义》的修订与评点是由他们父子共同完成的。毛氏父子对于《三国志演义》的批注,直接受到金圣叹的影响。毛宗岗假托获得了《三国志演义》的古书,然后通过它对罗贯中的原作进行修改,最终定为一百二十回本,这明显是仿效金圣叹对《水浒》处理的例子。毛氏修改后的《三国志演义》的拥刘反曹的封建正统观念比原作大大增强,这充分体现在《读三国志法》一文中,这一正统观念始终贯穿在修订后的全书中。

毛宗岗的小说理论着重探讨了关于历史小说的创作问题。他认为历史小说的创作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小说创作,因为历史小说涉及要尊重历史事实的问题。关于历史小说的虚实问题,历来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要完全尊重历史事实,不允许虚构,也有人认为完全可以虚构,不必尊重历史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毛宗岗一方面赞成历史小说以史实为依据,历史小说创作者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自由的创造,但尊重历史事实并不是完全受历史事实所局限,而是就基本上的历史事实而言的。另一方面他允许创作者有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必要时候可以杜撰某些人物或情节,以增加历史小说的可读性、趣味性。接着他又进一步论述了要实现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功,在题材选择方面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三国志演义》的成功在于选择了三国这个时代作为题材,因为三国时代,历时很久,战斗次数很频繁,英雄人物辈出,各种矛盾复杂交错等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少有的,确实是“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他还强调了在历史小说中人物性格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三国志演义》中描写了很多英雄人物,如诸葛亮、曹操、关羽等,他称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曹操是“古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毛宗岗充分看到了大时代中的大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从多方面、多视角展现了他们丰满生动的形象,塑造了后人很难超越的典型人物。他还特别把这些人物放到充满尖锐矛盾的复杂环境中来刻画,认为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矛盾冲突越激烈,就越能更好的刻画人物性格。如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在“既触众谋士,又忤孙权”处评道:“迨孙权作色而起,拂衣而入,读者至此,几疑玄德之与孙权终不相合,孔明之至东吴终成虚往者也。然后下文峰回路转,词洽情投。将欲通之,忽若阻之;将欲近之,忽若远之。令人惊疑不定,真是文章妙境。”在人物之间的冲突中刻画人物的性格,矛盾冲突越尖锐,就越能烘托出人物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毛宗岗在《三国志演义》中还总结了关于艺术形象塑造的经验问题。他认为艺术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离不开具体的尖锐矛盾的冲突,人物冲突的次数越多,英雄人物所处理的事情的难度越多,矛盾越尖锐,就越能够在以弱胜强中刻画人物形象,人物的形象也就越鲜明、高大,就越能体现英雄人物的不同于常人之处。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把才能、本事之间悬殊不大的人放在一起来刻画和集中描写,在尖锐的冲突中让他们一绝高低、共争高下,比如两虎相斗,这样观众在阅读欣赏中才能精神振奋,越看越读越感觉之奇。毛宗岗在第四十五回又说:“文有正衬与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的乖巧,是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为加倍乖巧,是正衬也。譬如写国色者,以丑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觉其更美。写虎将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觉其更勇。”在这里,毛宗岗认识到了正衬和反衬的使用可以大大增强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毛宗岗也非常重视小说的艺术结构。他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志演义》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这里指的就是结构问题。在这里,他第一次使用“结构”这一概念,并作了较为详尽的理论阐述。这里的“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是说《三国志演义》的前后一致,首尾连贯,结构完整。关于这种“整一”的结构,他认为其实并不难实现,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结果。因为自然界、社会中的万事万物都有其统一的规律,是有章可循的,只要创作者善于观察和体会,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体会生活中的“结构之法”,然后把它应用到创作实践中去,就能创作出结构整一、有序,人物形象鲜明,情节真实的伟大艺术作品。

毛氏父子修改和评定的《三国志演义》,较之原作,艺术性有所增强,他们的文艺理论思想也得到很直接的体现。其文艺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三国志演义》小说的评点中,他们对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认识,对小说艺术结构的认识以及关于小说艺术形象的塑造等问题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对后世小说创作和欣赏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还是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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