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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老板(以煤生产交易而暴富的群体)

煤老板这个全中国最能体现暴富奇迹的群体正在经历“天堂”到“地狱”一样的转变。煤老板这个词注定将会进入历史。但煤老板们的发迹暴富及其并非完美的转行或谢幕,曾经改变了人们对许多事情的认知。另外有同名书籍《煤老板》。

山西省所有登记在册的中小煤矿都将被兼并。由于其在全国煤老板中占据绝对比例,因此外界普遍认为,作为一个群体,煤老板将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存亡交替的一瞬,煤老板最后时刻的悲欢沉浮、各施手段。而煤老板并不会全军覆没,它极少数的幸存者,极有可能从千万、亿万富翁变成财富以数十上百亿计的煤炭大亨,超级富豪将越来越多地从幸存者中诞生。

初涉“非煤”产业,有点甜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煤炭焦炭等能源产业形势发生了“由沸点到冰点”的逆转,山西省地方中小煤矿纷纷限产停产,谋求转产转型。一些煤焦领域的民营企业家在农业、旅游服务业、金融、信息甚至高新产业又打开了一扇门,初尝非煤产业“反危机”逆势而上的甜头。

靠承包煤矿发家转投农产品深加工

在孝义市下栅乡西安生村的铭信禽业有限公司,数百名身着制服的青年工人正在流水线上处理肉鸭。下栅乡乡长梁洪介绍,该厂有600多名员工,底薪为1300元加绩效工资,算是当地的高工资。

铭信公司曾是孝义市第一家对煤焦油进行规模化、精细化深加工的企业,资本积累迅速。“原来那种高污染、高耗能的模式肯定不会长久,资源必有枯竭的一天,还有来自环保和社会的压力……”董事长薛宇铭说。2006年孝义市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煤炭企业转产,薛宇铭将目标锁在了农产品深加工上,“本地玉米种植量大,可以作为旱鸭的饲料;土地多,发展养殖小区的条件好;政府也承诺了优惠条件。”

2008年9月,投资2.1亿元、年产1000万只生态肉鸭的养殖及深加工项目一期工程完工,建成了全国第四、山西最大的生态肉鸭养殖加工基地。

薛宇铭说:“煤矿、洗煤厂、焦化厂,金融危机一来,全部是减人减薪,但咱们公司现在不仅不减人不减薪,到目前为止还在招人,还带动了一大部分养殖户、种植户。”

150多亿元民资注入小额金融领域

“煤老板”转型有的挺进汽车制造业和航空运输业,占领实体产业高端的;有的投资文化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开发建设旅游景区,运作十分成功;有的投资信息产业;更有进军农村金融业,今年上半年,山西已经有数十家小额贷款公司相继成立,150多亿元民间资本注入了小额金融领域,而在这些排队进入资本市场的小额贷款公司中,由“煤老板”投入的资本占到多数。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一向被看作文化素质不高的“煤老板”大胆涉足高新技术产业。在吕梁市,车安奎出手1000万元购买专利,投资2亿多元建起了提取红枣精华素的新型红枣加工厂;张锦忠拥有7项专利投资上千万元研发废旧轮胎无污染加工利用。

山西省科技厅长廉毅敏介绍说,不断有煤焦领域的民营企业家到厅里和科技协会咨询,寻找投资高新技术的项目。

进入非煤产业,有多难

“煤老板”转型的路并非一帆风顺,“煤老板”们进入非煤产业,也有不少现实的门槛和瓶颈。政府运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给予引导和推动是必要的,但因为“煤老板”本身素质能力所限、产业转型所需市场环境不成熟等因素,专家提醒转型要循序渐进,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转型面临的壁垒和瓶颈很多

山西各地“煤老板”手中大约有3000亿元的资金,而国内资本市场低迷、投资渠道狭窄,“煤老板”的巨额资金将投向何方亟须政策引导。

“主要问题还在于经营管理和老板素质。”孝义市中小企业局一位负责人分析,“小煤矿利润大,但属于粗放式管理,技术含量也不高;但高科技农业和服务业,既要求精细管理,更有技术门槛;人才、管理技术跟不上显然具有很大经营风险。”

山西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周明定说,民营企业投资受到的制约和瓶颈很多,土地、资金、人才、管理、技术、信息缺一不可,这些要素的取得,对于国企可能容易一些,但民营企业获取成本依然很高。

同时,“煤老板”所具备的文化知识背景和经营素质,也是一道“玻璃门槛”。据介绍说,山西省小型煤炭企业主大多数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相当多数的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山西煤老板是历史现象,随着时代发展将淡出历史舞台。”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新晋商、新形象、新境界”民企座谈会上表示,再次提出煤老板以后的长远发展方向必须要转型。 [1]

如果过急过快一些企业一转就死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考察了山西民营企业转型后认为,我们有些地方提出要加快企业的转移,中西部包括山西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企业的转移,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水到渠成的转移当然是好事情;如果过急、过快,一些企业一转就死。龙永图分析说,因为整个企业已与周边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它离开了那个生态环境就无法生存。当我们中部、西部地区具备了适应企业发展的环境,转移才可以大规模地进行。所以我们提出要稳步进行,循序渐进,按市场经济办事。

多名专家也认为,“煤老板”要进军高新产业,不是不可以,但要实行委托代理经营,由专业团队去打理更适宜。山西省已经成立了科技创投引导基金,省政府和国家开发行各拿出4亿元资金。在基金下成立不同的子基金,就可以吸引民间资本加盟。

山西“煤老板”的转型之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之路,是我国资源经济的一道“典型命题”,在太原召开的2009年晋商品牌文化发展高峰论坛上,这道命题再次成为热点。通过深入采访,我们发现,制约“煤老板”转型的最大问题就是“路径依赖”,这一点正在成为各界有识之士的“所见略同”。

山西焦炭协会副会长李镇西等人曾经指出,产业路径依赖说到底,就是在资源地区往往形成一种固化的发展思维、僵化的产业体制。多年来,山西民营煤焦企业通过煤炭的产运、炼焦化工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也形成了对煤焦产业的深度依赖。

山西财经大学景普秋认为,矿业经济由于其前期投入大、设备专用性和产品的“中间性”,产生了“锁定效应”和“粘滞效应”,所以产业退出、转型难度较大。

专家们为克服这种路径依赖开出了药方,那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不断创新”。

创新包括多方面,首先就是发展思维的创新,核心就是培养企业家精神。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等人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实质上就是创新,敢于尝试和冒险,尤其是管理的创新,经营方式的创新。有了这些创新,才能为产业进步、产业转型打开闸门。

其次是金融的创新,核心是资本运作。现代产业的灵魂是金融,资源只有实现了资本化,以资本和产权为纽带,才能打破所有制和时空的界限,打破产业产品形态的隔阂,实现多元化兼业发展。

而以上的创新,都离不开政府的制度创新。政府在产权制度、要素供给制度、监管制度和产业政策上的创新,是民营经济转型发展的外在环境。

至今未领到补偿资金

年关将近,翼城县8家因“0.8”政策被关闭的煤老板听说政府可能放弃在资源整合中对他们进行补偿。这一消息迅速在8家煤老板中炸开了锅。山西全省因“0.8”政策被关闭的煤矿有670余座,按每座5000万元投入计算,约有335亿元,这相当于山西2009年财政收入的22%。

8家过去“只闻其人,未见其人”的矿主们在年关临近之际选择聚集在一起,找到当地一名“民间诉师”写了一封长信,准备找省政府申诉。这份所谓的“诉状”中说,他们成了“县里不问、阳煤不管的‘遗弃儿’”。 这些矿主们还未领到补偿的资金,“据说县里连工资都发不开了”。

煤老板转行养猪卖保健品

这个不同寻常的春节,也并非毫无轻松的事情。 在受访的一些煤老板看来,这个年关不用再陪客、送礼了。以往,中秋、春节送礼都是不成文的规定。为了避免矿难之后的频繁停产整顿,煤老板们一年中几乎半数以上时间用来应酬各路检查队伍。

以前,为了防止各路检查队伍认出自己的车,他们一度换掉醒目的“霸道”车,改掉车号,甚至将车窗换成“里面看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的玻璃。煤炭资源整合之后,“煤矿不是关闭就是归了大集团”,一切清净了许多,“霸道”车也可以再次开回来了。“只要把余款套现”,过年不是去海南就是去国外,平时还可以在茶馆评头论足。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艳羡那些在此轮煤炭资源整合中“咸鱼翻身”者。

比如,2008年9月8日,临汾国土资源局曾查获了4座超层越界开采的煤矿,并公开宣称4座煤矿“在国务院督查组的监督下被依法强制关闭”,但这次整合中,这些煤矿竟然奇迹般参与整合,一些老板还成了合资公司的股东。

这个年关,这些煤老板被选为村长的越来越多。在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之后,山西经济陷入萧条之际,显然只有这些煤老板可以给村民们修路、盖桥、修建房屋,甚至是发钱。当然,这些煤老板还要支持那些陷入困境的乡镇政府。

更多的煤老板在成功套现后,决定彻底离开煤炭行业,甚至决定让子孙不沾煤炭。他们或转型建筑商,或选择养猪、养牛等农副业。然而长期的资源依赖形成的思维定势决定,煤老板的转型之路异常艰辛。临汾的一个煤老板经营保健品,结果一直用卖煤的方法卖保健品,始终未有建树。

未来一年,究竟有多少残存的煤老板能挺过去,正如虎年忽冷忽热的天气一样,一切是未知数。

多名煤老板选择自杀

相比躲债者、申诉者,那些在年关附近自杀、锒铛入狱的煤老板则让人唏嘘不已。

自从柏山煤矿矿长杨存旦在春节前夕自杀后,担忧的情绪一直弥漫在大同左云县水窑乡柏山村。柏山村坐落在左云县偏僻的山峦之中,和外界沟通的一条道路被煤车压得坑坑洼洼。全村320户,入股煤矿者达810多人。

和杨存旦一样,没有等来虎年的还有临县白家峁煤矿矿长石金山。这名煤老板在一场煤矿血腥冲突之后,选择自杀的方式离开人世。

村民符日伍说,杨存旦参加完煤炭运销集团的会议之后,晚上就在办公室自杀。他留给世间的只有一份遗书,大致内容是“别人欠我多少钱,我欠别人多少钱”。

寒冷随着虎年来临的大雪弥漫在这个山区村庄。即使村里的过冬用煤也在这个寒冬异常紧张,“每户三吨,还是去年的存煤”。而那些曾经叱咤风云,左右一方的煤矿巨头,也在此时或选择逃亡,或已身在狱中。

山西大同的温州籍煤老板李克伟就没能躲过这个年关,2009年其事涉一起重大责任事故案,成为公安部门通缉的B级通缉犯。此人在大同南郊和左云拥有多座煤矿,且干过房地产生意。按此前山西本地媒体的描述,此人“能吃苦且脑子灵活”。

每人身后数百个债主

电话那头的段南峰,说话小心翼翼,几经询问记者,不断变更接电话的地点,才承认自己的身份。此时,他已在西安躲债两个多月。

腊月二十三,春节氛围渐浓,段南峰唉声叹气。他说,一听电话声响就头皮发麻,心想怎么也不回山西侯马老家过年了,到处是讨债的人。

身背1700万元的高利贷,900万元的农信社贷款,这名曾在山西翼城也算头面人物的煤老板沮丧不已,整天脑海中萦绕的就是追债的人,“头顶上像顶了一个锅盖”。

一向信誉良好的他甚至发现自己已经上了农信社的“黑名单”。去年年底,四处借款无望的段南峰去阳泉信用社贷款。信用社一输入段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结果发现他已上了“黑名单”,900万元的贷款利率已被罚息到了1分5厘。 山西民间借贷利息高达3至5分,一名侯马放高利贷的人士说,年关将近,他们放贷的利息有时论天算,有时论月算,“煤老板现在都想着办法拆东墙补西墙”。

几年前的煤炭产权制度改革之时,段南峰买下了翼城县中卫乡东佛村蟆沟煤矿,自此之后,拥有1100多万元自有资产的他开始了“不断往里陷,最后被套牢”的资金投入技术改造。这些资金全部来自高利贷、亲戚朋友借款以及农信社贷款。

在山西,一名银行系统的人士证实,只有六证齐全的民营煤矿才能从银行贷到款,而成功者少之又少。正因如此,山西绝大部分煤老板只能靠民间高利贷扩大产能。一名山西银监系统官员告诉记者,虽然尚无数据统计,然而大部分煤老板的身后都跟着数以百计的追债者却是不争事实。

以翼城为例,和段南峰一样因“井田面积小于0.8平方公里或储量少于200万吨”政策关闭的煤矿总计8座,当事煤老板称,投资额高达4.9亿元,其中2.8亿元属3至5分的高利贷。即使按3分利息计算,这8座煤矿每年产生1亿多元的利息。

煤老板这个词注定将会进入历史。但煤老板们的发迹暴富及其并非完美的转行或谢幕,曾经改变了人们对许多事情的认知。时至今日,人们似乎已经忘了这些煤老板们当初是怎么“混”进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资源性行业的,而跻身煤炭领域的他们其富奢程度早已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煤老板”的巨额财富如何攫取,各种关节如何打通,既定环境如何生存求发展,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个耐人考证的谜。通过对煤老板及其群体的全景式展示,以窥视特殊行业、群体、圈子的潜规则,透析世态人情,探秘官商勾结牟利、官场腐败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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