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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驹(清末官员)

李家驹(1871-1938),男,广州汉军正黄旗人,光绪甲午进士。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大力推行教育改革,组织大规模的运动会并亲自参赛获得第三名,轰动一时。1909年任驻日公使,深入研究日本政治、法律、财政制度,回国后成为新政、立宪运动的领袖,1911年秋临危受命,出任资政院总裁,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入民国后隐居青岛。 [1]

李家驹(1871-1938),字柳溪,号昂若、人,广州驻防汉军正黄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与三水梁士诒、新会陈昭常同榜进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与李盛铎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学政,三十年调东三省学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1]

1907年曾任出使大臣赴日本,此年该派为考察日本宪政大臣,授内阁学士。1909年署理学部左侍郎。1911年兼任协同纂拟宪法大臣,资政院总裁等职。 [2] 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曾接受袁世凯称帝时授予的封衔。 [1]

清朝灭亡前夕的资政院总裁李家驹,本是立宪运动的风云人物,

如今不仅被人遗忘,还“丢失”了故乡,成为异乡孤魂。李家驹在清末趋新阵营中属于十分活跃的人物,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相当于北京大学校长)、考查宪政大臣,积极参与新政、立宪运动,无奈时势变幻,无力回天,鼎革之后,寓居青岛,今日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地道的广州人。

有一本《东北人物大辞典》竟将李家驹收录进去,出错的原因,可能因为他是个旗人,而旗人祖先大多来自东北。按照清朝制度,“旗籍”和“民籍”分开管理。“民人”有籍贯,如番禺、南海;旗人一般自称属于某旗,如“正黄旗”“镶蓝旗”。汉军旗人的祖先,是早期投效满洲的汉人,老家不一定在东北。清朝灭亡之后,旗人逐渐转入民籍,大多会像汉人那样隶籍于某地,如著名的商衍鎏、商承祚家族,原来也属汉军旗,但现在都公认他们是广州人。

“老夫聊发少年狂”

李家驹(1871-1938),字柳溪,号昂若、人,广州驻防汉军正黄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与三水梁士诒、新会陈昭常同榜进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与李盛铎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学政,三十年调东三省学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在京师大学堂任上,李家驹干了一件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的趣事,为北京大学校史添上光彩的一笔。

李家驹早在戊戌年就到日本考察教育,深知体育的重要性。在他上任以前,京师大学堂曾在外籍教师倡议下搞过第一届运动会,但无论参加人数、观众人数还是影响力都乏善可陈。李家驹上任,担任第二届运动会的“会长”,亲力亲为,让中国人担任裁判,首次组织女生参加比赛,轰动一时,观众人数超过万人。比赛的前两天,李校长穿戴官袍,招待来宾。到了最后一天教职员工比赛,只见他急急忙忙来到操场,脱下袍褂,穿着短衣短裤,站到300码起跑线上。发令枪响,李校长健步如飞,在全场一万多人的助威声中,第三个冲过终点。比赛结束,他得意地对旁边的人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吧!”李家驹这一“反传统”的举动,得到当时开明报章的大力揄扬,也带动了中国学校体育运动的发展。李家驹自称“老夫”,其实并不老,这一年只不过30多岁。

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家驹出任清朝驻日公使,又一次来到日本,下一年又兼任考查宪政大臣,对日本各项制度作了深入研究,在宣统元年提交了几份重要报告,对清末立宪和官制、税制、司法改革影响深远。他专门编写了《日本司法制度考》,向皇室和官员大力宣扬“司法独立”理念,界定“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两者的内涵及区别;当年八月,李家驹“协理资政院事务”。所谓资政院,是正式国会成立前的过渡机构,部分代替国会职能,有点像英国的“上议院”。宣统三年,出任协同纂拟宪法大臣、资政院副总裁。7月初,李家驹和好友汪荣宝躲到道观佛寺,最后又跑到泰山上面,关起门来拟订宪法草案,被称为“李汪宪草。”可惜清朝很快倒台,这份宪法草案终归未能发挥作用。

李家驹根据长期考察的成果,编成《日本租税制度考》10册、《日本会计制度考》4册进呈朝廷,提出整顿和改革财税制度的思路,颇有见地。清廷到了末年,财政困难达到极点,除《辛丑条约》赔款造成的沉重负担外,缺乏关税自主、税种不合理、税基过窄、税负不公也是财政收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再好的政策建议,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加以实施。征税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牵涉到政权正当性、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问题,并非依靠个别强势高官的压力可以解决。表面上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在执行力递减律、离心力递增律面前,终难摆脱解体的命运;崇祯皇帝如此,摄政王载沣如此,蒋介石也如此。成功逃脱这个“宿命”的,到目前为止只有“西方”国家,以及一些曾被“西方”占领过的国家和地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1年10月30日,李家驹临危受命,出任资政院总裁。1911年11月9日,李家驹以资政院总裁身份上奏,请旨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1911年11月26日,受到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联名通电(“滦州十二条”)压力,资政院紧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削弱君权、让权于民,希图以此逃过劫难。1912年1月26日,鉴于南北议和的局势,君主立宪无望,李家驹辞去资政院总裁职务,由许鼎霖接任,资政院很快就无疾而终。

清末立宪如今是史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乃至“时评界”共同的热门话题。从早年立宪派、革命党和国民政府到当今官方著作,指责清廷“假立宪”的骂声不绝于耳;近三十年我们又听到清廷立宪富有诚意的声浪。这对立的两种观点都免不了“主题先行”的弊端。清廷下决心立宪,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其出发点有二:一是“制度万能论”,二是用立宪抵制革命,保住大清江山。“制度万能论”由康梁发起其端,朝中趋新官员大张其军,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之后,这批趋新人士用以说服清廷改革的逻辑简单到了极点:日本立宪,所以战胜;俄国专制,所以战败。清廷在铺天盖地的言论大潮之下,无法抵挡。预备立宪的出发点,乃是企图用外来的制度来实现富国强兵,延续清朝统治寿命。趋新人士就这样给了清廷一个虚幻的希望。

清廷掌权者本身还是相对务实的,知道一项事关重大的制度引进,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做充分的准备,有大量的配套改革措施,观念的转变也需假以时日,定的调子是“预备立宪”。不务实的一方,反而是朝野那一批掌握舆论的趋新人士,其基本观念就是:越快越好,再迟就要亡国了。一个朝代过了两百多年,按中国历史上的周期律,倒台的几率趋于无穷大;引进一项可能“水土不服”的外来制度,就能打破周期律?趋新人士这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说到底是不负责任。

今日我们获得了“历史的纵深”(黄仁宇常用语),回头看看清末民初的“宪政”,无法否认:这是一项失败的试验。北洋时期有宪法、有议员议会、又有“责任内阁”的那一套暂时行不通,何时能行得通,尚是未知之数。文化和制度,是社会的一体两面,难以截然分割。制度以文化为基础。不能揉合两种传统,对制度框架作适应性调整,没有观念、行为模式的转变,盲目照搬,引进的制度可能只是空洞的符号,如北洋时期那样,成了各派势力弄权谋私的工具。

革命党人刘成禺为人滑稽诙谐,曾假借著名文士于式枚之名,写成一阕《浣溪沙》嘲笑袁世凯的亲信,有两句是“包揽杀人洪述祖,闭门立宪李家驹”。把李家驹与暗杀宋教仁的凶手洪述祖骂在一起,有些过当,但嘲笑李家驹的“闭门立宪”,到今天仍有意义。欧美系国家,其立宪成功各有其条件,日本当时的立宪不能算是成功,否则也不会出现军国主义。李家驹只知道照抄日本现成的条文,不开眼看国内的现实,“闭门立宪”,出门撞板,也难辞其咎。

李家驹和袁世凯私交不错,但袁氏当上大总统,李家驹即离开北京,并非趋炎附势之徒。1914年,在徐世昌一再劝说下,李氏担任过短期的参政院参政,一旦识破袁世凯的真面目,也就辞职不干,悠游林下,终老青岛。不回原籍定居的原因,一是民国初年的广州对前清遗老并不友好,二是有一批趣味相投的遗老集中在青岛,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1933年,京师大学堂一南海籍学生,回忆当年李家驹当校长时一则趣事,令人绝倒。李氏生长在广州,酷嗜粤菜。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后勤部门管事的,竟把全校的厨师换成广东人;食堂饭菜,也“一律粤化”。一日,厨师精心炮制“咖喱鸡”名菜,本以为能博得全校师生满堂喝彩,谁知北方学生从未见过,由咖喱汁联想到大粪的颜色,大倒胃口,聚众大哗,纷纷端着菜盆找杂务质问,说:我们这最高学府,怎么能供应此等菜式?杂务请示庶务提调(后勤处长)金梁,金梁先是愕然,继而大笑,说:这是粤菜里面的名菜,从西洋仿制来的,诸君不要这么老土啦!(1933年《民族》杂志)

李家驹虽是旗人,但生于斯,长于斯,认广州为故乡。他在给很多书作序时,署名都写上“广州李家驹”。特别是1924年为廖凤舒《新粤讴解心》写序时,慨叹“乡音之感人”,回忆早年广州繁华盛景,写下一段真挚文字,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当夫夕阳欲下,华灯始张;茉莉香温,葡萄酿熟;珠娘妆竟,开玳瑁之筵;女船来,弄琵琶之奏。一声乍起,四座无言。……抑或酒阑人静,烛漏长,凉月堕于床前,曼声发于水上;扬之则孤雁嘹空,抑之则潜鱼出听,辄唤奈何。此又一境也。盖虽静噪不同,固亦顽艳均感者焉。阅世百年,沧桑屡变,莫闻嗣响,曷尽物情?”翰林才情,游子心曲,沧桑之感,读之酸鼻。在李家驹离世七十多年之后,我们对这个“失去故乡的人”,似应高歌一曲:“魂兮归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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