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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郑时期(台湾郑氏政权)

明郑时期(1661年1683年)又称台湾明郑时期,是由奉大明正朔的延平王郑成功于1661年在台湾建立的郑氏政权,共历五王、前后二十二年。

明亡后,1661年郑成功东征,收复被荷兰殖民者占领的台湾。郑成功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第一次在台湾建立中国人的行政机构。将台湾改称东都,赤地方更名“东都明京”为承天府,为台湾最高行政机构,仿明朝中央官制,设六官;府城分为东安、西安、宋南、镇北四坊,各设首领,管理事务;府之下设二县,承天府以北叫天兴县、以南叫万年县。这是台湾设置郡县的开始。 [1]

郑成功其子郑经继位后,改东都为“东宁”,并以其为自称 [2] 。依陈永华之议,对内奉南明正朔永历帝正朔,与清朝互不统属,所谓“东宁建国,别立乾坤” [3] ,始有开国长治之想,经营成效斐然。西方称为东宁王国,清朝史料称为东宁省。

明郑奉明正朔、礼遇许多明朝宗室,以大明延平王、招讨大将军的身分号召恢复明朝,是南明的延续;但实际上,未再拥立明朝宗室称帝和监国,是一个独立行政、以郑氏王族为最高元首的独立王国。

郑氏政权在台湾历经郑成功、郑经及郑克等三世,后因施琅师法郑成功收台伎俩,攻克澎湖岛,明郑在1683年降清,明郑时期结束,台湾进入清治时代。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朝掘起迁葬中国内陆。 [4]

参见:明郑名称争议

明郑时期又被称为明郑王朝 [5] 、明郑政权 [6] 、明郑台湾 [7] 、东宁王国 [2] 、南明郑氏治台时期 [8] 、南明郑氏治理时期 [9] 、郑氏治台时期 [10] 、郑氏王国 [11] 、郑氏王朝 [12] 、郑氏时代(时期) [13-14] 、延平王朝 [15] 、廷延平王国 [16] ,当时西方人亦称之为“台湾王国”、“福尔摩莎王国”。

郑经也自称“东宁国主”,西洋人称他叫做“The king of Tyawan”,1670年英人东印度公司负责人Henry Darces上书郑经,称呼他“Your Majesty”(陛下)。 [17]

明郑和明郑时期不为同一意思,明郑是为从郑芝龙时期拥护隆武帝开始创建的郑家势力,而明郑时期多解释为郑成功收台后在台湾建立的政权。

参见:清军入关、郑成功北伐、南京之战

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明朝首都北京,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清朝八旗军又击败李自成,定都北京,并继续向南方进攻。

与此同时,明朝遗臣在南京拥立明朝宗室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南明政权。在清廷欲取代明朝入主中原的态势明朗后,南明转而联合各地的汉族武力抗清,但军事不利,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诸朝廷先后遭清军消灭。郑芝龙所部原是隆武朝的主力,主要在福建境内活动;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陆续接收其势力,继续在东南沿海武装抗清。

1658-1659年间,郑成功大举攻打江宁府(原名南京)失败,实力大损;迫于形势,决定夺取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支配的大员以供部队给养。

参见:荷兰侵占台湾、台湾荷西殖民时期、郑成功收复台湾

1661年(永历十五年正月),郑成功在金门誓师,亲率将士25000名、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次月抵澎湖,四月初二日(4月30日)抵鹿耳门。并利用涨潮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以优势兵力包围荷军防守薄弱的普罗民遮城,并切断荷军水陆交通,不久,普罗民遮城守将猫难实叮献城投降。

四月初七日,郑成功亲率大军对防御坚固的荷兰首府热兰遮城进行攻打。经派杨朝栋谕揆一投降无效后,即调集火炮朝城堡炮轰,然而在从大员市镇朝城堡进攻时,却遭荷军居高临下击退。之后郑军即采取长期围困,同时将多数部队派往各地囤垦以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五月二十八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得知台湾战况后,决定派七百人、战舰十艘赴台。七月初五日抵达。之后双方稍有接触,但都无较大战事。至八月二十三日(9月16日),双方再度海战,郑军经一小时激战,击毁荷舰二艘、俘小艇三艘、杀敌百余人,其余荷舰逃往远海。

闰十月,荷军发动作最后一次攻击,但仍寡不敌众,之后又有日尔曼佣兵逃脱向郑成功说明堡内荷军士气低落,并指出夺取热兰遮城,必先取卫星碉堡乌特勒支碉堡(位在今安平第一公墓),夺取碉堡就可居高临下炮击热兰遮城最脆弱的四角附城。郑成功在月着手准备攻城计划。

十二月初六日(1662年1月25日)郑军在鲲半岛发动总攻击,以大炮不停轰炸,当日即发出2500发炮弹,其中1700发左右打向乌特勒支碉堡,几乎将之夷为平地,荷兰守军被迫自行炸毁碉堡残余部分后撤退。此役彻底瓦解了热兰遮城内守军的士气,两天后大员评议会决定议和谈判。

大员长官揆一在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签字于缔和条约投降,至此,台湾台江领地,尽落明郑之手。

参见:永历帝、承天府

郑成功在大陆发展时,曾获南明永历帝特准设置六官方便施政,并可委任官职,武官最高许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 [18]

1661年,郑成功将已收复的台湾赤地方改为“东都明京”,并在台湾设立了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二县。为解决兵粮问题,令诸将士寓兵于农,按镇分地、按地开垦。到了郑经时,采陈永华之议,建立完整的中央政府体制,体制层次分明。 [7]

郑成功来台后,依然优礼明朝宗室,接待鲁王世子朱弘桓、泸溪王朱慈旷、巴东王朱江、乐安王朱俊、舒城王朱著、奉南王朱、益王朱锆等等宗室到台湾。 [19] 1663年(永历十七年),继位延平王的郑经也迎宁靖王到台湾,在承天府府署(今台南市赤楼)旁的西定坊建立宁靖王府邸,并供岁禄。每次拜封官员,都请宁靖王朱术桂和其他宗室在旁观礼,以示尊重体制。 [18]

明郑在政治上以明朝之一部自居,奉南明永历帝为正主,以永历为年号,但实际统治者为延平王。 [18]

参见:郑经靖难

1661年(永历十五年),清廷颁布迁海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二十里,断绝郑成功的经贸财源;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斩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斩于北京菜市口;挖郑氏祖坟;永历帝也在缅甸遇害。

郑成功接连听闻噩耗,加上在台将士水土不服人心惶惶,其子郑经又在澎湖与乳母私通,使得郑成功内外交逼,于1662年(永历十六年)五月初八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脸而死,年仅39岁。

郑成功去世后,黄昭、萧拱辰等人以郑经得罪先王不得继位为由,在安平拥立郑袭(郑成功六弟)为王,将军马信、黄安不从。赏勋司蔡政奉郑成功之袍入厦门,洪旭等人遂拥郑经为王。同年11月,郑经命周全斌为五军戎政,亲率陈永华、冯锡范等人入鹿耳门。右虎卫黄安闻讯后,率师前来会合,进王城诛杀黄昭、萧拱辰等人。事后,郑袭遭郑经押回厦门软禁。

嗣位之争结束后,1663年初,郑经以洪旭守厦门、郑泰守金门。郑经听说郑泰与之前拥立郑袭为王的黄昭有书信往来,便怀疑他亦参与逆谋,因此欲召见他,郑泰却称病不见。参军陈永华以郑经将回东宁为由,委任郑泰为“居守户官”,铸印送至金门并邀郑泰入厦门饯行。7月10日,郑泰率兵船赴宴,被郑经扣留软禁,船舰皆为周全斌所并,只有蔡璋逃回金门。郑泰之弟郑鸣骏与子郑缵绪率部属及家眷入泉州投降清朝,郑泰闻讯后自缢。

撤守台澎

郑经取得王位后,仍驻守在厦门。但是由於清朝政府实行“迁界”政策以来,沿海30至50里地区沦为荒地,使得郑氏家族控制下的“山路五商”无法获得出口物资以供应“海路五商”,厦门失去了物资和情报来源。1663年10月,清荷联军部队围攻金门、厦门,郑军节节败退。1664年(康熙三年)三月,郑经放弃闽南沿海各岛,全面撤兵退守台、澎,于初十日抵达台湾。这次退守台湾,可说是郑氏所代表的南明抗清势力的总撤退,不仅郑经所辖的军队、官员都撤入台湾,明朝的缙绅遗老,也随郑经来台,此批入台总人数约有7000人。

建国东宁

郑经退守台湾后,虽然仍奉南明的永历年号,但是他的政权本质,与郑成功时代显然不同,而俨然以独立王国的姿态出现。诚如学者陈春生所说的郑氏政府虽是明朝政府的延长但其在台湾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闻永历帝业已被弑,1664年(康熙三年)八月,郑经乃谨守藩封,废东都称号,以"东宁"称全台湾,并以"东宁国王"自称,但仍然使用"招讨大将军"的印信,"永历"年号,在与廷大臣明珠的书信中,也自称"建国东宁"。外国文书称他为"台湾王"、" The king of Tyawan ( Taiwan ) ",这是台湾史上汉人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在西方史书上对郑氏王朝述说较详,因从郑芝龙开始六十馀年间,在东亚国际舞台上,扮演极重的角色。

开发台湾

到达台湾后,郑经继承郑成功的政策,分配诸镇垦荒,寓兵于农。在台湾建立行政体制,设立六部管理政务。任命洪磊管吏部、杨英管户部、叶亨管礼部、陈绳武管兵部、柯平管刑部、谢贤管工部。厚待明朝到达台湾的诸宗室,以王礼相待宁靖王朱术桂。在承天府起盖房屋,安插诸宗室及乡绅。

1664年(康熙三年)八月,升天兴县与万年县为天兴州、万年州。又於澎湖安抚司外加南北路两安抚司,这是东宁王国的一府、两州、三司。

以陈永华为总制,掌理国政,陈永华治国方法与目标为:十年成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三十年与中国相甲乙。陈永华善治国,督诸镇垦田,栽种五谷,插蔗煮糖,修埕晒盐,广事兴贩,国用日足。又采纳陈永华“建圣庙,立学校”的建议,并以陈永华为学院,“自此台人始知学”。还接纳洪旭“文事、武备,两者不可缺一”的建议,令各镇于农隙时教习武艺,“春、秋操练阵法”;并檄各镇,入深山采办桅舵,修葺、兴造船舰。平时装载货物,兴贩各国。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

1675年更定官制后,下属都对郑经称"臣"而上奏,不再使用"卑职"。郑经甚至不再如郑成功时期那样对明朝宗室、遗老的礼遇而停止供应他们的生活费使得宁靖王沦落到竹沪(今高雄县冈山一带)开垦。

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先后遣人来访,郑经许其通商,但拒绝西班牙在台设教的要求,并面告西班牙使者:华人到吕宋(菲律宾)经商,“不许生端勒”,“苟背约,立遣师问罪”。16671669年(康熙六至八年),清廷又两次派人到台湾议抚,郑经均坚持“照朝鲜事例”,和议均未成。

参见:三藩之乱

1674年4月21日(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发起的三藩事变,以提供战船给郑经,换取出兵,郑经答应。五月,郑经从台湾出发,抵达厦门,要求耿精忠将漳州、泉州交给自己。耿精忠这时已经拥有整个福建,认为郑经兵力太少,早已取消和他共同作战,拒绝郑经的要求。郑经于是占领海澄、同安,耿精忠则以断绝和郑经贸易作为报复,双方开始交恶。

但是泉州、漳州、潮州陆续投靠郑经,耿精忠见郑经声势逐渐高涨,向他交涉,希望将泉州交还,郑经不允许。耿精忠决定用武力夺回泉州,郑经派刘国轩于涂岭(今泉港区涂岭镇)击退耿军,接着又为了争夺漳浦而发生战斗。直到永历廿九年(1675年)正月,耿精忠履行之前的约定,提供5艘战船给郑经,并以枫亭(今仙游县枫亭镇)为界线,北方属耿精忠、南方属郑经,双方才停止斗争。

郑经虽于之前两次击退广东的清军,仍然有潮州府的辖县不肯服从。与耿精忠和解之后,郑经打算南征潮州,他先派刘国轩击败尚之信,自己率军抵达海澄。这时漳州守将黄芳度私底下和清朝联系,郑经怀疑他的忠诚,要他出城和自己见面、或者是派兵一同进攻,这两项命令黄芳度都不服从,并于六月举兵反抗。郑经亲自包围漳州,于十月初六(11月22日)将漳州攻陷,迫使黄芳度投井自杀。为了报复黄梧破坏郑家祖坟,郑经车裂黄梧、黄芳度的尸体,黄芳度留在漳州的族人都被处死。

1676年(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再次遭郑军击败,只得加入三藩反清阵营,并将惠州割让给郑经。这时郑经已经拥有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四座首府,但附近都是盟友,没有清军的领土让他夺取,因此容易因领土争夺和盟友起冲突。五月,耿精忠打算会合吴三桂进攻江南,征召汀州总兵刘应麟出师,刘应麟不愿派兵,暗中联络郑经,攻下汀州。

这件事造成郑、耿同盟再次破裂,耿精忠面临郑、清包围,只好向清朝投降。少了耿精忠,郑经必须直接对抗清军主力,他先派3万人进攻福州,却于十月十五(11月20日)在乌龙江被清军击败,其他领地也相继失守,郑经只得退回厦门。

参见:东宁之变东宁事变

1679年,郑经西征清朝之际,听陈永华之请将王子郑克臧立为世子,并授职为监国,号监国世孙。由于其办事英明果断,颇有武王郑成功之风范,因此人称东宁贤主,但也因此得罪了王叔郑聪等人。

1680年,郑经西征无功而返,监国世子继续执政,并深得父亲郑经之信任,但后来总制陈永华去世,因此监国渐渐在政治上孤立无援。

1681年(永历三十五年),延平王郑经薨逝。逝世前,于北园别馆将监国郑克臧托付给刘国轩。

郑聪等人眼见郑经已薨,便与冯锡范、刘国轩等人联手向董太妃(郑经之母)进谗言,董太妃一时不察便下令收回郑克臧之监国印玺。得到董太妃允许后,刘国轩与冯锡范便领兵进入延平王府捉拿监国、囚禁于北园别馆,并于当夜遭郑聪等人刺杀。监国遭刺杀后,原意仅免监国职的董太妃亦无力挽回,遂命监国夫人陈氏将监国之尸送返延平王府、收敛守丧。丧毕,陈氏自缢。自责的董太妃也于同年6月去世。

董太妃死后,东宁大权落入外戚冯锡范与刘国轩之手,因此冯锡范立其婿郑克(元子)为王,民心从此涣散,明郑从此一蹶不振。

郑经的去世,郑克臧被弑,东宁民心涣散。而此时,明郑统治下的台湾在经济上、军事上也远非昔日可比。经济上,台湾已连续三年发生自然水旱灾害,粮食歉收,米价飞涨。多年战争的消耗,也使台湾府库空虚,财政拮据。为筹集粮饷,扩充军队,抵御清军的进攻,郑氏集团加强了对台湾各族人民的压榨和勒索,岛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时有发生。军事上,郑军在大陆沿海地区的作战中损失惨重,最后仅剩千余人逃回台湾。此时台湾、澎湖两地的郑军尚有5万余人,大小战船200 艘左右,但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不断有郑军官兵驾船投奔大陆,向清政府投诚。

参见:清荷联军澎湖海战

1682年(永历三十六年)9月,降清的原明郑大将施琅上疏康熙帝请求征台,康熙答应并授全军权予施琅。翌年6月,施琅奉康熙诏,进攻澎湖。经过澎湖海战后,七月中旬,施琅顺利击溃刘国轩海军,攻占澎湖。

澎湖海战后,郑克于廷上征众臣议,朝臣分成死守台湾、迁吕宋岛再战与降清三派。再战派以中书舍人郑得潇、建威镇黄良骥、水师镇萧武、中提督中镇洪拱柱等人为中心,向克以及冯锡范力主征伐吕宋、永保明郑国祚;然而,原本听从再战派的冯锡范却听信刘国轩的主和言论,最终选择投降清朝,而年幼无权的郑克也跟他一起投降了。 [20]

1683年(永历三十七年)九月;郑克采刘国轩建议,呈降表予清。 [21] 明郑降清不久,许多在台湾的明朝宗室例如朱术桂等纷纷自杀殉国,冯锡范将郑克送交施琅,并提出“三不伤”请求,即清军入岛“不伤郑室一人,不伤百官将士一人,不伤台湾黎庶一个”。八月十三,施琅进入台湾受降。自此,明郑灭亡。 [22]

从永历十五年(1661年)四月郑成功入台到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九月郑克降清为止,明郑计在台湾经营共23年。 [11]

1684年4月,台湾(时为台湾府)正式纳入大清国版图,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总计郑氏政权在台湾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因为其特殊历史背景,因此台海两岸以及日本的史界均对此关注,提出各种不同的有趣观点。

清朝统一台湾之后,为了消除明郑政权复兴明朝的政治思想,废除明郑时期的府县地名,但对于台湾或守或弃,并无定议。当时靖海侯施琅向康熙皇帝上《恭陈台湾弃留疏》称:“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力主留台。疏上之后,得到大学士李蔚等人的支持,康熙皇帝乃决定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台湾作为指称全台的行政地名至此正式确立。 [23]

以军事专论,明郑活动区域多在闽浙一带,军事力量最大时候的1659年,以海军为主的郑家军有17万人之多精锐,并曾围攻南京。另外,1662年之前,延平郡王的军政中枢都是在厦门,即使在郑成功攻下台湾後,台湾仍只称“东都”。直至1663年,明郑政权实际领导人郑经才将政经中心从厦门移往台湾,并建立延平王朝廷,惟明郑统治辖域仍包含福建的金、厦两岛。

明郑有效统治区域只有今台南市大部以及嘉义县与高雄市沿海地区,台湾绝大部分地区依然由土著掌握,这是由于明郑汉人人口实在是太少导致的。明郑灭亡时人口仍未达到20万,明郑一直对岛上大部分地区无法有效统治。

1664年4月,明郑于多次战役后,丧失金厦,明郑势力正式于中国大陆消失,转以台湾为最后根据地。同年,荷兰人出兵占领鸡笼(今基隆),郑军随后也于1665年进驻淡水,与荷军对峙。由于补给困难,贸易也始终无进展,1667年东印度议会以损失荷兰盾八万元为由,裁决撤出鸡笼,翌年7月将所有公司职员接回巴达维亚,自此荷兰人彻底放弃夺回台湾。

明郑除了拥有台湾地区部分领地外,也于1673年-1680年间,以军力占拥有对岸大陆闽南地区部分领土。

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光复台湾后,随即在当年五月规划行政区域,称全台湾为东都明京,在今台南一带设承天府,以北设天兴县,以南设万年县,这一府二县的设置是台湾第一次正式的行政区划。 [24]

永历十六年(1662)成功病逝,其子郑经继位。至永历十八年(1664)郑经重定行政区域,改东都为东宁,升天兴、万年二县为天兴州、万年州,增设南路、北路及澎湖三安抚司。 [24]

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降清为止,明郑皆维持一府二州三司的建置。郑经执政期间另将承天府分为东安、西定、宁南、镇北四坊,天兴、万年二州下设文贤、仁和、永宁、新昌、仁德、依仁、崇德、长治、维新、嘉祥、仁寿、武定、广储、保大、新丰、归仁、长兴、永康、永丰、新化、安定、善化、感化、开化等二十四里。这四坊二十四里的建置到清代台湾仍被清廷沿用。

咨议参军,又称为幕府,为延平王最高行政单位,总理政务、类似宰相之职。参军府辖下又设立六官(吏、户、礼、刑、兵、工),六官之下又设左右协理,协理之下为左右都事。另外,又设立察言司、承宣司、审理司、赏勋司、中书科、储贤馆、育胄馆等官僚机构。 [24]

1674年,郑经西征清朝,命陈永华为东宁总制,于六官之上;然而,郑经诸弟骄横难制,郑经因此于1679年立长子郑克臧为世子,并授职监国,于总制与六官之上,总理东宁国政。东宁之变后,冯锡范掌权,并以侍卫掌政,未设咨议参军以及东宁总制之职,而六官则继续实行。 [24]

1661年(永历十五年)郑成功攻入南台湾,五月占普罗民遮城,改赤地方为东都明京,台湾总地号为“东都”,设承天府,下辖天兴县、万年县二县,另设澎湖安抚司。其中,天兴县治设于佳里兴(今台南市佳里区),辖区涵盖今日嘉南至台北的台湾西部区域;万年县县治设于二赞行(今台南市仁德区二行里),辖区除了包含台南一部外,也涵盖高屏地区。虽然辖区涵盖的范围甚广,但实际上郑氏政权对大部份区域毫无控制权。而于行政区划定后,郑成功即派杨朝栋担任府尹、庄文烈及祝敬分别担任天兴县知县及万年县知县。这是台湾首度实施郡县制度。 [11]

郑成功薨逝后,继位的郑经于1664年(永历十八年)改东都为东宁,东宁成为全台湾的称呼。同时,他又将承天府辖下的天兴万年两县改制为州。承天府典两州下,又增设三安抚司(澎湖安抚司、南路安抚司、北路安抚司)、四坊(东安坊、宁南坊、西定坊、镇北坊)、二十四里及数量不等的台湾原住民社。其中,澎湖安抚司、南路安抚司、北路安抚司设安抚使,州设知州、坊设签首、里置总理。其中,签首及总理两职负责如:户籍、迁徙、婚嫁、出生、死亡等基层民事,并规定按时汇呈州府。 [24]

明郑于1661年(永历十五年)改赤嵌地方为承天府,作为最高地方行政单位,以承天府府尹主其事。1664年(永历十八年),承天府被郑经所废,承天府府尹亦裁撤取消。 [24]

承天府府尹

1674年(永历二十八年)明郑设立东宁总制,作为郑经在三藩之乱期间前往中国大陆征战时,总制台湾之用。担任此官职的为陈永华。而在郑经于大陆的军事行动失利回台后,东宁总制仍持续保留。

1680年(永历三十四年)五月,陈永华因病辞卸该官职,并于同年七月逝世。之后,即无人担任该官职。

东宁总制

郑成功收复台湾作为抗清根据地,一批注重汉民族气节的仁人志士跟随明郑政权东渡台湾,形成台湾明朝遗民群体。他们坚持汉族"华夷之辨"的儒家正统观念,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在明郑在同清朝政府的斗争中,又产生分据台湾对抗清朝的本土意识。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明朝遗民对抗满族统治的民族精神,在避居台湾后转化成热爱台湾这块不受清朝统治土地的本土意识。这种民族精神与本土意识的并存与互动,构成台湾汉族民众反抗清朝满族统治的两个思想层面。 [5]

明郑军队为郑芝龙所创立的私人军队,后来归郑成功掌管,并曾於中国南方发动过两次所谓“北伐”。郑成功在治军上非常的严苛,对于怯战者、畏战者、贪渎者、叛逆者都是杀无赦,而且常常株连全家。从1649年起至 1661年未攻打台湾前,郑成功所诛杀的将吏就有75员,因此明郑军队有“怯者不敢独退,勇者不敢独进,胆勇成列,心力俱齐”的描述,在与清军的对阵当中,胜率极高。

据估计,明郑兵力达20万,拥有超过三千艘船的船队,成为中国东南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

郑成功与陈永华、郑经、刘国轩经营的屯兵态势或军事规模是台湾首见。1661年(永历十五年),郑成功除固守金门数万水师之外,亲自率领约25000名士兵攻打台湾岛大员,打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部队,展开对于台湾的统治。明郑军事制度与组织渊源复杂,且经多次变革。如简化之,其官职大约可分为五军戎政(五军戎务)、总督军务、管军提督、将军、亲军卫镇、陆师镇、水师镇及监军数部份。

攻台前的明郑军队,主要使用福船,亦称大船。这种船有如此的描述:“为楼三层,乘风冲击,不可遏抑,其高若墉不可抑攻;其坚若铁石,矢石不能贯,炬不可”。当时明郑于中国东南沿海有着绝对的制海权,没有向明郑缴交过路费的外国商船几乎不可能通行。

曾攻打过南京的明郑军队于未据台前,于1640年代大本营即驻于厦门,其编制为内司镇(藩主直辖) 前镇、后镇、一镇、二镇、三镇、四镇、五镇、楼船镇、左、右武卫营、左、右虎卫营、骁骑镇(骑兵营)、神器营(炮兵营)、亲丁镇等。

攻下台湾的明郑军队,随郑成功去世及丧失金厦据点后军力大幅受损,除郑经于闽南西征所建立的军队外,以屯兵方式为主的台湾明郑时期军队约数万名。并於台湾如简化成五军戎政(五军戎务)、总督军务、管军提督、将军、亲军卫镇、陆师镇、水师镇及监军数部份。

1683年(永历三十七年)明郑覆灭后,郑军将领与军队悉数被强迫内渡中国大陆,而据《钦命太保建平侯郑造报官员兵民船只总册》,据守台湾的官兵共有37500名。

在经济方面,明郑于台湾经济史仍占有一定比例,该时期是台湾农业发展的奠基时期。 [25] 其中,以经贸与农业为主。

郑氏据台目的在於以台湾为根据地以便光复大陆养军系其据台最迫切的大事为了寓兵於农实施屯田制於是任凭部众圈地占田。虽然他的圈地运动有明令「不许混圈土民及百姓现耕田地」但这只是文字功夫而已实际上无论「文武官田」或「营盘田」多的是侵占平埔族社土而来的诚如《海上见闻录》所说的:「以各社土田分给与水陆诸提镇」。当初荷人要建造商馆还知道向新港社人买地现在郑氏统治集团则肆行圈地占田。

农业经济方面,为了解决军队兵粮问题,不论郑成功或郑经基本上都贯彻“寓兵于农”的策略,也是诸将士平日分散各耕地,按镇分地、按地开垦。这种具有营盘田、文武官田的土地私有制,于定则征赋的经济模式下,大量提供经济产能。根据统计,包含承袭荷据已开垦的“王田”、后续开发的营盘田、官田、私田等,明郑时期拓垦的田地超过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四甲以上。此等经济开发,虽造就农耕文化盛行的汉人,但郑氏王朝扩张领地的行动,却也同时让台湾原住民面临比荷据时期更严重的生存危机。 [11] 军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郑氏军队军需粮饷供应难题,并较好地保持了部队战斗力,促进了台湾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 合,从而有效地抗击了清军,维持了郑氏政权的生存。 [26]

为了军需民食,台湾农产重心由糖转米,这个农业经济的性格转变直至今日仍影响台湾。1665年,陈永华的农业水利更促使汉人移民至今高雄的方向发展。除此,陈永华引进同安制盐法至台湾来发展盐业经济,除此尚有鹿皮、鹿角、鹿脯等土产的外销,因此多鹿的台湾,来自原住民团体的捕鹿业,也是早期台湾的重要经济产业活动。

郑经主政后,陈永华的中央政府体制,除了可以行使及于全岛的行政力量,体制层次分明,让南台湾成为一独立于清朝的大明基地,也着实变成一个个别经济体。由于贸易对象众多,因此流通东宁的货币可以分为银币与铜钱二类,银币又有银元与银锭二者。银元主要是西班牙银元,于荷兰与西班牙时期大量进入台湾流通。东宁建国后,银元持续流通,依外型与重量主要分为剑钱、圆钱、方钱以及茇等类型:

剑钱:重9钱,主要为荷兰人所铸。

圆钱:又称为“花栏钱”,重7钱2分,因此俗称“七二银”。同时亦有2当1以及4当1的重3钱6分与重1钱8分者。另外又有重6钱8分者,俗称“六八银”。

方钱:与圆钱同重,皆7钱2分,俗称“番饼”。

茇:即“银角仔(gn-kak-á)”,重1钱8分、9分或4分5厘。来自咬留吧(爪哇)以及吕宋。

银锭则是来自中国大陆,由郑氏携入台湾。东宁户官杨英,曾遣人前往麻豆社、新港社、目加溜湾社以及萧垅社,以银锭交易买籴禾粟。铜钱则主要来自东方世界,主要分为永历通宝、宽永通宝以及宋代古铜钱三种:

永历通宝:由于台湾不产铜,因此郑经主政时期分别于1666年、1674年两度委托日本长崎铸造铜钱“永历通宝”。其钱文文字主要有四类型:大篆、小篆、行书以及草书。

宽永通宝:但是因永历通宝长期铸制不及,负荷不了贸易数量,因此于日本宽永时期铸造的“宽永通宝”亦流通于东宁。

宋代古铜钱:除了宽永通宝,于日本流通之宋代古钱亦随台日贸易流通于台湾,故台湾多宋代古铜钱。

郑芝龙初建明郑势力后,立即成为海上霸主。明朝郑氏的崛起,虽影响到荷兰人的贸易,让荷兰人数度联合其他势力功击郑芝龙,但郑氏势力仍持续扩张。其规模史载叙述形容:“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自筑城安平镇”; “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以大显”“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至此,明郑势力的通商范围广及:大泥、尼、占城、吕宋、魍港、北港、大员、平户、长崎、孟买、万丹、旧港、巴达维亚、麻六甲、柬埔寨及暹罗,

1661-1683年间,台湾海峡两岸分别为清朝和郑氏政权所统辖,尽管居住在海峡两岸的 人们在政治上是对立的,可正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加上经济上的原因和人文方面的原因,当时海峡两岸的海上交通去是相当繁忙的,但大多数与军事活动有关。在 清政府实行严厉的封锁政策下,人们克服了制约海峡两岸海上交通的各种因素,两岸的交通和贸易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 [27]

郑经退守台湾后,试图透过贸易来提升国力。因为清朝实施迁界令,他接受陈永华的提议,贿赂清朝将领进行走私。由沿海流民负责转运货物,当时台湾的汉人男多女少,甚至进行妇女的人口贩卖。流民也负责替郑军据守岛屿。 [28]

郑经积极拓展国际贸易,因此派出使节团至万丹(Bantam,今日的西北爪哇)邀请英国东印度公司来东宁进行贸易通商并给予英方优惠礼遇。1670年(永历二十四年)6月3日,英方船舰万丹号(The Bantam Pink)与珍珠号(The Pearl)航抵台湾。同年9月10日,英方指挥官克利斯布(Ellis Crisp)与郑经签署非正式通商协议。

1672年10月13日,郑英正式缔结条约。此条约对英方来说是为了拓展国际贸易版图,而郑方则是为了取得军火以增强军事力量。英国人也帮助郑军训练炮兵,郑经还借用英军炮兵作战。虽然双方签订通商条约,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却因郑方对货品的种种限制而经营不善。1681年,英国人关闭台湾商馆,仅留一人代理清理债务。双方关系遂告一段落。 [29]

德川幕府是郑氏王朝重要的贸易伙伴,台湾大量输入日本银、铜、铅、盔甲,以支援战争的需要,双方的贸易量在1665年到1672年达到高峰, 而为了加强郑、日的贸易关系,郑经允许日本商人住在基隆。 [30]

荷西统治时期的台湾汉人最少大约也有5到6千多人,荷兰统治后增加到大概1万多人。 1650 年增加到大概1万多人。到了郑成功时期,由于驱逐了荷兰人,又大量消灭中部大肚王国的平埔族叛乱,使人口锐减,但带来的军民使人口又增加到了3万多人,来到台湾的汉人都是追随郑成功从福建反清复明的郑军部队。公元1680年明郑末期,台湾人口20万人。 [31]
  明郑汉人人口过少导致明郑政权实际统治区域只有台南沿海一带,台湾大部分地方还在土著的手里。尽管郑氏水师东亚第一,但由于缺乏后备力量,别说光复大明,连保住明郑不被清朝和西方殖民军所灭都很困难。

伴随着郑成功收台,一批饱学之士也随之迁来,他们为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2] 郑成功、郑经父子及其后裔,在移植并推行大陆封建生产方式的同时,还兴学校、开科举,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改善了台湾的社会环境。 [33]

郑成功去世后,继承者郑经与明郑主要官员陈永华积极从事台湾教育工作。1666年(永历二十年),陈永华于承天府建造全台湾第一座孔庙(今台南孔庙),并在孔庙左厢内设置太学,即今该地全台首学由来,这也是全台湾的第一所由官方出资兴办的求学场所,名字称为官学,又因为设于孔庙内又称为儒学。

在选才方面,于各社设学校,八岁入小学,教授经史文章。天兴、万年二州,每三年举行科举考试。通过州试者可参加府试,通过府试者又可参加院试,各试策论,取三试皆通过者入太学。月课一次,给廪膳。三年大试,拔其尤者补六科内都事。

对於原住民「番童」的教育东宁王国当局也一样在辖下的「番社」设立学校教以儒家的内容及价值观所使用的语文当然是汉语不再是西拉雅人自己的新港文。平埔族西拉雅人的文化语言开始受到侵害。受影响最深的是承天府(台南)以北的数个大「番社」新港、麻豆、萧垄、目加溜等社这是荷兰时代的基督教布教重点区显然陈永华要扫除基督教的异端影响施以中国文化的正统教化。荷兰人为传播基督教文化让平埔族西拉雅人有了自己的文字保留自己的语言;中国文化一进来平埔族却要开始面对自己语文沦丧的危机。

平埔族在荷兰时代曾因不满荷兰人的统治发生过数次反抗事件。郑成功攻打台湾时有些平埔族对郑氏寄予厚望还发生过杀荷兰人以迎郑军的情事。可是郑氏政权进入台湾后统治平埔族却比荷人更加酷烈。

在清廷控制全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强制推行剃发易服、圈地等政策,遭到了各地汉人大规模的武装抵抗,导致了清军的血腥镇压,尤其以江东、江南一带为残酷,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汉人古代移居台湾即着汉服,至明郑治台期间,台湾汉族居民其衣饰也遵循着传统的明朝之制,与已为满族所统治的中土,所施行的满式服饰制度有别,而形成两种不同的衣饰文化。所以不论是郑成功所穿着的胄甲战袍;或是头戴折上巾冠帽、翼善冠,身穿宽衣宽袖的交领官袍。还有协助郑成功担任策士的通事何斌(客家籍),他头戴四方儒巾,身穿宽衣交领大襟袍,也都是明代的式样的汉服。

1650年代后,清朝多次尝试与明郑政权和谈,但从郑成功以至郑经,服制问题始终是明郑与清朝双方谈判时,所重视的条件之一。 [34]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明郑降清,台湾汉人的衣冠服仪制度也有所转变,根据文献的记载:

从这段内容中得知明郑最后一位继承者郑克被招抚的过程。郑克已知政局大势已去,于是借由遵循满族男士衣冠制度中的“发令”,以表彰归降于清朝的心意。往后,台湾汉人的传统丧礼中,遂产生戴笠登椅之套衫仪式,俾使完成灵魂上不见清朝天、下不踏清朝地之意愿,以表世守“东宁”王国正气,未受满人之侮辱。

暂无史料可证明郑定有“国语”或“标准语”。但据“郭弘斌:郑氏王朝”披露,明郑时期,当时民间普遍使用的的语言应是闽南话的泉州腔,并形成一个以闽南人为主体的社会体系。且根据荷治时代的台湾人民、地名等音译,与闽南语相同。如Zeelandia(荷文意为海中之地)译为热兰遮,Coyett为揆一(最后一任荷驻台长官)、Tyawan为台湾等。后来渐渐吸收部份原住民族语、荷兰语、日语等而成为今日的台湾闽南话(台湾人称为“台语”)。与当时明朝政府的官方语言江淮官话及今日国民党迁台时期所使用之“国语”不同。

不过当时中国官僚阶层通行南京官话,而明郑部分将领有曾在南明朝廷任职的经历。部分明郑官员应该有使用南京官话的能力。台湾客家话亦通行于客家地区,客家人于荷治时期即已渡台(例如荷兰通事何斌),郑军中亦有多位客家籍将领(如刘国轩)随同郑成功攻取台湾。

文学

郑成功:《延平二王遗集》。

郑经:《东壁楼集》、《延平二王遗集》。

朱术桂:《绝命词》。

沈光文:《文开文集》、《流寓考》、《台湾赋》。

王忠孝:《王忠孝公集》。

徐孚远:《钓璜堂存稿》。

史学

杨英:《先王实录》

音乐

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政权,不少闽粤(福建、广东)居民纷纷来台,台湾成为闽粤汉人的移民目的地之一。因此,带来了闽南、广东的民间音乐。例如:说唱、南管、北管、歌仔(歌仔戏的原型)、布袋戏、客家八音。

诗歌

明郑政权收复台湾,在渡台遗民情绪上引发了双重反应:一是夺回失地的民族自豪感;二是败退于清军的失落感。此种反应及于台湾诗坛的影响,则是出现了一些诗情昂扬的作品,这打破了自沈光文以来全面抒写悲情的局面,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抒写悲情的主线。之后,郑经失政、明政渡海西征,郑克降清,使得台湾诗歌抒情再经悲喜交错,最终回到悲情的老路上。此种创作情态是明郑政权直接作用于诗人心态的结果。 [35]

真武玄天大帝

由于明朝极重视代表众星拱辰的真武玄天大帝,奉玄天上帝(上帝公)为护国之神。故明郑亦将明朝“护国家神”真武大帝奉为王朝守护神;香火传入大员后大力兴建真武庙,促成来台汉人热切信仰真武大帝;其中位阶最高的台南北极殿享有“大上帝庙”美誉,为官阶最高之大庙,敬以春秋两大祭。当时中国大陆渡来汉民、兵士、商船航行海上需依靠北极星以进行船舶导航,因此来台汉人亦多数信奉上帝公。

清王朝攻台是利用当时相对少数的妈祖信仰,对明郑官兵发动心理攻势,因此明郑灭亡后,清廷便大肆在台宣扬妈祖神迹,贬低原有的真武信仰与庙宇位阶。故明郑盛行的玄天上帝延至清治时代中叶后逐渐不及于妈祖。日后清王朝遂利用妈祖信仰之宣传战对付各种抗清运动,历经日据时期民间对传统信仰的凝聚力,最终使妈祖成为信仰主流。

道教

除了祭祀政教地位的真武玄天大帝的武庙、孔子的文庙,郑氏另外又祭祀教人忠义、商业之神的关帝庙;关帝庙数量更是当时之冠。仅设民庙者为送子观音、去魔除煞的观音庙;保身家康健的大道公庙;以及主祀东岳大帝的东岳庙。

基督新教

台湾在荷兰统治时期与基督教密不可分,研判当时已有不少汉人新教徒及新港社原住民新教徒,代表人物为郑成功在台通事何斌。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败退离台后,基督教也与荷兰人一起退出台湾,在台湾传播首度中断。

明郑时期在台湾设立土官。该制度适用的范围为归顺明郑的台蟹湾原住民族社,其中以“熟蕃”称之的平埔族各族社居多。

明郑于原住民部落中遴选可负责协调的首脑人物,充当明郑与该原住民的沟通管道。其遴选方式可能是由官方指派,亦可能由部落住民推选。而选出的土官并非该族社部落酋长,于两造之间也没有任何绝对的权力。

在配置数量上,此土官于小型的族群“蕃社”中可能只有一名,大社则会设置正副两名。选出后,明郑会给予该土官身分证明或牌照,其权限与任务为约束族群与负责族群行政业务。另外,土官也要经由汉人担任的通事来与官方沟通。整的来说,土官的权利与威望既不能与族群酋长相比,也无法跟通事比评。

参见:刘国轩屠村事件

郑氏政权变荷人的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平埔族人不能忍受郑氏政权的奴役时反抗就起来了。如1661年大肚社之役(此大肚系在赤一带)、1670年沙辘社之役、1682年竹堑、新港等社之役。然而弱势的平埔族每一次的反抗只有引来更残酷的屠杀。其中最凄惨的要算是沙辘社了。沙辘社原本有数百人可是被郑成功的部将刘国轩一进去之后杀得只剩下六人。连小孩都不留。诚如潘英在《台湾平埔族史》一书中所中的:郑氏对平埔族而言不仅是第二个外来政权而且是不公不义的暴虐政权。

谈判

永历十九年(1665年)四月,清荷联军进攻澎湖,却遇到台风无功而返。清朝因此放弃进攻台湾,恢复和郑氏王朝谈判。

郑经曾写信给其舅董班,称台湾“幅员数千里,粮食数十年,四夷效顺,百货流通,生聚教训,足以自强。又何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哉?” [36] 。故在1667年7月和谈中,郑经声称台湾“非属(中国)版图之中” [37] 、台湾“东连日本,南蹴吕宋,人民辐辏,商贾流通。王侯之贵,固吾所自有,万世之基已立于不拔” [38] 。而此观点并非郑经所有,明末也有人持有这种观点。 [39]

1669年和谈中,郑经又强调郑氏占据台湾,是“于版图疆域之外,别立乾坤” [37] ,又说台湾“东宁(台湾)偏隅,远在海外,与版图渺不相涉” [37] [40] 两次谈判中,郑经都以不接受剃发为由拒绝。康熙帝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郑经却仍然强调:“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 [41] ,这一点触及了康熙帝的底线,他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 [42] ,谈判因此最终破裂。

1677年和谈中,清朝康亲王杰书向郑经许诺,如果郑军撤离大陆沿海岛屿,退守台湾,就答应台湾变为藩属,与台湾“通商贸易,永无嫌猜”。 [43]

1678年3月10日(康熙十七年二月十八),郑经派遣刘国轩先攻下虎渡桥,切断漳州、泉州的联系,经过约3个月的包围,于7月28日(六月初十)攻陷海澄,但接下来在漳州、泉州一带的战斗,都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况出现僵局。1678年和谈中,清朝将领赖塔给郑经信称,如果郑军肯退守台湾,则“本朝何惜海外一弹丸之地”,郑氏可永据台湾,“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不称臣,不纳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十二月,清朝再度恢复迁界令,北从福州、南到诏安的沿海都设立要塞, 并且盖围墙当作界线,使得郑氏王朝的商业活动大受打击,无法再透过贿赂清将进行交易。 [44] 经过多年的征战,郑氏王朝的财务已经严重透支,军队又缺乏补给,郑经只得放弃东南沿海的所有据点。

1680年(康熙十九年)正月,清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率舟师进攻金、厦。郑经以右武卫林陛督师抵御,刘国轩部亦自海澄来援,战皆不利,郑经率诸将回台湾。其母董夫人见而责之曰:“七府连败,二岛亦丧,皆由汝无权略果断,不能任人,致左右窃权,各树其党。”郑经无言以对。秋八月,清贝子赖塔复致书郑经,准照朝鲜事例,“不剃发,不登岸,称臣入贡,俾沿海生灵永息涂炭”。郑经复书,请如约,请要求留海澄为互市地。福建总督姚启圣不许,和议又再次搁置。

西征

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继承郑成功於台湾建立政府体制的延平王郑经,接受靖南王耿精忠请援,率军由台湾西渡福建。郑经先调遣兵万人、船百余艘先行至厦门,耿军派人往接。开始时,郑军军容不似郑成功时代之壮盛,耿精忠一开始甚为轻视。但郑经以厦门为根据地,陆续攻下漳州、泉州与潮州三府,进而攻下闽粤交接的重要据点惠州。郑经于攻下多座城市,商请耿精忠如约拨船及地方安插兵士。耿精忠不答,双方开始交恶。

1680年代始,广东平南王尚之信、福建靖南王耿精忠相继为清军所平定,云南平西王吴三桂亦死亡,明郑势力败退仅能守住厦门。1680年,清将万正色遣人游说郑军水师副总督朱天贵(原为耿精忠部将)率舰300艘,将士2万馀人降清,郑经放弃厦门并率残馀兵力回台,至此,明郑在闽南的势力再度消失。

郑经没有利用三藩之乱郑军渡海西征,占有闽南粤东一带的有利机遇,从大陆移民由于迁海令和战乱产生的大陆汉族流民充实湾岛,可以说是一大失策。也导致了郑经渡海西征失败后明郑一蹶不振。

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因郑经的邀请前来台湾,双方于1672年签订通商条约。郑经因此透过英国获得火药和兵器,英国人也帮助郑军训练炮兵,郑经还借用英军炮兵作战。

明朝的延续

明郑政权奉明朝正朔,即使南明永历帝已在荷兰人向郑成功投降的同一年,也就是永历十六年时为吴三桂所擒杀,郑氏政权仍持续使用“永历”年号至永历卅七年降清为止,其间以“反清复明”为宿愿,推广教育亦在认同明朝,一直保持某种程度上流亡政权的姿态。 [45] 此外郑克系以“大明延平王”的身份向清朝投降,降表中载明缴纳“延平王金印一”、“招讨大将军金印一”。 [46]

鉴于海峡两岸的关系,中国大陆学者盛赞郑成功是驱赶“红毛番”的民族英雄,包括中国共产党相关方面的学者,很少或只字不提关于郑成功抗清的事件。 [47] 而台湾的民国学者,则强调他“恢复中原”的志向、以及对明朝坚决效忠的民族情怀。 [48]

独立政权

明郑统治台湾的时间虽然不长,对台湾之政治认同的发展却有极重要的意涵。一方面,它不只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也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割据政权。 [49-50]

明郑在台湾建立的政权宛然一独立国家。英国、日本等国家也将南台湾视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曾与郑氏政权签订通商条约。 [17]

对当今所谓“台湾问题”与台海现状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虽然立论的基础并不完全一样,却不约而同地对郑成功这个短暂的政权有着极高的评价。部份“亲绿”学者人士,则认为郑氏政权是台湾历史上的第一个独立王国。 [51]

常见的“明郑”或“东宁”其实都并非郑氏王朝的国号,其国号沿用南明的“大明”国号。其中,东宁国的东宁二字并不是真有一个国家叫做“东宁”,东宁其实是地名,郑经从来没有正式宣布使用东宁为国号,记载中只称东宁为台湾的总地号。类似的情况,大略在同一时期越南的广南国也一样,虽然一般称其为广南国,但“广南”并非其正式国号。

遗迹名称

当时功用

今日名称

今日行政区域

古积级别

延平王城

延平王宫

安平古堡

台南市安平区

台湾国家一级古迹

承天府府署

承天府府尹衙门

赤楼

台南市中西区

台湾国家一级古迹

大上帝庙

祭祠真武玄天大帝(玄天上帝)

台南北极殿

台南市中西区

台湾国家第二级古迹

先师圣庙

祭祠孔子、建明伦堂为太学

台南孔子庙

台南市中西区

台湾国家一级古迹

宁靖王府邸

宁靖王别宫

大天后宫

台南市中西区

台湾国家第一级古迹

宁靖王从死五妃墓

宁靖王姬妾坟冢

五妃庙

台南市中西区五妃街

台湾国家第一级古迹

北园别馆

董太妃之别宫

台南开元寺

台南市北区北园街

台湾国家第二级古迹

准提庵

李茂春住所

台南法华寺

台南市中西区

台湾国家第三级古迹

藩府二郑公子墓

郑森四王子郑睿与十王子郑发之墓

藩府二郑公子墓

台南市南区

台湾国家三级古迹

爵位

在世时间

在位时期

延平王

郑森

1624年1662年

1649年1662年

延平王

郑袭

1662年

延平王

郑经

1642年1681年

1662年1681年

延平王

郑克臧

1681年

延平王

郑克

1681年1683年

《郑氏史料初编》,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

《郑氏史料续辑》,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

《郑氏史料三编》,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

川口长孺,《台湾郑氏纪事》,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黄叔,《台海使槎录》,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

黄宗羲,《赐姓始末》,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江日升,《台湾外记》,方豪校勘。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

彭孙贻,《靖海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

阮锡,《海上见闻录》,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市村赞次郎,《郑氏关系文书》,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

施琅,《靖海纪事》,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夏琳,《闽海纪要》,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夏琳,《海纪辑要》,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杨捷,《平闽纪》,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

郁永河,《裨海记游》,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

郑亦邹、匪石、朱希祖,《郑成功传》,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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