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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静

刘仁静(1902年—1987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字养初,又名亦宇、敬云。湖北应城人。 [1] 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1966年至1978年被关押。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因车祸卒于1987年8月5日。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和邓中夏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同年9月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在上海任团中央书记,主编《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曾任三青团宣传处科员,国民党第十战区战干四团教官等。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1948年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195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1966~1978年被关押。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女儿刘文澜是英语翻译家。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刘仁静曾是党的“一大”代表,在“一大”的13位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年仅19岁。这位来自湖北应城的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滚滚的革命洪流。然而,在这滚滚的洪流中,他人生的航船一度偏离了航向。在他一波三折的人生道路上,充满风风雨雨、艰辛和曲折。

1902年3月,刘仁静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城关。小时候,在应城小学读书,1914年春,考入武昌博文书院,两年后升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武昌中华大学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学校,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允许学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接触社会的机会。因此,刘仁静利用自由时间,阅读了一些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如《新青年》、《甲寅》、《学生杂志》、《科学》等。刘仁静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从陈独秀的大声疾呼中,刘仁静明白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衷心的读者。

1917年暑假,就读中华大学的恽代英参加了基督教会在庐山举办的“夏令营学生会”。受这次活动的启发,同年11月,恽代英和几个中华大学部的学生组织成立了“互助社”。“互助社”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学术团体,它是一个专门团结与培养善男善女的社会团体。其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互助社”只侧重于自我教育,培养集体精神。所以,对正准备各奔前程的大学生没有多大吸引力,倒是引起思想活跃中学生的青睐。因此,参加这个组织的大都是中学生,刘仁静也参加了这组织,并和恽代英一起组织活动。当时,恽代英比刘仁静大6岁,在各方面刘仁静都得到恽代英的帮助和照顾。在恽代英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十点至十一点为养初(刘仁静的号)改文。告养初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恽代英对刘仁静关心。

随着时代的发展,给“互助社”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活力,“互助社”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宣传新文化的任务,组织了一些爱国活动,如上街调查国货,宣传人们不忘国耻。最终,历史的潮流把“互助社”与同革命联系在一起,这无疑给“互助社”注入了更新的生命力。“互助社”的实践活动,为刘仁静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互助社”,带着“互助社”培养的美好情感,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在北京大学的日子,是刘仁静人生道路上最辉煌一刻。就在刘仁静进入北大的第二年,即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五四运动。数千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

北京大学组织了讲演团,刘仁静与同学们一道,每天上街向群众宣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在这场运动中,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刑满释放后,回校继续读书,并转入哲学系学习。

那时候,北京大学上课方式非常灵活。学生可以去听课。也可以不去听课自己学习。所以,刘仁静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他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升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0年春,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荣幸地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和张国焘一起,出席了党的“一大”会议。

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以后,刘仁静激情高涨,一下成了马克思主义忠实的追随者。回到北京,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潜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与此同时,还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1922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号出版问世。由于当时《先驱》刊物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北大传达室就成了《先驱》对外联系和发行的接待点。之后,《先驱》刊物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为推动团的工作和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刘仁静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刊物发表近百篇激发青年积极向上的文章。后来,由于与团中央意见有分歧,刘仁静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由任弼时接替团中央总书记职务。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向刘仁静转告团中央的决定,派刘仁静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他们一起从北京动身,途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少共国际第三次会议在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之前召开。少共国际三次会议结束后,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又参加了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会议安排了大会发言,大会规定发言须用英语。由于陈独秀不会英语,因此,由刘仁静代为在大会上发了言。参加此次会议,刘仁静大有收获。不但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报告,更值得刘仁静激动不己的是,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

1926年9月,刘仁静受党中央的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同时在那里学习的还有蔡和森、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等。就在刘仁静学习期间,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护照。他没有直接回国,也没有向党中央作任何请示,自作主张寻访托洛茨基。于是,刘仁静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去欧洲的征途。

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浪迹欧洲,飘泊无定。为寻找托洛茨基,刘仁静从苏联启程,经波兰、捷克,1929年6月来到德国的柏林,在一个皮匠家中住下。寻访工作毫无进展。一天,刘仁静在街头买了一份小报《民意报》,边走边看。突然,他惊喜地发现这竟是一张托派报纸。刘仁静如获至宝,经查明《民意报》的报址后,按照报纸上的地址,刘仁静找到了办报人乌尔班斯〔德国人),并向乌尔班斯说明来意。乌尔班斯热情地接待了刘仁静,并向刘告知了托洛茨基的下落。刘仁静兴奋不已,在乌尔班斯陪同下,参观了一些德国的革命纪念地。

大约半月余,刘仁静告别了乌尔班斯,离开了德国,经罗马尼亚,来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刘仁静顾不上旅途疲劳,随即赶到太子岛,终于见到了托洛茨基。两人见面后,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托洛斯基与刘仁静用俄语进行了亲切地交谈。托洛茨基兴奋地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为了二人会面的方便,刘仁静搬到托洛茨基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住下。每天早餐后,刘仁静来到托洛茨基家,多半时间在托洛茨基家吃午饭。托洛茨基当时正在忙于写自传,给报纸写文章,赚点稿费,除了用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之外,还得留下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生活过得很艰苦。为了维持生计,托洛茨基整天在工作室写作。工作室不大,陈设也非常简陋,桌上堆满了书稿,还在桌上摆放着一张列宁的二寸照片。

刘仁静在土耳其住了大约一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是他们会谈时间,下午大多两人一起到岛上散步或者划船。他们交谈的内容,主要是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托洛茨基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应该单独干革命。其次,他们还讨论一些国际问题。

临别之前,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总结了中国过去的革命,并提出于今后的任务:第一、苏维埃问题,认为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第二、蒋介石、汪精卫是一丘之貉,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同样地反对;第三、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现在不能盲目活动,要积聚力量;第四、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找出直接、平等、不记名方式投票产生国民议会,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自决,八小时工作日,土地归农民等目标。后来,这篇文章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

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上海。党中央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却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指出: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在刘仁静回国之前,国内已先后成立了几个托派组织,如“我们的话”、“无产者”、“战斗”等。在这些托派组织中,参加者多数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刘仁静回国后,积极活动,组织了一些留俄学生,成立起“十月社”托派组织,还办起了托派刊物《十月》。在《十月》上,刘仁静亲自撰文,还翻译了托洛茨基论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刊载在《十月》上。

1929年底,刘仁静写信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组织活动的情况。托洛茨基回信说:“应该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刘仁静按照托洛茨基的旨意,积极穿梭在几个托派组织之间。大约在1931年,几个托派组织终于统一了,统一后的托派组织由陈独秀负责。虽然刘仁静与陈独秀以及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处处总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自居,引起陈独秀和托派组织对他的反感。因此,刘仁静在托派组织中相当孤立,以至后来被赶出了托派组织。当时,刘仁静已结了婚,没有工作,靠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无奈之中,于1934年,刘仁静找到在一家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做英文编辑的国际托派格拿斯(加拿大人)。经格拿斯介绍,刘仁静带着妻子陆慎之来到北京,为一个叫伊罗生的美国人当翻译。1935年11月的一天,刘仁静在北京被国民党警察逮捕,押送南京判刑三年,关押在苏州反省院。

1938年,刘仁静刑满释放。先是去上海,由于找不到工作,又乘船回武昌找陈独秀,被陈独秀拒之门外。工作找不到,生活无着落,武昌也呆不下去。后来通过关系到了重庆,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当了科员。两个月后,康泽要刘仁静履行入团手续。刘仁静心有余悸,就去找谭平山,他们是旧交。谭平山说:“你不愿意加入三青团,就离开吧!”刘仁静听了谭平山的话,离开了三青团。不久刘仁静辗转来到西安,在朋友梁干乔的推荐下,到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任了上校教官,教俄语和历史,大约一年多就被辞退了。此后,刘仁静又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1948年,受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陶希圣之邀请,来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了研究员及国民党国防部镇江教导所工作。此时的刘仁静已完全投靠国民党。

1949年大陆解放,国民党败退台湾,刘仁静如梦方醒,离开国民党留在了上海。全国解放以后,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同志亲自找刘仁静,对他进行了认真耐心地教育。刘仁静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恨交加,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仁静的声明》:“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927年,当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最后写道:“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与刘仁静声明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季的声明》。李季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也成为托派。

《人民日报》还为他们的声明加了编者按:“……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们的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是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们说得怎样,他们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他们的行动的证明。”

后来,刘仁静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同时给苏联专家当翻译。 1950年,刘仁静还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土改工作结束后,为更好地发挥他的一技之长,调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仁静受到冲击,被红卫兵抓捕关进秦城监狱。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毛主席说:有些老托派,象刘仁静,不要关了吧。毛主席这一指示,无疑是对刘仁静的保护。很快刘仁静就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为了刘仁静的人身安全,避免再次被红卫兵揪斗,有关部门不敢把刘仁静送回家去,只得为刘仁静单独安排了一间房子,为他在学习、生活上提供极大的方便,每月还安排专车进北京城一趟。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刘仁静安全地回到了家中。这时他已是74岁的老人,身板还硬朗,与家人团聚安度晚年。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是年“七一”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并特发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文章最后说:“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刘仁静的专访见报之后,许多党史和史学研究者慕名而来,造访者络绎不绝,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乐趣。每当回首往事,如同恍若隔世。刘仁静常常感到愧疚和遗憾,更多的是幸运。

1986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一场意想不到的车祸夺去了刘仁静的生命,这位中共“一大”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1987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国务院参事刘亦宇(原名刘仁静)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终年85岁。刘亦宇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向刘亦宇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刘仁静举行了追悼会,虽然没有悼词,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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