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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中国地区)

岭南,是我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而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五省区交界处。五岭之南的地区主要是汉族地区 [1] ,自古以来,岭南地区属汉地九州中的扬州。

在行政上,岭南曾是唐代行政区岭南道之名,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及曾经属于中国皇朝统治的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后来分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是广东、广西分治的开始。五代时期,越南独立而分离出去。宋代淳化四年(993年)岭南道之名改为广南路。由于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现在提及到岭南一词,特指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三省二区,亦即是当今华南区域范围。

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在南海及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交易圈,南越国时期更对外出口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 。汉代,广州成为中国与古罗马帝国的海上贸易中心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3-4]

岭南自汉朝开始逐渐形成广府、客家、闽南三大民系,并形成独特的岭南文化 [5-6] 。近代岭南文化更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先进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岭南文化以其独有的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对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 [7]

所谓岭南是指五岭之南的地区,主要是汉族地区,而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五省区交界处。

岭南在旧石器时代早期(60万至8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 [8] ;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出现了早期古人(马坝人)。先秦时期,古籍中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但不符合民族的定义,其后裔族群的祖先不同,有大禹(汉族) [9] 、雄王(京族)、布洛陀(壮族)、袍隆扣(黎族)等等,并非民族共同体。包括吴越、闽越、扬越、南越、西瓯、骆越等 [10] ,岭南地区分属南越、西瓯、骆越三个部落,三者皆非民族概念,其中南越是汉族先民,而西瓯、雒越是京族、黎族等民族的先民。

商与西周时代,岭南先民便与中原商、周王朝有了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战国时代,岭南与闽、吴、越、楚国关系密切。历史上楚庭、南武城的传说,反映出这一时期岭南与楚、越的关系。 [11]

春秋时期,广东东江流域内曾出现过一个“缚娄古国”,管辖地域包括今惠州、博罗、东莞、深圳一带 [12] 。"缚娄古国"遗址的发掘出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铜器、玉器、水晶文物等 [12-13] 。表明了岭南在秦朝之前就已经存在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高度文明,岭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12]

秦朝统一岭南后,设立的南海、桂林、象郡称为“岭南三郡”,明确了岭南的区域范围。范围包括了今福建、广东、海南、广西的大部分和越南北部。秦朝时,秦始皇命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设南海,桂林和象郡等。为了巩固对岭南的统治,秦朝从中原迁来了50万人,这50万人中除了遭到贬职的官员之外,大多是“贾人”,是中原移民大量南迁的开始 [5] 。任嚣死后,赵佗任南海尉。

秦末,天下大乱。公元前208年,赵佗封关、绝道;三年后,兼并桂林、象郡,统一岭南,于前204年 [14] 建立南越国 [15] 。汉武帝时灭南越国,在岭南地区及越南设九郡,即南海(今广州)、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广西桂平)、合浦(广西合浦)、交趾(越南东京)、九真(越南清化)、日南(越南顺化)、珠崖(海南海口)、儋耳(海南儋州)。

西汉中后期,在全国设立十三个刺史部,其中在岭南设“交趾刺史部”(又称交州刺史部),管辖岭南九郡。东汉末,弃海南岛(即珠崖、儋耳),岭南九郡变成岭南七郡。公元228年,步骘上述孙权将交州一分为二,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为交州,治交趾龙编;合浦、 南海、郁林、苍梧四郡另设一州,治所设在苍梧郡广信县(现在的封开县),以广信的“广”字为名,取名为“广州”(这是“广州一名”的最早起源)。

在唐朝时,以在广信东称为广东,在广信西称为广西。唐朝贞观年间,将全国按山川形胜之便划分为十道,岭南地区为岭南道,置经略使以式遏四夷,又整合而一。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岭南再划分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不仅囊括今广西大部分地区外,还统管今广东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东道治广州,西道治邕州(今南宁),岭南再次分治,但州县分布不均衡,粤东只有潮、循2州,粤西及西道有15州。

宋代在岭南先设置广南路,太宗末,分广南路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这是广东、广西名称之来历。广南东路治所在广州,有14州;广南西路治所在桂林,有7州。广南东西之划分,以西江流域的封州之间梧州为界,贺 江、云开大山以东属于广东、以西属于广西,从此基本奠定两广的分界线。宋以后,越南北部分离出去。

至元朝,将原广南东路辖区归江西行省管辖;原广南西路划归湖广行省管辖,今海南省和广东省雷州半岛,都归湖广行省统辖。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元代通岭南的主要交通线,是沿赣水和湘水分东西两路而下。自赣水逾大庾岭,进入北江流域,连接的地区多在广南东路范围内;沿湘水上溯,经全州、灵渠、桂州(今桂林),进入西江的支流漓 水,便于联系的地区是原广南西路的范围。

明朝朱元璋开国之际,先平定长江中游之陈友谅,下游之张士诚,以控制五岭山脉以北的江西和湖广的部 分地盘。三年后,再陆续分兵平定广西、广东。直到此时,明朝又将岭南两广与江西、湖广分开。而这个时期,由于广西壮、黎、瑶三个民族反明起义猛烈,朱元璋 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黎族聚居的海南,广西的门户钦、廉地区划归广东,以便加强控制,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 [11] 。1965年,钦、廉地区划归广西。1988年4月,海南独立建省。 [16]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在岭南设立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为了巩固对岭南的统治,秦朝从中原迁来了50万人。这50万人中除了遭到贬职的官员之外,大多是“贾人”,也就是“商人”的意思,是朝廷重农抑商政策的打击对象;既惩治“商人”,又渗透了岭南,朝廷认为一举两得。因此,岭南北方移民的经商血统确实是有根有据的。据记载,秦代的移民大致有5批,为了稳定军心,解决战后驻留士兵的配偶问题,南海郡向朝廷申请加派3万单身女性来岭南,其理由十分含蓄:“为来自北方士兵补衣服”。秦朝最终批准这个申请,但是在数额上打了折扣,15000名中原寡妇和未婚女子浩浩荡荡加入支援边疆的行列。 [5]

自秦朝统一岭南2200多年来,本地历史上至少发生过6次较大的移民潮。汉武帝平定岭南,留下占领军驻守,历经西汉覆亡和王莽篡政等政治变革,先后又有5批移民来到岭南。晋代岭南移民被称之为“流人”,北方士族和黎民百姓纷纷逃到东南沿海。北宋灭亡和南宋末年,两度形成士族豪门、平民百姓和抗元将士南逃,两宋时期的移民潮从规模上远远超出了两晋。明朝末年,再次有中原移民迁徙岭南,逐渐形成广府、客家、闽南三大民系。 [5]

岭南地区属东亚季风气候区南部,具有热带、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特点,岭南的大部分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雷州半岛一带,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属热带气候。北回归线横穿岭南中部,高温多雨为主要气候特征。大部分地区夏长冬短,终年不见霜雪。太阳辐射量较多,日照时间较长,以广东省为例,全省各地的平均日照时数载1450小时-2300小时之间。岭南为典型的季风气候区,风向随季节交替变更。

夏季以南至东南风为主,风速较小;冬季大部分地区以北至东北风为主,风速较大;春秋季为交替季节,风向不如冬季稳定。因全年气温较高,加上雨水充沛,所以林木茂盛,四季常青,百花争艳,各种果实终年不绝。植物资源非常丰富。

森林植物也为动物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岭南动物种类较多,是全国动物最繁盛的地区之一。

岭南地貌因在历次地壳运动中,受褶皱、断裂和岩浆活动的影响,形成了山地、丘陵、台地、平原交错,且山地较多、岩石性质差别较大、地貌类型复杂多样的特点。岭南河流众多,具有流量大,含沙量少,汛期长,径流量丰富等特点,这些河流绝大多数源自西北部、北部和东部的崇山峻岭中。岭南最大的河流珠江,是中国汉地境内第三长河,流量仅次于长江,居全国第二位。

岭南文化涵盖学术、文学、绘画、书法、音乐、戏曲、工艺、建筑、园林、民俗、宗教、饮食、语言等众多内容。从地域上,岭南文化又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尤其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为主,构成了岭南汉文化的主体。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在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多方面,岭南文化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起着重要作用。近代岭南文化更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先进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岭南文化以其独有的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对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 [7]

汉代时期,陈钦、陈元父子是当时岭南著名的经学家,陈元更设馆洛阳,传授《春秋左氏学》,被誉为“岭南之儒宗” [17-18] 。广州汉议郎学者杨孚向皇帝极力主张以孝治天下,得到汉和帝的采纳,下诏命令“臣民均行三年通丧”,同时奖励有孝行的臣民,救济孤寡贫老者,使“孝治”礼教影响后世千余年。杨孚还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异物志》。 [19-20]

宋代,广东出现了林巽、冯元、王大宝等一批经学大师。南宋时期,南宋名臣崔与之与弟子李昴英在广州创立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菊坡学派,是当时岭南学术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的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要培养的是有正气、有学识、有能力、有功绩的读书人。菊坡学派在思想上重仁治,重君,重才观。李昴英便是菊坡学派培养的岭南历史上第一位探花,其重要门生有陈大震、张镇孙、李春叟、何文季等。 [21-22]

明代,广东大儒陈白沙提出了以“自然为宗”、“学贵自得”的哲学主张,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代心学先河,创立了“江门学派”,在宋明理学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陈白沙学以“宇宙在我”的主体自我价值,突出个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存在意义 [23] 。他一生致力于授徒讲学,弟子遍天下。为表彰其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明朝于万历十三年(1585)将陈白沙从祀孔庙,追谥文恭。陈白沙的主要门生有湛若水、林光、张诩、贺钦、邹智、陈茂烈、何维柏、叶梦熊、陈吾德等。 [24]

广州湛若水在继承陈白沙学说的基础上,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提出“格物为体认天理”与“为学先须认仁,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念,创立了“甘泉学派”,终至自成理学的一大门派,与王阳明的“阳明学”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湛若水在全国各地创办书院近40所,弟子多达数千人,遍布大江南北,促进了明代心学的发展与繁荣。湛若水的主要门生有吕怀、何迁、洪觉山、唐枢、蒋信、郭等 [25-26] 。明代岭南的理学家还有霍韬、黄佐、王渐逵、陈建、杨起元等。

清代,广州形成了以陈澧为代表的“东塾学派”,其著作《汉儒通义》论证了汉学与宋学门户之见是毫无依据的,主张打破门户之见。陈澧的著作《东塾读书记》更传到日本,成为日本高等学校治汉学专业的必读书。东塾学派的主要弟子有梁鼎芬、桂文灿、廖廷相、陈伯陶、陶福祥、温仲和、黄绍昌等 [27] 。同时广东也出现了以朱次琦、简朝亮、康有为为代表的“九江学派”,他们提出经学与史学结合,以及强化史学的独立 [28] 。清代岭南的理学名家有冯成修、劳潼、曾受一、郑之侨、胡方等;著名学者有陈昌齐、冯龙官、曾钊、李黼平、林伯桐、侯康、徐灏、黄培芳等。

鸦片战争后,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容闳等力主变法强国和教育改革,提倡西学,主张兴办学校。康有为更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研究维新变法理论,重要门生有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 [29] 。何子渊、丘逢甲等冲破顽固守旧势力的禁锢,积极创办和推广新式学堂。培育了一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为辛亥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 [30]

岭南文学从唐代开始兴盛,当时以广东粤北地区为中心,代表人物有张九龄、邵谒等。张九龄是岭南第一位进士,第一位宰相,也是第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张九龄走上诗坛,进而走上政坛,成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宋代,珠三角地区逐渐取代粤北成为岭南文学中心,崔与之、李昴英、余靖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崔与之更是开岭南宋词之始。 [22] [31]

明代,广东以南园前五子、南园后五子诗社为代表的文人社团盛行。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多位青年诗人在广州南园创立南园诗社,对明代岭南诗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代表人物有孙、黄哲、王佐、李德、赵介,人称“南园前五先生”(南园前五子)。明嘉靖年间,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五人因追慕“前五先生” 而重结南园诗社,被尊称为“南园后五先生”(南园后五子)。明末,在陈子壮的发起下,黎遂球、曾道唯、高赍明、谢长文、区怀年、苏兴裔、梁佑逵等12人,再结南园诗社,复兴南粤诗坛,称“南园后劲”。 [32]

清代,广东出现了以“岭南三大家”和“岭南七子”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包括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程可则、王邦畿、方殿元、方还、方朝、张维屏、梁鼎芬、宋湘、黄香铁等 [33] ,使岭南诗坛与中原、江浙诗坛三足鼎立。“岭南三大家”的诗作在清代诗坛享有极高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居于重要地位 [34-35] 。近代,珠三角地区仍保持宋元以来的中心地位,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此外粤东还出现了黄遵宪、邱逢甲等有影响力的人物。据统计,从西汉到近代,广东境内有籍贯可考的、有文集行世的文学家近1800人。 [31] [36]

岭南画坛从明清起有较大发展,人才辈出,风格独特,技法纷呈,求新求变。其代表人物有:南海林良的写意花鸟,东莞张穆著称画马,新会高俨擅长山水,顺德黎简诗书画皆绝,顺德苏六朋、苏仁山尤擅人物,番禺居巢、居廉工花卉草虫,重视取法自然,创造了“撞水”、“撞彩”技法。明清的代表人物还有颜宗、何浩、张誉、谢兰生、罗天池、陈璞等。20世纪初,在广东产生了“岭南画派”,其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主张以倡导艺术革命,建立现代国画为宗旨;以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为途径;以形种兼备、雅俗共赏为审美标准;以兼工带写,彩墨并重为艺术手法。独树一帜,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美术流派。现代,继承和发展这一画派艺术的,有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赵少昂、杨善深等 [37] 。在香港的赵少昂、杨善深,在广州的黎雄才、关山月,这四位大师,是当代岭南画派的主要代表。

“岭南画派”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包含革命精神、时代精神、兼容精神、创新精神。特点:主张创新,以岭南特有景物丰富题材;主张写实,引入西洋画派;博取诸家之长;发扬了国画的优良传统,在绘画技术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没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岭南画派在中国画的基础上融合东洋、西洋画法,自创一格,着重写生,多画中国南方风物和风光,章法、笔墨不落陈套,色彩鲜艳,学者甚众,它与京津派、海派三足鼎立,成为20世纪主宰中国画坛的三大画派之一。代表人物有居巢、居廉、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高剑僧、何香凝、方人定、卢传远、李抚虹、伍佩荣、容大块、黎雄才、关山月、黄独峰、司徒奇、赵崇正、何磊、杨素影、黎葛民、黄幻吾、何漆园、黄少强、赵少昂、陈凝丹。 [38]

从明代开始,广东涌现众多知名的书法家及其作品。陈白沙是当时广东的大书法家,门下弟子甚众,自成一格,形成“白沙书派”,开岭南书法之先河,陈白沙晚年以茅根作笔被称作茅龙笔。“白沙书派”代表人物有湛若水、赵善鸣、邓翘、萧文明等。明代中叶的代表人物有黎民表、黎民衷、黎民怀三兄弟,黎民表在德庆锦石山(华表石)绝顶壁上的手迹“华表石”三字,是广东金石中的著名遗迹。

明末至清代是岭南书坛的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有王应华、邝露、陈子壮、屈大均、陈恭尹、彭睿、苏珥、黎简、宋湘、吴荣光等。彭睿被人称为“草圣”,其书画人称“竹本派”。鸦片战争后,岭南书法风格也出现了新的面貌,代表人物有苏引寿、苏仁山、苏六朋以及朱次琦、陈澧、李文田、康有为等。李文田自创具有岭南特色的碑派书法,对广东及整个岭南书坛作出重要贡献。岭南碑派的领袖应推康有为,其门下子弟甚多,最著名的有梁启超、崔斯哲、江孔殷、张柏桢等,其中成就最大的应数梁启超。

民国时期的岭南书法名家辈出。除康有为门下弟子外,还有王为、叶恭绰、胡汉民、林直勉等。在帖学书法上的名家有潘飞声、程景宣、商衍鎏、桂坫等。建国后,除了老一辈的岭南书法名家如商衍鎏、叶恭绰、容庚、商承祚、祝嘉等外,一些书家更是收徒教学,形成几个岭南书艺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吴子复、秦萼生、麦华三、李曲斋等。20世纪六十年代活跃在岭南书坛的书法家还有侯过、伍根天、阮退之、佟绍甲等。七、八十年代中青年书法家纷纷崛起,如莫仲予、曾景充、陈景舒、黄子厚、关晓峰、李纬、卢有光等。 [39]

岭南古琴从汉代便逐渐发展起来,历代都出现不少有名的琴人,写作了不少琴学的典籍,创造和保藏了不少有名的古琴乐器和琴谱。早在南北朝时期,广东曲江人侯安都就有很高的琴艺造诣。南宋末年,金元入侵中原,南宋皇帝被迫南迁至冈州崖山,中原琴艺也在冈州留下一批琴谱,相传《古冈遗谱》就是在当时遗留下来的古琴谱。明代时,著名琴人辈出,有陈白沙、邝露、陈子壮、陈子升等;藏琴丰富,有琴曲流传至今。

清代,岭南古琴学愈加昌盛,岭南琴派声名渐显。岭南琴派的创始人是清代道光年间的广东新会人黄景星。另外,影响较大的琴人还有云志高、何洛书、何耀琨、杨锡泉、李宝光、何斌襄、陈恭尹、容庆端、容心言等人;藏琴方面,有 “天”、“松雪”、“振玉”、“水仙”、“韵馨”、 “松风”、“中和”、“谷响”、“流泉”、“蕙兰”等名琴;琴谱和琴学论著方面,有云志高的《蓼怀堂琴谱》、黄景星的《悟雪山房琴谱》、何斌襄的《琴学汇成》、朱启连的《鄂公祠说琴》、容庆瑞和林芝仙合编的《琴瑟合谱》等。著名曲目有《碧涧流泉》、《水东游》、《双鹤听泉》、《渔樵问答》、《鸥鹭忘机》、《平沙落雁》、《乌夜啼》、《神化引》等。 [40]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一带产生了广东音乐,又称“粤乐”,是在当地民间“八音会”和粤剧伴奏曲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是广东音乐的兴盛时期,涌现了严老烈和人称“何氏三杰”的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等名家,以及“四大天王”的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等音乐人才,创作出《旱天雷》、《倒垂帘》、《连环扣》、《饿马摇铃》、《雨打芭蕉》、《平湖秋月》、《步步高》、《蕉石鸣琴》、《赛龙夺锦》等著名乐曲。20世纪40年代后,不少广东音乐名曲更成为了国宴、迎宾音乐而被誉为“国乐”。番禺区沙湾镇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音乐之乡”。 [41-42]

潮州音乐既有传统古乐之遗制,又有本地的创造发明,形成一个成熟、丰富的多乐种、多形式的地方音乐。由于符合潮人对音乐的欣赏习惯和心理素质,不仅在文娱演出、节俗礼仪活动中广泛应用,而且以“闲间”、家庭合乐等方式融入民间的日常生活中。潮州大锣鼓以其花式丰富、气势磅礴而著名,列为中国三大锣鼓之一。潮乐中以椰胡为流传最广泛、民众最喜爱的特色乐器。潮州筝艺是当代中国古筝的一大流派。 [43]

客家山歌是用客家方言吟唱的山歌,主要流传于梅县、兴宁、五华、紫金、博罗等客家人聚居地。题材广泛,意境含蓄,善用比兴手法,语言生动通俗,讲究押韵。客家山歌曲调丰富,大致有号子山歌、正板山歌、四句八节山歌、快板山歌、叠板山歌、五句板山歌等。客家山歌旋律优美,几乎所有曲调中都有颤音、滑音、倚音等装饰音,因而使本来简单的旋律变得回环曲折、委婉动听。而且因为在山地唱歌,旋律高亢、悠长,节奏自由。 [44]

粤剧以粤方言演唱,是广东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粤剧是由多种外来戏曲声腔和本地土戏、民间说唱艺术不断融合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以后又在伴奏乐器上大胆采用了一些西洋乐器,大大增强了烘托唱腔和戏剧动作的效果。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粤剧演员有被称为“粤剧四大家”的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廖侠怀等。红线女所创的“红腔”近半个世纪以来影响最大。以粤语演唱的曲艺品种,有粤曲、木鱼歌、龙舟歌、南音和粤讴等。

潮剧是用潮汕方言演唱的地方剧种。潮剧渊远流长,在潮安县出土的明宣德年间剧本《新编全相志孝刘希必金钗记》,是国内出土最古老的南戏演出本,戏文语言中已加进一点潮州方言,这是南戏、正字戏传入潮地后开始发生地方化的本子。明末清初潮州戏渐趋成熟,至光绪年间为鼎盛,有200家潮州戏班。在潮汕民间旧时还流传着用潮汕方言诵唱的说唱本子,称为“歌册”。潮州歌册广泛传诵于妇女间,现存歌册最早创作年代为明代。歌册的体裁为两类,一是传奇故事体,一是歌行体。潮州歌册刊刻在清代甚盛,现存传统本子有数百部,流传至东南亚及内地,流播甚广。 [43]

汉剧是客家地区流传较广的地方剧种,有源于湖北汉剧、徽班、秦戏班底,湖南祁阳戏各说。客家汉剧传统剧目据称有800多个,完整剧本有300多个,唱、做、念、打(舞)表演艺术丰富,武打戏还把南派武功融于其中。角色行当分为生、旦、丑、公、婆、乌净、红净七行,唱腔音乐有二簧、西皮、大板等各种声腔,成为广东地方一大剧种。客家地方戏剧还有采茶戏和花朝戏,都是由民间歌舞发展而来。客家民间舞蹈品种繁多,多数为风俗道具舞,较为著名的有船灯、鲤鱼灯、采茶扑蝶、席狮舞、杯花舞等。 [44]

广府民系的工艺美术,品类繁多,有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三雕一彩一绣”是广州传统工艺美术的主要代表,即广州象牙雕刻、广州玉雕、广州木雕、广彩、广绣 [45] 。广府工艺品还有肇庆端砚、朱义盛首饰、佛山陶瓷、木版年画、剪纸、金银铜锡箔、染色纸、狮头、彩扎灯色;新会葵扇;东莞和南海烟花炮竹以及各地在建筑装饰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砖雕等,其中以端砚、粤绣、雕刻、陶瓷最具特色。 [37]

广雕雕刻艺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按雕刻的质体分类,可分为广州榄雕、牙雕、玉雕、木雕、石雕、砖雕、骨雕等。广雕是指以广州为代表的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雕刻工艺及其制品。广雕中最负盛名的是广州象牙雕刻、广州玉雕、广州木雕 [46] 。清代以来,广州工匠根据西方客户的要求,选择各种名贵材料,精镂细刻,形成了新颖、生动逼真、精巧细腻的广雕艺术品,更成为朝廷贡品,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代表人物有陈祖章、翁昭、翁荣标、李定宁等。 [47-48]

广绣与潮州刺绣合称粤绣,与湖南的湘绣、四川的蜀绣和江苏的苏绣并称中国四大名绣。广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唐代成为朝廷贡品,到明代中期已扬名海外,18世纪风靡了英国皇家及上流社会,英、法、德、美各国博物馆均有收藏,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不少广绣的优秀作品 [45] [49] 。广绣大致分为两大品类:" 一是盘金刺绣,二是丝绒刺绣。"盘金刺绣以金线为主,辅以彩纷刺绣,金碧辉煌,灿烂夺目,雍容华贵。丝绒刺绣开丝纤细,色彩缤纷,绣出的花鸟尤其精美。 [50]

广彩的全称是“广州织金彩瓷”,产生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所谓织金彩瓷,就是在各种白胎瓷器的釉上绘上金色花纹图案,仿佛锦缎上绣以色彩绚丽高雅华贵的万缕金丝,然后用低温焙烧而成。广彩是运用中国织锦图案的手法,以色彩艳丽、构图严谨、绘工精细著称,宛如无数金银彩丝织于白玉之上,显得是那么光彩夺目、富丽堂皇 [51] 。作为外销瓷,广彩在清代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有“世界官窑”之称,欧洲许多国家的皇室用瓷都是广彩瓷品。 [52]

潮汕地区是中国工艺美术10个重点产区之一,潮汕工艺美术品类丰富,其中最具盛名的是瓷艺、刺绣和木雕。潮汕地区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枫溪工艺陶瓷最为著名。潮州金漆木雕与浙江东阳木雕并列为中国两大民间木雕体系。潮州金漆木用于建筑装饰、家具装饰、神器装饰以及案头摆设。近代以来,在潮绣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利用特种材料或吸收外来工艺手法,发展为珠绣、抽纱等新的绣种,在60年代,又发展了通锦绣的新品种。 [43]

岭南建筑主要主要分为广府建筑、潮汕建筑和客家建筑。

广府民居的 代表是镬耳屋,多用青砖、石柱、石板砌成,外墙壁均有花鸟图案。因其山墙状似镬耳,故称”镬耳屋”。粤北客家等地称为“云墙”或者是“茶壶环”。,是古时的一种大锅,耳屋,因此亦称“锅耳屋”。据说镬耳状的建筑防火和通风性能良好:火灾时,高耸的山墙可阻止火势的蔓延和侵入;微风吹动时,山墙可挡风入巷道,进而通过门、窗流入屋内。镬耳屋是岭南传统民居的典型代表,以广府风格的民居建筑为主要代表,因其在屋的两边墙上筑起两个像镬耳一样的挡风墙而得名。在明清时期的广府民居中,一般是出过高官的村落,才有资格在屋顶竖起镬耳封火山墙。镬耳屋象征着官帽两耳,具“独占鳌头”之意,唯有功名的乡绅方能采用,也是家境殷实的象征。明清两代,只要是发了财的村民,都会建造一所镬耳屋以显示其富有与气派。 [53-54]

西关大屋是清末豪门富商在广州城西“西关角”(今荔湾区)一带兴建的极具岭南文化特色的广州传统民间住宅形式,被称为“西关大屋”。西关大屋多为砖木结构、青砖石脚、高大正门用花岗石装嵌。其平面布局按中原传统的正堂屋形式,基本上是纵深方向展开。其典型平面为三间两廊;左右对称,中间为主要厅堂。西关大屋的门廊装修,设矮脚吊扇门(又叫脚门)、趟栊、硬木大门三重门扇。大厅是大屋的主体建筑,面积最大,屋脊最高。

潮汕民居以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称“下山虎”和“四点金”。规模较小的城镇平民居屋有布局狭长的“竹竿厝”。大型民居以四点金为基础横向或纵向扩大规模,称“三厅串”、“八厅相向”、“四马拖车”、“百凤朝阳”,其外部轮廓则保留十分规整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大规模的集居式住宅称为“寨”,这是清代潮汕地区乡村居民军事化的产物。从平面上可分为方案和楼寨,从外围方式上可分为围墙和围楼。潮汕地区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采用贝灰和石材。至迟在北宋已开始烧制贝壳灰,以贝灰为主体原料的三合土版筑大为盛行,不仅应用于建造房屋、高塔上,而且应用到加固堤防上。石材不仅应用于建筑构件的门框、栏板、抱鼓石、台阶、柱础、井圈、梁枋上,而且建造了石牌桥、石塔、石桥大型建筑物。潮州城内,仅太平路就有47座石牌坊。以巨石为墩的潮州湘子桥,建造年代从南宋至明代,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 [43]

客家建筑的代表是客家围龙屋。历史上客家人社会宗族制的强化,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祠堂设施的完善和族谱连续修撰。在聚族而居的村落,各族都重视祠堂的建造。祠堂住处讲究风水,重视堂号家声。客家围屋堂号,或有直书故土祖地,或言志明义,这些堂号的命名习惯与唐宋古俗相承。再就是在民居方面出现了超大型的土楼和楼房组合成的大理围龙屋。土楼建筑多以夯土或土坯砖为材料,渐而发展到以花岗石、大青砖为建筑材料,十分坚固,规模巨大。现存土楼,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自清康熙初年至20世纪70年代,兴建了不少土楼建筑。围楼形制依平面布局大体分为圆形和方形。大型圆形围楼高达4~6层20余米,多达四环。建于清代的始兴县隘子镇满堂村大围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10800平方米。各家围龙屋尤为讲究风水。近代,还出现了传统民居布局而门面装修西式的中西合壁的客家侨乡民居。 [44]

岭南园林作为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三大流派之一,在中国造园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现代园林的创新和发展上,更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岭南园林有比较鲜明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体型轻盈、通透、朴实,体量较小;二是装修精美、华丽,大量运用木雕、砖雕、陶瓷、灰塑等民间工艺、门窗格扇、花罩漏窗等都精雕细刻,再镶上套色玻璃做成纹样图案,在色彩光影的作用下,犹如一幅幅玲珑剔透织绵;三是布局形式和局部构件受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如中式传统建筑中采用罗马式的拱形门窗和巴洛克的柱头,用条石砌筑规整形式水池,厅堂外设铸铁花架等,都反映出中西兼容的岭南文化特点 [55] 。岭南四大园林分别是清晖园、梁园、余荫山房、可园。在18至19世纪初期,广州海珠区、西关一带曾涌现出由十三行商人兴建的规模宏大、雍容华丽的私家园林,包括潘家花园、伍家花园、海山仙馆在内的众多名园,被称为“行商庭园”。它们不仅是岭南园林的巅峰之作,还引发了清代时期欧洲各国模仿“中国式”园林的盛况。 [56-57]

岭南园林的营建,最重视的是选址,而选址也最能表现出建园者的审美取向和生活意趣。岭南的建园原则是尽可能离开闹市,把园林宅第建在真山真水的大自然环境中,甚至降宅园融入大自然,成为其中一部分。建园者崇尚自然,追求平实,不太重视人工制造的假山流水,也不羡慕江南园林那种在咫尺中营造山林的巧构。保留至今的粤中四大名园,清晖园、梁园建在小镇边缘,可园、余荫山房则建在乡村,以求得良好的环境条件。岭南庭园的空间特征是内收型和扩散型的结合。岭南宅园的园内空间也是属于围合封闭的内收型,但在景观组织上,特别是在视线组织上,将园内外空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空间的扩散感。岭南宅园面积较小,园林空间组织较为简单,通过借助园外景色,把园外景色组织到园内来,从而形成了园内空间的丰富层次。 [58]

粤菜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粤菜即广东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之一,发源于岭南。粤菜由广州菜(也称广府菜)、潮州菜(也称潮汕菜)、东江菜(也称客家菜)三种地方风味组成,三种风味各具特色。广州菜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和韶关、湛江等地,用料丰富,选料精细,技艺精良,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擅长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还兼容许多西菜做法,讲究菜的气势、档次。潮州菜发源于潮汕地区,汇闽、粤两家之长,自成一派。以烹制海鲜见长,汤类、素菜、甜菜最具特色。刀工精细,口味清纯。东江菜起源于广东东江一带,菜品多用肉类,极少水产,主料突出,讲究香浓,下油重,味偏咸,以砂锅菜见长,有独特的乡土风味。 [59]

清末时期,粤菜被广东商人带到上海。民国时期,粤菜在上海逐渐取得霸主地位,赢得“国菜”的殊荣,“食在广州”的声誉便由此而起 [60] 。经典粤菜有烤乳猪、清蒸东星斑、烧鹅、白切鸡、红烧乳鸽、蜜汁叉烧、脆皮烧肉、上汤龙虾、鲍汁扣辽参、菜胆炖鱼翅、白灼象拔蚌、椰汁冰糖燕窝、麒麟鲈鱼、椒盐濑尿虾、蒜香骨、白灼虾、干炒牛河、广东早茶、老火靓汤、罗汉斋、广式烧填鸭、豉汁蒸排骨、菠萝咕噜肉、玫瑰豉油鸡、萝卜牛腩煲、潮州牛肉丸、潮汕鱼丸、生菜龙虾、鸳鸯膏蟹、潮州打冷、卤鹅肝、蚝烙、芙蓉虾、沙茶牛肉、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盐鸡、猪肚包鸡、盆菜。

粤菜其特点是善于在模仿中创新,用料广博,选料珍奇,配料精巧,做工考究,讲究“镬气”,注重形象,品种繁多,五味俱全,浓淡适宜。粤菜善于博采众长,体现了岭南文化融通善变的韵味。粤菜中,飞禽走兽、山珍海味、野菜山花,皆可入肴。广式饮菜,兴起于19世纪末的广州,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众化茶楼兴起,渐而蔚成风习,扩展至珠江三角洲城镇及西、北江流域沿江城镇。茶楼的点心精美而又丰富,常见的如蛋挞、蛋盏、蛋散、干蒸、烧买以及各类粥品。改革开放以后,引进许多西点,食品更为新潮、精美。

广府节俗既有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有其地方特色。在广州,有除夕花市。南汉时就已有之,到19世纪中叶,花市例定在除夕前几天举行,花木涌入城市,十里长街,市民结伴“行花街”,热闹非凡,至今越办越旺,发展到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城市都有此俗。番禺的飘色游艺活动,珠江三角洲各地的生菜会(取发财之谐音)、波罗诞、郑仙诞、金花诞、何仙姑诞、日娘诞、盘古王母诞、鱼花诞、田了节、龙母诞等,内容多与祭祀本地神仙以及发财致富、出航平安等主题有关。反映了广东风俗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品格。 [37]

婚姻习俗上,旧时既接受了汉族的封建婚姻制度,在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城乡,还存在不落夫家和自梳女的风俗,前者保留古越族遗风,女子出嫁后,除了年节、庆贺、吊唁等红白喜事以外,一般不回男家,而长住娘家。后者是一些女子为了独立谋生和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而宣布自梳,终生不嫁。这种婚俗,既是古老婚俗的变异,又具有个性解放的色彩。建国后,这两种婚俗已渐而绝迹了。 [37]

潮汕民间尊奉的庞杂的神鬼体系中,既有道教、佛教,也有闽越人和南越人鬼神崇拜的痕迹,还有各种土生土长的神灵,地方神灵中,蛇神雨仙备受崇敬,安济圣王、三山国王是主要偶像。潮汕民间信奉的神灵名目众多,时令八节祀神各有对象。祀神时,各地要举行隆重的游神活动,在旧社会,游神活动既是显示地方财力和宗族势力的机会,又是以祭神为名的民间欢乐节。在节俗活动中,农历七月十五的“施孤”活动旧时较为盛行,这与潮人重视纪念客死他乡的乡亲和超度孤魂野鬼有很大关系。 [43]

潮汕地区礼仪风俗,与全国各地大同小异,较有特色的是男女少年到15岁(虚岁)要择日行“出花园”仪式作为成年之礼。婚礼过程有称为“倩娘母”的伴嫁娘,在婚礼全过程中即兴创作婚礼歌(俗称“做四句”)以祷祝助兴。日常服饰中最具地方特色的是木屐、水布(可作围腰、汗巾、裹物等多种用途)以及妇女打髻(发髻)。这些习俗在当代也已日渐式微,唯于舞台上还可见到各种打髻发式。 [43]

行花街

有句谚语:“行过花街先过年”。岭南广州地处亚热带,长夏暖冬,一年四季草水常绿、花卉常开,很早就享有“花城”的美誉,广州人种花、爱花、赏花和赠花的习俗由来已久。西汉时期,陆贾出使南越国时,就发现岭南人爱种花、插花、戴花,屋前屋后,厅堂房内也都摆满了花,便赞誉这里都是“彩缕穿花”的人。清代中叶,广州就已形成了国内首创、闻名海内外的“迎春花市”了,在市中心的藩署前(今广州市北京路财厅前)一带形成花市,数里长街,吐艳争芳,人潮涌涌。

醒狮

舞狮是中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每逢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民间都以狮舞助兴。舞狮有南北之分,南狮又叫醒狮,是地道的广东民间舞,现流传于广东、广西及各国华侨中间,广东醒狮较出名的有佛山、遂溪、广州等地。

南狮流行于南方,北狮则盛行于北方各地。南狮表演有采青过程;北狮的“引狮员”不仅是表演者也是指挥者,但没有采青程序。南狮“狮头”与“狮被”紧密相连,而北狮是分开的,表演时捆绑在一起。南狮头上扎有一只角,威猛粗犷,讲究神似,鼓乐激昂,令人警醒,故称为醒狮。

飘色

在粤地民间,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民间游艺项目,由人们扮成戏剧人物载歌载舞,称为“出色”。广东府民间“色艺”项目繁多,以季度分为春色、秋色,以“出色”特点分为飘色、水色、火色、马色等等。

飘色是一种融戏剧、魔术、杂技、音乐、舞蹈于一体古老的传统民俗艺术。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广东。目前,依然是中国南方地区的重要艺术形式。其形式及原理是由若干人推着一座色板,色板上装饰着固定姿势的人物,人物只靠一根看不见的色梗支撑着,在高可逾人的空中手舞足蹈,飘然欲飞故而叫飘色。属于社火表演艺术形式之一。

在不同地区有飘色、抬阁、彩擎、高抬、彩架、扎故事等各种名称。表演者站在被称为"色柜"的小舞台上,以巡游的形式表现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的片段,其神奇之处就在于,演员们通过经过精心伪装的钢枝凌空而立,看不见的色梗支撑,利用巧妙的力学原理,营造出"飘"的效果。 [61]

岭南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较早开放的港口,海上对外贸易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商品经济和商品意识。先秦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62]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 [62] 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岭南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顿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 [62] 岭南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 [62]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2] 。广州成为中国与古罗马帝国的海上贸易中心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中原商贾缔造财富传奇的地方。《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瑁、果、布之凑”;《汉书》说:“粤地处近海,中国(即中原,笔者注)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晋书》说:“广州包出大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 [3-4]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 [63] 。明代至清中期,是古代岭南最繁荣的时期,广州长时间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清代时珠江商贸航运更加繁忙。康熙二十四年,在广州建立粤海关和在十三行建立洋行制度,乾隆年间开始,准许外国人在十三行一带开设“夷馆”,方便经商和生活居住。

古代岭南,由于山高岭峻的阻隔,与中原沟通困难而商贸经济往来较少。但正是山高岭隔,较少受到中原政治风波的影响,经济发展一直较为平稳。与中原地区“以农为本”的模式相同,农作物为五谷,尤以水稻为首。岭南的种植历史相当悠久,在英德考古出土了1.4万年稻谷文作物印证了岭南的农耕历史。除水稻以外,岭南水网纵横,气候温和,养鱼、种果、种桑、育蚕,重视经济作物与多种经营。

为筹备越秀区南粤先贤馆,广州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社科院等各方面专家,经过两年的研讨,并向社会公示及广泛征求意见之后,最终在2007年7月确定了56位南粤先贤名单。入馆先贤主要以“生平主要活动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前”为时间标准,他们分别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领域,为南粤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入馆人物不拘地籍,既包括原籍广东的历史人物,也包括虽非粤籍但在广东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

第一批先贤雕塑包括了“南越武王”赵佗、“六祖” 惠能、丘、屈大均、崔与之、陈澧、“二居”(居廉和居巢)以及近代为世人所熟知的康有为、梁启超、邓世昌等在历史上留下光辉足迹的南粤杰出人物。

56位先贤名单:

第一批(33位)

赵佗、惠能、文天祥、朱次琦、邹伯奇、容闳、黄遵宪、梁启超、丘、邓世昌、张之洞、杨孚、张维屏、陈献章、杨孚、陈澧、洪仁、居巢、屈大均、康有为、冯如、冼太夫人、陈恭尹、洪秀全、张弼士、詹天佑、朱执信、韩愈、崔与之、冯子材、居廉、郑观应、张九龄

其余23位

葛洪、陈文玉、包拯、余靖、周敦颐、苏轼、湛若水、黄佐、翁万达、海瑞、袁崇焕、陈、阮元、关天培、林则徐、苏六朋、梁廷、丁日昌、刘永福、陈启沅、丘逢甲、吴趼人、孙中山

(注:排名不分先后)

据考古发现,岭南地区60万年至80万年前人类活动遗迹,磨刀山遗址的发现被专家誉为填补岭南地区60万年至80万年前遗迹的空白。 [64] 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出现了早期古人(马坝人)。南江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把广东人类活动史大大提前,从“马坝人”时代(距今约13万年)推至“北京人”时代(距今约50万-70万年) [65] 。商与西周时代,岭南先民便与中原商、周王朝有了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战国时代,岭南与吴越、楚国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历史上楚庭、南武城的传说,反映出这一时期岭南与楚、越的关系。《国语楚语上》也有“抚征南海”的记载,可见当时岭南与楚国有军事、政治关系 [66]

1985年博罗公庄镇出土七件完好的属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和编钟;1996年,龙溪镇银岗村发现先秦时期的陶片,发掘出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 [67] 2000年在博罗县罗阳镇挖掘的春秋时期墓葬群里(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包括青铜鼎、编钟等在内的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铜器、玉器等,使得沉睡了长达3000年之久的神秘缚娄古国重现天日。在气候潮湿多雨的岭南能发现三千年以上的金属铜器遗存实属不易,这些遗址发现改写了整个岭南的文明史,使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 [67-68] 广东博罗出土的大量文物实证表明,岭南地区存在过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69]

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铜器和玉石制品特别是水晶手镯、铜甬钟和青铜鼎,显示出贵族气象,显示了只有皇家贵族才有的“钟鸣鼎食”的存在。这里出土的两个编钟,其质地和形态,都与中原的编钟大致相似,而花纹又有所不同,说明这里曾有高水平的制作工艺,春秋时期文明程度与中原相当。这一实物发现,打破了“岭南没有青铜器时代”的说法。这也是广东省近50年来重大的文物发现,改写了整个岭南的文明史,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认识,因而被评为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70]

惠州博罗县挖掘出300多座周朝时期古墓,震惊考古界,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然而,这数百座古坟遗址被开建高速公路所毁。博罗县原文化局副局长、博物馆馆长黄观礼说,在古墓被毁之前的半个月左右,他曾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以高速公路改道或者想办法跨过去等方式保护古墓遗址,但是令他痛惜的是,他的建议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2000年,正在建设的广惠高速公路通过古墓地,墓地一部分被夷平,变成高速公路路基,另外一小部分被施工泥土埋在下面。变成路基的古墓遗址永远不可能再恢复。 [70]

先秦时期,古籍中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包括吴越、闽越、扬越、南越、西瓯、骆越等 [10] ,六者皆非民族共同体,岭南先民包括“南越”(广东一带)、“西瓯”(广西一带)、“雒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三个部落,其中南越是汉族先民,而西瓯、雒越是京族、黎族先民。 [10] 广东被称为南越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又称之为“南粤”。岭南先民在远古时期有自己的习俗文化特征:

酿酒文化:在清远连县的一座晋代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件陶甑,三个陶坛,据专家考证为烧酒蒸馏器。这是中国科技史上划时代的发现,这不但说明岭南地区至迟在晋代永嘉时期就可以制烧酒,据《岭南科学技术史》记述,在没有更早的证据发现之前,这应当可以证明烧酒技术是岭南人发明的。甑和坛是广东旧时烧酒蒸馏器具中的两个主要部件,近现代的广州城乡酒坊、酒厂中仍在使用。

断发文身:这也是东南沿海越人的习俗。断发就是将头发剪短(该习俗与现代人习俗无异,干净卫生;古中原人认为肤发是父母授之,所以无论男女都留长发终身不剪),古越人不但剪发,而且似乎很“潮”经常变换发型,越人剪短头发,大概与讲究卫生方便洗头或与下水方便有关。文身,是由于古代越人“习水”而避蛟龙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此外近代也有学者指出,古代越人的“文身”是一种“标志型成人礼”的遗存;如果对各种说法综合分析,可以推断文身是中国古代越人一种多功能的文化习俗,包含了部落标志、图腾崇拜和成人礼等多方面的文化含义,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古老遗俗。

稻作文化: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是广东发现有水稻遗存最早的遗址,考古研究成果将该遗址出土的水稻硅质体年代前推至最早1.4万年前,并据此推断牛栏洞很可能是岭南乃至世界稻作文明的源头。 [71]

干栏式建筑: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湿热多雨的地区,是一种底部栽以竖立的木桩使得居住面高离地面的木构建筑,越人用竹木材料建成分上下两层的房子,上层住人,纳凉、防潮、可避毒虫禽兽,下层或圈养牲畜 [72] 。譬如,当今珠三角流行建于水上的农庄饭店、苗族的吊脚楼可能是由干栏式房屋演化而来的。在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许多遗址都有发现,如浙江的钱山漾、桐乡罗家角、江苏丹阳香草河、吴兴梅堰等遗址都有此类房子出土。云南的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见有这种干栏式住居习俗。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陶制干栏式房子模型,带有长脊短檐式的屋顶,是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曾流行干栏式住居习俗的一个重要佐证。四川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和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遗址发现的大型木构建筑群,说明夏商周时期干栏式建筑和住居习俗尚在中国的南方地区流行和发展。 [73]

喜食蛤贝:鱼、鳖、蛇、蚌、蛤等是先民的天然美味,但稻作农业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发展,曾是岭南先民的经济方式之一。这一习俗延至岭南诸省之今日。在《淮南子》与《史记》中,都提到南方越人吃蛇与贝壳类动物。在广东发掘的多处文化遗址的堆积层里,均发现有大量的蚬蚌蛤蚶蛳螺的遗骸。其实饮食习俗是与居住环境与食物链供应分不开的,这些贝壳之类动物,现代的名词叫“海鲜”。随着改革开放之风吹过了五岭以北。如今,北方人也崇尚南方人的饮食习惯,无论是蛇类还是贝壳类,都早己成了北方食肆中的席上佳馔。

龙舟竞渡:龙舟竞渡,不止与屈原、端午节相关。实际上,它也是古代南方越部落的传统习俗之一。因为南越人使用舟船普遍,往往在船的首尾画上龙、凫等动物形象作为本部落的图腾或保护神。这和越人文身以象征“龙子”的含义类似,都是为了求得水神的保护。近年来在岭南地区发现的铜鼓上,也发现了一些头戴羽冠的人物操架刻画有纹饰的船的图像,有可能就是古代越人龙舟竞渡习俗的记录。至于竞渡的时间,在过去并不一定拘泥在端午节举行。《旧唐书杜亚传》记载:“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广东在宋代也有于元宵节举行龙舟竞渡的风俗。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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