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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

《礼运》,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是古代一部重要的中国典章制度书籍。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根据郑玄的话,认为“名《礼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阴转旋之道”。《礼运》实际上则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尤其是书中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改革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康有为为《礼运》作注,在注解中发挥了他有关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按古代说法即认为《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之说是受墨家或道家的影响。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时期中国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

《礼运》为今本《礼记》的第九篇。全文借夫子对旁边的子游“喟然而叹”,而论道了礼的起源、运行与作用。《中庸》、《大学》、《礼运》原是《礼记》中的3篇。按古代说法即认为《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之说是受墨家或道家的影响。

《礼记》是一部儒家经典,它在经学中的地位早有定论。《礼记》是西汉武宣时代礼学家戴圣编定的四十九篇本,是先秦儒家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一时所著。

它包涵了从孔子直到孟、荀各家各派的论著,其中皆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内容相当庞杂。

大多写就于春秋战国时代,文中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其中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真谛的发挥,即使有个别篇章是秦汉儒生所撰,但其基本内容也都是对先秦古制的追记,书中包涵的古代礼制和当时社会生活情景的内容;另外从治国方略,至家庭准则,在《礼记》中都有专门篇章论述。这些篇章处处体现出宗法制的原则和精神。

《礼记》在儒家学术史上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把《礼记》中有关篇章联系起来考察,大致可勾勒出孔孟荀之间乃至秦汉之际儒家各派思想体系传承关系的轮廓。《礼记》为研究先秦儒学史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尤其是蕴含的礼学思想最为丰富。儒家的礼学思想博大精深,从孔子首创礼学思想,经孟荀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体系大备。其间《礼记》对礼学的阐述最为精彩完备。

《礼记》还结集了如《中庸》、《大学》、《礼运》等蕴含深邃的思想内容的学术论文,它们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名作,影响极其深远。是了解儒家的礼学思想的重要参考依据。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

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干焉。坤干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皆从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故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

作其祝号,玄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孰其肴,与其越席,疏布以幂,衣其帛,醴盏以献,荐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

然后退而合亨,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簋笾豆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谓大祥。此礼之大成也。

孔子曰:“于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谓大假。

祝嘏辞说,藏于宗祝巫史,非礼也,是谓幽国。盏及尸君,非礼也,是谓僭君。

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声乐皆具,非礼也,是谓乱国。

故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三年之丧,与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与家仆杂居齐齿,非礼也,是谓君与臣同国。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故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而不以礼籍入,是谓天子坏法乱纪,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无礼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肴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肴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也;玩其所乐,民之治也。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养也,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则有过,养人则不足,事人则失位。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故礼达而分定,故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

故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

故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义,大夫死宗庙,谓之变。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事可列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凤以为畜,故鸟不。麟以为畜,故兽不。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

故先王秉蓍龟,列祭祀,瘗缯,宣祝嘏辞说,设制度,故国有礼,官有御,事有职,礼有序。

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

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巫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

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

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

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

故礼之不同也,不丰也,不杀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

过去仲尼作为陪祭者参与了蜡祭,祭祀结束,来到宫门前的望楼上游玩,喟然而叹。仲尼之叹,大概是为鲁国而发的。

当时学生言偃在旁边,说:“君子为何叹息?”

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和夏、商、周三代杰出人物当政的时期,我孔丘未能赶得上,但我有志于此。大道运行的时代,天下是属于大家的,选拔贤能之人当政,相互讲究信用,建立和睦关系。所以人们不只是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只是把自己的儿子当作儿子。使老年人得到赡养,壮年人有用武之地,幼年人得到抚养,鳏寡孤独者及身体残疾之人皆得供养,男子有正当职业,女人都适时出嫁。爱护财货却不必藏于身边;能竭尽其力却不必为自己。因此阴谋诡计不会兴起,偷窃作乱无人去做,所以出外可以不关闭大门。这称为大同世界。今天大道衰微不显,天下为一家私有,各人只亲近自己的亲人,只慈爱自己的儿子,挣财出力只为自己,天子诸侯世袭认为理所当然,建城郭挖沟池用以保护自己,将礼制仁义作为纲纪,用以摆正君臣关系,纯厚父子关系,使兄弟和睦,夫妇和谐,并以此设立制度,划分田里,尊重勇敢有智之人,将功劳归于自己。所以阴谋由此而生,战争由此而兴。夏禹、商汤、周文王、周公是由此而出现的杰出人物。这六位君子,无不谨守礼制。以此显扬仁义,成全信用,暴露过失,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民众昭示伦常。如有违反礼制者,当官者被罢职,民众把他看作祸殃。这称为小康世界。”

言偃又问道:“礼的急需有这样的程度吗?”孔子说:“礼,先王凭它来承接上天之道,治理人们的情操,所以失去它就会灭亡,得到它才能生存。《诗》说:‘看那老鼠有形体,人却没有礼仪。人却没有礼仪,何不快点死去呢?’因此那礼必定依据于天,效法于地,比照于鬼神,体现于丧、祭、射、御、冠、婚、朝、聘等各个方面。所以圣人用礼仪展示给大家,所以天下国家可得到它而走上正道。”

言偃又问道:“老师这么极端推崇礼,能够让我听听其中的道理吗?”孔子说:“我想要观察夏代的礼,因此到夏禹后人的封地杞国去,但那里的材料已不足以考证夏礼了,我却从中得到夏代的历法即《夏时》。我想要观察殷代的礼,因此到商汤后代的封地宋国去,但那里的材料也已不足以考证殷礼了,我从中得到了殷代的阴阳之书即《坤乾》。《坤乾》的阴阳义理,《夏时》的季节等差,我以此观察礼的演化。

礼的起初,开始于饮食,在石上烧熟黍米并分拆在石上烤熟的猪肉,凿地为酒杯,用手掬而饮之,祭祀时用泥土捏成的鼓槌敲打土制的鼓,也能凭此向鬼神致以敬意。到死了人后,活着的有关人员登上屋顶大声呼喊,呼告道:‘道:‘哎某人回来啊!’然后让死人口含生米,再包一些熟肉送殡下葬。所以这叫向天招魂而葬尸于地呀。人死后身体降于地下,有知觉的精气升于天上,所以人死后头在北安葬,活着的人朝南居住,这都是从最初沿袭下来的。

远古先王尚未有宫室,冬天掘地穴居,夏天筑巢而居。当初不知用火烧熟食物,吃草木的果实,鸟兽的生肉,喝它的血,吃它的毛。当初尚未用麻纱和蚕丝制衣,用鸟羽兽皮当衣遮体。

后代圣人兴起,讲究用火的好处,制造模型烧铸金属器具,搅和泥土经火烧加工制成砖瓦陶瓷等器皿,用来建造台榭、宫室和门窗;用火烧烤烹调,以此制成甜酒酢浆;生产处理麻丝,以此制成布匹丝绸,以此保养生者,送葬死者,侍奉鬼神上帝,这都追从起初的做法。

所以玄酒在内室,甜酒白酒在门边,浅红色的清酒粢醍在堂上,澄酒在堂下。陈列祭祀用的牺牲,准备好鼎和俎,排列好琴瑟管磬钟鼓等各种乐器,编撰好祝词和嘏词,以祈求上神和先祖之灵的降临,以端正君臣关系,以纯厚父子亲情,以使兄弟和睦,以使上下整齐有序,夫妇各有所职,这就称谓承接上天恩赐的福祉。

编制祝词,祭以玄酒,进献血毛,生肉放在俎上,带肉的骨要烧熟,祭祀者踏着蒲席,用粗布覆盖酒尊,穿着洗干净的丝绸祭服,献上甜酒白酒,进上烤肉,君王和夫人交替献酒,以使上神和祖先的魂魄欢娱,这叫做人神感通和合。

然后退下来将生熟牲肉放在一起烹调,同时区分犬豕牛羊等各种骨肉的贵贱,一一放置到簋笾豆和盛汤羹的鼎中。在祭祀中,祝词向神灵告以孝顺,嘏词代神灵向主人告以慈爱之情,这叫作大祥。这是礼的圆满告成。”

孔子说:“唉,可悲啊!我观察周代的治理天下之道,是到了周幽王、周厉王时期被伤害的。我舍弃鲁国将到哪里去呢!鲁国的郊祀天地之祭,是不符合礼的。周公的礼制已衰败了。杞国的郊祀天地之祭,是夏朝的始祖禹传下来的;宋国的郊祀天地之祭,是商朝的始祖契传下来的。这是天子应当坚守的祭礼。所以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

祝词和嘏词不敢改变那自古沿袭下来的常规,这是礼中最重大之处。

祝词嘏词,藏在宗祝巫史家中,违反了礼啊,这叫作礼制不明的幽国。祭祀时都用盏向尸君祝酒,不符合礼制,这是僭越了君王。

冕弁兵革藏在私人家中,不符合礼制,这叫作胁迫君王。

大夫配备官员,各种祭器不必借用,各类声乐齐备,这不符合礼制,称作纲纪紊乱之国。

所以为国君效力称为臣子,为大夫效力称为仆人。为父母守丧三年,新婚须休假,一年期间国君不可差使他们。穿了丧服入朝,与家仆杂居不分上下尊卑,这不符合礼制,这叫做君王与臣仆共同拥有国家。所以天子有田地用以安排他的子孙,诸侯有国土用以安排他的子孙,大夫有封地用以安排他的子孙,这叫做制度。所以天子到诸侯国去,必须下榻在该国的祖庙里,如不按礼制进入,这称为天子坏法乱纪。诸侯如不是问疾吊丧而随便进入他的臣下之家,这叫做君臣相互戏谑。

所以礼制,是君王治政的权柄,用它辨别嫌疑洞察幽微,礼敬鬼神,考证制度,分别仁义,用来治理政局安定君位的。所以政治不公正君王之位就会危险,君王之位危险大臣就会背叛,小臣就会窃权。刑法严酷而风俗败坏,则法制变化无常,法制变化无常而礼仪紊乱无序,礼仪紊乱无序则士人不愿做官效劳了。刑法严酷而风俗败坏,则民心离散不肯归顺了,这叫做有病之国。

所以政权,是君王用来保护自己的。因此政权必须根据天道,效法它来下达政令。政令下达到社庙称为效法土地,下达到祖庙称为仁义,下达至山川称为兴作,下达到五祀称为制度。这是圣人用它来牢固地保护自己。所以圣人参验天地,比照鬼神,以此来治理政治。处置他的现实存在,这是礼的尊卑秩序;研讨它的爱好乐趣,这是民众的治理。所以天生四时而地生财用,人由父母所生而由老师教育之,这四个方面君王正确运用它,所以君王立于没有过错的地方。

“所以君王,是要使其本人聪明,而不是使别人聪明的人;君王,是受人供养,不是供养别人的人;君王,是受人侍奉,不是侍奉别人的人。所以君王使别人聪明则会有过错,供养别人则会产生不足,侍奉别人则会失去尊位。所以百姓尊重君王从而来治理自己,供养君王从而来安定自己,侍奉君王从而来显耀自己。所以礼制通行而名分确定,所以人们皆愿为正义而死而不愿苟且偷生。

所以国君用人,善于用其智慧,而去其诈伪;用其勇敢,而去其暴怒;用其仁爱,而去其贪欲。

所以国有患难,君王为社稷而死称为义,大夫为宗庙而死称为辨。

所以圣人能以天下为帝王一家服务,以中国为帝王一人所有者,不是凭主观意愿,而是一定知其实情,洞察其意义,明晓其利益,看透其患难,然后才这样做的。

“什么是人情?喜欢、愤怒、哀苦、恐惧、爱好、厌恶、欲望,这七种情感用不着学习生来就有。什么是人义?父亲慈爱、子女孝顺、兄长温良、弟弟恭敬、丈夫守义、妻子听从、长辈惠爱、幼辈顺从、君王仁爱、臣子忠诚,这十点叫做人义。相互讲究信用,建立和睦关系,称为人利;争夺相杀,称为人患。所以圣人要治理人的七情,修养十义,讲究诚信,建立和睦关系,崇尚辞让,摒弃争夺,若丢掉了礼用什么来治理它们呢?饮食和男女情爱,这是人的最大欲望。死亡贫苦,这是人的最大厌恶。所以欲望和厌恶,是人的心理的最大原由。人情深藏心底,难以测度。美好和丑恶皆在心中,不表现在脸色上。要全部弄清楚它们,舍弃了礼还靠什么呢?

“所以人,是天地盛德的产物,阴阳相交的结晶,鬼神聚合的成果,是五行的秀气凝集而成。

所以天秉持阳气,垂照日月之光;地秉持阴气,开窍于山谷川泽。五行散播于一年四季,和合交融而后产生月相。因此十五日渐至满月,十五日又至月亏。五行的运行,交替相生盈竭。五行、四时、十二月,循环相为起始。五声、六律、十二管,循环相为依据。五味、六和、十二食,循环相为本味。五色、六章、十二衣,循环相为本色。

所以人,是天地的中心,五行的始端,以饮食五味、区别五声、衣着五色之服而生存。所以圣人制定法则,必以天地为依据,以阴阳为原由,以四时为总纲,以日星为头绪,以月份为量度,以鬼神为徒属,以五行为本体,以礼义为器具,以人情为田地,以四灵为家畜。以天地为依据,所以能涵盖万物。以阴阳为原由,所以能明察人情。以四时为总纲,所以能劝勉众人办事。以日星为头绪,所以办事有条不紊。以月份为量度,所以功业大小可以区分。以鬼神为徒属,所以办事能忠于职守。以五行为本体,所以办事可以循环往复。以礼义为器具,所以办事能够成功。以人情为田地,所以人可作为主体。以四灵为家畜,所以饮食就有来源。什么叫四灵?麟、凤、龟、龙称之为四灵。所以畜养了龙,各种鱼类就不会惊游而去;畜养了凤,各种鸟就不会惊飞;畜养了麟,各种野兽就不会惊跑;畜养了龟,了解人情就不会有差错。

所以先王掌握筮卜,有序祭祀,埋葬丝缯,宣读祝词嘏词,设立制度,因而国有礼制,官有政绩,办事有职守,礼仪有秩序。

“所以先王担心礼制不能通行于天下。

所以在郊外祭祀天神,是用来确定至高无上的天位的;在国都内祭祀社庙,是用来陈列地利的;祭祀祖庙,是用来体现孝亲是仁的本原的;祭祀山川,是用来礼敬鬼神的;祭祀五祀,是用来体现办事法则的本原的。所以主管祭祀之礼的宗祝在庙内,辅助君王的三公在朝中,传授礼制的三老在学校,君王前有巫祝后有史官,卜筮瞽侑之人都在左右。君王处于中心之位,垂拱无为,以守中正之道。

所以礼行于郊祭而百神就接受职守了,礼行于社庙而百货就极尽其利了,礼行于祖庙而孝慈就能得以施行了,礼行于五祀而办事法则就得以端正了。所以实行郊祭、社祭、祖庙之祭、山川之祭、五祀之祭,义得到了修正而礼也寄托在其中了。

“因此那礼,必定依据于形成天地万物的太一元气,分别为天地,转变为阴阳,变化为四时,分散为鬼神。它下达赋予万物为命,它取法于天地。

那礼必定根源于天,运行于地,分散于事,变化为时节,和协于不同的功艺。它使人安居生存称为养,它运行表现于财力、辞让、饮、食、冠、婚、丧、祭、射、御、朝、聘等各项人类活动中。

“所以礼义,是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用它来讲究诚信建立和睦关系,如同肌肤会合、筋骨相连一样将人们巩固地团结起来;是用以养生、送死、侍奉鬼神的根本方法;是用以通达天道、疏理人情的最大渠道。

所以只有圣人才知道礼义是不可以将它废止的。所以凡是国破家亡、人员流亡,都必是因为先丢弃了礼义。因此礼对于人,犹如酿酒要有酒曲:君子如同以醇厚的酒曲酿造美酒一样讲究礼义故成君子,小人如同以淡薄的酒曲酿成薄酒一样不重视礼义故成了小人。

“所以圣王修行义的总纲、礼的顺序,以此治理人情。所以人情,是圣王的田地,修订礼制来耕它,陈列义理来种它,讲授学问来耘它,依据仁爱来凝聚它,传播音乐来安定它。所以礼,是义的果实。和义协调配合,那么先王虽然没有礼制,也可以凭借义产生出来。义,是办事的分寸,仁爱的节制。将礼和义协调,且讲究仁爱,这样做的人就会强大。仁爱,是义理的根本,安定顺从的主体。这样做的人就会受人尊重。所以治理国家不用礼,如同耕田没有耜;实行礼不依据义,如同耕了土地不播种;实行义而不进行讲学,如同播种以后不耘草;讲学而不同仁配合,如同耘草以后不收获;配合了仁而不用音乐安定人心,如同收获以后不食用;用音乐安定人心而不达到顺从和谐的境界,如同食用了以后没有长强壮。四肢健全,肌肤丰满,这是人的强壮。父子情深,兄弟和睦,夫妇和谐,这是家庭的强壮。大臣守法,小臣廉洁,官职上下有序,君臣互相匡正,这是国家的强壮;天子以德为车,以音乐为驾驭,诸侯以礼来往,大夫以法相互配合,士人以诚信相互考察交往,百姓以和睦相互守业生活,这是天下的强壮。这是安定和谐的大顺境界。大顺,是人们用以养生、送死、侍奉鬼神的法典伦常。所以事情繁多而不郁结,各种事情同时办理而不相互缠绕交错,事情细微却不遗漏,深奥却能通晓,茂密却有间隙,密切联系却不相纠缠,一起运行却不相为害。这是和谐顺畅的极点。所以明白了顺的含义,才能守住高位而不至于危亡。

“所以礼是有差别的,应该简省的不可丰厚,应该丰厚的不可简省,这样可以依据实情而符合正道。因此圣人顺应民情,原来居住在山区的不迁徙到平川去,原来居住在水边的不迁徙到中原去,使民众不会疲惫。利用水、火、金、木和饮食必定按照时令,婚配男女、颁赐爵位必定使年龄相当功德相称,利用民力必不违农时。因此没有水旱昆虫之灾,民众没有凶险饥荒和妖孽之疾。因此天不吝惜它的大道,地不吝惜它的财宝,人不吝惜他的情感。因此天降甘露,地出甘泉,山出宝器和车辆,黄河出现龙马背负河图,凤凰、麒麟都在郊外的大泽中,龟、龙在君王的宫内池水里,其余鸟兽的卵胎,都可俯身窥见。所以如此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因为先王能修正礼而通达义,体现诚信以达到顺畅和谐的缘故,这是大顺的结果啊。”

《礼运注》,清末康有为撰。

康有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很大,尤其是他提出“大同说”并以此作为他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礼运注》就是康有为为阐发他的“大同说”及维新变法思想而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康有为在文中指出“孔子之道有三世,有三统,有五德之运……谓小康之道”,而“天下为礼”的小康之道则是进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前的必经阶段,康有为在《礼运注》中论述了他的“大同说”。

康有为认为“必天下为公而后可至于太平大同”。他在注中写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者,官天下也。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当合大众公选有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其子孙兄弟也,此君臣之公理也。”在这里,康有为所认为的公即人民大众公共拥有国家,公共治理国家,而这种“公”,是相对于“家天下”而言的。自从夏代开始,中国的政权一直是由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所掌握,所以皇帝可以无比自豪地说“朕即天下”。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位是以家为单位父子兄弟相传,是一种“家天下”的传统。康有为在这里,提出“天下为公”,指出人权、民主、平等的观念,是对“家天下”的一种有力的批判和否定,这是“公”的第一个概念。

其次,康有为又写道:父母对待子女“自亲其亲,自爱其子,而不爱人之亲,不爱人之子,则天下之贫贱愚不肖者,老幼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困苦颠连天所教异矣。”又说:“故公世,人人分其仰事俯高之物产财力,以为公产,以养老慈贫医恤贫医疾,惟用壮者,则人人无复有老病孤贫之忧”。显然,这里讲的是人都有私心,对自己的家人比对别人好,这里“公”即相对于“私”而言的,打破了“家”的界限,爱所有的人,关于所有的人,也就是用一种博爱的精神去对待别人。

从上面,我们不难总结出,康有为所谓的“天下为公”,所谓“大同”,即要求人权、民主、平等、博爱,做到这些,才可以达到太平大同之世。那么,让我们来和资产阶级的口号“民主、平等、博爱”相对照,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也就是说,康有为的“大同”说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主张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政治改革,以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私有制存在的。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也并不是完全公有,同样是有私产和贫富的存在,之所以设立公产,就是为我们养老慈幼,恤贫医疾。由此,更可以证明,“大同”并非一种空想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改良的社会。

康有为认为,各种经典著作中,发明大同之道者,唯有《礼运》一篇,在《礼运》中隐含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发现了“大同”的思想,所以应该保存孔教,也就是应该保存中国的文明。不仅如此,康有为还认为《礼运》中孔子阐发了“三世说”即人类社会是循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规律发展的,若按照孔子的“三世说”去救治中国,改革政治,则使民族免于危亡而可以求得发展。“夫礼以时为大,易以变为宜,阴阳旋转,时运穆穆,百王因时运而变,大礼亦因时运而迁,可以是推之。”又说“礼以时为大,孔子为时中之,尤在变通,尽利以宜民也。”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主张改革政治的,因时因地因事不同,就要善于变革,只有变革,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和事物的发展,而礼制也必须适合这个规律,所以,康有为认为孔子不仅仅是万世之师,更重要的他也是改制的圣王。

既然万世之师的孔子就认为应该因时而改革政治,那么在当代的中国,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家处于危亡之际,面临亡国灭种,被帝国主义各国所瓜分的危机时刻,为什么不可以变革呢?康有为托孔古之名,找到了他维新变革的理论依据。总之,康有为通过给《礼运》作注。表明他的政治观点,阐发他的关于“大同”的政治主张,并托孔子之名,找到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这也正是他之所以作《礼运注》的目的。

遗憾的是,康有为虽然找到了“大同”和“变革”的依据,戊戌变法,他所领导的维变法运动却因为其阶级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最终失败了,而这次失败、使他的著作也难逃厄运,均被清朝政府禁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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