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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日报

1916年1月22日,以讨袁为主旨的《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筹办人陈其美,叶楚伧任总编辑,邵力子任经理和副刊编辑。以拥护共和,发扬民治,唤起国民奋斗精神为宗旨,积极参加护法运动和随后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该报除刊载全国各地讨袁斗争的消息外,还设有“来电”、“专论”、“要电”、“时评”、“快风”等专栏。后该报成为国民党 中央机关报。

《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 

1916年1月22日,以讨袁为主旨的《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设有编辑、营业、总务等部。该报创始人是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主编为叶楚伧、邵力子、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庐等。该报除刊载全国各地讨袁斗争的消息外,还设有“来电”、“专论”、“要电”、“时评”、“快风”等专栏。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该报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日出四大张。

其副刊《觉悟》宣传新文化运动。并配合《新青年》展开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曾刊有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1925年末被西山会议派所把持,转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1932年停刊。不久改为《民报》重新出版,1938年因上海沦陷自动停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原名复刊。1949年停刊。 [1]

北京内务部通知各省区前所查禁上海的《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民信日报》、《五七报》、《公论报》、《甲寅》杂志、《正谊》杂志、《爱国报》、《中华革新报》、《爱国晚报》、《救亡报》、《中国白话报》、《时事新报》、《共和新报》、《民意报》等报刊,应予解禁。

北京政府又颁发废止《报纸条例》。国务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一部分人不同意,另外有人则提出仍然采用从前报律。段祺瑞不赞成,认为"报律系订自前清,尤不宜于共和国体,应暂持放任主义,俟将来查看情况再定办法"。 [1]

1916年1月22日,以讨袁为主旨的《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这份报纸诞生于“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之际。创刊之初,其办报目的就是高举反袁护法的大旗,坚决反对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其发刊词中称:“发扬民国之精神,延长民国之寿算,除民国之恶魔,此民国日报之所由作也。”在政党意识的支配下,《民国日报》所阐发的观点在社会上恰如其分地配合着国内革命的趋势,就连副刊的文艺小说也带有反袁的意识在其中。 [3]

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该报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日出四大张。 [3]

新文化运动时期,其副刊《觉悟》创立,宣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关理论知识,展开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文章曾在《觉悟》上发表,宣扬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 《觉悟》当时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齐名为“四大副刊”。社会主义倾向明显,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最多。国际和国内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觉悟》也对欧美、日本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也有较多介绍,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发展,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浪潮。加速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利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为后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合作的思想基础。 [3]

1932年1月淞沪战争前夕, 上海《民国日报》因所谓“ 触犯天皇” 事件, 被迫停刊。 1932年1月8日晨, 日本天皇由新军校阅回宫时, 有一朝鲜人向之投掷炸弹, 中其副车, 仅一匹马受轻伤, 刺客当场就逮。行刺原因, 大致为朝鲜复国运动所主使。《民国日报》1932年1月9日在国际版头条, 以8日东京电发表这一消息时, 编辑许性初作了三栏标题, 主题为“ 韩人刺日皇未中”,副题三行,为“ 日皇阅兵毕返京突遭狙击, 不幸仅炸副车凶手即被逮, 犬养毅内阁全体引咎辞职”。问题就出在副题第二行中的“ 不幸仅炸副车” 这几个字。日方指为“ 触犯天皇”,迫使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民国日报》。该报立即多方奔走, 向工部局疏通辩解。延至1月26日, 终于在日方的压力下, 工部局通告《民国日报》停刊。自1 月9 日“ 天皇遇刺” 消息见报, 至1月26日通告停刊, 这其间经历了十七天, 是《民国日报》向工部局疏通辩解的一段时间。1月27日《时事新报》等上海报纸都对《民国日报》停刊事件作了报道。 5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在上海设《民报》,实质上继承了《民国日报》的系统。 [3]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原名复刊。1949年停刊。 [3]

1920年8月5日,《民国日报》登载全国和平联合会的通电:"不有卖国协约,则参战军无从发生。不有参战军,则边防军无从变形。不有边防军,则安福系无从跋扈。然则曹陆等实为胚胎安福之种子,即为祸国之根源。........其罪恶之重大,不减段、徐、曹、李,应请一并拿办,处以极刑,庶乱源可遏,国事得苏也"。通电指出,安福系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可以溯源到曹汝霖、陆宗舆的卖国协约。 [4]

《晨报》也发表南京各界联合会、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电文说:"安福祸国,于今三载,卖路鬻矿,无恶不作,推厥祸首,实由曹汝霖、陆宗舆等造成。此次近畿战争,曹汝霖阳托调人之名,阴主谋逆之实。陆宗舆私挪汇业存款,接济逆军至三百余万之多。是曹陆之罪浮于毓隽,不减树铮,于理于法,皆应处以相当惩罚。乃拿祸首命令,竟未提及曹陆二人,群情愤骇,罔知所措。若仍无以解于联军。兹代表民意,请将曹陆二人并案拿办,以清乱源"。 [1]

11月7至8日,李达、陈望道和邵力子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对张东荪的言论进行批驳。5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附和与宣扬罗素的主张,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开展实业"。"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李达和陈望道分别发表《张东荪现原形》和《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一文,揭露张东荪以前曾大讲"社会主义",却排斥一切社会主义,自己反对自己,"无非是不讲社会主义去开发实业罢了"。邵力子也发表《再评张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一文,指出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不但不反对"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并且还认为有必要,问题是采用什么方法。只有"社会主义是真正'开发实业'的方法,是真正'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的方法"。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由此展开。 [1]

1921年3月18日,陈独秀在《民国日报》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针对政学会机关报《中华新报》刊登的一篇广州归客谈,进行辟谣。该篇归客谈曾污辱陈独秀提倡"废德仇孝"的"禽兽学说"。陈独秀在文中说:"合乎社会需要的道德,提倡犹恐不及,如何言废?""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者,和姬妾众多的大腹以外,没人肯主张吧!" [1]

1921年8月17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发表署名汉俊的文章《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独立》。他说,我们既然晓得了女子所以堕到现今非解放不可的地位,完全是因为女子在经济上失了独立,我们应该晓得女子要从这个地位解放出来,非先在经济上得到独立不可了。

他认为,女子在经济上失了独立,完全是掠夺的私有经济制度下发生和存 在的现象,并不仅仅是女子在财权上、教育上、职业上和男子处在不平等的地位。女子要求经济独立,只有打破私有经济制度的一途。这私有的经济制度打破了,女子才能在经济上得到独立,在财权上、教育上、职业上得到平等。 [1]

1921年10月21日,邵力子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社会主义与"公妻"》一文。文章引用德国社会主义者柯祖基的一段论述,指出社会主义与"公妻"处于绝对相反的地位,对社会主义真有研究,而又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断不会有"仇父公妻"的主张。"公妻是上流社会所发明,与劳动者无关"。 [1]

报章谣言

1921年10月22日,陈独秀在《民国日报》刊登启事:"鄙人在粤时,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说我主张'仇孝'、'讨父'、'公妻'、说我演说'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等话,居然传诸报章,我即撰《辟谣》一文登载《民国日报》,辨正此事,不图仍有一二家报章,传载此种无稽之言,以致法租界会审公堂亦据此项谣言,对于鄙人有所怀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做邪僻,决不取从前置之不理态度"。 [1]

1922年9月10日,李达的《劳动立法运动》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文章号召所有的劳动者,都应急起直追,切不可观望不前。文章指出:中国劳动者处于半封建式的武人政治之下,受不到法律的保障,军阀资本家可以任意杀人,若想用合法的手段取得真正的自由,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劳动者解放的第一步,至少必先取得结社自由和罢工权利。有了结社自由,无数劳动者便可组成一大阶级就可以学得作战方略和有产阶级相对抗。所以中国要求劳动立法,一则可获得组织、团结的机会,一则可顾及利益。

张闻天译作发表1923年1月18日,《民国日报觉悟》登载《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一文,该文为苏联人梅斯克撰写,由张闻天从英文转译。文章介绍了俄国在革命时期所发生的种种事实,内容分:一、临时政府,二、苏维埃的势力,三、政治战争之影响,四、新经济政策,五、退却的限度,六、反革命的势力,七资本主义的衰败,八资产阶级世界底无力,九、俄罗斯的最近的将来,十、俄罗斯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十一、俄罗斯共和国与世界改造。 [1]

1924年3月10日,泽民(沈泽民)在《民国日报艺术评论》上发表《一个门外汉对于艺术教育的意见》一文。文中指出的消极现象有:培养出来的人才不符合社会的需要。把留着长头发,在刊物上写些肉麻文章作为"艺术家的风度"。甚至互相倾轧,打官司,写匿名信,造谣言,敲竹杆,把办学校当生意做等等。 [1]

1924年8月28日,《民国日报觉悟》发表恽代英的文章《民治的教育》,文中提出教育的目的应是"养成为民众服务的人"。他说:"从前皇帝时代,皇帝就是一国主人,所以那时的教育,只要使大家知道忠君报国.....只知道有皇帝,不知道有自己,也不知道有民众"。"民国时代与此人不相同,主人翁就是民众,所以教育就要使大家明白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的责任"。 [1]

1925年6月9日,《民国日报》刊登了登了宋庆龄关于"五卅"惨案的谈话: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宋庆龄指出:"吾国武力、外交,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唯公道与民意耳。故今日最当恐惧预防者,为国人之自相分裂与中道气馁,尤忌违反公理之调和"。 [1]

1927年10月10日,《民国日报》发刊《电影增刊》,刊登了10来篇文章,对中国电影之日趋衰败进行回顾和检讨。刊登的文章有郑正秋的《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电影界》,控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爱国电影的迫害;凤昔醉的《中国电影界之自杀政府》,批评中国电影界的短视之徒,惑于近利,粗制滥造,不图出品之精良。 [1]

《民国日报》就在政党派别斗争和报刊领导人党内职务变迁的左右下沉浮消亡。从其诞生伊始,《民国日报》就深深地与政党利益相关联,而且它也是当时社会上进步力量的会聚点。它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新闻理论的我国第一个新闻学专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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