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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字

隶书,是继篆书以后的新兴由篆书发展变化而成的。在汉字发展中,如果把甲骨文至秦小篆的书体。“大、小篆生八分”,隶书是篆书系统划为古文字,那么,隶书一直到今天使 用的楷书,都厉今文字范畴。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说:“就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看,隶书是一大变革阶段,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的时期全是隶书的时代也不为过。”隶书承篆书遗脉,下开楷书之源,无论从应用文字或书法艺术方面看,隶书的出现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隶书萌芽于战国,孕育于秦代,定型于西汉,兴盛于东汉。
  (1)关于隶书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这样二种观点:
  秦篆书写烦冗,不利交流。奏事繁多,还是用“篆之捷”的“佐书”书写方便、快捷。于是采用了民间中下层书写中流行的草率急就的“草篆”体。
  这种“简捷易写”的“草篆”体并不规范统一,由秦狱吏程邈整理了一套方案为官方应用。因他的身份是狱隶,因此就把这种字体叫“隶书”。历史上也就有了程邈创立隶书的说法。
  (2)隶书名辨
  隶书又称“八分”。但“隶书”和“八分”的关系,各家说法不一,至今尚无定论。
  可以这样认为:隶书与“八分”,是同一种书体的不同叫法。初为古隶,后来出现的汉隶称为八分。隶书包括八分,八分是隶书中的一个部分 [1]

(1)古隶
  从秦到西汉中期,属于隶书的古隶阶段。秦代的古隶专称为秦隶。
  秦代的隶书,带有浓厚的篆书意趣,笔画平整无波磔。
  古隶早期多采用实用性用笔,多侧重于笔毫圆健。没有粗细相间,缺乏墨韵。结字没有要求,在改秦篆的圆转为方折的同时,产生了破坏“平衡”的笔画,在文字的最后一笔,出现所谓的“隼尾”。到了较为成熟的西汉,将竖画、横画都掺和“隼尾”,使古隶早期不平衡的结字又趋于平衡。可以说:古隶的成熟是由横、竖笔画上的夸张带来的。当时古隶在技法上只注重方便实用,对艺术性方面并没有自觉的追求。
  (2)汉隶
  东汉是隶书成熟和鼎盛时期,是隶书艺术大放光彩的时代。
  汉隶可分为二大系统:简牍和碑刻。
  1、 汉简:为汉代人墨迹,多为两汉时期民间书人所书,虽不是出自名家和工书者,汉简中不乏有大量优秀作品。简书数量庞大,至今已出土的简牍有几万枚,字数达几十万之多,年代跨度大,上至先秦,下达汉末,长达五百年。
  竹简隶书,除秦、西汉时期较为朴质、稚拙外,东汉简书已趋于成熟,完全脱去篆书遗意,成为地道的典型隶书,可与东汉碑刻相比美。
  简书的用笔、章法、布白都独具风韵。
  简书因书体繁杂,用笔也各异。古隶阶段,用笔虽由圆转而方折,但继承了篆书的中锋圆笔笔法,字形是长方形的,取纵势。汉隶阶段,分书用笔则变篆书中的圆笔为方笔,线条已有粗细变化,字形由长方变扁方,取横势。从用笔和形体上可看出隶书发展及过渡过程。
  简书在章法布局方面也各不相同,西汉简书中常有不受限格所囿的纵行而无横的排列。到了东汉,简书基本上纵横成行,排列严谨。在单行简书中还可看出偏左取势,让位于波画。这是隶书发展到波磔后才产生的笔法和章法上的艺术处理,具有篆意的简书则无此现象。简书中还有竖画拖长的笔势,常有渴笔出现,并加粗笔画大胆用墨,加上用笔上的流动感,使章法布白更生动活泼、疏密有致、虚实相间,产生一种天真自然的艺术效果。这种用笔和章法上的创造,被后来草书章法所采用。章法的法度也在简牍中有了体现,对章草书体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总之,简书的书法艺术是丰富多彩的,为后来的隶、楷、行、草各书体和书法艺术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碑刻:汉碑泛指两汉的隶书碑碣和摩崖刻石。
  西汉的刻石较少,其书体略带篆意,结体质朴,古拙有趣,无明显波磔。其书法形态则为古人所称的“八分”,均为用篆笔作隶 。
  东汉初期,隶书的结体除方正工整外,已增加了装饰成分,开始有挑法,点画有粗细变化,多棱角,体态由长方转向横扁,产生了点画俯仰之势,蚕头雁尾的波磔挑法,加之撇捺相背、体势开张、中敛旁肆的结构特点,使这时期的作品点画飞动,千姿百态。东汉桓帝、灵帝期间是汉隶发展的鼎盛时期。我们所见到汉隶碑,大多是这个时期的作品,约有170余种,各具风采,是隶书书法艺术的顶峰。
  碑刻因是成熟时期的作品,书写端重,风格迥异,多为汉隶的代表作。从艺术风格上,大致可分为以后几类:
  其一、清丽雅秀。如《曹全碑》、《史晨碑》、笔画圆润飘逸,如行云流水,结构精巧玲珑,结体扁平,体态典雅,为圆笔之代表。
  其二、端庄严谨。如《礼器碑》、《乙瑛碑》、《华山庙》等,书风茂密雄强,方峻坚挺,用笔起伏多变,方圆相间,粗细有致,行笔流畅。
  其三、浑厚古穆。如《张迁碑》、《衡方碑》、《西狭颂》、《鲜于璜碑》等,骨力雄健,方正险峻,结构内松外紧,用笔古拙,寓意高古,实为汉隶方笔之代表。
  其四、奇异纵姿。如《石门颂》、《开通褒斜道石刻》等,书风雄厚潇洒,开阔大度,朴质奇趣,无矫作之态,恣肆变异,有隶书中草书之称,近于篆书用笔。清代杨守敬称《石门颂》:“其用笔如闲云野鹤,飘飘欲仙,六朝疏秀,皆从此出。”
  自从东汉隶书成熟以后,中国文字便开始走上了方块化,成为“今文字”而一直沿用至今。后来出现的楷书,只是在当时形成的形态上对部分笔画作些丰富和完善而已,并没有改变或超出当时所形成的的形态。
  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作用是笔法的创新,一是波折,另一是出锋。在隶书之前的的笔法,无论是刀刻的甲骨文,还是范铸的金文,在字体上虽风格各异,但用笔却有其共同处:粗细均匀,转角婉通,连接自然,浑然一体不露痕迹,表现出一种圆润浑融的状态,从笔法而论,属于圆笔中锋一法。然而笔笔中锋,圆转往来,不便于疾速的要求,不免有单调之嫌。隶书在字体结构变革的同时,也势必在笔法上进行发掘创新,开始方圆兼用,藏露锋并行,从而补救了篆书笔法之不足。
  解放了笔法。运笔开始强调轻重缓急,笔划上出现了粗细大小变化,位置上参差错落,由于笔势上左掠右波的趋向,促使字形趋于扁方,笔势与结构的互相制约与影响,使汉隶表现出横向舒展,纵向紧凑,成为独特的用笔与结体的方法,以一种空前末有的美姿,开创了书法的全新局面。
  汉以后的隶书
  魏晋时期是“今文字”书体演变完善的重要历史阶段。这时期正书逐步完善,趋于定型,越来越成为应用文字的主流,并使书法成为一门自觉和艺术。面临日趋成熟的草书、行书、正书,隶书则显得规矩严谨,在表达情趣方面逊于上述书体。
  魏晋至唐在书法史称为“晋唐”。这一时代的隶书与两汉兴盛时期相去太远。晋、唐隶书和汉代隶书相比,有两大特征:
  其一、书法中笔法的发展演变,对书法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在篆书中,圆笔一直占主导地位,到了汉隶,方笔始以一种正式的有意为之的新笔法出现而风行天下。到了魏晋、隋唐,在笔法上总趋势是愈求方正,这在魏碑中就行得到明证。到了唐代,因滥用方笔而走向了僵化。
  其二、晋、唐隶书除了方笔特征之外,另一特征是楷法作隶。在隶书的墨迹简牍中,已孕育着楷法了。隶书定型的过程中,笔法追求谨严整规,在原各初级笔法上经过整理、加工和删除,消除了由于草率而不自觉出现的牵引连笔。魏、晋之后,正书越来越广泛地得到应用,笔法得到发挥,使这一时期的隶书,轻篆意而重楷法,与汉隶有明显的区别。
  方笔与楷法的加入,使晋、唐隶书在艺术上表现为一种规矩谨严、淳整丰艳的特色,从整个晋、唐过程来说,魏晋六朝隶书偏于方笔,隋、唐隶书多用楷法。
  隶书发展到唐代,除了魏晋的方笔之外,楷法意趣越来越足,甚至只仅存隶书体势,而笔意全失。今传世的欧阳询隶书《房彦谦碑》可谓是离隶甚远,全以楷隶面目出现。虽为一代大家,往往也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
  唐代以隶名世者,只有唐玄宗李隆基、史惟则、韩择木、徐浩四人。
  隶书于唐代已日落西山,虽有一代高手,亦不能与汉隶相比。
  唐代以后,隶书在书法艺术上越来越不为人们所重视。到了宋代,占据书坛主流的是挥洒自如、适于抒情达意的行草书。
  纵观五代至明代,已无汉隶遗意。在这六百年的历史上,隶书可观者,仅金代党怀英一人而已。他虽取法汉碑,结字端庄古朴,然亦乏大家之气。
  清代隶书
  明末清初,由于金石考据之风日盛,加之出土金石碑铭渐多,在书法界形成了碑学的革新浪潮。由于碑学的崛起,因而篆隶日益为世人所重,书法纷学汉碑,出现了一批精擅隶书的高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契机,促成了隶书在清一代的枯木星逄春,使清代隶书成就超越唐、宋,成为继汉隶后的又一高峰。清代隶书上承金文篆书,取法汉人,旁涉北碑,创造了一代新风。
  有学者把清代隶书分为前期清隶和后期清隶二个部分,以邓石如为分水岭。
  郑 (16221693年),专精《曹全》、《史晟》等碑,并能合而化之,不时参入行草笔意,形成“沉着而兼飞舞”、飘逸而具凝重的自家风范,被同时代推为“八分古今第一”,郑氏之前,习隶者均少创意,不究隶理,仅得其形,形成了一种拘谨刻板的摹习,郑氏之后,习隶者取法乎上,直师汉代,郑氏对清代及后来隶书书法艺术风格的创新的确功不可没。
  朱彝尊(16291709年),金石学家,善隶书。取法《曹全》,笔意秀劲,韵致超逸。与郑交厚,切磋汉隶,倡导隶书,与郑 、王时敏并称“清初三隶”。他们对清代隶书的复兴起了奠基作用。
  金 农(16871764年),字冬心,扬州八怪之一。书法擅隶书,精于鉴别,收藏金石文字达千卷。早期字形扁平,多寓巧意,后取法《国山》、《天发神谶碑》,结体书风大变,笔墨质朴,风格奇逸,字体方整,横画粗重浑厚,全用侧锋,自创“漆书”独特风貌,人称“冬心体”。
  桂 馥(17331802年),学识渊博,精于碑版鉴赏。隶书醇古朴茂,直接汉人,为时人所推崇。
  邓石如(1743­1805年),是清代著名碑学家,直、草、隶、篆皆精,当时被推为“本朝第一国手”。他的隶书古茂浑朴、遒劲多姿,用篆笔法写隶书,略带行草笔意,故圆润遒劲、神采飞扬,其结体破隶书横扁之势而呈稍长,中宫紧密而有北魏收韵致,落落大方。他的篆隶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伊秉绶(17541815年),博学多才,篆刻、绘画、诗文无所不精,正、草、隶、篆诸体皆工,以隶书为最。他的隶书超绝古格,所书愈大愈壮,自有高古博大气象,结体端庄堂皇,正气浩然。
  陈鸿寿(17681822年),“西泠八家”之一。他博学工诗,金石、书画无一不精。他的隶书在用笔上接近西汉,篆味很足,笔势天然宕逸,不掩性情。
  何绍基(17991884年),平生作书,以对联为多,人誉“书联圣手”,其隶书用笔迟涩,欲行还止,但笔画抖动过多,可能与其执笔法有关。
  赵之谦(18291884年),艺术才华超人。其金石书画,绝不傍人门户。他在书法方面, 是众体兼精的高手,尤以魏碑为最。其隶书与北魏汉隶相融会,尽取两者之宽博和古朴。处处透着大家风范。
  清代隶书的兴起,为清代碑学的推动起了开路先锋作用。从此改变了贴学垄断书坛的局面。清代碑学所以压倒贴学,除书法理论家的大力鼓吹外,主要靠隶书作支柱,因北魏书风是清末自何绍基、赵之谦之后才趋之若鹜,而篆书之兴起也在乾隆、嘉庆之后。唯隶书之行,起于清初,可以说隶书为碑学开了先河,并始终贯彻于整个发展过程中。尽管清隶的大成依赖于碑学的发展,然若无隶书的巨大成就,清代碑学的影响不会如此深远。由此可见,隶书在清代的复兴,实质改变了书法发展的道路,成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在绘画中,有人用隶法入画,如清代的石涛。在印章中,隶书可以入印,题款。许多有影响力的书法名家,他的创作重点仍放在隶书的变化探索方面。因此,隶书至今仍是人们热衷的一门艺术就不足为怪了。而清隶所经过的历程,的确对我们有着用不完的借鉴作用。
  历来书论家大都主张学书当从篆、隶入手,去探本求源。写了汉隶,上可追大、小篆,下可攻楷、行、草,笔法由约而博,形体从繁趋简,学书中的许多问题很自然的会迎刃而解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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